小民话晋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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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创业之路？没有改变贫穷的决心，他们如何能走上这一步？
　　外出经商其艰苦自不必说，关键是要能经得起惨败的考验。当年乔家的广盛公在包头从事“买树梢”的投机买卖。“买树梢”相当于买青苗，在春天把农民未长成的庄稼买下，到秋后按预定的价格收购。未来是不确定的，“买树梢”是大收益与大风险并存。乔家有一次“买树梢”失败，濒临破产，幸亏有同仁相助才渡过难关。以后，乔家用三年的时间还清旧债，才有了新起步，并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如果面临破产、债权人讨债，乔贵发一死了之，以后还有乔家吗？晋商中这种从困境中求生存与发展的例子不少。那个时候，支撑他们的不是财产，而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在以后变成巨大的物质财富。
　　

第一桶金由何而来（2）
与成功的晋商同时出去闯天下的人当然不止我们今天知道的这几家，但为什么只有他们成功了，而失败的是绝大多数呢？我想这有一个眼光的问题。换句话说，成功的人不仅要有艰苦奋斗、不怕挫折的精神，还要有超出别人的眼光，能抓住商机。仅仅能吃苦、勤劳、坚强，还不能保证成功，还需要有能力。有眼光和能力，才能抓住别人看不到或抓不住的商机。
　　张、王两家抓住了“开中制”后的盐业贸易，侯家抓住了丝绸贸易，常家抓住了与俄罗斯的茶叶贸易，范家抓住了与尚未执掌中原的女真人的贸易，日升昌抓住了票号业，这些我们都已熟悉。这里，再讲一个并非晋商著名大户的例子。
　　明代嘉靖年间，山西蒲州（今永济市）商人王海峰从事盐业贸易。当时长芦盐场官僚显贵与地方豪绅上下勾结，制造土盐和走私的人相当多，销售量锐减，许多盐商纷纷离去。王海峰想，长芦盐区是当年齐国管仲靠鱼盐之利起家的地方，现在的状况只是暂时的，别人走了，这不正是自己的机会吗？他上书政府整顿盐业，增加税收，这当然与政府的想法一致。长芦盐区整顿后，生产和运销再一次繁荣，王海峰的盐业生意由此做大了，他也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富商。
　　还有一位更不出名的山西交城县农民王权，家境贫困又遇大灾，投奔兄长当伙计的店，照顾有病的东家。东家被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给他　500　两银子开店。王权回乡时认识了一位在李自成军中管后勤的小官，知道他们正进军北京，而且势不可挡。王权注意到义军带的是一种陕西米脂一带的凉帽（李自成进北京油画和昌平李自成塑像上的那一种），估计他们到京后凉帽都坏了，必定要换。于是，他便到陕西大量收购。凉帽从　3　个铜钱涨到　18　个，他仍然收购，以后李自成部队进京，以每顶　两银子的高价收购凉帽。王权大赚一把，被称为“凉帽王”。市场上机会常有，但能看准并抓住的人并不多，成功的晋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智者。
　　我们常讲“小富靠智，大富靠德”。这就是说，成大事者不会去玩弄那些权术，而在于有做人的大德。许多人在开始创业时往往饥不择食，什么缺德事也干。晋商中这样的人当初肯定也不少，但他们以后无一成大事，赚几个小钱后就销声匿迹了。所以，留下的都是做成大事者的成功事例。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坚决制止往胡麻油中掺假一事，历史上确有其事。当时，许多商人普遍的做法是把小米粥的汤用搅拌法掺入油中，短期内从颜色上看不出来，也不致毒死人，或者吃下去后有不良后果。乔致庸反对的正是这种做法，要卖就卖货真价实的油。还有一件发生在乔家复字号的事是，当时许多商号卖面时缺斤短两，但复字号卖的一斤面实际是一斤一两。表面看去，乔家是傻子，实际上消费者并不傻。他们以后都到乔家买面，把其他商号都挤跨了。我想，《乔家大院》中每块　1　斤的茶叶实际上是　1　斤　1　两，应该是根据这件事的艺术创造。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商号总以为自己比消费者精明，就用了各种方法蒙骗消费者，实际上消费者什么不明白？经济学告诉人们的一个真理是：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千万别以为自己比别人精明。把别人看成傻子的人自己才真傻。当年那些卖掺假的麻油、缺斤短两的面粉的人，哪一个以后成了大家？骗得几个小钱回去，又能过几天日子，遑论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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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由何而来（3）
许多人都关心如何创业，如何致富。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葵花宝典”，道理简单得很。当年晋商是这样走过来的，市场经济各国的企业家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的人仍然要这样走。道理并不难，无非是有人不愿意这样走，总想找一条捷径而已。
　　对于“原罪”说，我是不相信的。我想那不过是想当然，不过是对成功者的一种敌视。那些有“原罪”的创业者，即使当时看去无限风光，但很快就会受到惩罚。赖昌星、顾雏军之类当年靠骗术上过“福布斯”排行榜的人，倒台不也就在几年之间吗？只有那些靠勤奋、才智、人品致富者才是大将之才。
　　看晋商，想现在。学晋商，先学晋商的品德，才没有白来一趟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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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银行乡下祖父的祖父（1）
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山西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位“祖父”来自乡下，“土”是“土”了点，但与如今拥有高楼大厦的银行却有剪不断的联系。不过，这位“乡下祖父”还有更“土”的“祖父”，这“祖父”就是票号之前的金融业。只有了解票号之前的金融业，才能了解票号；只有了解山西票号出现之前山西金融业的发展，才能了解为什么票号最早出现在山西，以及为什么那么成功。
　　只要有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就会有为之服务的金融业。从历史的顺序来看，货币的出现晚于交易。作为最早的生息资本，高利贷与商业资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同时产生于商品交换已相当发达的奴隶社会。金融业正是由这种生息资本发展而来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金融业的业态包括典当、印局、钱庄、账局和票号。晋商早就进入这些行业，并颇有成就。
　　金融业的前身是高利贷的生息资本。高利贷通常采用了三种形式：放贷获得利息、用钱买青苗，以及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赊销商品。在晋商中，高利贷资本存在的时间相当长，而且也相当广泛。向高利贷者借钱的不仅有急需资金的百姓，也有商人或官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当人们资金周转有困难，或者急于扩大业务时，获得资金的方式之一就是向高利贷者借贷。晋商中采用过的“买树梢”实际上就是买青苗。历史上有许多山西人放高利贷，甚至引起借贷者家破人亡的记载。
　　把高利贷活动企业化，这种企业就是典当或称当铺。当铺是专门收取抵押品而放款的特殊金融机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典当行”　的解释是：“接受家庭用具或个人财物作抵押贷款给顾客的行业。典当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在中国二三千年前即已存在；西方典当业可以上溯到中世纪。”对中国典当业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但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是起源于南北朝时的佛寺中。最早的两家典当铺都是寺庙：一家是南齐的招提寺，另一家是南梁的长沙寺。
　　山西人何时进入典当业已不可考，但最晚在明代山西人已在经营当铺，因为历史上有明天启七年（　1627　年），大同城内当铺被官军抢劫的记载。因此，山西人进入当铺行业肯定要早于这个年份。明清时代，山西典当业相当发达，　典当也是晋商多元化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康熙年间，全国有当铺二万二千多家，其中山西境内就有四千七百家，约占五分之一。其他省份的当铺中，有五分之四由山西人开设并经营。当时的说法是，南方当铺的经营者主要为徽州人（尤其是休宁人），而北方的当铺主要是山西人。
　　与典当相关的高利贷是印局。印局是从事短期高利贷活动的商号，它们所借出的钱被称为“印子钱”，其对象主要是急需用钱的城市贫民和小商贩。印子钱不要抵押品，全凭借贷者的信用，而且期限短。典当通常为三个月、半年或一年以上，印子钱则是一天、十天或三十天。所以，　印子钱的利率也远远高于典当。甚至还有一种称为“扣头”的做法，如借银　700　两，按“四扣三分行息”，就是借约上写　700　两，实际上贷款人只能拿到　4　折　280　两，偿还时要按700　两再加三分利计算。印局是随着城市发展、大量贫民进入城市和小商贩的资金需求而出现的，最早产生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之后消失。
　　

现代银行乡下祖父的祖父（2）
山西人是最早从事印局的商人之一，所以有“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的说法。山西寿阳的清代内阁大学士祁隽藻（人称“寿阳相国”）在咸丰三年（1853　年）的一份奏折中指出：“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他还肯定了印局的作用，“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按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而且，一旦印局歇业，则“旗民无处通融，生计攸关，竭蹶者居多”。由此可看出，当时山西人在印局中也相当重要，而且在经济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典当与印局都属于高利贷资本，严格来说还不属于金融业。钱庄和账局则属于金融业了。
　　钱庄又称钱铺、钱店、钱局或钱号，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流通中使用的货币有银子与铜钱。通常，大额交易用银子，民间的日常小额交易用铜钱。这就需要有一个兑换货币的机构，于是钱庄应运而生。最早的钱庄就是在街上摆摊兑换银钱的，被称为钱市、钱桌或列肆兑钱者。以后做大了，就有了固定的店铺，称为钱庄或其他名称。
　　随着钱庄的发展，其业务活动也超出了银钱兑换。由于不同银子成色不同，以后钱庄还从事银两成色鉴定与熔铸业务。再以后，钱庄又替商人保管暂时闲置的货币，并受商人委托办理支付事项，成为商人之间的支付中介。钱庄代管的银子往往处于闲置状态，于是它又把这些银子借给急需货币的人。可见，这时钱庄的业务已扩大到吸收存款（保管银两）、发放贷款（把保管的银两借出去），以及代理客户结算。钱庄还发行过作为银钱流通替代品的银钱票，既作为客户委托保管货币的凭证，随时兑成银两，也可以直接用于流通。银钱票出现在清雍正、乾隆年间，这时离票号的产生已不远了。
　　山西人在全国开了多少钱庄没有统计数据。早在明代，山西人就进入钱庄业，到清代时更为壮大。仅乾隆三十年（1765　年），苏州的山西钱庄就有　81　家，并筹资修建了现在已改名为“中国戏剧博物馆”、让贝聿铭和余秋雨惊叹的“全晋会馆”。随着山西钱庄的发展，还出现了同业的行会组织。例如，乾隆年间，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就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宝丰社，他们成功地熔毁了市场上流通的不足成的“沙钱”。
　　山西人的钱庄还发行过六种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钱票，包括由本铺出票并兑现的“凭帖”，本铺出票到另一铺兑现的“兑帖”，当铺给当铺或钱铺给钱铺的“上帖”，由非钱庄商号所出、钱铺接受的“上票”，商号用以搪塞债务的“壶瓶帖”（相当于今天的“白条”），以及类似于现代远期汇票的“期帖”。这些信用工具最迟在道光年间已在山西商人中普遍使用。
　　账局又称账庄，主要从事发放贷款的业务。它出现最晚，但也最接近于现代银行。账局出现在清雍正、乾隆年间。有记载的第一家账局是乾隆元年（1736　年）由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　4　万两白银在张家口建立的“祥永发”账局。
　　

现代银行乡下祖父的祖父（3）
账局的主要业务是发放货款、收取利息，贷款多以一年为期。其贷款的对象包括大商户，印局、当铺、钱庄等金融机构，以及各级官员，尤其是要用钱取得实缺（实际职务）的候选官员。后来，也发展到吸收存款和汇兑。在票号末出现之前，账局在经济中十分重要，祁隽藻就有京城“银钱所以不穷，尤藉账局为接济”的说法。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北伐，“账局多半停歇，市面顿形萧条”。从事账局的主要也是山西人。据统计，咸丰三年（1853　年）北京有　268　家账局，其中由山西人开设的有　210　家，占所有账局的　80％　以上，从业人员不下万人。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票号出现之前，晋商已经在金融业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晋商的商业与金融业是互动的，商业带动了金融业，金融业又促进了商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晋商越做越大，进入了全盛时期。
　　票号出现前的钱庄、账局中已经有了以后票号的业务，　所以，由钱庄、账局到票号是一种必然的发展。山西人在这些金融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也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这一点上看，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既然山西有“祖父的祖父”，出现现代银行的“祖父”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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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1）
日升昌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有许多地方令人流连忘返。那至今壮观的古城墙，别具异彩的八卦街，路旁明清风格的店铺，明清的县衙门，城中的金井楼……都会使你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无论这些美景如何吸引你，也无论你的行程多么匆忙，千万别忘了去日升昌。这里是晋商票号的起点，中国票号博物馆也设在这里。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业，这里是必去之地。
　　日升昌座落在平遥城内西大街路北。它的门脸并不大，也没有今日银行的那种辉煌与霸气。甚至与遍及平遥城内的店铺相比，它也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但就是这么个并不起眼的地方，　却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如今，票号早已烟消云散，但人们会永远怀念这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站在日升昌的门前，我们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会是这家日升昌？这是上帝掷骰子的偶然结果呢？还是有其必然性？
　　日升昌原来是西裕成颜料铺，其东家姓李。山西历来有发达的丝绸与棉布业，相应地，也就有了为之服务的颜料业。在发达的平遥颜料业中，西裕成是龙头老大。如果没有雷履泰，西裕成也许仍然做它的颜料业，不会改为日升昌，并进入一个它从未涉足过的新行业。雷履泰在西裕成工作是一种偶然，西裕成改为日升昌，由颜料业进入票号业当时也只是雷履泰的灵机一动。　这一切，的确有一些偶然性。
　　雷履泰当年是西裕成的大掌柜。东家李大全喜好交际，乐于助人，为人慷慨而不拘小节。那年月，尽管也有钱庄发行过钱票，但使用范围极为有限。商人经商，资金调动全靠镖局用小车运送，镖师保驾。运送银两的安全不仅靠镖师的武艺高强，还要靠镖局和镖师在黑白两道上广泛的人脉关系。本地结帮成伙的强盗不抢镖局的镖车，这是“盗亦有道”。
　　不过，某些本质上与盗匪相同的农民起义并不讲这些“道”。在他们看来，一切钱财都是不义之财，他们替天行道就是有钱必抢。在乾隆后期，社会动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白莲教就是横行于北方的义军。平遥许多在外经商的商人担心安全，就让李大全帮他们把银子送回家乡。西裕成在各地的分号和总号之间常有资金调动，李大全就让这些商人朋友把银子就近留在分号，由他或分号掌柜们写个条子回平遥总号取银子。
　　在东家李大全看来，这是广交朋友、助人为乐，但雷履泰从中看到了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要用这种方法来调度资金，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种买卖，通过汇兑银子来赚钱呢？他的建议得到东家的支持。在雷履泰、毛鸿和程大培的精心策划下，决定把西裕成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号。票号采用股份制，股银为　30　万两，每股一万两，共　30　股，身股也为　30　股，同股同红。道光三年（1823　年），日升昌在喜庆的气氛中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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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2）
从这个过程来看，日升昌的建立的确有某种偶然性。如果雷履泰不在西裕成当大掌柜，如果李大全生性刻薄，不愿帮别人运银子，或者满足于当颜料业龙头老大，不听雷履泰的建议，那么，票号的历史就要改写。第一家票号也许是在平遥的其他商号，或者同样有经商传统而又富裕的祁县或太谷。当这些“如果”没有发生时，第一家票号就定格在西大街上的日升昌了。
　　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日升昌成为第一家票号是一种偶然，但由晋商创造票号业则是一种必然。日升昌的偶然性正体现了晋商由商业进入金融业的必然性。
　　票号最早出现在晋商，首先是晋商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知道，晋商成为一个商帮最早起家于明初“开中制”后进入盐业贸易。但在明代中期“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后，晋商除一部分大盐商迁居扬州之外，留在山西的已逐渐丧失了从事盐业的区位优势。这时，他们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参与多元化的贸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这时，在晋商贸易中最重要的是与俄罗斯、蒙古的茶叶贸易。从乾隆二十年（1755　年）到嘉庆五年（1800　年）的四十五年间，中俄贸易增长　18　倍多，年增长　40％　左右，的确为晋商带来了大量财富。但在此之后，这种贸易不再继续增加，甚至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时，晋商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从这时起，晋商中大量的商业资本进入典当、印局、钱庄、账局这些金融行业。由此发展下来，出现票号业就是必然的。可以说，进入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是晋商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更多的是传统的贸易优势失去逼出来的。
　　当然，要实现这种转型、进入票号业，还需要条件。这种条件就是资金、　人才、网络和信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就只有晋商了。晋商位居十大商帮之首，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早在明代就已经“富甲天下”，清代之后又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可以说，就财富而言，没有一个商帮可以和晋商抗衡。长期的经商历程使晋商中出现了相当一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尤其是从明代之后，晋商就进入金融业，众多的典当业、钱庄、账局培养了晋商中的金融专业人才。正是这批人以后撑起了票号业的天，成为这个行业的顶梁柱。晋商的商业活动遍及全国，甚至涉足海外，在各地设立了分号。分号与分号之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商业网络，这成为实现异地汇兑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政府没有票号法的情况下，办票号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审批程序，其经营行为也不受监督。票号接受客户的真金白银，然后为其开一张并没有法律保证的汇票。这张纸能不能再换为真金白银完全取决于票号的信誉。信誉是票号的生命线。晋商奉行“以义制利”，几百年来坚守诚信，这就获得了客户的信任，有条件从事票号业。
　　其实，在当时与晋商一样具备进入票号业条件的还有徽商。但为什么徽商没有最早进入票号业呢？这就与徽商的获利方法有关。我们知道，明中期实行“折色制”以后，以徽商为主的扬州盐商借助于官商结合，实现了对盐业的垄断。只有进入“纲本”方可经营盐业的“纲盐制”使徽商可以凭借这种垄断地位而获得暴利，不用把资金投向其他行业，也失去了继续创新的能力，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当道光初年，“纲盐制”取消、盐业放开以后，徽商就一厥不振。徽商是在高峰时突然垮掉的，历史没有给他们留下转型的时间。垄断可以成人，也可以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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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3）
我们把票号作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银行的三大功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汇兑。以前的各种金融中介如典当、印局、钱庄、账局，也曾有过类似业务，但只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或者没有坚持下来。只有票号做到了兼营这三种业务。仅仅有其中的一种业务，也还没有资格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例如，中国在唐代就出现过“飞钱”，宋代也有类似飞钱的凭券，明代出现了民间汇票。但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年）的“飞钱”仅仅是在铜币缺乏时的一种临时替代，宋代类似飞钱的凭券仅仅是为了方便商人向京师上缴税收，明代的汇兑范围相当有限。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票号真正实现了规范化的“汇通天下”。
　　游山西的人对票号都有浓厚的兴趣。　现在，我们就进入日升昌大院，一步一步深入地了解这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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