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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台海风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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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现抄录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在特赦大会上；被特赦的战犯表示非常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们改邪归正；从此获得新生；并决心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未被特赦的战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这次宣布的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们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11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工作人员和蔼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周恩来的家。
周恩来；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这10名国民党将军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今天；能够见到30多年前的老师；心情格外惊喜；也感到十分的惭愧。有人后来回忆说：“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客厅。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30年前的老师；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周恩来又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郑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末代皇帝溥仪；就同他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周恩来亲切接见特赦战犯（2）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关于前途问题；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周恩来讲完话后，张治中说：“你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张文白（治中）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个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周恩来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对于这次会见；杨伯涛后来感慨地回忆说：“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他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周恩来当红娘，战犯重续姻缘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少人还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同台湾的亲朋故旧书信交流；为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中国无在押战犯
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
还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关心着台湾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再出一份心力。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
我记得1974年12月28日中午，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我知道，总理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可能地为解决台湾问题多做些事。
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个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就搞了好几个月。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２５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２９３名。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１００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１３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１５元至２０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１５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２５年啦！”
毛泽东批示后，华国锋立即在公安部院内5号楼主持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员也被找来列席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非常复杂的事情竟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为了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以及后来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释放的所有在押战犯做好组织、安置等各项准备工作。
刘小萍告诉我，他见证并参与了最后全部特赦在押战犯的工作。他说：全部特赦战犯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体现，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举措，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全球刮起了一股“战犯旋风”。
我们这次特赦释放的是全部在押战犯，并实行更为宽大的政策：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罪犯的名单；发给他们特赦释放通知书。
释放时，我们还发给每人新服装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亲自接见，并宴请他们，然后再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是一件很得民心的事。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刘斐、董其武等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刘斐说：“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全部战争罪犯全部释放的指示，很受感动。跟着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要及早回头，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立功赎罪。这才是他们唯一正确的出路。”董其武说：“这次对全部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并给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这样的事情，是毛主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伟大政策的体现。希望被特赦释放的人员，要下定决心，加强思想建设，立功赎罪，努力重新做人。”
特赦释放人员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学习后，除王秉钺等10人提出申请并被批准回台湾外，其他人员按照自愿的原则，都被安置到祖国各地，与他们的亲人团聚。
周恩来：“托、托、托”
罗青长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２0多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风采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病重的最后一年，直至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它不断地鞭策我加紧进行对台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到歧视或陷害、报复，所以大部分释放人员没有回台湾。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屯、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等10人提出回台湾，并被立即批准。
蔡省三等10人一直滞留香港达140多天。其间，台湾当局一次次地不批准他们入台。先是张铁石因感到回台无望而被迫自缢身亡；后有赵一雪、杨南屯、张海商重返大陆；而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远赴美国，除段克文接受“国际救总”救助，其余都住在留美的儿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王云沛于晚些时候病故香港。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了。
据蔡省三介绍，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8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寻找机会主动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９７５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７５年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2）不会投降大陆；
（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罗青长最后一次见总理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邓小平坚定地说。
我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１０分钟再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今天再讲这段往事时，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泪。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亲自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还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
我常常听总理谈起张学良。总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前，只要一有机会，周总理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张学良。1961年在西安事娈25周年纪念会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作诗怀念张学良将军，有两句话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当场说：“‘憔悴’两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
我想起总理多次要办公室通知政协及有关部门照顾张学良的亲朋及故旧。许多事常常是总理亲自处理。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是我军的一名战将，他1933年入党，解放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当他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深造时，苏联人不理解为何中共中央派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受。周总理亲自向苏方作解释工作，张学思才被允入学。“文革”期间张学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病重身危。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要医院尽力抢救。但由于林彪集团的肆虐，张学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总理几次指示海军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
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当我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的那双明眸，好像总理在责备我没做好工作。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愧疚，对不起总理生前的最后嘱托。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挂念着台湾问题。他还嘱告叶剑英等人，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伤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我记得，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气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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