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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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内中因缘。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打成了什么协议，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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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5）
“北京人”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忽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既然中美双方总算打成“北京人”转移的协定，面对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协和医学院高层不敢怠慢，立即着手行动起来。而行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装箱。这一历史性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胡承志身上。
　　胡承志原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几乎都出于他一人之手。1931年春，年仅15岁的胡承志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当杂工。由于环境熏陶，加上胡本人年轻好学，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水平都大有长进，读写皆已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后来，他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帮助步达生修补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步达生死后，他成为新一代主任魏敦瑞的助手，主要任务是修补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成果颇得魏氏的赏识。正是由于胡承志所处的独特位置，装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是惟一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追寻“北京人”下落的第一个高潮时，曾专门找到胡承志了解过这一段历史情况，胡在出具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两木箱装好后，即书CadⅠ和CadⅡ。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自此之后，“北京人”下落不明。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当“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已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胡承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令他感到无比痛楚又有苦难言。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至于当年撰写的一份至关重要“北京人”遗失经过的报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本人也已渐渐淡去了印象，不再记得了。
　　事隔55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已是80多岁高龄的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籍此证据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之门径。内容如下：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
　　岳：装箱的事与博文有关吗？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6）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但据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给贾兰坡先生一封信，信中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还有，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也说是这个日子。我觉得您与裴文中的说法有点矛盾，若按裴先生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1941年12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您又说二人的共同回忆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再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哎呀，你不说我还记不得了，我是曾写过一个报告，那是中科院查找“北京人”，他们找到我，让我回忆，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大概还在他们那里保存着，具体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了。“
　　岳：“是的，现在您那份报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我查到了，内容就是装箱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箱子大小等等。”
　　胡：“是这样的，不过你现在问我，准确的日期我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是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岳：息式白？何许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不怎么漂亮但很风流，二十岁出头，整天跳跳搭搭，和不少男人眉来眼去的，我们这边的人不太看得起她。她的名字又译作克拉·塔什黛安或赫斯博格什么的，真正的英文名字是Miss　Hirschberg。其人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岳：噢，这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没错，是息式白。她找到我后，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博文打电话来，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岳：可您于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是博文亲自找到您的？
　　胡：那时可能是那样说的，现在想一想，应该是息式白，不是博文，当时很混乱，回忆有些差错是正常的。
　　岳：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敦瑞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要避开裴文中，而让一个跳跳搭搭，整天与男人眉来眼去的放荡女人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兵马司九号，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岳：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应该不算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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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7）
胡：这我就搞不清了，他们之间的事我是曾不过问的。
　　岳：在这个关键点上，博文会不会有意避开中国人，有别的企图？
　　胡：你是说博文搞鬼？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岳：胡顿与博文同是美国人，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撑的。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也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归属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产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这我不知道，他想占有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有过一番这个意思的论战，但没有什么结果。这个事情我没有证据，不好多说，无可奉告。
　　岳：噢！这个问题就先搁这儿，不再提了。我们再回到装箱这个焦点上来。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后，我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马司裴文中的办公室，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还问怎么办？裴说：“你赶紧装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岳：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这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谁？
　　胡：这个人叫吉延卿，是协和医院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中国人。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来。
　　岳：吉延卿此人现在还在世吗？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忆一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您一个中国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个了。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秘密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包好后，我才小心翼翼地将它装入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汲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因为不这样的话，在动输途中就容易碰撞破碎。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CadⅠ和CadⅡ”的字样。
　　岳：您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大约两个多小时。
　　岳：才两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因为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也就是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箱子是我找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就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后来见协和医学院还算平静，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到了协和医学院的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因为魏敦瑞不断研究，我也做模型，化石就从箱子里重新拿出来了，有时放回去也没有包装，想不到两个箱子后来又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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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8）
岳：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岳：“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分别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岳：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这么大的事还能说瞎话？这可不是乱说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岳：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博文的一位女秘书。我们一进去简单一说，她迎上来说博文交代过，她知道这事儿，说放这儿吧，我们就放那儿了。
　　岳：此人姓甚名谁？
　　胡：唉呀，现在记不清了。
　　岳：您在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的是亲手交给博文了。
　　胡：当时我想是交给博文了，不过现在又一想，好像没有交给博文而是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
　　岳：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还有两个秘书，或者是职员。
　　岳：这两个人的名字知道吗？
　　胡：弄不清楚了，当时乱得很，谁还去想这些。
　　岳：您将箱子交给这位女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没有。
　　岳：这么大的事，您怎么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交给他的秘书怎么也没留个字据什么的呢？
　　胡：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或者是在，正要出门，打个照面就走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就是个打杂的，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你，就像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一样，或者说就像你们山东老家那个村的农民到了北京一样，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你。既然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还要自己“跳出来”，要立个什么字据。这就如同一个打扫卫生的小民工，对北京市市长陈锡同还是什么人说：你这个小卧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我也有份，当然可以坐坐。我现在跟你立个字据，看什么时候你坐，什么时候我坐？要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小民工可能要在三个地方呆着：一个是在他租住的小平房里或在街头呆着；一个是在东郊精神病医院呆着；一个是在监狱里呆着。那时中国人在协和的地位与这个小民工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情况就是这样。
　　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后来会出事，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一个人吃几碗干饭要心中有数，不知天高地厚是不能在世上生存的，在那种环境下，你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就送去，这就行了，其他的事就不是我要过问的了。不过，装完箱后，我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列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A和B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岳：你一说，我明白和理解了一点，做个中国人是够可悲的，做个中国农民就更可悲了，想到我们山东那个村里人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心里感到酸酸的。由此想到你们当初在美国人手下做事，真让人想到什么与什么之间的关系。看来要活在中国有两个不可缺，一是个岳飞、文天祥不能缺，一个是陈胜、吴广不能缺，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这样……。这些伤心的事暂且打住，等以后再讨论，“北京人”后来的情况又怎么发展的呢？
　　胡：听说博文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大家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保险柜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孙中山在那里治病的案例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不过，博文转移化石之事，我不在场，是后来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南按：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9）
岳：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而王锡炽也没有亲自参与其事，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叫常文学的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常是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当时他并不知道里面是“北京人”，只是稀里糊涂地押送就是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北京人”丢失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一顿鞭子加老虎凳什么的伺候，常文学才从日本宪兵的审问和提示中知道，他那天送的东西是“北京人”头盖骨。所以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的人并没不错。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岳：可惜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也无法证实。
　　胡：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也被抓去了，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岳：这个博文从日本宪兵队被放出来后，你问过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抗战胜利后，我见到过博文并问起过“北京人”的事，可我一提起新生代，一提起“北京人”，他就神经质，全身打哆嗦，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岳：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过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相关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
　　胡：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后面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岳：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
　　胡：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
　　岳：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呢？
　　胡：这“北京人”一装箱，就意味着要运走。如果真的运到了美国，日本人打进北平后，找不着“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装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烦。要是“北京人”没有运到美国，途中被人劫走了或者搞丢了，日本人要找我，美国人也同样会找我，我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过日本人这一关。费了一些周折，我就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提心吊胆地躲了整整三年。
　　岳：在这三年中，为什么日本人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单单就没找着您呢？
　　胡：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亲自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而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况，我就更不知道了。不只是我，恐怕也再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
　　胡承志的回忆与早些年他亲自写就的“报告”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具体细节上稍有出入。尽管这些不同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了。——这就是，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被胡承志送到博文的办公室后，或者说，当胡承志转身离开这间办公室，就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它的踪迹了。
　　从此，“北京人”紧紧地攥在了美国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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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战争状态下的北平（1）
　　偷袭珍珠港
　　就在“北京人”秘密转移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已在雾气茫茫的太平洋海面上向夏威夷群岛疾速推进。
　　1941年12月4　日，日本出兵攻入泰国、越南境内。
　　12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直接以私函致电日本天皇，为挽救太平洋危局作最后一次努力，同时强烈指责日本军队进攻泰国的侵略行为；同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公开讲话：“美国如与日本作战，中国亦将对日宣战。”
　　12月7日凌晨1时16分，太平洋瓦胡岛海底随着“咔嚓”一声轻微的响动，牵缚五艘日本潜水母舰的固定带迅速断开，随着暗流巨涛的骤然滚动，五艘特种潜水母舰如野马脱缰，向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疯狂扑去……
　　就在庞大的日本舰队以极快的航速杀气腾腾地向珍珠港疾进时，美国华盛顿专门负责破译日本外交电报的通讯谍报处，截获并破译了日本政府发给驻美大使野村的一封密电：
　　……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谈判，亦无法达成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
　　日本突然中断外交谈判，意味着战争即将爆发。情况万分危急。美国陆军情报局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立即向马歇尔参谋总长的办公室打去电话。但电话却无人应接，再往住所打，还是没人接听。此时的马歇尔正骑着他心爱的枣红马，牵着一只白毛黑斑狗，在阿灵顿公园愉快地进行星期日早晨的散步。透过公园的树丛，他听到了从附近教堂里传来的悠扬的钟声和赞美诗。
　　马歇尔散步归来回到办公室，拿起谍报处破译的电文刚刚瞥了一眼，顿时大惊失色。他霍地站起身，立即召来参谋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各位，我敢断定，日本军队将在今天下午1时或1时过后，对我们开始发动攻击。我决定，立即向全军司令官发出紧急戒备的指令！”
　　“是！”参谋长转身奔向发报处。
　　此刻，日军南云舰队已行驶在了瓦胡岛以北230海里的洋面上，并收到了从东京发来的密电：
　　檀香山街市平静，亦未实行灯火管制。大本营海军部确信：此举必成！
　　南云忠一司令立即指挥航空母舰转舵，逆风航行。飞行指挥所也当即下达了“起飞”的命令。于是，一架紧接一架日舰载机，在摇摆不定的飞行甲板上，于隆隆的引擎声中腾空而起。
　　夏威夷时间7日早6时15分，从六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83架战斗机，在黎明前的夜空中编好队形，组成了第一轮冲击波，发疯般向珍珠港扑去……
　　当美国总参谋部快速拟好电文，并通过西部联合###将马歇尔的指令拍发完毕时，珍珠港正是清早6时30分。此时，日本战机飞离航空母舰整整一刻钟了。
　　这时，五艘日本特种潜水艇已捷足先登，到达了珍珠港。
　　正在珍珠港洋面巡逻的美国“守护人号”驱逐舰与日本潜艇舰队狭路相逢，当美舰舰长奥特布里奇上尉确认墨绿色的海底行驶的正是日本潜艇时，果断下令：“右15度，目标潜艇，深水炸弹攻击开始！”随着一阵沉闷的爆炸声，一艘日本潜艇被炸沉。
　　接着，另一艘日本潜艇也遭到了“守护人号”的重击……
　　而此时，驻守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官兵们依然迷醉在“神圣的周末”之中。军官们在陪酒女郎的搀扶下，从“太平洋夜总会”、“夏威夷桥牌中心”等逍遥场所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嘴里不时哼着流行小曲和胡乱叫嚷着谁也听不懂的醉话。檀香山广播电台则依然漫不经心地播放着优美动听的轻音乐，96艘不同型号的美国军舰静静地停泊在清新而平静的水面上，空中见不到一架巡逻的美国飞机，只有教堂传出的圣洁的钟声在宁静淡泊的珍珠港上空慢慢飘荡，悠悠回旋……
　　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3时19分，率领轰炸机群向珍珠港扑去的日本渊田中佐，用颤抖的声音发布了决定美国太平洋舰队命运的命令：“水木兵曹，现在拍发攻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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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战争状态下的北平（2）
“虎、虎、虎……”电键快速启动，密码攻击令旋疾发出。
　　珍珠港美国舰队瞬间笼罩在一片火海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