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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人手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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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槿宥晕腋湃巍１硐种皇撬Ｈ梦胰ヂ藓嵯纸稹Ｒ们耍湍贸鲆徽湃】畹ィ谏厦媲┥纤翱紫槿濉比龃笞郑桓遥⑷霉灸橇纠跤玫乃抛盼遥ノ挥诼藓暮Ｑ啻笙枚ヒ患彝庾室腥∠纸稹Ｗ疃嗟囊淮问侨�15万港币，一千元一张的票子，150张，将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说实话，我完全可以将它拿走，那个双排座司机根本就没跟我上来，海燕大厦附近不允许停车，车停得老远，我拿了钱跑到广州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如果孔祥儒为此找到我家，我老婆完全可以反过来向他要人，这么大的中国，他到哪找我？报案也没任何证据，没法受理，但我不可能这么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除非我永远不想做君子了。我还是要做君子的，所以没有这么做。说实话，有时想着他对小姐们的那个猴相，又觉得真该把他的钱拿走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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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跟老板也有“站错队”的问题
孔小姐告诉他哥哥，有十几万元对不上账。孔老板说：“到底多少？准确点，拿个清单出来，一笔一笔写清楚。”
总共是16万，恰好是笔整数，肯定被挪用了。
“董事长信箱”接到一封检举揭发信，说张国良已经在村尾租了厂房，并且买了设备，准备自己干了。揭发信没名没姓，不知真假。孔老板递给我，我说这有什么可考虑的？不就三分钟的路嘛，过去看看就行了。
村尾还真新建了两栋厂房，比我们现在用的厂房的漂亮多了。新厂房虽然还没完全建好，门口的场地和道路还没弄平，却已经有工厂开始往里搬迁了。我和孔老板把脸凑到窗户上一间一间看过去，果然发现东面的一个大开间了里安装着几台冲床。我们找到看场地的老头子，问宏大厂张老板的新厂房是哪间？老头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但也看出我们明显我是干部孔祥儒是台湾人，所以很热情，马上把我们带到刚才我们看到冲床的那个大开间，说：“这就是。机器已经搬来了，过两天就生产。”我侧过头看着孔祥儒，发现他的蛤蟆眼已经变成了三角眼。
离开老头，我对孔祥儒说：“说话一定要兑现，找到那个写揭发信的人，发奖金。”
我们还没有找到写信的人，就有人先找到我们了。西乡万昌公司找上门来，讨要买车床的钱。孔老板说：“我们向来都是现金交易的，谁欠你的钱？”
孔老板让他妹妹拿出账本，翻出凭据，指给对方看：款已付了，这是凭据。万昌公司的来人将脸凑近些，说：“凭据上写的是‘机床’，事实是冲床，这张凭据付的是冲床的款，车床的钱一直没付。”
我将凭据要过来看了看，说：“既然是冲床，为什么票上不写冲床，偏要写‘机床’呢？”
“是你们张老板坚持要这么写的，并说冲床也属于机床的一种，这么写也可以。”来人说，“不过没关系，发票上有机器型号，你们可以核对一下。”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孔老板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对万昌公司的人说：“冲床我们还没用，退货，货款冲抵车床的钱，多退少补。”
来人说：“这我作不了主，得回去问老板。”
我向孔祥儒建议：“赶快弄清楚他有没有私刻公章和财务章，如果刻了，立即报案，如果没有，再作处理。”
此时的张国良恰好不在凤凰冈，他昨天请了假，说是随女朋友去衡阳。孔祥儒说：什么女朋友！他在台湾早有老婆孩子，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我看着孔祥儒，没说话，心里想着一句成语：五十步笑百步。
我先叫来厂长，让她陪着我和孔祥儒一起来到村委会，了解新厂房的情况。村主任说张老板是来签了份租房合同，并且已经交了三个月租金，但不是以宏大公司名义签的。我们问是以什么名义签的，我们想看看合同。主任支吾了半天，说保管合同的人不在，他记不清是以什么公司名义签的了。
我又向孔祥儒建议：“村委会这边的事交给厂长处理，她是村里人，好办。你自己赶快给你的老客户打电话，他们或许知道。”
孔祥儒照我的话做了，他这时候才好像特别听我的。
老客户们有三种回话。第一种是真正的老客户，是孔老板在台湾他姐夫的厂里做事时的老客户，他们说绝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并说博儒你放心，姓张就是开厂我们也绝不和他做生意，除非你要我们关照他；第二种是到深圳这边才认识的新客户，他们说知道这件事，张国良请他们吃饭时说过，说他自己要开工厂，并要我们今后关照他，我们当时并没把他当回事，只是应付着说没问题，但不知道他真搞起来了；第三种是张国良自己到深圳后开发的客户，孔老板本人跟他们反而不是很熟悉，他们说话态度比较暧昧，模棱两可，甚至还有一个姓佟的客户反过来“开导”孔老板，说有生意大家做嘛，兄弟之间做长了还分家呢，大家都是台湾人，互相关照点，别搞得太僵，等等。我抢过电话，对他说：宏大公司是孔祥儒的，张国良没有一分钱股份，他是给孔老板打工的，不存在“兄弟分家”一说。对方停了一下，说：是吗？你是谁？孔老板把电话键按住了，说别跟他讲了，张国良没去衡阳，就在深圳，也许就在他那里。
我再次向孔老板建议：到工商管理局查查，看有没有一个叫张国良的台商来注册过什么公司。这一次孔老板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但他也没说不，而是直接拿起电话，拨打张国良的手机，关机。
我说：“接通也没用，他说他在衡阳，几天回不来，你怎么办？”
“你认为他在衡阳吗？”孔祥儒问。
“肯定不会，”孔小姐抢着说，“他这边要开工了，那边怎么可能跑到衡阳去？”
“不一定，”我说，“假如他到衡阳是为了搞钱呢？”
孔老板和孔小姐互相看看，又一起看着我，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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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不能为老板丢性命（1）
还真让我一口猜中。张国良确实是去了衡阳，确实是为钱而去。
张国良的“女朋友”是衡阳人，长的还可以，撇开像唐小姐这类文艺界专业出身的人，她算是漂亮的。好像比赖晓芸还漂亮一些，但绝对不及赖晓芸可爱，差远了。主要差别是赖晓芸洋气，她不土不洋；赖晓芸天真活波，她忸里做作；赖晓芸单纯真挚，她势利虚荣。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很有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女朋友”中专毕业，本来是在宏大公司做文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她主动的还是张国良主动的，反正和“张老板”搞到了一起，正儿八经地做起了“老板娘”。在我来公司之前，全凤凰冈的人大约都知道她是宏大的“老板娘”。有没有实际搞到钱谁也说不清，但虚荣心已经赚足了，甚至可以说是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听说就在我来的前几天，“丈母娘”还亲自从衡阳赶来凤凰冈，实地考察了“女婿”的实力。“女婿”说眼下这个厂条件是差了些，主要是对大陆的政策还吃不准，现在已经摸准了，马上就投资干个大的。“女婿”不仅说，而且还把“丈母娘”带到当时正在建设中的那两栋新厂房面前，请“丈母娘”做主，看挑哪间好。“丈母娘”很有见识，当即给予原则指导：第一，设备重，应选一楼，脚踏实地发展快；第二，就东不就西，迎着太阳好长。“女婿”言听计从，当即与母女俩一起找到村主任，说：“东头一楼那个最大的开间我要了，现在就付定金。”把个“丈母娘”羡慕得要死，恨不能自己年轻20岁，当即问“女婿”：你爸爸还好吗？
张国良这次衡阳之行主要是为了筹款。本来是不需要的，但没想到孔祥儒不声不响地来了个釜底抽薪，将自己的妹妹安排进来当了会计，一下子断了财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资金还是不够，只好硬着头皮来求“丈母娘”。
张国良很懂得做事情的路数，来衡阳之前就先做好了“女朋友”的工作。他对“女朋友”说：“其实钱是够的，但为了争取客户，我已经对他们说好是‘送二结一’，也就是说，头一批先不收钱，用了再说，等到第二批货到时才结第一笔款，这样就押了一批款，流动资金就没有了，所以急需解决一笔流动资金。”
“女朋友”不放心，她问：“如果别人只订这一批货，下次不在你这里进货了怎么办？如果第二批货到了对还不付第一笔款怎么办？”
张国良说：“不会的。这些客户都是长期用户，不可能只订一批下次不进货。再说大家都是台湾人，台湾人在岛内可以尔虞我诈，但出了岛还是比较团结的，至少我们之间做长期生意不会赖账。”
“其实我这都是为了你，”张国良趁热打铁，“我只有真正当老板了，你才是真正的老板娘。而且，我也只有赚到大钱了，才能和她离婚，与你正式结婚。”
“女朋友”没说话，仍然在低头想着什么，而张国良已经陷入美好的遐想之中，他说：“我们去欧洲旅行结婚，在古罗马的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婚礼！我有许多同学在欧洲，我请他们全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要让上帝作证，证明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要让你成为全世界最风光的新娘！”说着，张国良还情不自禁地将“女朋友”一顿热吻，“女朋友”费了很大的劲才醒过来。说：“我妈妈有钱。”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九章 不能为老板丢性命（2）
张国良此时对“钱”好像根本不在意，在意的完全是感情。他仿佛没有听清楚“我妈妈有钱”这句话的意思，“答非所问”地说：“到那时候，我们就将你妈妈接到台湾来，让她伴着阿里山日月潭的风光安度晚年。对了，你妈也不能太保守，我们应该为她张罗个老伴，台湾有很多有钱的老单身，他们非常希望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大陆女人共度晚年。你妈妈那么漂亮，肯定没问题的。”
天知道“女朋友”在电话里跟她妈妈怎么说的，反正他们俩这次去衡阳就是去拿钱的。“丈母娘”不仅将老伴的工伤费悉数奉献，而且还从兄弟姐妹那里又凑了几万。本来钱几乎就要到手了，但女朋友的一个舅舅突然之间提出了疑问，他将姐姐拉到一边，说：“不对呀，姐姐，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钱凑在一起也不过二十万，一个台商为了二十万跑这么远来求我们，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丈母娘说，“你没听说如今越是有钱的人越缺钱吗？实话对你说吧，这点钱人家本来是不需要的，是我实地看了他那里的生意很好，有意想参一股。你姐夫死了，我将来不靠女儿女婿靠谁呀？”
丈母娘说着竟哭起来，舅舅只能反过来安慰姐姐，同时心里想着算了，反正我就拿了三万，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姐姐吧。
二十万到手后，张国良当即真的成了台湾大老板，马上对丈母娘和几个舅舅表示：亲戚中谁要是没事干的，来深圳找我，全安排。
一句话说得丈母娘光彩照人，“女朋友”的一家一夜之间成了豪门望族，整条街上都知道丈母娘成了“台属”，说不定当年春节就能赶上台胞团拜会，几个舅舅走起路来头颅自然昂起30度。
人的预感有时是很准的。张国良拿到这二十万现金后就一直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所以他很紧张。
钱在“女朋友”身上，即使遇上打劫的也未必能搜出。他们拿女人的长*当袋子，一万一万地排好，然后绑在“女朋友”的腰上，“女朋友”因此看上去就像怀孕四五个月的孕妇。张国良自己身上另装了几千块钱，即使真遇上打劫的，光天化日之下，劫匪拿到几千块之后也会溜之大吉的，决不会再向一个孕妇下手。既然如此，还能出什么事呢？或许是做贼心虚，自己吓自己。
孔祥儒已经报了案，他向警方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的经理和出纳携款外逃，要求警方协助缉拿。孔祥儒不仅向派出所报了案，而且向深圳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并将这一情况连同派出所和市台办的反馈信息一起传真给有关客户。
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前脚回到凤凰冈，后脚就被警察带走。在派出所里，张国良对孔祥儒提出的指控举不出反证，只好强调自己并不是“携款外逃”，事实是自己也开了公司，挪用了宏大公司一部分流动资金，一旦自己运转起来，肯定会补上这个窟窿的，绝无“携款外逃”之意。并且说：如果是“外逃”，还会自己回来吗？
既已承认挪用，人也就暂时扣留，并进行检查，当即从“女朋友”身上搜出二十万，恰好是孔祥儒报失的数字，十六万现金和四万车床欠款，人脏俱获。
孔祥儒给派出所送了锦旗：“台商卫士，神警神速。”
又通报市台办，说案子已破，感谢协助。同样的文字也传真给有关客户。
第十九章 不能为老板丢性命（3）
张国良和“女朋友”被抓之后，宏大厂一下子热闹起来，成了整个凤凰冈的“明星企业”。我去洗头时，洗头妹和老板娘都热情地向我打听这打听那，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台湾人之间的事，但有一点我说了：宏大公司是孔老板的，张国良只是他请的职业经理，是为孔老板打工的。后来村主任在厂长的带领下来到厂里，找孔祥儒说情，说你们都是台湾人，既然钱已经追回来了，不要再追究了，算了吧。孔祥儒对村主任很客气，但关于放人的事，他说他做不了主，这是警察的事，我没办法。
没过两天，“丈母娘”来了，吵着找孔祥儒要人，被孔祥儒的妹妹顶回去：人是警察抓的，管我们什么事？张国良在台湾的老婆和丈母娘都没管，你算他什么人？
话虽然这么说，但此后不久，孔老板又突然亲自去派出所替张国良说情，说念其初犯，并且钱已如数追回，希望不予追究。派出所看张国良是台湾人，本来就照顾三分，现在被挪用的钱已全部追回，失主本人又来求情，加上凤凰冈村里面也出面找过西乡派出所和宝安公安分局，考虑到张国良现在也已经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是“台商”了，这件案子可以解释为台商与台商之间的经济纠纷案，现在既然双方已经讲和了，派出所也就做顺水人情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放了出来。
对于孔祥儒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主动去派出所保张国良出来，我一直想不通，只是以为台湾人之间确实很讲义气，后来还是他妹妹无意中说漏嘴了：这个张国良本来就与孔祥儒的姐夫沾亲带故，否则孔祥儒当初也不会请他来做经理的。我想，后来肯定还是他姐夫出面了，孔博文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他姐夫的面子大，而是他姐夫的资产大，孔祥儒在生意上还要仰仗他姐夫。
张国良出来之后，这件事我以为就算是过去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张国良，听工人说他在东莞的一家台湾厂打工，也有人说他到龙冈去办了一家自行车花鼓厂，发展得还不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这事真好像是永远过去了，与我无关了。突然有一天，“董事长信箱”又收到一封神秘的检举揭发信，信上说张国良已经找了人，准备杀了丁先生。孔老板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将这封信给我看了。并且实话告诉我：这个张国良在台湾时就与黑社会有染。那一刻，我像是接到了生死牌，眼前立刻浮现港台影视上黑社会杀人的各种场面，想到了我年迈的父母和刚会走路的儿子，想到了老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迅速逃离，赶快回家。
我没想到我这么怕死。我对孔祥儒说：“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家在哪里。”
“那当然。”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家的情况。”
“是的，你放心。”
“我今天就走，马上走，你送我到广州机场，直接送上飞机。”
“没问题。”
路上，孔祥儒塞给我一个信封，我捏了捏，大约有几千块，说：“谢谢。”
孔祥儒握住我的手，说：“你这都是为了我。”
我说：“你怎么办？他会不会对你下手？”
孔祥儒没说话，眼睛看着远方，似乎很远、很远。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他的眼光中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东西。但反正我也离开他了，不去深想了。
临上飞机时，孔祥儒对我说：“先在家歇段时间，我在江苏的业务很快就要开展起来，你要是愿意，可以帮我负责那边的业务。那些人你在无锡都见过，熟人。随你自己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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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忽悠老板从写简历开始
一回到家里，我就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半天没说话。老婆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愣了一下，回过神，说孔老板要在江苏开展业务，让我先回来筹备。她说：那你不回深圳了？我说再说吧，反正工资照副付。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交给老婆，她接过去，认真地数起来，数得很认真。而我则想，这几乎是我的一条命呀！
我照例回情报室“上班”，尽管我现在属于借出人员，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已经为我办好了借用手续，我上班也没工资，但不去情报所我去哪里？好在有我一大堆来信，正好可以看看。我发现国人对印刷品是很信赖的，当初我为了混稿费胡乱写了一些东西，如今真被人当作某某专家了，收到了很多求教信，这些求教信中居然还有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并且是两位教授一起写来的，向我请教有关舰艇用轻质绝热材料方面的问题，我真想给他们回封信，问他们可不可以收我做博士，如果可以，我就可以天天当面指导他们了。
看着这些来信，我似乎又很怀念在情报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所里面人见我从深圳回来都很热情，那样子不亚于见到归国侨胞，我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种满足。同事们还嚷着要我请客，仿佛认定我已经发了大财了。被他们这样一捧一抬，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而且离得蛮远，想下都下不来。我豁然发现：我已经没法再回设计院了，没法再回情报所了，这里已经不属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呀！
回情报所“上班”是有好处的。情报所可以看到各种报纸，其中《中国青年报》上一则招聘启示吸引了我。登启示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说招聘从副总裁到企划人员各个岗位的人才。我给他们去了封信，照例是附上各种证书和奖状的复印件，并对近几个月的经历作了夸张性描述。主要是把时间做了适当的延长，没有说是只干了几个月，还是说干了两年。其实这种“适当的夸张”也不算过分，的确，通过这几个月跟着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后面当职业经理人，我所经历的事情和增长的见识比在内地干几年都要多。
我记得好像就投过这一份个人资料，没想到一下就投中了。他们很快就给我回了信，拟聘我做公司发展部经理，并问我有什么待遇要求。我等不及写信了，马上回了电话过去，说我很乐意去海南服务，并说没什么待遇要求，按公司制度办就行了。我能这样说，就说明我这几个月在深圳没有白过，我在恒基公司搞过招聘，知道提待遇要求没任何好处，除非是老板求你，你自己去应聘还能提什么要求？难道公司还能为你改变他们的工资制度？再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回设计院上班肯定不适应了，就是能适应也丢不起这个人。我发现，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要你“下海”了，就别想再回头，也回不了头，各种各样的因素让你没法回头，没脸子回头。
对方说你可以来面试，我问面试怎么说，对方说面试时要带来各种证件的原件，一般这么远通知你面试大都能通过的，万一通不过，公司承担回去的路费。我说可以。
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包括应付面试的能力。毕竟，我面试过别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这样经历的人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对老婆说我要去海南，她说你不跟孔老板干了？我编了个理由，说台湾人好色，老是要找小姐，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要去海南。老婆听了很顺耳，就没说什么，我真担心她问：要是海南的老板也好色怎么办？但她没问，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老婆和儿子一起送我到南京，我将从南京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汽车去海南。我心情不好，在南京无缘无辜地跟的士司机吵了一架，直到今天都觉得对不起那个的士司机。在南京车站广场，正好有儿童电动三轮车玩，一次两块钱，老婆觉得太贵了，舍不得，我坚决主张给儿子玩。我们再也不是“二百五”了，无论到哪里我都不可能是“二百五”了，我失去那么多，换来的就只有这一个，如果连儿子玩一下电动车都舍不得，我“下海”干什么？
我排队买票，老婆带儿子排队等电动车。他们等到了，老婆将电动车抓在手里，叫儿子赶快跑过来取票，我看见儿子惶惶张张跑过来，我一惊：儿子大了！会跑了！我第一次去深圳时他连走都困难，现在居然能跑了！
火车开动时，老婆孩子倒没事，我哭了。不知道是为老婆儿子还是为我自己。等到再想和儿子说再见的时候，火车已经驶离很远，我忽然感觉自己不是在火车上，而是在船上，并且船正向驶大海，离岸越来越远，即使这时候我想回头，也可能找不到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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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有选择的真话就是假话
海南顺达股份有限公司在报纸上登出招聘启示后，总共收到800多份应聘信，经多轮筛选，最后确定13人面试。只要当面交流的事实与应聘材料上反应的情况一致，录用的希望就很大。但是，无论材料是否真实或表现多么好，最后只能从13个面试者中间录取8个，另外7个由公司支付回程路费回家。可见，竞争还是相当残酷的。
我可能是最远的应聘者，这么远跑来当然不是为了挣这半趟路费。我很重视，事先从电话里旁敲侧击了解到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知道他们老板叫杨东升，吉林长春人；公司总裁是四川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副总裁是重庆重型机械厂厂长，祖籍安徽等等。我决定打安徽牌，因为我是安徽人，而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安徽，这样，与公司总裁和副总裁都能产生联系。
顺达公司总部在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六楼。当时滨海大道上好像只有这一个三十多层的高楼，很好找。南洋大厦俯面为正方形，外表是玻璃幕墙，四周配上挺拔的椰子树，气派非凡。我心里想，只要能进入这间大厦，工资肯定少不了，少了也落个心情好。
面试在下午两点钟进行，我排在中间，不前不后。看着以前只有在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才见过的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楼，望着前前后后一个个比我更加自负的博士硕士，想着13个人当中最后只能录用8个，我不敢肯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想起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莎拉热窝》里面的一句台词：“任何意外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不敢掉以轻心。
好不容易轮到我，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被那阵势吓得心跳。不大的会议室里摆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会议桌的里面坐了满满一排人，大约有十二三个，事实上，里面的一排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于是考官们已经坐到了两边，他们几乎围成一个大半圆弧，而我正好就在他们围成的抛物线的焦点上。
为了掩饰紧张，我准备变被动为主动，先发制人。
我朝这一圈人点头坐下后，主持人要我将自己的情况先作一个简单介绍，我立即滔滔不绝。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安徽人，”我说，“如果有，那应该认识我或至少听说过我。1988年，安徽省为表彰本省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特别颁发了三枚奖章，其中金质奖章授予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银质奖章授予了*，铜质奖章就授予了我。”
说着，我郑重递上了当年颁发给我的那枚铜质奖章。铜质奖章是真的，*获金奖*获银奖也是真的，但当时获得这些奖章的不只是我们三个人，而是三百多人，我将那三百多人全部省略了，只剩下两个叫得天响的大名人和我自己，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其实并没有撒谎，只是运用了说话技巧，这些技巧是事先演练好的。
“其实，”我接着说，“这个奖项并不是针对获奖者的某一项具体的科学贡献，而是对他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一贯成就的综合肯定。事实上，在获得此项奖励之前，我已经获得过国家、省、部、委、市和院内的多次奖项。”
我又递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大堆获奖证书。这一次我不是递给主持人，而是东给一个西给一个，一下子就造成了全体考官都在看我的证书的壮观场景。
接着，我又如同变戏法般从挎包里取出书、论文等等，摊了一桌子，任他们翻阅。本来每个面试者只有二十分钟时间，轮到我的时候他们竟然忘了这个规定，大家都好像在看希奇长见识。
录取是必然的。总裁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既然我与他们的校长和老师齐名，他如果不录用我就有嫉能妒贤之嫌；副总裁暗暗得意，心里想，看，我们安徽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遗憾的是老板杨东升本人不在，总裁只给我按了个中层位置，使我怀疑他确实有点嫉能妒贤。
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其实我并没有说假话，可以说句句是真话，但并不是一般的真话，而是有选择的真话，有选择的真话其实就是一种假话，说白了，就是忽悠，高级忽悠。
第二十二章 板总有过人之处（1）
杨东升是长春人，老三届知青，生产队长。虽然算不上官，但作为下乡知青能在生产队当上队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得身体好，干活舍得出力气，而且还要能说会道，办事比较公道，服众才行。
杨东升后来什么时候回城以及回城以后做什么我不知道，严格地说顺达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公司员工如果知道我就会知道。但他是怎样起家的我们都知道，而且一直为公司员工所称道。事实上，当我了解这些情况时，我就萌发了要把这一切写出来的强烈愿望，只是当时有别的事情要做，当时我还不具备埋头写作的心理条件，所以才未能如愿。
改革开放初期，杨东升的母亲蓝老太太就在长春一个叫二道河子的地方开起了裁缝店。蓝老太太与一般人做法不一样，她一下子招了很多徒弟，徒弟不拿工资，管吃管住，包教包会。蓝老太太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徒弟，二是接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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