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调查:中国黑马富豪浮沉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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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指出欧亚农业果菜产品毛利率初期为30％，明年起产量加大后预料可达40％。　然而有关欧亚农业利润率的问题，也恰恰最为市场“诟病”：根据去年9月份公布的欧亚农业上市后第一次业绩报告，截至2001年6月30日的半年时间内，欧亚农业销售收入亿元，同比增长52％；而同期纯利是亿元，同比增长146％，边际利润率高达47％。　同样是温室农业，欧亚农业的产品价格，比杨斌几年前运作过的四川欧亚的类似产品，整整高了五倍。
类似的例子还有荷兰村的旅游项目。杨斌估计荷兰村每年有1000万人次旅客，入场费每人150元人民币，连同其它消费为每人200元人民币，扣除开支后年纯利可达11至12亿元。
但事实是，沈阳的失业率最近已经上升至26％。
黑马富豪的财富信道
欧亚农业的资产源于荷兰欧亚集团。2001年7月，在香港投行工商东亚的策划下，整合了杨斌在内地的荷兰村农业基地和其它6个内地农业基地的资产，成立了欧亚农业（控股），并在香港主板上市，筹得资金7亿港元。
在百慕大注册的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中，杨斌绝对控股，拥有75％的股份。
而欧亚实业是杨斌在沈阳注册的外资企业，核心项目就是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占地6000亩的荷兰村；欧亚实业的控股母公司，则是杨斌的独资公司欧亚集团，总部设在荷兰莱顿市。三个企业虽然各自为独立法人，但老板只有杨斌一个。
5岁成为孤儿，读过海军院校，荷兰留学，归国投资，杨斌的经历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在国内沉默了将近10年的杨斌，2001年，突然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二位，更被视为“黑马富豪”。
1999年以后，在沈阳西北郊一个叫小韩屯的地方，杨斌开始建花卉基地、修旅游乐园，一心想把荷兰的农业模式搬到中国。这是一个投资长见效慢的综合开发项目。对此，杨斌的说法是：“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我最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设想一步步实现，使企业和股东都获益。”
然而，钱还是成了制约条件。于是杨斌全线收缩，将其1994年后在中国投资的15个企业逐个出售，所得的资金全部投入荷兰村项目。
被出售的企业中，就包括了杨斌曾想用来借壳上市的四川广汉欧亚花卉公司。1997年，杨曾与合作伙伴广东英豪科教总裁陈忠联一起，买下四川广汉化纤（），借壳A股上市。到1999年底杨斌退出时，当年投下的几千万人民币已经变现为2亿元。
原始积累加上出售10个分公司共取赚得10多亿，加上从工商银行贷得2亿，欧亚实业共12亿元全部在2000年底前投入到了荷兰村。
然而这些投资，与18亿的预算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杨想到了将花卉业务上市来筹集资金。“荷兰村的摊子实在太大了，当时欧亚农业上市的考虑之一就是将花卉项目剥离出来，让其滚动发展，减轻整个欧亚实业的资金负担。”欧亚实业的一位高层说。
欧亚农业下一步的计划是继续将从欧亚实业收购来的另外5个花卉温室基地卖掉，将花卉业务都集中到沈阳来发展。
但这正是投资者最担心的情况：欧亚农业向欧亚实业购买办公楼和温室，实际就是将上市公司的资金套现给了荷兰村，此次股价下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阎闯不认可这样的逻辑。他向记者解释两桩交易的合理性：欧亚农业发展需要有一个好的办公条件，买进办公楼合情合理；将欧亚实业的温室卖给欧亚农业，则是因为欧亚农业上市前，香港联交所即要求欧亚实业年内将与欧亚农业存在竞争的业务转让给上市公司，而当时10公顷温室还在办理土地手续，所以转让只得等到年底。
阎还进一步明确了上市所筹的6亿港币去处：亿建温室，亿搞科研，亿用于建设分销渠道，其余用作流动资金。
值得关注的是，阎闯披露的7000万科研费用，同欧亚农业此次收购办公楼所支付的费用相等。
格林柯尔第二？
错综复杂的融、投资线路，难免让众多局外人有雾里看花之感。
据欧亚实业内部知情人士透露，杨斌的第一桶金掘自90年代初的跨国贸易。
当时借东欧剧变的时机，杨向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转售中国计划定价的棉线产品，毛利润大都在5倍以上，两三年内杨斌就积累了大约2000万美金的财富。
1992至1995年期间，杨改向国内转售荷兰鲜花产品，同时向国内花商推销进口荷兰温室和冷库设备。国内花卉业刚起步时连温室水泥桩都要进口，杨由此又积累了大约4亿人民币。
用这些钱，杨开始在国内投资，期间杨开过电脑公司，卖过软件。连杨斌本人都不记清这段时期自己挣了多少钱。“开始时欧亚只是一个国际贸易公司，钱今天流进去明天流出来，财务人员都换了几批。”
沈阳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官方的统计失业率为20％（实际达到了26％），经济凋敝。杨斌最终选择在此地落脚也颇有戏剧性。按照杨的说法，是因为这里的气温、光照条件与荷兰相近，而又毗邻韩国、日本等鲜花和蔬菜消费大国。更重要的是，当时沈阳市政府答应划拨3000亩地给他来建设荷兰村。
对于自己所有企业的赢利情况，杨斌2001年10月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只说过一个总数：每年花卉利润5亿，温室和冷库每年利润7亿元。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只被普遍看好的“民企股”格林柯尔被国内某财经杂志指责存在财务问题。具体表现是，格林柯尔下属多个子公司，分布各地，体系庞大，而这些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经不起推敲。报道惹来市场大举抛售，格林柯尔股价一时急挫26％，成交达亿元，市值一天蒸发亿，同样造成了一场民企“股灾”。
格林柯尔事件，使得香港投资者对国内民营企业草木皆兵，杨斌要消除投资者的疑虑，恐怕并非易事。
“必要的丧失”？
“这次事件对欧亚集团影响很大，有声誉方面，也有资本方面，但我想是暂时的。”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斌语气沉重。
其实，早在格林柯尔风波发生后，一些香港的专业机构已经对民营企业的账目格外留神。新任香港会计师公会主席兼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黄德伟坦言：“内地民企管理层素质普遍偏低，民企的风险，一定程度上比红筹、H股还要大。”
更有香港股市分析师指出，近年随着民企占内地经济比重愈来愈高，民营企业家社会地位也日高，民企来香港上市成为“时髦”，内地富豪顿成投资银行的“甜心”。
但投资者或传媒往往对内地民企大股东一无所知，而民企富豪赚第一桶金的过程，往往充满神秘感。加上民企上市后，往往存在所筹资金运用不按承诺执行；自律和监管意识薄弱；上市公司私人控制和家族控制企业的意识过强，不能处理好与大股东、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利益分野不明；现代管理观念欠缺，独立董事制度和会计审计制度不健全，国内资产评估系统不健全等弊端。要对民企的实际业务情况，作出评估并非易事。
更冷静的分析是将此类事件看作是内地民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所必须承受的阵痛。处于是非漩涡的内地企业，应尽快主动调整，提高企业运作透明度、监管自律意识，以适应国际规则。
“我们是冲出来的一拨，有责任为所有民营企业鼓呼。”杨斌也说，出了事情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向基金经理们、向投资者澄清一切，对投资人负责，之后才想到追究责任的问题。　4日清晨7：30，杨斌和阎闯匆匆登上飞往香港的专机，那里将有一场记者招待会等待他们参加。
“我们准备联合超大农业等企业，对有关人士提起法律诉讼。”杨斌说。
1月3日，欧亚农业以元收盘，股价反弹。　
　　　　　　　　　　　　　　　　　　
　附文8　谁在“做空”中国民企
　（《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1月7日第一版）
社评
在资本市场上，中国民营企业成了一个问题。不过此次问题的触发点在于民企自身。
2002年日历刚刚翻开，去年《福布斯》中国内地100首富排名中位列第二的杨斌，香港上市企业欧亚农业（HK0932）的董事长突然遭遇了资本市场的狙击。1月3日，《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文章，对杨斌及其欧亚农业提出诸多质疑，著名投行瑞银华宝分析师提出做空这匹“黑马”的理由。文章发展前日，股市闻风而动，HK0932大跌18％。在此之前，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格林科尔科技也曾遭受媒体质询，亦在股市受创。
媒体依据证券市场的规则对一些上市民营企业的质询，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们目前运营中的问题，一是它们的发家史。这两方面要分别考虑。这些质疑需要法律等层面的求证，我们无意为事件的是非下判断，而是希望通过这些事件关注，在转轨的复杂过程中，我们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特别是上市民企的过去与未来？
一些民营企业利用已有的空间发展起来了，各有各的妙法。不过，中国经济体20多年来一直在转轨的制度变迁中行进，一些因为双轨制、法律空隙或者胆大妄为获得的财富受到了市场的质询。把质询所呈示的问题仅仅归结为市场社会的道德问题，显然遮蔽了更为重要的方面。真正的难题在于历史本身的两难：在社会规范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步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发家史中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地方，是因为旧规范的问题，还是因为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有一些现象在当年是违规的，在今天看来却再正常不过。黑格尔所说的“两种真理的冲突”可以扩展到这些现象的解释：发展的真理和法律的真理之间有冲突，但是两者都是合理的，两者都不能放弃。
在这个时候，不是用发展的真理去压制法律的真理，也不是用法律的真理压制发展的真理。最好的前景是，尊重从两种真理角度提出来的要求，在两种要求之间寻求妥协。一方面，从法律角度给民营企业发展以规范与空间，一方面，民营企业以自身的发展促进法律的变革。而一些民企在发展过程中的暧昧难明，核心原因正是，在社会法律的真理压倒企业发展的真理的同时，企业发展的真理压倒了社会法律的真理。
并非所有的案例都存在这样的两难冲突。另外一些情形是，人们没有价值准则，缺乏对基本规范的尊重，在追求“发展”的名义下展示层出不穷的牟利手段，以手段的标准代替价值的标准。
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历史似乎是合理的，人们说，原有规范的权威性业已消减，只要能够借助这些手段“发展”，有什么不可以呢？从这个角度看，转轨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市场社会基本规范和价值的缺席，以及市场主体缺乏对基本价值的认同。
因此，我们不能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代替对复杂历史的同情理解，同时，也不要陷入“成王败寇”的逻辑泥沼。
转轨时期的规范缺位，并不等于可以没有基本的价值，也不等于失范可以当作欺诈和掠夺的借口。在自己不是无辜的时候，时代的失范并不能成为个体脱罪的理由。否则，社会无论如何发展，都不会有规约。事实上，在漠视基本规范和基本价值的同时，漠视者也就否定了自身在这个规范和价值体系中的合法位置，否定了自己的现代企业角色。
因此，要在社会法律和企业发展的平衡关系中，确立民营企业特别是上市民企的现代企业角色。
一方面，要给民企发展建立规范。所谓规范是两方面的，其一，在法律上确认和保护民营资本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其二，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像为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一样为民营企业确立良好的市场规范。
另一方面，民企本身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现代企业。受压抑不能成为受压抑者违反基本规范和价值的借口。在这些规范和价值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承诺要遵守（比如上市的承诺）的时候，更是如此。否则，“做空”中国民企的，只能是民企自己。对于上市之后民企的作为，与那些暧昧的历史情形不同，法律调查的结论就可以说明任何问题。
那些在历史两难中遭遇质疑却坚信自己历史清白和现实清白的民营企业和先富者们要做的只是，找一个好的律师，一个有诚信的会计师。　
　　　　　　　　　　　　　　　　　　
　7。张化桥何许人也？
　张化桥何许人也？是其有号召力还是他的确发现了欧亚农业（）的问题？
内地民营企业的诚信问题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而风生水起——
从客观上说，欧亚农业（）“闻风而跌”并非偶然。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支被普遍看好的“内地民企股”格林柯尔（）被国内某财经杂志指责存在财务问题：属下多个子公司分布各地，体系庞杂却经不起业绩上的推敲。当时，报道引得投资者大举抛售，格林柯尔（）一度急挫26％，市值一天蒸发接近7亿。
而欧亚农业（）与格林柯尔（）则有诸多相似之处——多处子公司，赢利能力惊人却难以认清其真实面目。因此，消息一出，股市震动，香港投资者对内地民营企业草木皆兵。
香港媒体甚至还为此配发了评论，观点鲜明：欧亚的问题出在其上市后不能遵循上市前的承诺；家族式管理，公司治理不透明；审计不严，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复杂。总之，内地民企要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不要辜负资本市场的厚望。
不管如何，因为张化桥的提前报料，引发了香港资本市场上“内地民营企业股”的“股灾”；而原本计划在当年去香港上市的几十家内地民营公司，也不得不因之停下了脚步。
如果资本市场的本性就是投机，这样的说法肯定会让许多踏踏实实做实业的企业内心不服：上市的本意是向投资者借钱发展实业，同时也会将实业的利润返回给股东；而假如进入资本市场就是为了投机或者被投机，资本的意义岂不变成了将别人口袋中的钱掏进自己口袋的不道德游戏？
尽管欧亚农业（）后来被证明的确是这“不道德游戏”的参与者，但是在当时，作为瑞银华宝的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这位明星分析员却难逃“投机”的干系。
指责者有足够的事例证明张是在“黑幕操作”：2001年12月之前，张还看好格林柯尔（）和欧亚农业（），12月初之后，张却突然降低两者的评级，是何道理？难道真是庄“托”？
张化桥，自称“湖北农民”，18岁学英语，26岁出国赴澳大利亚留学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30岁才入行，2001年、2002年两年却连续被国际杂志《机构投资者》评为“最佳分析员”，其经历也颇有意思。
“股票分析员要想有权威的话，就要老老实实做投资者的走狗，要老老实实打工，没有投机取巧的事，没有耍花腔的机会，股票市场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呢就是投资者的走狗。”2002年4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这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最佳分析员，坚决不承认“庄托”之名，“有人会说我大言不惭，要说操纵股市，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有推荐的股票走得不强的，比如我推荐光大，它走得就不强。”
不过，在格林科尔和欧亚农业上受损的中小投资者并没有给张化桥以好脸色，一些情绪激动的股民斥之为“黑嘴”。
受其害的企业更是义愤填膺。格林柯尔总裁顾雏军率先将张化桥告上法庭，结果2002年8月庭外和解，张化桥和瑞银华宝向顾支付30万港币赔款。
而2002年1月4日表示要对张采取法律行动的杨斌，事后却始终未见动静。其中的原因无从知晓。
记者唯一能确认的消息是，2002年1月4日上午，杨斌携阎闯飞赴香港后，随即召开基金经理与媒体见面会，“澄清谣言”。
当天，欧亚农业（）止跌回升。“张化桥事件”似乎就此平息。
但是，真的没有问题了吗？
半年之后的7月，针对杨斌和他的欧亚农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杨斌出逃
　2002年7月，正是欧亚农业上市一周年的日子，曾担任过欧亚农业副总裁的一位人士向媒体报料：杨斌出逃了！
于是，《国际金融报》、《南方周末》纷纷发表质疑文章，杨斌再次处于风暴的中心。
7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第三次飞赴沈阳。
杨斌在沈阳修建的“人间天堂”荷兰村风雨飘摇。杨斌办公的“皇宫”外站满追债的人群，他住的别墅外6名保安把守，2条狼狗叫声凄厉。
深夜1：00，杨斌终于在别墅内接受独家专访，首次披露其工商行4亿、农行2亿的贷款。专访的文稿经杨斌签字。
次日，本报发表《“杨斌出逃事件”独家调查》。
也就是在此时期，刘晓庆逃税案爆发，中央清查内地富豪纳税问题，传说有中央调查组进驻沈阳，杨斌出逃事件更蒙上一层神秘阴影。
“张化桥事件”过后仅仅6个月，2002年7月，杨斌又出事了。正当杨斌出国“度假”之际，有人向媒体报料，杨斌“出逃”了。欧亚农业（）再度震荡——
2002年初的“张化桥事件”，随着杨斌的极力澄清而暂时平息。
然而，短短6个月后，7月初，又出事了——
2002年7月11日，内地报纸《国际金融报》在头版发表其记者在沈阳采写的报道：《中国“二号”富豪失踪欧亚农业密布疑云密布》。报道说：中国第二富豪、香港欧亚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斌日前“神秘失踪”，有消息称其已于7月10日前离开沈阳。
该报道还列举了杨斌及其企业的“四大疑团”：土地使用是否违法？欧亚农业的运营情况是否真实？荷兰村的建设是否牵涉巨额贷款？荷兰村的工程款是否拖欠？
实际上，在《国际金融报》发表报道之前的7月6日，关于杨斌“失踪”的消息就在互联网上流传。
7月11日，上述报纸的报道发表之后，欧亚农业（）股价午后开市暴跌，跌至港元，终盘收于港元，跌去，杨斌一日之间失去1个多亿港币的市值。
第二天，7月12日，《国际金融报》发表跟踪报道，报道说：一名自称香港欧亚农业副总裁的神秘男子致电该报，称杨斌确实已经去向不明，但是不可能是去了朝鲜。
这名神秘男子还说，他曾参与过欧亚农业（）香港上市运作，杨斌曾承诺给其一部分股票权益，但杨斌现在去向不明，承诺铁定无法兑现，为此，他愿意将欧亚农业（）虚假上市的操作细节公之于众。
〃神秘男子〃向《国际金融报》“报料”说，香港联交所曾要求欧亚实业出示相关纳税证明，结果杨斌集中10多名财会人员专门炮制出一份假材料蒙混过关；而就在2001年10月，杨斌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2名时，他就受到国家税务部门的关注，有逃漏税款的嫌疑。
的确是猛料——造假上市、逃漏税款、非法用地……这一系列此前就饱受置疑的问题再次浮上水面。
媒体的问题报道也一下子雪片般飞来。看一下这些报道的题目就知道公众对于杨斌的疑惑有多大：《置疑中国大陆二号富豪杨斌》（《南方周末》2002年7月18日），《杨斌之谜》（凤凰卫视2001年7月21日），《杨斌：沉默还是反击？》（《时代财富》2002年8月9日），《杨斌真相》（《商务周刊》2002年11月1日）……
而这些报道，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几乎是相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无非是如下几大方面：
——杨斌真实的经历是怎样的？其所谓的参军、留学、国际贸易、农业报国的故事，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经历，又有多少是虚构的故事？尤其是，在荷兰认识杨斌的人都说他当时十分穷困，杨斌宣称的2000万的第一桶金是否真实？
——荷兰村既然是以高科技农业立项，而其现在建成的4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楼从何而来？是否属于违法占用农业用地？即使是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其耗资巨大的规划究竟会吞掉多少投资？
——欧亚农业（）从1998年到2001年，营业额以惊人的速度飚升，利润更是远远超出同行，这数字究竟真实不真实？此次有人出来指造假账，难道“黑嘴”张化桥的分析的确有道理？
——近几年频频有富豪落马，国家针对富豪查税的风声渐紧，不久前还有“刘晓庆事件”，此次传出杨斌被查，这位二号富豪还能坚持多少时日？
7月初获知杨斌出逃的消息后，本报也同样高度关注。此时，记者本人已经由北京新闻中心调回广州，职务是《21世纪经济报道》商业版的“版块负责人”。　
　　　　　　　　　　　　　　　　　　
　2。杨斌的“第一桶金”出自哪里？
　杨斌的“第一桶金”出自哪里？这一问题是搞清楚杨斌商业脉络的关键。只有按照这一逻辑推延，才能引出土地问题、假帐问题乃至税务问题——
似乎每一次置疑杨斌都要从他的身世讲起。
根据记者前几章中的记录和分析，杨斌5岁成了孤儿、靠奶奶摆茶水摊和亲戚的接济长大、18岁以前什幺苦都吃过，这些杨斌的自述应该可信；至于杨斌究竟是怎样读军校、怎样去的荷兰，前文也有所揭示；而对于杨斌此后怎样做生意，这些问题似乎都影响不大。
问题出在杨斌的“第一桶金”的真实性上。因为，假如杨斌在荷兰没有赚到那2000多万美金，那幺，他1994年回国后即没有那幺大的实力投资，而欧亚农业从几百万到20个亿的营业额仅仅经历了1998年到2001年的三年时间，怎能让人相信？
2001年10月和2002年1月，记者的两次采访中，通过杨斌本人和阎闯的描述，杨斌“第一桶金”的故事是这样的——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解体，市场逐渐开放，杨斌敏锐地洞察了其中所蕴涵的商机，靠勤工俭学攒下的10000万多美元，开始往来于中国和欧洲腹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荷兰、波兰、捷克、俄罗斯……棉制品、纺织品、成衣……短短的两三年内，杨斌的贸易生意越做越大，总资产达到了2000万美金。1990年，杨斌在荷兰创立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二十多岁的杨斌成了荷兰欧亚集团董事长。
更详细的版本出现在凤凰卫视对杨斌的访谈中。2002年10月“出事”前，接受凤凰台主持人曾子墨采访时，杨斌曾有这样的描述——
东欧酝酿着巨大的变革，那个时候我在波兰做服装生意。一开始波兰市场价格没放开，情况也并不好，我的服装开始积压，但我坚信形势迟早要变的。果然，1990年波兰总理瓦文萨上台，波兰变为自由贸易区，我把中国的轻工产品，比如鞋、服装等，从北京、江苏、浙江、沈阳等地运来，再以5到10倍的价格批发出去。中国的轻工产品便宜又实惠，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而实情是怎样的？
对于杨斌在荷兰的经历，《商务周刊》曾经做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刊的报道提供了这样的细节（这组策划式报道，互联网上很容易搜索到，题目是《杨斌真相》）——
杨斌称1987年到荷兰后，曾获得荷兰莱顿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而莱顿大学档案中心Koppers女士处确认，该校从1986年到1992年间没有一名叫杨斌的学生的档案。莱顿大学前汉学院院长梁兆兵教授说，一直到90年代初前的中国留学生档案全部都是经他过目的，但他对杨斌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
而被媒体报道与杨斌相识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负责人Tony　Saich，也给《商务周刊》发去电子邮件证实，杨斌“从未在莱顿大学读过大学”；此外，认识杨斌的在荷兰从事计算器编程工作的留学生徐弘炯也说：“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的荷兰语不大通，金融知识也不太懂。”
而对于杨斌所谓的“荷兰富商”的身份，《商务周刊》调查如下——
荷兰一位与杨斌相交十几年的华人餐馆老板说，1991年到1992年间，他与杨斌是合作伙伴，做旅游、服装、食品，“但都是小生意”；到1992年，杨斌向荷兰政府贷款，注册了两家有限公司，但其规模都相当于中国较小的私营企业。“可以肯定的是，到1992年杨斌是绝对没有2000万美元的。”
认识杨斌的徐弘炯也回忆说，杨斌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刚出生时，正是杨斌所说的刚掘到第一桶金、赚到2000万美元的时候，但事实上，当时杨的妻子潘朝蓉和孩子都在拿荷兰政府的救济金。
“如果他有高收入，还让家人领取救济金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对荷兰政府构成诈骗，等于犯法。”据徐弘炯介绍，荷兰的华人圈子小到谁开了公司，或者赚了钱很快就会被知道，但当杨斌被在荷兰赚了2000万美元的消息传到荷兰后，杨斌以前的朋友和认识他的人“非常非常的惊讶”，以为搞错了。
既然“第一桶金”的故事是假的，杨斌拿什幺来归国投资？对于其归国投资的经历，《21世纪经济报道》前两次的采访中，杨斌及其提供的资料如是描述——
在获得第一桶金后，杨斌迅速转行，1993年，他在荷兰收购了一家温室公司和一家荷兰最大的冷藏公司（吉洛夫冷库公司）；同年，在荷兰各大花卉、蔬菜公司短期学习荷兰高科技农业；1994年，杨斌成立欧亚花卉公司，从事花卉、温室、冷库等的生产和销售；1995年他回到中国，在北京、沈阳、吉林、四川等地建立了10多家欧亚分公司，期间，他在中国各大城市举办郁金香花展，引入荷兰鲜花和温室农业的概念，并建立国内最大的莱泰花卉超市。
为了表明自己对高科技农业的热爱，杨斌还介绍——
在荷兰学习农业时，为了学到技术和经营经验，他“一家一家地打工，每家几个星期”；而1994年回国做花卉生意后的杨斌，已经成为“子公司与###络遍布全球的农业与花卉业巨子”，而且，“根据有关方面的市场调查数据，中国花卉市场70％的鲜花都是杨斌引进的”；为了表明自己对国内鲜花温室产业的贡献，杨斌说，他在中国卖荷兰的温室时，“连建温室的水泥桩都要靠进口”。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可以将杨斌的这一段经历理解为其“第二桶金”或者说“第二次创业”的故事。
这期间杨斌赚了多少钱？没有准确的数字。只有两个细节可以参考：杨斌曾经说过，1997年卖掉北京莱太花卉市场时，得到的资金是5000万元人民币；而1999年退出四川欧亚农业时，杨斌当初投下的几千万元已经变成了2个亿。
继续往下推理。
“第一桶金”的不真实已经显而易见，而单单以较为可信的“第二桶金”的实力，有没有能力开发完成占地6000亩、一期3300亩就要18亿投资的“荷兰村”？
实际上另有故事。故事的核心就是荷兰村这3300亩土地。
根据《商务周刊》的调查，杨斌来到沈阳的过程是这样的——
1997年沈阳市政府的有关领导找到杨斌，邀请其到沈阳市投资。当时，杨斌在北京阜城门外万通写字楼租了两间办公室，做的是推销温室设备和花卉产品的生意。
在此之前，沈阳农业部门杨斌订购了一批日光温室设备。沈阳当时主管农业的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