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狼"共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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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是多事，挑毛病。

　　从那以后，靖远对郎昕仁开始敬而远之，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少了，感情也淡漠了许多。郎昕仁再回来办事，他即使安排就餐，也少了原来的热情，郎昕仁感觉没趣，加上讨好他的人很多，也就不再找靖远了，就连电话也很少打了。高培德这棵大树不倒，谁对郎昕仁有想法也是敢怒不敢言，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次，靖远去郎昕仁那里办事，恰巧遇到了高培德，高培德责怪他说：“怎么的，来这里办事，也不看看你高叔？晚上别走了，我让昕仁安排一下。”

　　恰巧，下午靖远单位有事，他就急忙赶回去了，匆忙中也忘了给高培德打电话解释一下，郎昕仁晚上把酒局都安排好了，靖远却打过来电话说到家了。这件事，让高培德很不高兴，认为靖远对他是“人走茶凉，不给他面子”，加上郎昕仁在一旁的也添油加醋的说了一些靖远的不是，高培德对靖远原来良好的印象荡然无存，甚至是有些嫉恨在心了。这给靖远未来的遭遇，买下了祸根。
　　作者题外话：“人这一辈子就像一个天平，品德和良心就好比砝码……”小说从一个不速之客登门“借钱”落墨入手，引出了现鸿嘉木业公司老总徐靖远起起落落的人生，其正直、大度的人品在一个“勾心斗角、以权谋私”的单位里显然格格不入，最终因“以德报怨”的郎昕仁挤兑出局。然而，是金子在那里都会发光，“下海”的徐靖远工作不久就因自己的认真负责和优秀的管理才能被企业老板看重，并委以重任，最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事业蒸蒸日上……而此时的郎昕仁却因靠山的倒掉而失去势力，像算命先生预言的那样，因“精神病”复发而成为废人。加之，郎昕仁平时为人不好，在被一起案子牵扯后，终落得为借钱消灾而四处奔波，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徐靖远却能慷慨解囊…

命运多舛
时光在流逝，靖远按部就班的在政工岗位上尽职尽责的工作着，虽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业绩，但工作领导还是非常认可，只是缺少机会，始终原地踏步。妻子玉兰总批评他没有上进心，靖远坦然一笑说：“这不是很好吗？比我原来在一起的工友不是强百套，至少我风吹不到，雨淋不到，衣食无忧，还有什么苛求呀。”

　　话虽然这么说，但靖远的内心当然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进步，职务有更高的升迁。也在苦苦寻找机会，可是，总是阴差阳错，无功而返。

　　风水轮流转，高培德在外局春风得意的混了四年以后，因为独断专横，任人唯亲，滥批木材指标，把一个好好的企业弄成了一盘散沙，在一片民怨声中，急于从那里脱身。

　　林管局的局长与高培德私交非常好，高培德也没少给他送礼，他也害怕高培德出事会把自己也裹进去。所以，极力想办法准备把高培德从那个是非之地调走。左思右想，他才算是给高培德物色了一个同级别的位置，但高培德不满意那个岗位，死活不去，这事也就搁置在那里了。

　　拖了一段时间，高培德趁着林管局局长准备去国外考察的机会，给他送去了大花瓶，里面放了10万美金。看到花瓶里的秘密，令那位局长像捧个一个烫手的山芋，拒绝舍不得，收下又给高培德又安排不了满意的岗位。思来想去，还是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收下了那10万美金。结果，就被高培德牵着鼻子走了，让高培德杀了个回马枪，又回到原来工作的林业局当上了一把手，前任局长只能满腹牢骚，心有不甘的给人腾出来位置，到林管局机关一个部门任职去了。

　　高培德调回自己原来工作的林业局，当上了掌门人，实现了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愿望，在局内，立项目，建厂房，上设备；在境外搞开发，造声势。可谓风光无限，春风得意。在红红火火的背后，为以后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高培德调走以后，郎昕仁的运势开始一落千丈，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了。先是处室的下属趁他不在，把他的办公桌抬到了走廊里，东西扔得满地都是。郎昕仁回来气得骂了半天，也没人理他，只好求人帮他把桌子搬回来，也就算拉倒了。

　　不几天，家中又被盗，现金没损失多少，小偷却把衣服扔了一地，屋子里放满了自来水，两袋子白面，50斤豆油全倒在地上，整个屋里和泥了。等桂琴下班回家以后，进屋一看当时就傻了。她马上给郎昕仁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郎昕仁正在外面和朋友打麻将，一听桂琴说话带着哭音儿，知道遇到麻烦了，等他走进家里一看，当时也傻了。站在门口，好半天也没有出声，拿出香烟，连着抽了好几只，这才打电话报警。

　　等接警车过来以后，好几个警察走近屋里一看，也是弄得手足无措，满屋子又是水，又是油，还有面，简直是馒头店了。因为被盗的东西不多，也没有太有价值的线索，几位警察简单勘察了一下现场，就草草收兵了。

　　郎昕仁找了几个蹬三轮的，帮着把屋子收拾了一番，好歹能有个下脚的地方。那一夜，郎昕仁和桂琴躺在床上，看着满屋子一片狼藉，真是欲哭无泪，一夜都没合眼，满嘴都起了水泡。

　　第二天一早，林政处郎处长家被盗，还被小偷祸害得惨不忍睹的消息不胫而走，令很多受过郎昕仁处罚的人拍手称快，还有好事者把幸灾乐祸的短信发到郎昕仁的手机里，短信写到：“伤害百姓天难容，遭到报应预料中，今日满屋杂货店，明朝再送长明灯。”

　　郎昕仁看了短信，差点没把他气死。第二天一早，郎昕仁就直接去找新局长，大发牢骚，威胁新来的局长说：“我都是因为工作得罪了很多人，才遭到如此报复。这事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不干了。”

　　新局长本来因为交接的事和高培德弄得不欢而散，这会儿高培德的亲属又和他叫板，他当然不会买账。加上他看到很多人谈起郎昕仁的所作所为都恨得牙根直的样子，也对郎昕仁没什么好印象。见他这会儿了还楞和自己装大瓣蒜，那会给他面子。当时就不软不硬的对他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工作引起的，不是你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要等公安局破案以后才知道。你现在也不用上火，家里出了这种事，你就别上班了，在家好好休息几天，等收拾好了再来上班也不迟。”

　　郎昕仁本来是想找新局长发发牢骚，找一点心里平衡，那想到人家不但不买账，还不阴不阳的讽刺他，这让郎昕仁讽刺恼火，但又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好很憋屈的回到办公室，一人坐在那里，独自生着闷气。

　　回到家里，夫妻一商量，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就去找高培德商量一下看如何是好？

　　高培德听了也郎昕仁的介绍，也感觉问题十分严重，又考虑郎昕仁大脑曾经受过刺激，担心继续留在那里，万一出现什么意外，自己也不好向姐姐交待，只好答应让他们也随他调回来上班。

　　郎昕仁还没等组织部门给他安排具体工作，就赶紧张罗把家搬回来。等去车给郎昕仁搬家时，靖远也跟着去帮忙。他们是晚上开车去那里，就像做贼一样把东西一件件搬下楼，又悄悄的开车离去，和做地下工作差不多。靖远心里有一种不想预兆，直觉告诉他，高培德和郎昕仁在一个地方工作干到如此地步，重新回原来工作的地方任职如不吸取教训的话，对他们自己绝对没有什么好的结局。

　　郎昕仁把家搬过来以后，还没有具体工作，没事就泡在靖远这里闲扯，向靖远炫耀自己在外局工作时的辉煌，也偶尔询问一些规划处目前职工的现状和一些基本情况，靖远一五一十向他如数道来。看到郎昕仁到各个办公室乱串，他也没有多想，殊不知一个精心策划的人事变动，悄无声息的开始了。

　　一个雪后的黄昏，组织部长谢永利找到靖远，老朋友到一起小聚，聊得非常投缘。酒喝得差不时，谢永利很随意的问靖远：“你在规划处没有什么后遗症吧？”

　　这一唐突的问话，靖远一下子愣住了。他忙问谢永利：“我的工作要调整？”

　　谢永利听完摇摇头，靖远又问：“那是处长要动？”

　　谢永利没有表态，靖远很着急的问：“那我有平移过去的可能吗？”

　　谢永利又摇了摇头，然后说：“局长没有那么考虑。”

　　靖远又问：“谁会过来？难道是郎昕仁？”

　　谢永利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很无奈的对靖远说：“老弟呀，你下步工作担子重了，难度也大了，好好把握吧，哥哥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作为组织部长，能把话说到如此份上，已经是有些违规了。但谢永利担着风险，对靖远长出暗示，即是考虑兄弟一场的情分，也是担心规划处班子调整以后，靖远不能摆正位置，所以才冒险提前给他打了预防针。

　　靖远看到谢永利担心的样子，就对他说：“大哥，没事，你放心，我和谁搭班子都能配合好，自己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就完了？”

　　谢永利看了看靖远，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就把话题岔开，谈别的内容了。靖远也就不好再聊有关单位领导班子调整的事儿，但他真的不希望郎昕仁到规划处和自己做搭档，那样，对他，对自己都是一种磨难和煎熬。

　　几天过去以后，靖远在外地出差，接到副处长金哲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单位班子调整，组织部让他回去谈话。靖远还没等说什么，朴金哲就对他说：“书记，老处长调走了，你猜谁来当处长了？”

　　靖远开玩笑的对他说：“是谁，是你？”

　　金哲嘿嘿一笑，对靖远说：“大哥，不闹行不行，我哪有那个本事，能把副处长的活干好就不错了。是你的老部下郎昕仁回来了，这回你可厉害了。”

　　靖远一听，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还是出现了，但也是预料之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只能顺其自然了。

　　郎昕仁很快就到规划处报到了，每天从早忙到晚，接待着络绎不绝的拜访者、恭维者，处理着繁杂的行政工作，连班子会都没开，一个人的独角戏就这样开场了。

　　靖远只是静观其变，并没有主动找郎昕仁介绍有关单位的工作事宜，他觉得以前该说的以前已经说过了，再说也没有必要。自己干自己的工作，别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

　　郎昕仁到规划处以后，只是象征性的开了两次班子会，单位所有的事宜他都是亲力亲为，谁也信不着。就连有关党组织建设的事他也插手很多，靖远虽然很反感，但并没有流露出不满，只是感觉他的手伸得有些太长了。

　　在一起工作，难免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靖远和郎昕仁从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领导与领导的配合关系，彼此都有些不适应，郎昕仁更是感觉如此。

　　端午节到小队慰问一线工人，郎昕仁避开了班子所有成员，独自一人领着司机拉着一车食品到各个工作地点走了一圈，等他回来才告诉靖远。靖远听过以后虽然不很高兴，但也没说什么。但另外几位班子成员有意见，就反映到靖远这里，让靖远感觉到非常难办。

　　这事如果对郎昕仁讲，凭他偏执的性格，肯定会不满意，也会找那些人的麻烦；不说，以后矛盾越积越多，自己监督保证工作没做好，也是失职。

　　思来想去，靖远还是找了一个适当时机，很委婉的劝郎昕仁工作别总是事无巨细和亲力亲为，多给班子其他成员一些事做，既能调动积极性，又能减轻一下自己的工作压力，何乐而不为？

　　但郎昕仁听后根本没有反应，反而在私下同有关领导反映靖远总挑对他挑毛病，找别扭，不配合他工作。这话传到靖远耳朵里，他感觉非常委屈，也很愤怒，几次想找他聊聊，到最后也没有去尝试。

　　一天中午，靖远下班在市场买菜，看到了党委书记胡德全。他责问靖远说：“你们班子原来怎么搞的，怎么常年报销野外补贴，连春节放假都领取呀？”

　　靖远听了一愣，忙问胡德全：“您听谁说的呀？这不是瞪眼睛说瞎话吗？”

　　胡德全随口说：“高局长在班子会上说的，我听了也很气愤，你们这不是集体贪污吗？”

　　靖远听了感觉非常委屈，他对胡德全说：“我家是缺钱，但也不至于春节也核销野外津贴呀。那不是犯傻吗？”

　　胡德全也说：“我感觉这事有些经不起推敲，但你们自己注意些吧，免得节外生枝。”

　　靖远回家吃过午饭，越想感觉越生气，下午一上班，他就找郎昕仁，很不客气的对他说：“郎处长，谁说我们原来班子成员全年报销野外补贴，连春节都照常领取？”

　　郎昕仁听后一愣，然后矢口否认，说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又问是谁告诉他的？

　　靖远告诉他：“党委领导找过我了，了解这事呢。”

　　郎昕仁一听，也打着哈哈说：“这事不可能吧？你们以前的事我虽然不清楚，但也不至于那么做呀。”

　　靖远说：“你在生产股，还不知道这事，全年核销野外补贴，傻子也干不出来呀。”

　　郎昕仁吞吞吐吐的说：“也许是领导误会了吧，但这事可不是我说的。”

　　靖远说：“谁说并不重要，事实会说话的。你把这几年机关干部的报工单给我，我拿起找党委书记解释。”

　　郎昕仁忙对靖远说：“这事没有就算了呗，何必揪着不放，张扬出去，弄得领导多没面子呀。”

　　靖远对他说：“这不是领导没面子的事，是牵扯到我和前任的处长有没有贪污的嫌疑呀。不整个一清二白，以后我们怎么做工作？”

　　郎昕仁说：“没那么严重吧？也许领导只是随便问问吧。”

　　靖远说：“领导怎么认为我不管，你快把报工单给我，我去找领导做解释。”

　　两人这样僵持了半天，靖远一看郎昕仁不肯把报工单给他，就很不高兴的对他说：“好，你不把报工单给我，我让会计把传票给我拿来，那里也有报工单，一样查得到。”

　　郎昕仁一看靖远的态度如此强硬，感到报工单再不拿出来，终归不是办法。只好很不情愿的从档案柜里拿出了前几年的报工单，递给了靖远。靖远拿起报工单，二话没说，直接去了林业局纪委，找纪委书记做汇报去了。

　　纪委书记候伟民和靖远也是老朋友，看到靖远过来了，忙给他让座，并很客气的对他说：“你要是不来，我还想给你打电话呢。这事昨天班子会有领导提出来了，我们也感觉是个问题，还想找你们了解一下呢。”

　　靖远说：“书记告诉我了，我现在把前三年的报工单都拿来了，你们看吧。”

　　侯伟民接过靖远拿过来的报工单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把两个副书记也喊了过来，三人详细的对报工单进行了审核，一看靖远每年核销的野外补贴不超过20个，原来的处长一年核销的野外补贴也不超过40个，主管生产的副处长去沟里的机会多些，每年野外补贴也不超过60天。核销的野外补贴的数量都在情理之中，即使再多一些也不为过，离高培德在会上说得每人每年365天都核销野外补贴一说相距甚远。

　　侯伟民看完报工单以后，很严肃的问靖远：“这事你能用党性担保吗？”

　　靖远当时就急了：“我不用党性担保，用人格担保总可以吧？我人穷志不短，再穷也不至于全年贪污呀。”

　　靖远的话让侯伟民顿时无语，他思考了一下才说：“这事我们清楚了，也证明你们很清白，也就到此为止吧。你把报工单拿去给党委书记再看一下，这事就算完事了，取证材料也就不用做了。”

　　靖远说：“事实摆在那里，取证材料做不做你们说了算。”说完，就拿着报工单上三楼去找胡德全了。

　　胡德全结果靖远递过去的报工单，详细看了一遍，也感觉非常气愤，他对靖远说：“我看明白了，你们没毛病，再多一些也不为过。毕竟你们工作性质决定要去生产一线去检查工作的，享受野外补贴更是有明文规定的，我们去林场还核销出差补助你。这事我全明白了，你再写个材料，把情况向高局长说清楚就行了。”

　　靖远苦笑着活：“我归你管，你能相信我就行了。”

　　胡德全忙说：“那是两码事，你还是出个书面材料吧。”

　　靖远听完点了点头，忙说：“那我回去就写，马上给高局长送去。”说完，告别党委书记，回到了单位。

　　靖远回到单位，左思右想，感觉这个报告不能写，自己去找高培德一解释，证明了自己清白，不是等于说高培德昏庸吗？那样，高培德还能放过自己吗？思来想去，他还是放弃了找高培德解释的打算。本着我惹不起，躲得起，找机会离开规划处，去别处躲清静才是上上之策。

　　最后这事靖远也不知道胡德全和侯伟民是怎么和高培德解释的，反正不再有人过问此事了。也就是从那次开始，郎昕仁看到靖远总是阴着脸，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愿意多说，与以前毕恭毕敬的样子真是天壤之别。靖远并不在意郎昕仁那一套，他有他的理论，他认为：我干的是工作，高培德是你大舅，是你亲爹和我有什么关系？在工作中，靖远尽职尽责的做好每一项工作，不愿给郎昕仁留一点口实，免得他去高培德那里搞自己的黑状。工作中遇到一些矛盾，他也总是心平气和的想办法处理妥当，配合着郎昕仁支撑着规划处的日常工作。

　　不过，在一起工作难免舌头不碰牙，出现冲突也在情理之中。一次，郎昕仁想对机关干部进行精简，纪委副书记孟昭生的弟媳因为和前任处长走动的比较近，工作虽然干得不错，开始郎昕仁对她非常厌恶，多次放风说要把她撵回家去。一听说机关要精简人员，她当然心里没底，就求大伯哥帮助说情。

　　孟昭生和郎昕仁不熟悉，就直接找到靖远，求他帮忙。靖远很为难地对他说：“大哥，不是老弟搪塞你，郎昕仁是高局长的红人你不是不知道，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这忙我帮不了你的。”

　　孟昭生很吃惊的问：“他原来是你的下属，别人都说你是他的大恩人，这点面子他都不给你？”

　　靖远满脸苦笑着对他说：“大哥，此一时彼一时了。那时他什么都不是，你老弟是他的领导；现在他是高局长的左膀右臂，脾气大着呢，我是他大恩人算个啥，就是他爹，他要是看不上眼，也会不给面子的。”

　　孟昭生一听靖远这话说得比较刺耳，一下子愣住了。靖远一看他尴尬的样子，就忙打圆场说：“我和你开玩笑呢，我陪你去郎处长，你亲自和他说试试吧。”

　　孟昭生一看靖远把话说到如此地步，也很了解他的难处，只好让他陪着过去找郎昕仁了。

　　等他们走进郎昕仁的办公室，郎昕仁傲慢的坐在那里，连座都没给客人让。一脸麻木的问孟昭生：“你，什么事？”

　　孟昭生很客气的说：“郎处长，今天我来给你添麻烦了。我弟媳在你这里工作，听说要精简了，害怕下岗，托我给他说说，看看能不能给她一次机会。要是下岗了，我弟弟又没有工作，这日子也就快过到头了。求郎处长帮办忙吧，机关留不下，到下面干工人的活也行呀。”

　　靖远本以为孟昭生把话说得如此客气，郎昕仁一定会客套一番，那怕事情不给办，也会找个搪塞的理由。但是，郎昕仁神气十足，满脸不屑的对孟昭生说：“这忙帮不了你，比她工作干得好的人多了，都照顾，我减谁呀？”

　　郎昕仁的话让孟昭生当时就傻眼了，尴尬的站在那里，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缓了半天，才很吃力的对郎昕仁说：“郎处长实在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说完，满脸憋得通红，转身走了出来。

　　郎昕仁看到孟昭生要走，只是说了一句：“不送了！”，连屁股都没动一下，让靖远都感觉面子有些挂不住。

　　他把孟昭生送到门口，很抱歉的对他解释说：“孟书记，真是对不起你，这事没帮你办好，还把你气够呛。”

　　孟昭生满眼冒火，但嘴上还一个劲很客气的对靖远说：“没事，郎昕仁也是为了工作，我能理解。”说完，告别靖远，急匆匆地走了。

　　靖远非常尴尬的站在门口，望着孟昭生远去的身影，直到他看不到身影，才心事重重的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坐在那里，他预感到，郎昕仁如此嚣张，自己再不赶紧闪人，没什么好果子吃的。

　　恰巧，一个机关干部弟弟结婚公车私用，并在外地肇事伤人，被林业局纪委查处，郎昕仁感觉是靖远做的手脚，四处散布谣言，说靖远不顾前情，有意整他，这令靖远感到非常恼火，也非常被动。

　　过了几天，机关干部精简如期而至，在班子会上，靖远看到郎昕仁提交的名单中几个工作干得非常出色的人都被精简下岗，而两个工作吊儿郎当，晚来早走的人却被留了下来，让人感觉非常不公平。此时，郎昕仁在他心中尚存的一点点好感荡然无存，剩下的就是对他满心的厌恶和充满了嫉恨了。

　　别人听郎昕仁公布完去留人员名单，都闷在那里，谁也不吱声，气氛非常压抑。郎昕仁一看这样下去，形势对他不利，动员别人说，别说都说没考虑好，不发表意见。他就对靖远说：“书记你说说吧，你是这里的老领导，对这些人情况都了解，看看这样行不行？”

　　靖远一看别说都不发表意见，这个恶人只能自己去做了。再说，事已至此，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不干了，也不能被人家戳脊梁。于是，他拿起去留人员名单，问郎昕仁：“别人的去留我先不说，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那几位工作比她俩干得好的人不留下，非要留她们在岗在编呢？她们工作能力水平没什么优势，平日表现也一般，留下她俩，却把那几位工作非常出色，业务也很棒的人减掉，让她们下岗回家，别人质问我们，我们如何回答，怎么体现公平竞争原则，怎么以理服人？”

　　靖远的一席话，在大家中产生了共鸣，其他班子成员也纷纷发表意见，形势对郎昕仁非常不利，他吭哧瘪度的憋了半天，才不得不说实话，留下这两人一个找了高培德的儿子讲情，一个找了她老婆的弟媳讲情，不得不照顾。靖远一看他那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非常生气，气不打一处来，挤兑他说：“既然是为了工作决定机关干部的去留，到最后又考虑照顾这个，照顾那个，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向人家交代，如何让被裁减下来的人员心服口服？我看这事还是细细斟酌一下再说吧。采取这种有失公平的决定机关干部的去留，我不同意。”

　　大家一看书记这么表态，也都积极回应，气得郎昕仁站了起来，一边说，嘴角都冒着白沫子，他恶狠狠地威胁大家说：“这事我已经和高局长汇报了，是征得他同意才提交到班子会的。”

　　到这时候，靖远失去了冷静和耐心，根本不顾郎昕仁和高培德关系了，他质问郎昕仁：“既然高局长同意，你直接就办呗，还找我们开会商量个屁？”

　　郎昕仁气得脸都变成紫茄子色了，他跳起来说：“好好好，你们厉害，高局长同意的事你们也敢不同意。但现在这单位我是一把手，我想减谁就减谁，想留谁就留谁，出了事我负责。”

　　靖远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轻蔑地说：“你是一把手不假，但这是单位，不是你家。你要是认为适合，那你就操作吧，出了问题，别说我们没提醒你。”

　　郎昕仁一看班子会再开下去，自己会更被动，就站起来对大家说：“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有意见你们就向局里提吧，看看谁能拗过谁？”

　　班子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郎昕仁直接去找了高培德，添油加醋的把靖远的一席话向他作了汇报，高培德非常恼火，他马上给党委书记胡德全打电话，说靖远独断专行，不配合处长工作，搅局、咬群，这样的干部怎么能继续使用下去？

　　胡德全听了高培德一席话，当然知道里面的水分居多。不过，处于保护干部的角度，他还是善意地提醒了靖远，告诫他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不能意气用事，不能因为小事毁了自己的前程。

　　郎昕仁一看靖远不买他的帐，感到靖远再继续留在那里，对他的工作是一个障碍，就多次找组织部，想把靖远挤走。谢永利找过靖远几次，征求他意见。这时，靖远知道高培德不倒，自己在林业局去哪里工作一定都没有好果子，干脆不打算干了。就对谢永利谈了自己的想法，准备下海去打拼，换一个新的环境工作和生活。谢永利虽然从心里舍不得让靖远做出如此下策，但考虑到靖远倔强、耿直，甚至有些认死理的性格，也担心他继续留在企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也就同意了靖远的想法，告诉他找局长汇报完以后再给他消息。

　　等谢永利把靖远的想法向高培德作了回报以后，高培德感到这样便宜了靖远，还想用猫玩耗子的招数来好好戏弄一下靖远，不同意靖远停薪留职的想法，还要把他调到林场去工作。

　　靖远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非常愤怒，连杀人的心都有了。但冷静下来以后，感觉那么做太鲁莽，也不值得。于是，他不顾别人的劝阻，署名给州委书记写了反映情况的一篇长信，信中详实的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及高培德在林业局的所作所为和老百姓不稳定的一些动向。

　　州委书记接到靖远的上访信以后，非常重视，马上责成专人进行调查，经核实情况属实以后，对高培德予以严厉的批评，告诫他要约束好自己的言行，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人。否则，出了问题，必须承担一切后果责任。

　　高培德被州委书记一顿训斥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一再向领导表态，表示能处理好靖远的申诉，给他满意的处理结果。

　　随后，高培德先是让胡德全和谢永利找靖远谈心，别让他再写上访信，别的事都好商量。接着，又找到靖远几位要好的朋友，让他们劝慰一下靖远，让他别得理不饶人，有事好商量。

　　一看高培德妥协了，郎昕仁也蔫了，靖远心中的怨气消掉大半，也就不再与高培德、郎昕仁的矛盾上纠缠不清了。向高培德要了一个保留原待遇，工资照付的待遇，经朋友介绍去深圳一家台资企业做打工去了。

　　规划处新换的书记是郎昕仁的死党，当然凡事都由郎昕仁一手遮天了。等靖远走了以后，机关精简仍按他的思路操作，弄得怨声载道，骂声连天。

　　孟昭生的弟弟孟昭国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