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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史玉柱-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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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史玉柱无疑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创业者之一。
1989年，史玉柱研究生毕业，借款4000元下海创业，研究开发的M…6401排版软件4个月就赚了100万元。随后又推出M…6402软件，销量居全国同类产品之首。1991年，创立巨人公司，推出M…6403，实现利润3500万元。1993年，推出M…6405、中文笔记本电脑、中文手写电脑等多种产品，其中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的当年销售额即达到亿元。巨人成为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1994年，史玉柱当选“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推出脑黄金等12种保健品，投放广告1亿元。史玉柱被《福布斯》列为大陆富豪第8位。
1997年，因一连串盲目扩张的决策失误和兴建巨人大厦造成资金链断裂而导致巨人集团轰然倒塌，欠下亿元的债务。史玉柱沦落为“全国最穷的人” ，演绎了一个企业迅速盛极而衰的经典案例。
1998年，史玉柱开始重新创业。他带领一批巨人旧部开始做脑白金，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把脑白金打造成中国著名品牌。2000年，脑白金获得全国保健品单品销售冠军，创造了年销售10亿元的奇迹。2001年，史玉柱还清了亿元债务，并将“敢于承担个人责任”写进新巨人集团的经营理念，用行为宣示了“追求诚信才能东山再起”的游戏规则。在民营企业家命运沉浮变幻的序列中，史玉柱再次崛起的故事，突显出“执著与毅力”的魅力与价值。2001年，史玉柱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媒体报道
因为“巨人大厦”沦陷，又因为“脑白金”再度崛起，史玉柱无疑是中国20多年来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商人。
——东方早报
从一穷二白的创业青年，到全国排名第八的亿万富豪，再到负债两个多亿的“全国最穷的人”，再到身家数十亿的资本家，史玉柱演绎的真实故事，情节之丰富、命运之跌宕，超乎财经小说的想象发挥。
——京华时报
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从脑白金到黄金搭档，如果经商也是一场游戏，史玉柱玩了一场大翻盘，表现可圈可点。
——南方周末
史玉柱和他的巨人大厦，早已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的标志性案例。最近，“重出江湖”的史以藏头露尾的神秘手法回购已“烂尾”三年之久的巨人大厦，向当初投资给他的老百姓“还债”，顿时成为媒体追逐之焦点。
——北京日报
在当前的商界，像史玉柱这样把自己的话当真的商人还真不多。难怪不少人说史“有良心”。
——光明日报
在史玉柱的身上，凝结了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成功之梦和创业情结。史玉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以软件起家创建巨人集团，此后涉足保健业、化妆品、房地产等等，他的每次商业行为，无不讲究气势磅礴，惊心动魄，就连他的失败，也败得悲壮。
——CCTV
“巨人”在中国民营经济坎坷的发展史上写下了一曲悲怆但又雄壮的《英雄交响曲》。任何往事的联想及衍生物都令人们感叹万千，让正在编织“光荣和梦想”的人们从中汲取梦想成真的要素。
——上海证券报
目录（1）
引子
对于商人史玉柱来说，1996年在阿拉善度过的那段时间，是他的事业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此之前，史玉柱是一个企业家；在此之后，他越来越向一个投资家的角色靠拢。
第一章 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
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第二章 汉卡时代的商业逻辑
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印刷厂大量出现，自然带动了对印刷排版系统的需求。这个时候，史玉柱产品的价格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间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第三章 珠海的机会与陷阱
十几年后，很多曾经在珠海生活过的人在回顾珠海的发展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珠海历史上必须提到两个人：粱广大和史玉柱。对史玉柱来说，这是一种荣耀；但对当初的巨人集团来说，这种荣耀却是一把双刃剑。
第四章 成败军事化管理
就巨人集团而言，史玉柱这种“独裁”地位的合法性，除了他是集团的所有者之外，还来自于他是巨人集团的精神领袖。跟他共同经历了创业成功和企业发展的下属们在精神上是他的追随者。
第五章 迈向多元化
计算机产品无法再给巨人带来每年翻几番的增长，史玉柱自然把目光投向了计算机以外的行业。房地产显得水到渠成，另一个行业，则是保健品。
第六章 三大战役（上）
在巨人集团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在“三级火箭”理论和巨人的现有资源之间，史玉柱没有能够把握住均衡。在1995年5月31日的会议上，他甚至都没有考虑这种均衡。
第七章 三大战役（下）
在“三大战役”里，唯一在市场上搅起波澜的是保健品，这也是史玉柱集中投入资源的部分。因此，“三大战役”其实是保健品唱独角戏的“一大战役”。
第八章 运气走了 危机来了
巨人集团的员工数量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翻了将近4倍，如此巨大的人数增加，给巨人集团带来的管理问题不单是表现在食堂不够用上，更重要的是，这些员工需要有一个过程来适应巨人集团的工作方式，他们的领导也需要时间来完成从管10个人到管50个人的过渡。
第九章 拯救行动
珠海市市长粱广大约见史玉柱，史玉柱先介绍巨人的“大好形势”，还没有过渡到讲困难，粱广大就因为有重要的外事活动，而中止了这次谈话。前后见面的时间只有10分钟。
第十章 巨人的倒掉
从1997年1月12日得知记者采访巨人危机，到1997年1月19日深圳《投资导报》面市，中间整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明知巨人的现状一旦被报道必然会带来麻烦，巨人既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同深圳《投资导报》进行沟通，也没有约请其他媒体，提前用可控的方式报道巨人的问题以争取主动。
第十一章 多元化之辨
多元化与专业化不是一个“特殊企业”道路和“一般企业”道路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就大多数企业来说，多元化不是不可触摸的“魔戒”，而是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企业在一定条件下的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
第十二章 策划脑白金
脑白金针对的主要消费人群是中老年人。这一部分受众是在计划经济下的媒体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已经习惯将报纸上刊登的内容与权威性联系起来，更容易接受软文的影响。
第十三章 巧打“还债牌”
同刘永行、张瑞敏等人相比，不论资历、企业规模、管理经验和成就，史玉柱都无法忘其项背，他之所以能够忝列年度人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打出的“还债牌”。
第十四章 化解媒体质疑
在脑白金的广告诉求点已经从“无所不治的万能丹”转向孝敬父母的礼品的时候，《南方周末》拿两年多之前的脑白金广告作为批评的目标，当然不可能对脑白金造成多大的打击。
第十五章 史玉柱系（上）
新的巨人公司全称“巨人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与怀远宏强、黄山康奇和上海健特都不同的公司，不论是从名称还是从它的经营范围来看，这都是一个投资公司，而在史玉柱以后的公司体系中，巨人投资也是处在整个体系的顶端。
第十六章 史玉柱系（下）
《21世纪经济报道》说对了结果，却没有说对过程。上海华馨当然是史玉柱控制之下的投资公司，但联结两者的纽带却不是史玉柱担任的“顾问”。实际情况是，史玉柱控制下的上海健特，是上海华馨实际上的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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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
第十七章 再战黄金搭档
在鸦片战争之前，一位打算到中国来卖睡帽的英国商人兴奋得不得了，他的想法是，“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我的睡帽，我就发大财了。”史玉柱对维生素市场的判断，可以说重复了这个英国睡帽商人的思维。
第十八章 出售脑白金
不过对史玉柱一方来说，这笔交易却让史玉柱有了进入四通的机会。不但史玉柱本人出任四通控股CEO，他所拥有的近6亿港元可转换股债券也让他有了成为四通股东的机会。不管史玉柱本人目的如何，通过这笔交易，史玉柱事实上进入了国际资本市场。
第十九章 投资家史玉柱
巨人集团时代，史玉柱是个从不向银行贷款的人，他觉得用自己的钱比较安心。等到巨人集团出问题，需要资金的时候，他发觉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有很大的难度。巨人集团失败的教训让史玉柱改变了看法，他不仅向银行贷款，还干脆做了银行的股东。
第二十章 一个商业时代的背影
在中国企业面临国际化、持续发展能力、需要系统变革的新时代里，同那些尝试解决这些更加深刻问题的企业相比，史玉柱的公司更象一个背影——一个过去的商业时代留在今天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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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1）
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怀远。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这个面积2300平方公里、隶属安徽省蚌埠市的县城相当陌生。曾有记者这样描绘怀远：“在地图上很难找出的小小县城。”
不过，这个小小县城的历史却比多数大城市要悠久得多。
根据清代光绪年间成书的《凤阳府志》，怀远县城最早建于南北朝时期。但怀远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上古。在怀远县东南部，有一座涂山，《史记》记载，夏代大禹召集各个部落的人商议治水便是在涂山。为纪念大禹，后人在涂山修建了禹王庙，几经重修，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现在在怀远县城里，还有一条以大禹命名的道路——禹王路。
在怀远县西南部，与涂山相对，耸立着荆山。春秋时期著名的“和氏璧”就是采自这里。
淮河从涂山与荆山之间流过，两岸山峡陡立，风景壮丽，号称安徽“淮水三峡”之一（另外两峡是凤台县境内的东西硖石山，明光市境内浮山和对面的巉石山）。淮河的支流涡水穿过怀远县城，在县城的东部入淮，称为涡口，历史上兵家将这里与江苏淮阴的泗口并称为“两淮要害”。三国时曹操的水军进入淮河，便是通过涡口。
明清时期，怀远县归属凤阳府，也就是民间戏剧中唱道“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怀远不是个风调雨顺的地方，即便在建国后，1949年到1982年的33年间，发生较大洪涝灾害的年份有10年，发生旱灾减产的年份有5年。史玉柱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怀远县志》记载，这一年，怀远县政府正忙于精简职工，号召全民种瓜种菜以抵抗灾难。
正应了福祸相倚这句老话，史玉柱虽然出生在“天灾”之年，但却避过了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到他未来人生的“人祸”：史玉柱长到上学年龄的时候，时间已经步入上世纪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的学校教育已经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于1968年得以恢复。这使得史玉柱避免了学业中断的危险，从小学到后来的研究生，他接受了相当完整的教育。与他同时期的民营企业家中，没有几个接受过这么完整的教育。
史玉柱的父亲是怀远县城一个普通的警察。出身平民家庭的史玉柱，他的童年与所有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人大同小异。这些年间，尽管国家大事频出，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史玉柱成名之后，曾有记者采访过他童年时的生活。1992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报告文学《巨人的风采》中写道：“他永远忘不掉他在安徽怀远县城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为他打开了一个五色斑斓的世界，他按照书上‘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方自己调制了土炸药，一声爆炸震怒了父母，也从此被冠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外号：‘史大胆’！他对复杂的东西总要探个究竟，出于对魔方的好奇，上外语课时他干脆躲在教室最后，一堂课一堂课不停地玩……他总感到有一片神奇辉煌的领域在吸引着自己……内心深处干一番事业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坚定了。”
这是史玉柱唯一一次对媒体讲述他的童年故事，其后所有关于他早年生活的文章，都是在《巨人的风采》基础之上的演绎。
其实，史玉柱并非一个“小时了了”的人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童年基本上是在“默默无闻、平淡无奇”中度过的，他身上并没有表现出未来会成为商人的潜质。不论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还是其后的种种演绎，从中都看不出史玉柱少年时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些文章描绘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少年的典型生活。《十万个为什么》首次出版发行时间，恰好在史玉柱出生之后，当时此书风靡一时，几乎所有重视教育的家庭都为孩子买过这套书；在战争片几乎是唯一可以看到的电影种类的时代，所有男孩子都对枪支、火药这些东西产生过强烈的兴趣；至于魔方，几乎是那个时代可以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玩具之一。
唯一算得上特殊的，是史玉柱的家乡安徽有很多古战场遗迹，一本描写史玉柱复出经历的书曾演绎了这样一个故事：史玉柱的父亲要去合肥出差，在他一再恳求下，父亲同意带他一起去。在合肥，史玉柱看到了《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镇逍遥津”的故事所说的古战场，看到了张辽所筑的教弩台，以及孙权兵败脱险的地方“飞骑桥”。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知道这和他后来喜好将军事战术复制到商场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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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2）
安徽悠久的商业历史与史玉柱之间也没有丝毫关联——尽管他一度被人们看作徽商的儒商风格的代表人物。
胡适曾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这个地方就只是村庄。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整个小村庄变成个小市镇了。”自明代开始发迹的徽商曾经势力极其庞大，以致民间有“钻天洞地遍地徽”的说法，十几年前相当流行的胡雪岩，就是晚清徽商的代表。不过，主要集中在盐业、木材、粮食、茶叶和典当业的徽商，一般来说指的是明清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涉及地区主要是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婺源六县。怀远县并不在这个商帮圈内。
历史上，怀远的商业繁荣时代仅在清末和抗战时期昙花一现。清末民初，涡水和淮河是当时河南、安徽和江苏商品流通的主要运输线，怀远县在涡河口设有厘金分关，码头经常停靠近千艘货船，《怀远县志》记载，当时“商贾辐辏，旺极一时”，到1931年，涡河税关撤销，怀远商业随即一落千丈。
怀远的第二次商业高峰期是在抗战期间，其时，怀远下辖的龙亢、河溜两镇（现为龙亢区、河溜区）正好处于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交界处，商贩利用这一空间转运商品，使龙亢和河溜商业迅速发达起来，1940年到1945年间，河溜镇仅商行就有200余家，一时有“小上海”之称。
可以说，商业并不是怀远的传统，不过，如同多数历史悠久的城市一样，怀远的文化教育传统可谓根深蒂固。明清以来，怀远文人辈出，清代江淮一带甚至流传着“怀（远）诗，寿（县）字，定（远）文章”的说法。在这个小县城里，明代曾建过三处书院，清代曾建过一处书院。
在这种文化传统下长大的史玉柱，顺理成章地从小学读到高中，直至考取浙江大学数学系。多年以后，即便史玉柱成为巨人集团董事长，他仍然强调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回安徽省统计局，负责各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在这里，史玉柱获得了一个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
当时，安徽统计局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仍然采取传统手工操作，效率十分低下。并非计算机系出身的史玉柱编写了一个统计系统软件，来提高统计局的工作效率。这个软件在1986年河北唐山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受到好评，并且向全国统计系统推广使用。
本单位职工开发的软件可以在全国系统内得到推广，这当然引起了单位领导的重视，史玉柱于是被作为第三梯队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毕业后，即可任处级干部。
不过，这一次毕业后史玉柱却没有像上次那样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1989年，他回到安徽，办理了辞职手续，告诉自己的家人：“我要下海。”
这是一个让周围人惊讶的选择。在1989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还相当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一年全国毕业研究生仅为37232人。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拥有这么高学历的就更少了。1989年史玉柱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年仅27岁，在这个年龄做到处级干部，再加上有高学历、领导赏识，如果史玉柱继续留在统计局，未来的仕途可以用“不可限量”来形容。因此，史玉柱的家人和朋友都反对他下海，大家担心，一旦他下海失败，又丢了统计局的工作，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这没能阻止史玉柱的决心，他最后表示，“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曾经担任巨人集团副总裁的王建在《谁为晚餐买单》一书中这样描绘史玉柱：“其实史玉柱是个不太有野心的人，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县城，并在不到男性晚婚年龄时经人介绍结婚。”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史玉柱在1989年一定要下海，而在5年前他本科毕业的时候，却服从分配回到家乡到政府机关工作？
王建给出的答案是，他太喜欢计算机技术，而且看到了可能的市场机会：
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后再回到那个比较闭塞的合肥，在特区待过的人看过别人创业的人回到统计局甘心做回他的小职员，他似乎也无他求。但真正改变史玉柱的，不是他自己的性格，而是这世界的科技产物：电脑。……随着汉字全拼特别是王选发明的汉字五笔输入法的成功，汉字的输入得以解决，但电脑软件的“中文化”问题，成为电脑能否在中国普及的关键，史玉柱一下子看到了这里的市场前景。……他研究电脑，不是为了解决数字计算、数字采集和处理以及自动控制问题，而是固化字体、增加字库和设计表格，增大排版空间和提高处理速度等“汉化”工作。……他开发出的东西别人用了都说好，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市场的光环，他的头脑盘旋着创业的梦想，他的心中涌起在电脑行业“搅一搅”的冲动，他毅然辞职下海。
第一章 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3）
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如果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历史，我们会发现原因也许并非这样简单。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大学毕业无疑是人生中的重要时点，这意味着一个人正式踏入社会；对于史玉柱来说，这个年份则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他的人生的关键时刻还尚未开始。不过，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史玉柱不会想到，1984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会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中国当代商业史上最为重要的年份之一。这一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呼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最关键的一步价格改革开始实行，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后，超产部分价格由市场供求双方解决。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决定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改革和开放的效果是明显的，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增长了194％，一年以后，增长了311％，而在1984年以前，增长率基本上在10％左右徘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1984年之后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较以前活跃了很多。
从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来看，1984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企业家主要来自于体制外，最典型的来源是农村插队回城后没有找到工作的知识青年和农村中头脑灵活的能人。这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们是最早的一批创业者——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小摊主和小作坊主。“个体户”是产生于那个时期的词汇，也是对那个时期商业状态的精确描绘。
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创业者完全称不上“企业家”三个字，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小商小贩。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企业家的基因也正是在这样一群人中形成的。
史玉柱的老乡年广九，算得上当时最为知名的“企业家”之一，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遭遇颇能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这些创业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年广九出生在怀远县，后来因为怀远受灾，跟父亲讨饭到了芜湖。年广九摆过水果摊。在史玉柱出生的第二年，他因为从江西贩卖板栗到芜湖，以“投机倒把罪”获刑一年。出狱后，年广九偷偷摸摸做了十几年的小商贩，主要卖炒瓜子。1979年，他的炒瓜子作坊雇佣了12个工人，到1980年，雇工达到110人，已经从作坊变成了工厂。
年广九的“企业家之路”并不顺利，1983年底，有人反映年广九的雇工问题，安徽省商业和工商等部门开始对他的“雇工现象”展开调查，后由当时分管商业的副省长专门向省委提交了一个调查报告。随后，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到后来，甚至有“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
事情越闹越大，直到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点名提到年广九的事情，“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此时，年广九的雇工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这一切就发生在史玉柱读大学期间。可以想见，尽管史玉柱就读于中国民营经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浙江，但直到他毕业那年，关于雇佣工人的问题还需要闹到中央领导人的层面才能解决。你无法想象一个经历了15年学校教育的人，会将这些个体户和主要由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上文提到的年广九甚至不识字）构成、身份还显得很可疑的“企业家群体”当作自己的模范。况且，就一般社会生活来说，杭州同合肥在当时的差别并不大。尽管史玉柱有“史大胆”的称号，他还是不可能放弃在政府机关的工作机会而选择去当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乡镇企业家。
而在1989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始于1984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之后的几年里开始显现效果，非公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1985年，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公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0％，到199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98％。
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企业家形成的第二次浪潮。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大批体制内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转到体制之外，“下海”经商，从而构成这个时期企业家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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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4）
大体来讲，这个时期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价格双轨制开始实行，价差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有专家估算，在1987年，我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这个千亿规模的价差空间给那些从机关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有能力和关系以体制内价格购入物资，以体制外价格卖出物资的人创造了完成资本积累的机会。
与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靠创办科技企业起家的。联想、四通等企业都是在这个阶段创立。
1985年以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多项政策，特别是1988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继续鼓励和促进民办科技机构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长入经济，发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引导国有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大中型企业，按照民办科技机构的经营模式，用预算外资金兴办新型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与民办科技机构在经济成分上不尽相同，但却共同拥有全新的经营机制，因而一起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并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期。
在1991年上海开发浦东之前，广东一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地方，而紧邻香港的深圳更是重中之重。在深圳的创业气氛中熏陶了两年的史玉柱，已经很难再回到办公室里，做一个体制内的机关干部了。
关于这一点，2005年史玉柱在接受《中国新时代》采访时也承认，“我以前在安徽省政府的统计局上班，因为觉得那种工作环境使人的想法与个性受到压抑，决定下海经商。最初的创业在深圳开始，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步步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
总而言之，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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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卡时代的商业逻辑（1）
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印刷厂大量出现，自然带动了对印刷排版系统的需求。这个时候，史玉柱产品的价格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间的高速发展，正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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