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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浙商赢天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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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浙商都很重视子女教育，许多新浙商都把子女送进名校，接受现代知识教育。温州眼镜店老板赵国忠从摆地摊到在北京开连锁店，深知知识的重要，把两个子女分别送到清华附中、北大附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有出息，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希望孩子站在长辈的肩膀上，去寻当年父辈们的求知梦，已变成了这代新浙商的心愿。
第一代浙商的原始积累大多已经完成，他们把未来发展的目光落在子女身上，对子女都寄予深切的希望和重托，希望把浙商的精神和敢做时代弄潮儿的闯劲代代相传。
2008年10月19日晚，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特请了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就浙商子女教育以及人生规划进行主题演讲，这是第四期北京浙商沙龙。当晚，有60多名浙商在北京马连道更香茶楼济济一堂，气氛热烈。把子女培育成单纯的就业者还是仅上大学，还是成为行业的领头人或国家的栋梁，这是一张摆在全体浙江商人面前的综合选择题。大家畅所欲言，最后达成共识：必须教育好子女，自己不做江郎也不让子女做末代贵族，让子女做个时代的弄潮儿，在意气风发的新时代里，浙商正进行着接力赛，他们的子女正承前启后，开创未来。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把子女培养成科技型、知识型、智慧型和具有国际化眼光的领袖人物和领军人才。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第十七章 不做地段差、没人气的生意，矿藏例外（1）
一 京城有个“浙江村”
导读：“浙江村”——浙江商人创造的商业神话。
以天安门为起点的中轴线向南延伸约5公里，便是北京丰台区的木樨园。此地是生产和销售中、低档服装与皮衣的集散地，占地面积达5平方公里。在此经商做买卖的30多万之众的生意人大部分都来自浙江。“浙江村”便成了木樨园的代名词。“浙江村”形成了北京第八大商圈，商圈年交易额突破70多亿元。
善于经商的浙江人的生存能力和经商能力确实让人敬佩。在这块原先经济相对滞后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自1983年起，他们逐年在京城扩大了影响，叫响了名气，形成了专营服装及服装辅料和纺织面料为主的独特商圈。商圈的辐射力已影响到东北、华北、西北及京郊县的批发市场。价廉物美吸引着工薪阶层和广大消费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谓的市场就是马路市场、露天市场和扰民市场，摊棚到处林立，违章建筑处处可见。脏、乱、差成了木樨园的象征，从而引发了当时政府采取强制措施，轰赶清理在此经商的外地人。95年政府又动用了两千警力，全副武装进驻该地整顿秩序，动用这样大规模的警力来整顿商圈实属罕见。一时间，此举成为轰动全国的大新闻。浙江省委书记闻讯后，专程赴京，协调北京及中央有关部门处理善后工作。
从商业的角度看，一个民间的大型市场通常由一些商贾能人自发组合，渐聚人气而成。这些商人做生意灵活，能和着时代和商业的脉搏跳跃。他们的商业行为缺乏政府引导，仅停留在民间或某个小团体的商业利益上。此时，政府若正确引导他们，为他们遮风挡雨或撑船掌舵，那么，天时、地利、人和会一应俱全。在“浙江村”经营的浙江商人大都是受了党的富民政策的感召，具备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离开相对舒适的家乡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赤手空拳艰苦奋斗，忍受着生存条件和环境的严峻考验，品尝着人下人的滋味。通过顽强的拼搏和脱胎换骨，现他们中的有些人已成为商贾大亨，有的已成为赫赫有名的集团公司的老总。这些在夹缝里生存的人每每回首起当年的岁月，时常唏嘘不已，直说：“刻骨铭心，一辈子都不会忘怀。”
自97年后，北京市对“浙江村”的许多政策逐渐加以调整，总量控制，适当调整，综合治理，拆除违建。这些政策既有利于该地域的发展，又带动了周边市场，也有了一个统一的规划。“鱼和熊掌，两者兼而有之”大大受惠于广大的浙江商人。北京市政府经过反复讨论后于96年把“浙江村”纳入北京市的商业开发区，并被定为京城的第八大商圈。从此，这个主要由浙江商人聚集的市场名正言顺地被列为北京的第八商圈，作为重点开发。99年，北京市政府在当地又开办了5个外地人居住试点小区，解决了外地人在此经商、生活等后顾之忧。
浙江人的经商能力在京城是公认的。谈起在京谋生的浙江商人，京城百姓的评价是肯吃苦，会钻研，哪有生意，哪里就有浙江商人。经过几年的原始积累，由浙江商人集资、投资、合资的幢幢超大型的现代化商场拔地而起，如百荣世贸商城、京温市场、新世纪商城及丹碧华小商品城。它们如雨后春笋般耸立在“浙江村”内，抬头望去，一片高档楼宇群全是批发市场很是气派，这恐怕在全国的商圈中也少见。
第十七章 不做地段差、没人气的生意，矿藏例外（2）
这些大型批发商场的建立基本上解决了大批浙江商人原先无摊位、无固定场地经营的局面，为改善该地的市容和社会秩序、规范市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也为拆除马路市场，还道于民提供了一个范例。从“浙江村”的雏形到目前已成气候高楼林立，当地的工商、税务及政府有关部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为搞活市场，规范市场，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这些部门经常调查研究，制定多种优惠政策，鼓励广大商户合法经营，文明经营。
由浙江商人苦心经营十几年的“浙江村”，目前，各类门店已超过3000多家，能容纳500多商铺以上的中大型批发市场就达30多家，商圈年交易额突破70多亿元。可以说，在这个区域内，工人不存在无饭吃的问题。因为在该区域工作的工人长期受浓厚的商业气氛的影响，也做起了生意。
一个商圈的发展进程都从无序到有序。为了做活生意，“浙江村”各商厦及各商户使出浑身解数都是允许的，但所有商业活动都要按照商业规律和“游戏”规则进行公平竞争。否则，就会遭到众人的指责或被淘汰出局。早些年，“浙江村”有市而无场，众多经营者占马路、搭棚子、哄起一个市场，均属市场发展的原始阶段。当时占路市场长达2公里，交通、消防、治安及商品质量的投诉率频频上升。虽经几次整治，总是“虎头蛇尾”，违章建筑的棚子搭搭拆拆，绿化用地也随意被人割用。
纵观“浙江村”的发展趋势，无论从长远还是短期的商业效果和社会效果来看，要升级换代，在当时已成为了有识之士的共识。
“浙江村”的形成和发展对北京丰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全北京的经济繁荣都有一定的影响，方圆数平方公里，知名度甚高的一个大型专业服装市场的产生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确实经过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锤炼而成，来之不易。同样以北京中轴线为起点向东、北、西延伸同样的距离，那里又是别有一番天地。现代化的建筑代表着北京大都市的轮廓和风采。“浙江村”作为北京的第八大商圈的总体的商业形象，已经真正成了北京的浙江村。
经过多次大规模改造后，现在的“浙江村”已是交通便利、马路宽阔、环境整洁、大型商场林立、生意兴隆。在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浙江商人发挥着聪明才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神话，形成了在浙江省外全国最大的名副其实的“浙江村”。
2003年、2007年在北京的浙江村，丰台区政府举办了规模宏大的“首届大红门服装商务节”、“北京大红门国际服装节。”丰台区政府用“北京国际时装之都”核心区的发展理念来体现“浙江村”的发展活力和时尚元素，提升“浙江村”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将“浙江村”建成集研发、设计、生产、贸易、物流、会展、服务和品牌企业总部为一体的“北京国际时装之都”核心区。
三 京温市场起风云
导读：浙商自有化解风云的本事和能力，风平浪静才能做好生意。
创建于1994年的京温市场是北京“浙江村”木樨园商圈的龙头市场。经过15年的风吹雨打已完全培育成熟。该市场辐射力至华东、华北地区和东南亚。
2000年政企脱钩后，市场的产权落谁手？这是市场经济的新课题，当时，各方为了切身利益都要讨个说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七章 不做地段差、没人气的生意，矿藏例外（3）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的京温市场是北京有关部门与浙江温州有关部门联合创办的市场。1992年7月8日，由北京市丰台区工商局、温州市工商局、温州市政府驻京联络处三方多次洽谈，在各自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签订了《关于集资兴建京温轻工业品批发市场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市场占地公顷，总建筑面积约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500万人民币，由温州市工商局协助丰台区吸收温州地区商户集资2000万人民币建设该市场，同时提供给集资户1500个摊位为经营场所，集资款以建立的场地及设施租金抵偿，期限为20年，该市场的产权归丰台区工商局所有。
该协议签订并经京、温两地政府批准后，三方于1992年10月5日在《温州日报》上刊登了《联合通知》，其内容除上述协议部分外，还明确了每户集资款万元，场地使用权20年，并明确提出“谁集资谁受益”的原则。
来自温州的1700余商户共集资2007万余元，其中温州乐清县集资户占80％，集资款以4年场租抵偿（每年3250元），第5年开始低租金收费办法。总而言之，为了吸引集资者，为了搞活市场，通贯协议全文的是一系列的优惠条款。1994年9月，京温大厦即京温服装市场耸立在木樨园地区。
京温服装市场的建立无疑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当初，木樨园商圈还没有真正形成，其它商厦没有建成，该市场独领*，物美价廉的中、低档服装吻合大众生活需求，很快形成了批发气候。善于经营的温州人摸熟了消费者的“脾气”，加之当时的历史条件，该市场的人气旺盛，势不可挡。从此，京温服装批发市场在京城叫响了名气。
抓住了历史机遇，聚集了温州和乐清商界精英的京温市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逐渐成熟起来，其商业的辐射能力远远超过木樨园地区和北京市区达至华北、华东地区远至东南亚。成捆、成包的走货为京温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在异乡奋斗的集资户望着日益火爆的市面庆幸着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几年来，有的集资户从京温市场起步摇身一变，成了大款、大老板，有的集资户利用无形资产日益陡增的京温市场，干脆把摊位转租给他人，坐享其成。
京温市场也造就了许多人才，许多高级管理人员从该市场脱颖出，木樨园的许多大款也从这里诞生。
既当裁判员又当球员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政企分开已成定局。原先该市场的产权归丰台区工商局所有；那么在脱钩后，市场的产权该落谁手？
早些年，在京温市场做生意的温州籍经营户尽管与主管者磕磕碰碰，但心里总那么踏实，因为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主管者在关键时候总能保护他们正常的经营活动，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几年的经营生活，彼此间的信任度在加强。现在，经营户一下子失去了“娘家”，心里极为茫然。
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一家集团公司于1999年4月11日与丰台区有关部门达成了协议，将京温市场的80％产权转入其名下。
这个消息无疑像晴天霹雷在京温市场中炸响。“在这儿经营，我们算不上8年的艰苦抗战，但我们几年的苦心经营才有今天京温的繁荣，怎能让无功之臣来分享胜利果实？”众经营户议论道；“我们对整个市场有优先购买权。”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七章 不做地段差、没人气的生意，矿藏例外（4）
面对市场经济中政企分开、产权归属的新课题，我饶有兴趣地采访了京温市场的经营户、温州及乐清驻京办事处及新成立的北京京温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京温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里，该公司的总经理说：他们的一切操作程序都符合法律的程序。有关部门找了许多家进行比较后，才找到这家公司。这个负责人反复称：“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地方。 ”
温州驻京办事处、乐清驻京办事处，各负责人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原则不变。无论何方来购买这个市场都希望市场继续保持繁荣与稳定，因为京温市场的无形资产年年在升值，要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原先制定的20年不变的政策的延续性。温州驻京办事处除了同老乡有渊源关系外，当初也参与了集资建市场的工作。乐清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还说：“无论哪方购买都要合法，但还要体现经营户的优先购买权。”
这两位负责人相继说，在这个市场的转轨过程中，他们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来共同商讨市场的命运，对于上阶段的市场转轨情况一点都不知晓。作为温州及乐清政府派出机构，从当初建市场的集资工作到后来市场管理及繁荣，他们都做了些工作，现在撇开了他们，这恐怕显得不妥，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在京温市场，众经营户你一言我一语。他们表示，对政企脱钩的政策他们举双手赞成。脱钩之后，市场的走向和命运应该同广大的经营者商量，同舟共济就是这个道理。建市场初期，谁心中都没底，他们每户拿出万元，确实是冒了风险的。据了解，这些经营户闻知产权转让的情况后，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以各种形式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此事，要求享有优先购买权。温州工商局闻讯后，于5月12日也专门给温州市政府写了《关于京温服装市场将被转让的情况反映》。
在各方的努力下，此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京温市场的浙江商户都享受到了优先购买权。
四 入乡随俗 商业维新
导读：随乡所俗，突出个性是成功运作城市中心百货商业的关键。
万意百货的陈学成基于个人发展的困惑与求索，对国内零售业有着特别的见解。
经营商业百货零售业20多年的经历，使陈学成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熟悉了商业运作技巧。国内现有零售业，几乎每一种业态都遭遇了颠覆式的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有着“综合视角”的陈学成认为，商业地产相对成熟的地方，就有商业市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万意百货就开了三个商场，而且每个商场的营业面积都有两万多平方米，这被业界惊呼“疯狂”。陈学成回答：“我们刚刚起步，离上市还很远；离发展到国内大中型城市、到国外连锁经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必须抓住战略发展期赶快上规模。”
历经数年商海遨游，他对事业的选择是：隔行如隔山，做别的行业不了解，风险难以预测。做商业最大的赢家是利润最大化。我完全可以在本土行业进入到优秀行列。
万意百货商场最具特色的是市场与商场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现有的大型商场里，统一的价格、统一的折扣、统一的消费水平使一些经济能力相对滞后的消费群体本能地望而却步。万意的宗旨是全方位、尽可能多地服务于消费者。基于此，商场模式分两块管理。一块为市场管理，主要迎合低消费群的购买能力，商品可以讨价还价，档次相对较低。另一块为商场管理，主要走高端市场，大搞品牌效应。商品统一价、统一折扣迎合了那些时尚、赶潮流的人与注重品牌效应的群体消费需求。这样既没有让低端消费群市场份额流失，又保证了高消费群体的大品牌、高收益。陈学成说：“一个商场，两种管理模式。香港与大陆同属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只能以两种体制来发展，才更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发展，商场也如此。根据消费群体购买力的悬殊与需求，通过内部两种模式管理、分销，解决以往高低消费群相对隔离的商场产业瓶颈。”
要成功运作一个城市中心百货商业，必须对当地的消费习惯非常了解，个性化非常强，不可能用标准化程序去操作，比如：南方人喜欢吃，在广东，你会经常看到有人开着凌志车，穿着背心和拖鞋，在街边停车吃炒粉。在哈尔滨，人们则讲究穿，大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往往穿着几万元的貂皮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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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没有资本就没有发言权（1）
一 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资本发言权
导读：没有经过商业的砺炼和资本的积累，就没有发言权。
“我这半辈子稳稳当当一路走来，没有太多的坎，没有太多的豪情壮志。”颜冬友凭着坚持与适时的商业转型创下了上亿资产，产业遍及南北。人到中年的他，仍不减当年闯京城的锐气，连续两年，投资上千万，收购国有水泥厂两个，步入二次创业的征程。
说到消费理念，他深有感触：“十万和百万享受有距离；百万与千万相比距离明显多了。一千万与一个亿就没什么区别了。因为，我们也只能消费在这个极限……”
18岁那年，浙江温岭的颜冬友没有听父亲要求高考复读的忠告，选择辍学，迈上了漫漫的经商征途。他只身一人独闯海拉尔、牙克石等边陲城市。那时，毕竟太年轻，他没有把生意做起来。
1985年春节刚过，22岁的颜冬友带着两个弟弟到北京做生意，出门前，父亲给了他们三兄弟每人一千元。当时来北京做生意的人还很少，他们经常受到歧视。一开始没人敢租给他们房子，房东以为他们是从监狱出来的“臭小子”。他们好说歹说，房东总算把房租给了他们。
尽管租房给他们，房东还是留了一手。在左邻右舍支招下，房东大妈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极为安全的办法，她用一根细绳子拴着一个铃铛放在房间里。这三个小子万一有什么不轨的行动，她可及时向左邻右舍“报警”。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过去了，这个大妈总是看着他们进进出出为生意奔波，哪有什么不轨的迹象？
解铃还须系铃人，房东大妈终于把铃铛解了下来。过了两年，房东大妈在闲谈中把这个真相告诉了他们。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昔日的三个臭小子，如今在北京都自己购买了房子，房东大妈还经常念叨，“十几年来，我家房客不断，但就这三个小子最朴实，给我印象最深。”
初到北京，颜冬友听老乡说卖塑料制品有一定市场，便在当时还算贫民区的东钓鱼台租了几平米的店面，用仅有的钱到批发市场买了塑料制品进行零售。当时批发市场塑料制品供不应求，颜冬友经常因进不到货而发愁。
颜东友偶然发现，购进的商品包装箱上有生产厂家的地址，琢磨再三，决定前往广州直接到厂家进货。这样可以减少二道贩对中间利润的剥取，又可以保障货物的充足供应， 同时还可以经营批发，一举多得。有了这个想法后，他从父亲那儿借了两万块钱南下。刚开始通过火车零单发货，每件塑料制品统一加价15％出售。第一次从广州进货他就赚了3000多块钱。提起这件事，他饶有兴致地说：记得很清楚，当时一年往家里寄500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1996年，颜冬友已不屑于小打小闹，开始包火车皮发货。这时候，塑料制品厂家逐渐增多，批发市场日趋饱和，塑料制品市场开始萎缩。颜冬友感到，如果没有固定的销售市场，很可能会出现存货积压，甚至滞销。他开始寻找一些大的零售商合作，提供送货服务，而这项业务的前提是拥有在工商局备案的公司。为了得到这些业务，已有一定积蓄的颜冬友拿出50万元资金注册了北京全顺得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不久便发展成了京城数一数二的塑料制品批发派送中心。
1997年，颜冬友又从事箱包生意。于是，他在繁华的王府井租赁店面做起了箱包零售、批发业务。这个选择非常有战略性，箱包生意日渐兴隆。如今，颜冬友在西单和王府井共有五个连锁店面，成了箱包大王。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八章 没有资本就没有发言权（2）
事业逐渐壮大，颜冬友瞄准了水泥行业。这是他步入从商人到企业家的创业阶段。2006年，颜冬友在浙江台州三门县以3600万元收购了年产60万吨，占地60多亩的水泥厂。除此，他又以3800万元收购了临海市原国有水泥厂。颜冬友说：整个台州市只有五个水泥厂，我就收购了两个，这其中的市场空间很大。
极有市场敏感的颜冬友已看到了水泥行业的商机，少有的竞争与广阔的市场空间将会是多大的盈利点？颜冬友无法掩饰内心的自信与喜悦，“等这两个厂步入轨道后，我会继续发展相关产业，比如水泥砖、混凝土等等，周边沿海的建筑工程少不了这些材料。”他决意在这个行业“砸下去”。“不做则罢，要做，我就做最好。”这是他做任何事力求完美的准则。
在北京二十几年的摸爬滚打，颜冬友最感谢的是妻子的支持与帮助。“我妻子非常贤惠，我刚创业的那几年，基本属于开夫妻店，我主外，她主内。只有家庭和睦了，你才能一心做事，我的妻子把家里的事情全都承担下来，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颜冬友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的事业在老乡中不是最出色，生意还不够大。凡同他交往过的朋友都说，颜冬友出道早，人厚道，经常帮扶老乡和同行。在老乡心目中，他是北京浙江温岭商会的常务副会长和党支部书记，更是个威信很高，犹如自家的普通兄长。
二 义乌小商品 大世界
导读：义乌小商品，品牌国际化。不到义乌，不知道什么是小商品。
利用民间资金的“发言权”、无中生有做大市场是浙江商人历来的特色。它可以凭空捏造出巨大的商机和市场，创造商界中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和奇迹，从而形成重量级的市场资本发言权。
二十几年前的义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义乌处于浙江中部，当时的义乌城镇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资源贫乏，交通落后，该地属丘陵气候，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只能挑着货郎担，摇着拨郎鼓走街串巷，以鸡毛换糖来过日子。
这群走街串巷的小生意人在火车站前的马路边摆起了地摊，做起了小本生意。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这些小生意人时常受到关押、没收财物。为了生活，他们只能与有关部门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检查人员一来他们就跑，检查人员一走他们就来。真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据说有一天，一农妇被有关部门没收了菜篮子，篮中放着仅有的几个用来换粮食的鸡蛋。此妇女捶胸顿足、哭天喊地，闹到了县政府。不料，此事惊动了当时的县委书记谢高华，了解情况后，他认为老百姓吃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火车站，老百姓自发形成的自由市场应该得到认可。由老百姓自己创造市场、创造商机、解决生活问题未尝不可。
于是，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个自由市场做了引导，场内的交易一大半由商户自我管理，规范交易行为。没过多久，这些商户们动脑筋想办法，自己集资、各个商户自我认铺，建起了第一代大棚市场。大棚市场十分简陋，但避免了以前露天经营整天太阳烤晒的痛苦。
商户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走街串巷得来的信息，用自己微薄的资金，搭起了简易房做买卖。有的人肩挑着，有的人手提着小商品，翻山越岭，到义乌周边地方去销售。之后，他们慢慢扩大经销半径，千辛万苦来赚取微薄的利润。
第十八章 没有资本就没有发言权（3）
这些商户又自发地建起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市场，一代比一代面积大，经营品种也越来越多。到现在，义乌已进入第五代小商品市场，建立了义乌国际小商品批发城。此批发城占地约16平方公里，形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小商品批发集散地，经营着几百万种小商品，幅射到了全世界。全世界的小商品汇集到了义乌，又从义乌散发到了全世界。在中国，拥有海关的县级市为数不多，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义乌大量小商品通过本地海关即可直接出口放行。全世界各大小商品批发商都云集义乌，一个聚集了近六千*人的“*村”也在义乌。为了给这些外国商人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义乌还专门为他们修建了礼拜清真寺。每年10月，由国家经贸委组织召开的中国国际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把义乌小商品的品牌、义乌商人的品牌推向了国际化舞台。
义乌老百姓的头脑中蕴藏着巨大的经商智慧，他们非常务实低调，穿着朴素、毫不张扬。在义乌街上，谁都看不出哪个人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他们谈起生意经头头是道，运作资本得心应手，很有市场发言权。
三 浙江民间投资团队的成功运作模式
导读：准确的定位，抱团的运作模式是浙商制胜的秘诀。
浙江民间投资团队纯粹是个民间商业组织。浙江民间投资团队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各级政府和老百姓的支持和爱戴。它不是独往独来游离于社会之外。一个项目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民众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和爱护。浙江民间投资团队经常举行商业活动，有的在北京、也有的在外地。很多地方政府都邀请浙江民间投资团队去考察，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有三线城市，有政府项目、也有民间项目。浙江民间投资团队每到一地，都会受到当地的政策倾斜。浙江民间投资团队经常组织来自温州、义乌、台州等地 的大企业家和商人外出考察。对方接待规格很高，信息都很详细，而且迫切希望浙江商人去帮他们运作市场，因为他们公认浙江商人运作市场的能力在国内是一流的。
浙商运作项目的方式通常以股份的形式进行。比如，看中某个项目之后，20—30人组团考察，其中5、6个人看中了这个项目，你出资三千万，我出资五千万，他出资一个亿，迅速地组成宏大的资金，以公司的名义运作，同时运作五、六个项目一点不感觉到累，因为浙商个个都是运作高手，项目和每个人切身利益都挂钩，大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投资前，我们首先反复考察当地市场和项目。我们投资某地项目，对方书面资料描述得很好，但一经考察，根本不是这回事，这样的项目我们不敢去投资。假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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