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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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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三）（2）
自从这个名单公布之后，日本上层社会便掀起了一片恐慌和疑惧。那班一贯欺压人民的头面人物几乎人人自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同日本侵略战争有关，都是有战争罪嫌疑的。他们害怕这一阵来势汹汹的逮捕之风将来会越刮越大，有朝一日会刮到自己身上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恐惧是多余的。由于美国逐渐地表现出对日本反动势力的袒护态度，战犯逮捕之风不是越刮越大而是越刮越小。我们将可看到：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这股风便停止了。继之而来的是一股相反的风，那便是庇袒战犯之风，释放战犯之风。
这一批指名逮捕的五十九人，正同上一批那些人一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逮捕令发表后十天以内自动前往巢鸭监狱去报到投案的。盟军总部规定战犯们在十天期限内自动前往监狱报到的这个办法，在战后日本是行之有效的，没有出过任何意外。这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日本的情况之下，这个办法确是实际可行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战败后的日本完全孤立起来了，四面都被盟国海军所包围，对外的出路完全断绝了，任何战犯要想逃跑到国外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日本一向是一个著名的“警察国家”，国家警察对于各地的户口迁移和国民行动调查得非常周密，侦查得非常认真，登记得非常严格。因此，任何战犯要想在国内躲藏起来也是极端困难的。由于上述原因，极大多数被指名逮捕的战犯们都乐于在限期内自己最方便的一天离别家人，携带行李，从容不迫地自动到监狱里去报到，而不愿不光彩地被宪兵们戴上手铐，绑上囚车，押解而去。在投案前后，有些人还对外国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申述自己的感想或洗刷自己的罪责。例如，前陆相俊六元帅对外国记者说：“本人遭到今日之事早在预料之中。深感战争责任之重大，对本人过去之经历实无强辩之余地。”高桥三吉海军大将也说：“事已至此，毋宁自动前往接受处分为愈耳！”但是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却对外国记者说：“世人多误会余为日本法西斯之指导者，殊不知余实反对法西斯思想之人。”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则谓“本人被列名战犯逮捕，或系出于某种误会”。
八十三岁的日本新闻界耆宿德富猪一郎（别号苏峰）也是自动投案的。当逮捕令发表的时候，他正在热海伊豆山养疴。在他老态龙钟、蹒跚入狱之际，他作了一首述怀的汉文短诗，颇为日本人所传诵一时。诗云：“血泪为谁振，丹心白首违；沧桑转瞬变，八十三年非。”
在第三批指名逮捕的甲级战犯中，另有一人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轰动，那便是儿玉誉士夫。儿玉是上海被日军占领时期那个著名的特务机关（“儿玉机关”）的主持人。他原系一个年轻的“白面书生”，论地位和年龄都够不上“甲级战犯”的资格。但是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责深重，才使他列名为第三批逮捕的主要日本战犯之一。
恰巧在第三批战犯逮捕令发表的那天（12月2日），日本报纸大登特登关于儿玉贪污致富的一项骇人听闻的报道，说他在主持上海儿玉机关的时候，由中国人手中讹诈盘剥了不义之财达三十万元之多。三十万元本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在日本侵略巨头中，凡是在中国久混过的，哪一个不是腰缠累累、满载而归？不过由于儿玉贪污的报道恰巧是同对他的逮捕令同一天发表的，因此便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特别注意。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玉并没有被编入第一批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战犯之列。相反，他在巢鸭监狱呆了不到三年工夫便被盟军总部擅自释放了，而他那曾经轰动一时的“贪污致富案”更是无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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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四）（1）
盟军总部的第四次甲级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12月6日发布的，距第三次逮捕令仅仅四天。
这是对日本主要战犯的最后一次逮捕。命令中指名逮捕的只是九个人，其中有两个（近卫、木户）是日本政界特别重要的人物。名单如下：
近卫文（公爵，曾三度担任国务总理大臣，侵华战争的最高责任者之一）
木户幸一（侯爵，内大臣，历任文部大臣、内务大臣、厚生大臣、日本皇室机要顾问、重臣会议主持人）
酒井忠正（伯爵，贵族院副议长）
大岛浩（陆军中将，驻德大使）
大河内正敏子（理研所所长）
绪芳竹虎（历任国务大臣、情报局总裁）
大达茂雄（贵族院议员，曾任内务大臣）
伍堂卓雄（历任通商大臣、铁道大臣）
须弥吉郎（历任南京总领事、驻西班牙大使）
——以上九名中最引起震动的无疑地是近卫和木户两个巨头。木户是皇室事务的总管（宫内大臣），又是日皇最亲信的心腹。他是内阁与皇室联系的中心枢纽，十多年来他是日本政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同日本政界的上层人物，特别是近卫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最后一次指名逮捕的人物之中，近卫文的逮捕以及他以后的自杀无疑地是最引起日本社会震动的一桩事件，有简单叙述一下的必要。
近卫文麿近卫在日本政界是一个“风云人物”。他以贵族公子哥儿的身份，常自诩为“命运之儿”，意思是说他是幸运的宠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天之骄子”。他一贯受着日本硕果仅存的惟一###和充任过三次日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栽培和宠爱，因而爬上了日本政府的最高层。
同西园寺一样，近卫也三度担任过国务总理大臣，时间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亦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这四年之中。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扩大和持久，近卫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在他的首相任内，他屡次叫喊着：非打得中国“屈膝求和”不可，否则绝不停止战争。
与西园寺的期待相反，近卫不但不制止或稍微约束一下那班侵略成性的军阀们的狂妄野心，反而一味附和他们，从中推波助澜，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和拥戴。
然而，近卫毕竟不是军阀出身。他虽为日本侵华战争卖尽气力，却仍然不能取得军阀们的完全信任，同时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使日本投入更大的冒险。因此，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发动太平洋大战的前夕，他便被赶下了首相的宝座。代之而起的便是那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军阀头子东条英机。
由于没有直接参加发动太平洋战争，近卫估计美国对他的感情可能不坏，因此在日本战败、快要投降的时候，他又以公子哥儿的姿态，亟谋重登政治舞台。在东久迩宫亲王任首相的投降内阁中，他担任了一名不管部的国务大臣。1945年10月5日（距日本投降仅一月许）这个寿命不及两月的东久迩宫内阁实行总辞职，继之而起的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蛰居已久的原喜一郎。在原内阁时代，近卫又调任内大臣府御用挂之职。在这期间，他日夜奔走于其恩师、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宪法学权威佐佐木一之门，俨然有从事修改宪法大业之企图。稍后，日本国内外攻击贵族的舆论甚嚣尘上，近卫遂于10月24日向天皇辞去公爵荣衔。但是他的政治野心并未稍有收敛。就在辞去荣衔的那天，他还急急忙忙地去访晤了当时日本政府组织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松本国务大臣，说明他对于日本国体的见解，希望在制宪大业中有他一份贡献。同时，外间还盛传近卫将以在野之身组织新政党，在未来的总选举中大事活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近卫的主观愿望。近卫的无耻活动和狂妄野心引起了同盟国舆论界的大大不满。“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猛烈攻击近卫，说他绝非修订日本宪法的适当人物，并且说如果近卫被列为战犯受审，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人反对。
美国人包办的盟军总部对于同盟国的舆论一向不甚重视，但是对于来自美国本国的舆论，特别是像“纽约时报”这样有地位而且能代表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报纸的言论，却不敢等闲视之。
由于“纽约时报”和其他方面对近卫越来越猛的攻击，盟军总部感到对近卫问题不能继续保持沉默而不予以澄清。于是，在11月1日盟军总部发言人便对记者们宣称：近卫的任务只限于总部同皇室的联系；至于修订日本宪法，总部自始便丝毫没有借重近卫的意思。总部的这个发言不啻是对近卫的当头一棒，使他的幻想受到沉重的打击。
继之而来的便是11月底召开的日本第八十九届临时议会。在这届议会召开时，议员斋藤隆夫首先提出质问，并一再直指近卫之名，说他是酿成全面侵华战争的祸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日本惨败的结果都负有最高的直接的责任。这是对近卫的第二次沉重打击。临时议会对近卫虽未作出任何决议，但野心不死的近卫至此已感到不但幻想破灭，而且四面楚歌，无地自容矣。
事情的发展很快。12月6日傍晚，正当近卫在其轻井泽岛森的华丽别墅里同访客围炉而坐的时候，无线电收音机送来了盟军总部发出逮捕他的命令的消息。这对近卫来说是一次最致命的打击，结束了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和幻想。
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四）（2）
逮捕令照例规定自动前往巢鸭监狱报到的期限为十天；倘使超过了12月15日仍未报到，总部宪兵即将执行强制逮捕。
此时的近卫在精神上遭受着极大的折磨。他在轻井泽的别墅里呆了五天，杜门谢客，终日绕室徨，进行着剧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徘徊于“偷生”与“自尽”两条道路之间。是效杉山、本庄等人而悲壮自裁，还是学东条、岛田等人的忍辱偷生？——对这个问题，他作不出决定。
12月11日近卫从轻井泽的乡间别墅回到了他在东京获外庄的公爵官邸。在官邸里，他虽常召集其夫人千代子、胞弟文秀（日本著名音乐家）、已嫁的胞妹以及子女等人闲话家常，表面上佯作镇静，但是生与死的问题仍然紧紧地抓着他的神经，迄未获得解脱。这样又拖了五天，一直拖到报到限期届满、总部即将对他执行强制逮捕的前夕，12月15日的晚间。
在这一晚，近卫仍旧是同其夫人、弟妹、子女等人谈论家常及善后布置，直至深夜一时，但未露出有自杀之意。发动对华战争的首犯前日本首相
近卫文在东京获洼的荻外庄服氰酸钾自杀迨众人散去后，他又召唤他的儿子通隆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涉及侵华战争。他坦白承认自己对于中国事变的责任重大，罪有应得。通隆离去后，近卫乃独自在十二叠之日本室更换白色服装，饮毒自杀。至16日拂晓为其妻子发觉时，则近卫尸体已僵、面色惨白，而室内则电灯尚明，火盆内之褐色药瓶中尚有一两滴毒汁残存。至此，这个风云一时的贵族哥儿便与世长辞了。“幸运之儿”的下场并不幸运！
近卫死后不久，盟军总部宪兵队的捕囚车以及争取报道逮捕情景的各国新闻记者的吉普车便蜂拥而至。但是由于逮捕的对象已不存在，大家也只好颓然而返了。
第四次逮捕令中指名逮捕的战犯，除了近卫在逮捕前数小时服毒自杀以外，其余诸人都是在规定的报到期限内静悄悄地前往巢鸭监狱自动投案的。
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盟军总部便没有对日本主要战犯再发布过任何逮捕令。与日本人的预料相反，战犯逮捕之风不是扩大而是完全停止了。
※※※※
总计盟军总部四次逮捕令中指名逮捕的人数共为一百一十八名（第一次三十九名，第二次十一名，第三次五十九名，第四次九名），但是到1946年年初实际在监狱里羁押的不过一百名左右。因为，那些非日本籍的战犯已经全部被遣送回国；有些日本战犯在逮捕之前已经自杀，例如本庄繁、近卫文、桥田邦彦、小泉亲彦；有的被引渡到国外去受审，如本间雅晴；还有个别的战犯，由于特殊原因，在被捕不久便被盟军总部以罪嫌不足为借口而擅自释放了，例如梨本宫亲王、乡古洁、上田良武。上田良武是第一批被捕的三十九名战犯之一，他是从巢鸭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的第一个人。乡古洁是在1946年4月13日被释放出狱的。乡古洁是三菱财阀巨头，他的被释预示着盟军总部对于日本垄断资本家的罪责将不予追究。果然，在不久以后，那些大财阀、大军火商和大企业家都陆续被释放了。检察长季楠还发表过谈话，说日本资本家之所以参加侵略战争完全是受了军人枪杆子的逼迫，并非出于自愿。
从严格的法律观点来说，战时日本上层人物够得上被称为“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的绝不只这百余人，但是这百余人的确都是货真价实的“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因为长期以来这些人都曾利用过他们的特有地位和影响，把日本推上侵略战争的道路。这些人既不是全体日本主要战犯的总和，那么，他们的逮捕和审判只能说是对日本甲级战犯们的一种“象征性”的惩罚而已。
自从1945年底甲级战犯逮捕之风停止之后，盟军总部面临的迫切课题是：（一）组织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国际法庭；（二）从已经逮捕的甲级战犯中作些调查准备工作，以便能够挑选出若干人来，作为首先向法庭起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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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犯们的调查工作及起诉准备
国际检察处是盟国最高统帅部（简称“盟军总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处理日本甲级战犯自始便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要很好地履行这个责任却不是轻易、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相当繁重艰巨的工作。
在日本被占领的初期，国际检察处忙的是拟订甲级战犯的名单，分批加以逮捕。在特定情况之下，它又要决定某些被捕了的战犯是否可以提前释放或遣送他国。例如，全部非日本籍的战犯的遣送回国，梨本宫、乡古洁、上田良武等人的不起诉开释，以及本间雅晴的被引渡给菲律宾去审判——这些事情都是由国际检察处决定的。
国际检察处处长是美国政客季楠。由于季楠同时兼任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法律顾问，又是麦克阿瑟所亲信的人物，因此，在1945年底战犯逮捕之风停息之后，起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以及选择法庭地址和修建法庭内部的各项任务也都落在他的身上。因为，逮捕战犯的目的无疑地是交付法庭审判，使他们受到波茨坦公告中所谓的“严厉的法律制裁”。当然，在执行此项任务的过程中，季楠曾获得了一大批工作人员的协助，但是负最高责任的还是他一个人。
1946年1月19日，盟军总部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并且任命了法庭的法官，同时也指派了季楠为法庭的检察长。这就使季楠在盟军总部法律顾问和国际检察处处长两个职位之外，又加上了一个远东国际法庭检察长的职位。显而易见，任命季楠为检察长的意思就是要把他所主持的国际检察处作为远东国际法庭的起诉机构，使他能利用该处的全部人力物力去进行法庭的起诉工作。
自从法庭宪章公布、季楠被正式任命为检察长之后，他便立即动员了国际检察处的全部人员去开始从事各种起诉准备工作。除此之外，他还从美国聘来了一批对于罪证调查富有经验的“专家”。这时法庭组织尚未就绪，各国陪席检察官尚未来到东京，以后来到也是先后参差不齐，因此，在1946年初，检察处的起诉准备工作完全是由美国人包办的。
大体上说，远东法庭检察处的起诉准备工作是分为下列几个项目或步骤进行的：1。侦讯犯人，录取口供；2。从浩如烟海的日本政府档案中搜集可以作证的文件；3。实地采访调查，录取证人的书面证言及约定证人出庭口头作证；4。联系各盟国政府及有关机关，收集证据文件；5。决定首先受审的被告人选；6。草拟起诉书（或称“公诉状”）及其附件。
以上各项工作无疑地都是相当艰巨的，特别是由于法庭审理的这个案件牵涉的地域范围广泛，经历年代久长，犯罪种类复杂以及被告战犯众多。
录取口供（1）
首先谈谈侦讯犯人，录取口供。
在旧式的司法制度里，口供几乎是犯罪的惟一证据。只要犯人对所犯罪行坚决不招认，案子就判不下来。反之，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使犯人自己口头招认一下或在文件上画个押，打个手印，那便算是一切都解决了。因此，便发生了许多“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以及强迫画押打印的种种残酷野蛮现象。这种情况在我国的旧戏曲里被展现得十分充分。
因为口供在现代司法制度中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有价值的证据，所以侦讯在巢鸭监狱羁押的近百名甲级日本战犯，录取他们的口供，便成了检察处起诉准备中的一项首要的工作。事实上，这种工作在1945年最后三个月，当那些战犯们一批又一批地押进监狱的时候，便已开始。只是由于当时检察方面的人力不足，掌握的背景材料也太贫乏，那时的侦讯是很肤浅、初步的，向犯人所提的问题不能深入，不能击中要害，亦不能穷追到底。
然而，就在这种肤浅的初步的侦讯过程中，好几名罪恶并不算小的战犯却被宣告释放了。例如，上田良武便只是经过这样一番草草率率的“侦讯”之后，国际检察处就以“罪嫌不足，不拟起诉”为借口而把他释放了。乡古洁财阀的释放虽为时稍晚，但他也都没有经过严格认真的侦讯。由此可见，侦讯也常被检察处用来作为达到某种秘而不宣的政治目的的手段。
但是对于一般在押的甲级战犯，检察处的侦讯工作还是很认真而且很有成绩的。特别是在1946年最初三个月里，亦即法庭宪章公布之后到起诉书定稿之前。在这一段时间里，检察处对于侦讯犯人、录取口供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积极，其原因如下：（一）人力加强了。检察处向美国调聘的一批技术高强和经验丰富的侦讯人员陆续到达东京了。这些人大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职业侦查人员，他们在掌握犯人心理和运用侦讯技术方面是很有把握的。只要抓住了背景材料，他们是善于跟踪追击，盘根问底的。（二）背景搞得比较清楚了。由于几个月的酝酿和准备以及一些初步尝试，所有参加侦讯的检察人员对于日本历史、社会、政治各方面的一般情况以及在押战犯们的精神面貌和历史履历，从实际接触中和政府档案中，已经摸得比较熟识了。（三）各国陪席检察官和他们的助理人员陆续到达了东京。这些人虽然很少直接参加侦讯工作，但是他们可以提供有关的背景材料和需要犯人澄清的各种问题。同时，在他们的关切和注视之下，美国工作人员对此项工作也不得不采取积极的、认真的态度，以期做出一些成绩来。（四）法庭组织接近完成，起诉书必须尽快撰拟，而从在押的全体战犯中挑选首批受审的被告又是一个先决问题。但是，非对他们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侦讯，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对在押的战犯们的侦讯调查和录取口供越到后来便越成了检察处在起诉准备中的一项特别急迫的工作。它动员了更多的人员紧张地从事此项工作，主力当然还是那班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来的“专家”和季楠检察长的一些亲信人物。
国际检察处对犯人侦讯的方式是很特别的。
检察处对这些日本战犯侦讯的是在羁押他们的监狱即巢鸭监狱内进行的。对个别因病保释在家治疗的战犯，这种侦讯还可以在他家里进行。例如，对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的侦讯和录供工作便是在他家里进行的。平沼当时年已八十岁，因病保释在家疗养。因此，对他的侦讯每次都是由侦讯员带同书记官、翻译员、速记员等到他的住所去进行。平沼由于年事已高，倚老卖老，在被侦讯时对侦讯员所提的许多问题常说记忆不清，不能回答。这时，他的妻子便在旁“提示”一下，据说这样便可以“帮助”他“重新回忆”。
侦讯的方式既不像英美“预审庭”那样隆重，却也不像派遣一两个人去作一次采访调查那样简单。每次出席侦讯程序的除了受讯犯人、侦讯员和翻译员之外，还有书记官和速记员。在程序开始之前，侦讯员还要领导受讯人、书记官、翻译员和速记员举行宣誓。在侦讯完毕以后，速记员应将速记记录译出，作为正式的“侦讯记录”，然后由侦讯员、翻译员和书记官在该记录上签字，以昭郑重。但是无论速记记录初稿或是译出后的正式侦讯记录都不向受讯者宣读或交他审阅，更不需要他签字，承认无讹。这是侦讯程序中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在以后检察官向法庭提出这种“侦讯记录”作为证件的时候，受讯的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便时常可以提出异议，对记载是否正确故意表示怀疑，甚至抵赖或否认他在侦讯时所招认的供词。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有时就必须传唤侦讯员或侦讯时在场的其他人员到庭对质。这样枝节横生，就在一定程度上拖延、扰乱了法庭的审讯进程。
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侦讯工作是一件十分繁重艰巨的工作。我们只要想到远东法庭审理的这个案件牵涉的地域范围之广，犯罪年代之长，罪行种类之繁，特别是在押的重要战犯人数之多以及他们每个人在日本近二十年来政治舞台上的活动之错综复杂，便可知道要做好这项工作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好的侦讯员首先必须摸熟日本近二十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大体情况，其次便是研究受讯犯人在哪些方面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有过些什么罪恶活动，然后才能向他提出一些关键性和能击中要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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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口供（2）
当然，侦讯人员在准备工作中经常依据的是那浩如烟海的日本政府的文件档案以及检察处联系的若干日本人所提供的资料和线索，但是他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去挖掘、整理和决定取舍。此外，在侦讯中，他还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能力，掌握侦讯技术和犯人心理，步步进逼，跟踪到底。这样，他才能作出出色的成绩，他取得的口供日后在法庭上提出时才是检方有力的证据。
一般说来，国际检察处的侦讯工作做得还算是有成绩的，工作质量也还算高的。从犯人侦讯得来的口供记录，有不小部分曾被检察方面有效地利用了，作为支持对该犯控罪的有力证据提交法庭。
侦讯工作从1945年底主要日本战犯逮捕完毕起，到1946年5月法庭正式开始审讯止，一直是国际检察处的一项最紧张最繁重的工作。在初期，侦讯的对象是全体在押的甲级战犯，工作当然不能细致深入。到了后期，特别是在首先受审的被告二十八名人选已经决定之后，侦讯的火力便集中地对着这二十八名被告。个别历史比较复杂的被告被侦讯竟至五六次之多，口供记录长达数十页，一般平均也都在两次以上。侦讯工作越是接近法庭开庭便越紧张，好像赛跑的人快到终点的时候要特别卖气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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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材料
检察处在准备起诉中的第二件主要工作便是要从那堆积如山、卷帙浩繁的日本政府的公文档案里找出与各被告战犯罪行有关的材料。这种材料，一方面可以被利用作为在开庭前对战犯们进行侦讯和录取口供时的背景参考；而另一方面又可以被利用在开庭时作为向法庭正式提出的书面证件，以支持检察处的控诉。由于这种材料是录自日本政府的公文档案，它的作证价值无疑地是极高的。
但是要搜寻这类材料绝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而是一件非常繁重艰巨的工作。原因是：（一）尽管远东法庭大厦三楼档案资料室里的日本政府的公文档案堆积如山，但这并非日本政府公文档案的全部。很大一部分的公文档案早已被飞机炸毁或者被日本官员于投降前自动烧毁。即使全体工作人员辛勤劳动，费尽心机，要想从剩余的这些公文档案材料中去拼凑起一幅每个被控战犯的罪行全图，那也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侥幸的是由于占领军的传奇式的发现，那几大箱埋藏在地窖里的日本政府最机密的文件（历次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会议、枢密会议、重臣会议的详细记录等）都被挖掘出来了。关于这几大箱日本政府秘密档案的传奇式的发现，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这些文件也陈列在法庭的档案室里。这确实是无价之宝。它对于日本政府侵略政策之形成，侵略战争之发动，以及那些任过首相或大臣的被告战犯们在其中出过什么主意，作过什么发言，扮演过什么角色，等等，都提供了极端可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必然为法庭所接受。检察方面在论证对某些首要战犯的控诉时曾经充分地利用过这种材料。（二）法庭档案室所收集的日本政府档案文件虽然并不齐全，但是它的卷帙仍然是极其浩繁。日本人常用汉词“浩如烟海”和“汗牛充栋”去形容其多。要从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成千成万的档案卷宗里去找出同某一战犯罪行有关的一段一节或者一行一句，那有时简直是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由此可见，要有效地利用这种档案就非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辛勤的劳动不可。（三）语文上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日本政府的公文档案都是用日文写的，而检察处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不懂日文的。因此，他们就非借助于雇用的日本人不可。但是这些日本人的翻译质量和忠实性如何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就更增加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由于上述的几种困难，检察处这项工作在起诉书起草的时候以及公开庭审的初期还没有做出很大的成绩。那时他们只是找出了一些勉强可以支持起诉书和可以打击某些被告的文件。至于能够深入地打击每个被告的证据大都是后来在审判过程中找到和提出的。因为，越到后来，工作人员从这“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寻找证据的技术便愈加熟练；他们对日本历史、政治和国情的了解也有所增进；而同盟各国的检察人员，特别是中苏两国的陪席检察官和他们的助理人员，此时也可以插手帮忙了。例如，关于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的罪行的许多有力证据便是苏联检察人员在日本档案中找到和摘出的。又如，关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罪行的许多有力证据便是中国检察人员倪征噢、吴学义、刘子健等在日本档案中找到和摘出的……这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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