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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传奇-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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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自己很明白，无论再怎么努力，成绩再怎么前进，他始终有一道坎迈不过去。所有物质上的缺失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弥补，但心理上的缺陷却更难克服。俞敏洪最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自卑。
在北大，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吹拉弹唱，无论是谈吐或者是见识，都天然要比城市来的孩子略逊一筹。这些成长环境里“先天”决定的因素在短短四年的相对隔离社会的大学生活来说，是难以追补的。俞敏洪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蒙上了《第三帝国的灭亡》这块阴影，并一直影响了他整个学生时代的心态。
因为自卑，俞敏洪不敢追求女生，也就无从体味爱情的甜美与浪漫；因为自卑，他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英语和读书上面，很少接触社团活动，人际关系绕来绕去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已。毕竟，对于一个对社交没有太大信心的人来说，面对书本，可以汲取知识获得成就感，要比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担心一言不慎而引来的相处不快要好得多。用俞敏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还养成了另外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首先我是从农村来的，普通话讲不好；其次又产生了自卑的情绪。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几个人认识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大学最大的损失之一，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大学生的活动。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大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在北大的五年，过了一种比较痛苦的生活。”
因此，俞敏洪的学生时代基本就是“一个人的大学生活”。用徐小平调侃的话形容：“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很多年后，当俞敏洪回过头来看这段日子，他坦言自卑对于一个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自卑使人非常敏感，继而懂得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理。这种敏感一旦回归了自信会形成一种更善于与人沟通的能力，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去做事就更容易成功。”
不错，当一个人在乎外界的看法大过于对自身的展示，他会敏感地洞察并且“一日三省吾身”；对他人表现和反应的关注，本身已经是人际交往的核心部分。当学会在交际中让对方感觉舒适时，俞敏洪的社交能力也得以渐入佳境，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在慢慢地实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过程。
自卑还有一个好处。俞敏洪自己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这个人一定很浅薄。”自卑让俞敏洪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够沉住气，比别人多想到一些，比别人多看到一些。
俞敏洪后来创办了新东方，从海外忽悠回来“三驾马车”，从此新东方走向辉煌。但新东方这个高层和其他企业的高层都不同，高层人员基本都是俞敏洪的同学或老师，至少都是知识界的精英，他们对俞敏洪不存在上司与下属的关系，更不存在雇主与员工的关系。他们从来都是有话直说，并且不分场合，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甚至只要公司出了问题，不管是谁的责任，先臭骂一顿俞敏洪再说。即使当着学生的面，当着基层工作人员的面，也从不给俞敏洪留面子。而俞敏洪硬是厚着一张脸皮，表现了极高的素质和涵养，任它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回到当时来看，在北大的时光，对于俞敏洪来说，就是一段被边缘化的日子。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和确证，由此获得存在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当一个人完全被边缘化的时候，也就等于剥夺了他获得他人认可，以确证自我价值的机会。
如果客观一点来看，俞敏洪在北大的被边缘化，让他企图“出人头地”的欲望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里被压抑着，等待一个出口。五四之后，“人文主义精神”已然成为北大的一块金字招牌，俞敏洪渴望融入北大的这股洪流，但自卑和不善同人打交道又将他远远隔离了这道洪流，正是这种欲求而不得的巨大的心态反差，雕琢出了俞敏洪刻苦、百折不挠的品性。
为了让自己在英语系中站住脚跟，他疯狂地练习听力和口语，狂背单词；为了补给自身人文素养的匮乏，他不停地买书、借书，直到母亲威胁他要断绝伙食费……
另一方面，正因为无法融入北大“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俞敏洪没有把时间花在思考国家未来和民族危亡上，虽然不够崇高，却绝对务实，一心为生计奋斗，踏踏实实地挣钱养家。
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言：“如果不是北大这个环境，俞敏洪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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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拳拳教师情：职业生涯（1）
毕业，是个感伤的话题。四年朝夕相处，一朝各奔东西，再见不知何时。
毕业，也是个激动的话题，一旦迈出校门，踏上社会，学生时代的或光辉或低落都成过往，面对的是崭新的生活。社会生活与校园生活的大相径庭，会迫使很多人在毕业后面临种种的严苛考验甚至是残酷抉择。要生存，要发展，许多人往日的志趣、理想可能伴随着大学生活的结束而烟消云散，随风而逝。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此话被广为传诵，它指出了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是基础，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其次才是精神层面的需求。“粪土当年万户侯”云云，只能是心里喊喊过过瘾。
俞敏洪毕业后留校教学，成为北大的一名英语教师。那时候教师的收入微薄，待遇也较低，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便是当时大学教师薪水低的真实写照。
俞敏洪开始了清贫的职业生涯。
８平方米的房子
1985年，俞敏洪毕业，正值北大公共英语系迅速发展，教师人才奇缺之际。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在未名湖边抱着字典散步的宁静生活的俞敏洪，毕业时十分眷恋大学校园的宽松氛围，他斗胆“混进”青年教师队伍，一个礼拜授课八节，月薪60元，就此拉开了他教育生涯的帷幕。
刚当老师那阵，学校分给俞敏洪一间8平方米的小地下室，整座楼房的下水管道刚好从他房间经过，24小时不间断哗哗地响。
俞敏洪每天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感觉自己仿佛在水帘洞里的孙悟空一般。直到四年后，学校才将他从地下转移到了地上，分给他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那一刻，重见天日的俞敏洪感动得热泪盈眶，遂决定把一生都奉献给北大，奉献给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我第一次在北大上课是在1985年，当时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喜欢我了，因为我很幽默。”俞敏洪承认，自己喜欢学生，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望着纯真的眼睛，渴盼的目光，他感到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在葫桥时，俞敏洪的快乐得益于生活的舒适，而现在，他的快乐更多地来源于学生们学业水平的提高。
俞敏洪沉浸在教书育人这个光荣使命的自豪和骄傲里。他常常想起曹老师，这个在他生命转折时期最重要的人，他们虽在不同的地方，却做着同样的事情。曹老师的教育观和教学观影响了他一生。“我觉得一个老师讲课的魅力不在于是对知识的透彻讲解，而在于指导学生的生活以及人生。”
不过，即使当了老师，俞敏洪依然不善于同人打交道，他的幽默虽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在教师群体里没有多少市场。他依然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轮出国潮高涨的时候，出国几乎成了身价的标志，成功的风向标。当俞敏洪还在为10平方米的宿舍兴奋不已的时候，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早已嗅到了国门外美元所散发出来的诱人气息。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陆北美。”俞敏洪回忆道。
222年的工资
俞敏洪寂寞的感情世界终于结束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在一支蜡烛的帮助下，俞敏洪勇敢地“扑上去”，终于为自己不太成功的大学生活勉勉强强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
“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在老婆大人整日“窝囊废”的呵斥声中，1988年的俞敏洪由“醉里挑灯看三国”转为夜战TOEFL和GRE，并最终通过了TOEFL和GRE考试。虽然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撬开了出国的一条希望的门缝。
然而，时机是他力，并非自己所能掌握。就在俞敏洪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出于对当时政治环境等种种因素的考虑，美国一改前几年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紧缩留学政策。此后的两年里，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俞敏洪出国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
经历过三次高考的俞敏洪早已习惯失败的滋味，他决心再次发挥坚忍不拔、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出国如同他从前遇到过所有的困难一样，是一座大山，而他照例用自己愚公般坚定不移的意志，一点一点挪动它。
第二节 拳拳教师情：职业生涯（2）
俞敏洪原本以为自己至少能申请到一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但美国教授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子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俞敏洪自嘲地说。
1992年，俞敏洪终于等来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录取单，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奖学金。在那个年代，美国大学的学费最低也得两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两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对于俞敏洪北大任教每个月120元的工资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算再有“愚公移山”的毅力，在美国读书的四年学费也需要俞敏洪222年的工资，真可谓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不久之后，事情有了转机，美国的一所二流大学答应给俞敏洪提供3/4的奖学金。虽然大部分学费是有着落了，但剩余的1/4的学费（5000美元）要靠他微薄的月薪支付，还是难以支撑。一介布衣，充其量就是比别人多掌握了一门语言，除了贩卖知识，俞敏洪还能怎么筹钱？
于是俞敏洪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
此时，中国的出国大军如决堤之海，汹涌而起。随之而来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各式TOEFL和GRE培训班。走投无路但却心思活络的俞敏洪把眼睛盯在了校外培训上，他和其他三个同学在校外培训班代起了课，打起了小工，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
在当时，很多很小的补习培训班都因为请了诸如俞敏洪这样的北大英语讲师打起了“北大”的旗号，俞敏洪自己也掺和在里面。但北大自然以声誉为重，对这类做法一律明令禁止，并且给俞敏洪下了禁令。
俞敏洪倒也没有太在意，看着从前的同班室友包凡一、王强都已经或将要在异国他乡沐浴着欧风美雨，自己却屡屡碰壁，心里自然焦急，颇有些破釜沉舟索性豁出去的味道。
不料这一回，在北大沉默了十年的俞敏洪一朝成名，只是这次的成名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一朝成名”，羞辱与决绝
“北大踹了我一脚，我当时充满怨恨……”俞敏洪说。
北大的三角地，是北大仅次于博雅塔、未名湖的一道著名的景观。三角地是北大的信息流动的中心地带，所有学生举办的露天的小活动也多在此开展，各种各样的讲座信息和广告信息都在此发布，每一个北大学子都不会陌生。
俞敏洪也不例外，但北大三角地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北大对他的羞辱。
1990年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广播了对俞敏洪的处分，大意是俞敏洪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云云，处分决定是记大过。
俞敏洪没有丝毫准备，因为校方在作出处分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和俞敏洪作过事先的沟通。突然这样严厉的公开批评，如一道惊雷，炸得俞敏洪措手不及、惊慌无助。
一时之间，俞敏洪在北大成了轰动性的人物。太多的关注，太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全部涌向了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俞敏洪。令俞敏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沉默多年的他，居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了个“一鸣惊人”。
俞敏洪并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也不是一个承受不起苦难和打击的人，但是在毫不知情、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这个处分对俞敏洪来说，犹如当头雷击。为了挽回颜面，1991年9月，俞敏洪作了一个令家人和朋友都十分意外的决定——辞职，放弃北大。
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出辞职决定可是惊人大事，尤其是高校教师。当时“铁饭碗”的职业，多少人求之不得。其实，俞敏洪完全可以在北大继续教书，因为时光会冲淡人们的记忆。
很多人也许要对俞敏洪的胆识肃然起敬。可是，这背后的辛酸和无奈却是人们无法体会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北京这个大都市，一个普通的人决然地放弃公职，从此踏上的是一条随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处处遭遇冷漠都市挤迫的不归路。
俞敏洪承认自己很自卑，但自卑并不等于不需要尊严，相反，是需要更多的尊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或许俞敏洪之前心存侥幸，对北大的人文关怀充满了信心。结果，一纸休书，把他踹出了他曾引以为豪的燕园。昨日还是此家人，今日翻然成路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被北大“踢了一脚”的俞敏洪，顷刻之间成了北大的“流亡者”。以这样的收场来告别生活了11年的北大燕园，放弃自己的事业，背着重重的处分，俞敏洪的生命和生活陷入了风雨飘摇、暗无天日之中。他内心的落寞、苦闷、绝望，外人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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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出走北大：天下何处不留君（1）
昆德拉的小说以其独有的哲理思考特性，俘获了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粉丝”。“生活在别处”，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含义与《瓦尔登湖》里的话暗合：一个人若是生活得严谨，那他定是在异乡的土地上。
记得这是一个故事的泉源：
用眼睛去诉说的灵感，
成为这个文明世界的旅人，
我们想念在陌生的土地上，
怀着那蓝空的渺远。
其实，俞敏洪的人生轨迹不也是一个不断出走的过程？从乡村走向都市，从普通教师走向自主创业，从国内民办学校走向纽约上市，他在无意识中，遵循和实践了“生活在别处”的命题，在异乡的土地上严谨地生活，同时演绎出一篇篇特殊的生活故事。
零的起步：太阳从新东方升起第四章从草根到精英的完美奋斗历程俞敏洪传奇
砸掉铁饭碗：希望在拐角
每次演讲，俞敏洪都要提到他在北大求学和任教的经历，并且毫不掩饰当年的“痛苦”。看得出他对北大怀有的复杂的感情，“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卡尔·马克思有一句著名论断：“历史第一次重复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三次梦断留学路，上演了一场“悲剧”和两场“闹剧”之后，俞敏洪的留学大梦被北大一脚踹醒。
若干年后，往事随风，蓦然回首，俞敏洪对北大的感情由复杂归于平淡。北大让他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也让他饱受失败的折磨，但是也正是这些失败背后隐藏的机会成就了俞敏洪。高考失败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北大，被北大处分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新东方。今天的俞敏洪在面对那段不堪的历史时，显得相当的从容洒脱：“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一切都是北大给我的，不管是以什么方式给的。”
思想传统、爱惜名誉的俞敏洪感觉自己是被逼上“梁山”，不得已落草为寇。“为了挽救颜面我不得不离开北大，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但正是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我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我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正是这些，帮助我抓住了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这是对羞辱的拒绝，更是对自我的挑战。
挑战的意义正在于困难与之相随。新东方的内部员工说，俞敏洪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卡丁车、滑雪这类刺激的运动。在忍气吞声继续留在北大任教和接受挑战开创新天地之间，或许俞敏洪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自己没有像他以后宣扬的那样“忍受屈辱”，而是选择了接受挑战。其实，大多时候，人的选择是性格使然。
挑战自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确证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北大十年自我价值的缺失，对于俞敏洪来说亟需一个出口，而北大的处分正给了他这样一个出口。虽然看上去困难重重，但正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所描述的：“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则豁然开朗。”
俞敏洪自己有一个“成功三段论”，第一段就是“逾矩”。孔子说人要到了80岁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俞敏洪认为正好相反。
“如果我当年落榜、留学失败、被北大处罚后接受大家的劝说安静地过日子，现在我可能是个农民，可能是个外语系副教授，我可能和很多人一样过着单位、社会为你设计的被动生活。”
我们的生活就像驴拉磨，一圈一圈在原地打转，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吃饭、睡觉、上班，看老板脸色行事，和同事搞好关系，每天都沿着既定的轨道移动，却没有前进。我们被生活牵着走，走得久了就成为理所当然，偶尔走出这个圈子四处看看，我们反而觉得不舒服。
万事皆由心动，心就是一个人的翅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有时候，与其说我们被制约在一个圈子里，还不如说是我们的心把自己圈住了。如果不能冲破心中的四壁，即使给你一片蓝天，也不会找到自由的感觉。只有敞开心灵的栅栏，抛开心中的禁忌，才能获得整个世界。冲出、抛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原来生活可以更好的。 。 想看书来
第一节 出走北大：天下何处不留君（2）
正如我们在一条路上行走，走下去的结果可能就是走到绝路或者尽头。“前方是绝路，希望在拐角。”殊不知，路的旁边也是路，可能会被你忽略，但如果你试着往旁边或拐角处走几步，可能会发现“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有很多通向成功的新路。事实上，不是道路太狭窄，而是我们的眼光太狭窄；并不是路到了尽头，而是我们的眼光到了尽头。
一条路走不顺畅，大可不必硬着头皮走下去，放弃原路，另辟蹊径，换一种方式思维，往往能使人豁然开朗，步入新境，也能使人从“山穷水尽”中看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这个世界上，谁能说清楚自己一定要一条路走到最后？谁能说自己将来就一定干什么呢？即使我们为自己的未来划定了清晰的轨道，也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或许从此改变我们的一生。王强是个“音乐痴”，却飞越重洋，定居美国，凭着超人的口才和实力，成为贝尔实验室的高级电脑工程师，而现在却在新东方，已经是国内最著名的口语教师。号称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包凡一，面对北美的现实压迫，传播学硕士读完不算，还熬出一个MBA来，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谋得一席令人羡慕的职位……
可见，每个人都可以偏离了专业为我们设计的发展轨迹，都可以偏离习惯思维为我们设定的生活轨迹，关键在于能否冲破心中的禁锢，能否主动地把握未来。把握未来看起来也不难，但首先要有勇气走出原来的生活。在原来的生活里我们有太多的既得利益，有太多的牵绊。人最坏的习惯之一就是舍不得放弃手里的东西。其实一个人只要舍得放下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就可以走出自己的海阔天空，享受那一片碧海蓝天。
今天，“皮尔·卡丹”的名字已紧密地与时装业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当初皮尔·卡丹是经营剧院业的。尽管他雄心勃勃、苦心经营，却也难逃剧院倒闭的厄运。当皮尔·卡丹发现自己对舞台服饰有独特的审美能力时，便毅然转向戏剧服饰设计，并获得成功，皮尔·卡丹也成为世界一流的服装大师。
遇到失败，应当转换一下自己的思路：一扇窗户关闭了，另一扇窗户会开启；过去所有一切的结束，正是一个新目标的出发点；眼前这条道路不适合我走，但我可以向另外一条道路前进。
不带走云彩：寻找栖身地
意气用事的俞敏洪“砸碎”了自己的饭碗。那一刻，也许俞敏洪并没有过多考虑辞职之后日常生活的着落，只是陡然间感觉轻松了很多。
片刻的轻松之后，俞敏洪回首在北大十多年来点点滴滴，北大洒下了自己无数的汗水和智慧，记录了多少青春与热情。俞敏洪对北大投入了那么多的感情，可如今就要和这一切说再见了，他连“站票观众”的资格也没有了，此刻俞敏洪是多么的落寞啊！
“轻轻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俞敏洪告别了这一切的一切，背着简简单单的行囊，领着老婆走出了北大校门，留下一个苍凉的背影，昂起头来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
结束了北大的教学生涯，离开了燕园这个公园似的优美环境和其中荡漾着的人伦与文化，搬出那间虽不宽敞但毕竟还算温暖的小屋，有工资、有房子的铁饭碗生活宣告结束。
告别了过去，生活还要继续下去；陈旧生活的结束，意味着新的生活将在别处起步。俞敏洪在离开北大的同时，已经开始勾画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道路了。
离开北大的第二天，学校按照规定收回了俞敏洪的宿舍，俞敏洪全家立刻就没地方住了。拖家带口的他，当务之急就是找个住的地方。原本工资不高且无多少积蓄，现在又丢了工作、断了收入来源，俞敏洪必须把租房子的费用降到最低。
从离开北大的1991年，到1993年底俞敏洪买下一处破陋的农家院落之前，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俞敏洪拖家带口，像打游击似地租了四五次房子。
离开学校的俞敏洪没有住处，无奈之下，骑着旧自行车四处寻找安身之地。市内的房租太高，就找到市郊的六郎庄租农民的房子，可是一问，月租50到80元，还是住不起。俞敏洪很沮丧，但还没有放弃，他在一个准备出租房子的农民家里看到一个孩子在写作业，灵机一动，提出一个互惠互利的主意——由俞敏洪夫妇免费辅导孩子功课，保证孩子成绩由倒数提升到前十名，而房东免费提供住房。果然，一拍即合，俞敏洪夫妇住进来，孩子的成绩也提到了班里前五名，皆大欢喜。俞敏洪的活络思维又一次展现，这次，帮助他找到了栖身之地。
第一节 出走北大：天下何处不留君（3）
住了两年后，俞敏洪夫妇准备搬到城里，农民夫妇着急地跪下来求他们继续住下来辅导孩子，甚至要换出正房给他们住。心软的俞敏洪夫妇答应搬回城里后，只要家长能将孩子送去，可以每周给孩子辅导两次。
后来，俞敏洪又搬到中科院，与另一家夫妇合租一个公寓。两家同住一个屋檐下，难免家长里短，结果对面那家的女主人实在凶悍，居然坚持天天和俞敏洪一家吵架，最后硬是将俞敏洪一家打了出来。俞敏洪又一次深深地感到被人扫地出门的屈辱。这一段经历让清高的俞敏洪倍感伤害，尤其是觉得自己身为八尺男儿却让妻子受苦，自立的苦楚无法言说，憋在心里，成为俞敏洪心底的一块伤疤。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俞敏洪一家搬来搬去。直到1993年底，新东方培训班稍有起色，逐渐步入正轨，俞敏洪也有了点积蓄，才花了万把块钱在青龙桥买了一处农家院落安身。农家院落有些残旧，院子里的房子到处漏水，每当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俞敏洪又花了些钱，自己亲手把漏雨的地方进行了整修。虽然院子还是比较破陋，但是毕竟已经是自己家的了，一家人也算有了个栖身之地，从此有了着落。
置之死地而后生：生活在别处绽放
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台湾国学大师李敖则说过：“英雄是被逼出来的。”当走投无路的时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什么都无所顾忌，英雄就这样产生了。
万事开端由心始。当别人都说俞敏洪太冲动，将自己推向绝路时，只有俞敏洪自己才明白，“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是高招。
其实，俞敏洪清楚地认识到在做培训和教师之间的得失利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在做培训和教师之间，前者的发展机会更多，拓展空间也更大，单看收入也更为可观——当时俞敏洪的月薪不过120元，而在外讲课的收入却远高于工资。当时的俞敏洪一直追求的就是挣钱出国，无论是在民办学校教英语，还是后来自创新东方，目的都还只是为了赚钱去国外。“我办新东方前两年的目的都是为了出国，当时就想着赚个一两百万的去美国读书。”这种想法一直维持到1995年。
三次为留学而战的经历使俞敏洪对各种GRE、TOEFL考试了如指掌，加上他多年的英语教师经验及在各种辅导班兼职的经历，使他在英语培训行业如鱼得水般地行走自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俞敏洪而言，在培训班干与在北大干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他从事的依然是老本行。如果继续在北大守着那点微薄的工资的话，俞敏洪的出国梦恐怕永远都只是一个绚丽的如同泡沫般的梦想。
以俞敏洪的经验，加上他的经历，办培训班虽然看起来是白手起家、困难重重，但是却潜伏着巨大的成功的可能性。认准了这条路，坚守着出国梦的俞敏洪，北大的处分也许是个契机，是一个前途无限的好机会，所以俞敏洪才义无反顾地迈出了北大校门。
“燕图樊首赵国刀，壮士未还斩秦腰。明晓贯虹白日事，偏从虎穴走一遭。”流传两千余年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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