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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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髁叵虺こ且阅侠┱攀屏Γ�1922年挑起了直奉战争。结果，奉系又在战争中失败了。两次战争取胜，直系气焰嚣张。直系军阀首先驱逐了徐世昌，让和美国有关系的黎元洪重当总统，随后又驱逐黎元洪，曹锟自为大总统。接着，奉系向外扩展势力，派杨森督川，派孙传芳督闽，派沈鸿英督粤，从江西等地进攻广东，企图驱逐孙中山，消灭革命力量，霸占广东。曹锟、吴佩孚接着走段祺瑞的老路，妄想用武力统一全国。
日本当然不能看着美、英支持的直系军阀得势，在日本的支持下，1923年9月，张作霖出动15万大军，杀向关内，吴佩孚自任总司令，亲率20万大军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又爆发了。这时，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倾向革命，10月间起兵反吴，回师北京，囚禁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故宫，是为“北京政变”。吴佩孚失败了，从此，直系在华北的势力被消灭了。奉军入关，段祺瑞乘机攫取政权，在北京组织执政府，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此时的皖系已成空壳，一蹶不振，北方成为奉系和冯玉祥的革命军的天下。因冯玉祥倾向革命，奉系军阀就竭力排挤国民党，后冯玉祥反奉失败后下野，到俄国访问去了。吴佩孚逃回汉口，自称苏、浙、豫、皖、陕、晋、湘、鄂、赣、川、粤、闽、黔、桂十四省联军总司令。此时的中国，原直、奉、皖三系军阀三足鼎立的局面打破了，大体上北方是奉系的势力，长江流域是直系的势力。而各派系之间的内讧，仍是不断。
从1916年到1926年，10年间###三易其手，直、奉、皖三系军阀轮流坐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哪一派都没有完全绝对的优势。其政权的更迭交替依次为：
从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亡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是皖系段祺瑞统治，时间整4年。
从1920年7月到1922年4月，是战争中胜利了的直、奉两系联合控制北京中央政权。1922年4～5月间直奉战争，奉军败退关外，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及北方，直到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军失败而告结束。直系的统治时间4年多一点。
大 势二（3）
从1924年10月到1925年10月，胜利了的奉系张作霖联合皖系段祺瑞、国民军冯玉祥联合控制北京中央政权。1925年11月国民军冯玉祥发动反奉战争，失利后冯玉祥退出北京，段祺瑞逃往天津。之后，北京中央政权完全落入奉系张作霖之手，直至北伐战争胜利，奉军于1928年6月放弃北京退回东北为止。奉系的统治时间3年8个月。
北洋军阀最后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东北的情况不同，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少帅张学良于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归附南京政府，国民党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全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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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势三（1）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他对形势的分析，对袁世凯本质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盟会领袖人物之一的宋教仁，是西方国家议会政治的积极鼓吹者。辛亥革命后，他主张改组同盟会，扩大其组织，以求能在将要成立的国会中占多数议席，从而能自己组成内阁。他的主张得到了同盟会另一位领袖人物黄兴的赞同。1912年8月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仍奉孙中山为领袖，但以宋教仁为核心人物。
在当时处于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拉拢孙中山、黄兴这样有声望的革命领袖为自己装点门面。1912年8月下旬，袁世凯把孙中山请到北京，待之以上宾之礼，共商国是。结果，孙中山深深地陷入了袁世凯的圈套，这从他当时会见袁世凯后的言论可以看出来。他在北京演讲说：“鄙人之意见，现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鄙人所计划者非他，即建筑铁路问题是也。”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的演讲中更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颇入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②，并不谬误。”③
事实教育了孙中山。袁世凯在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军事上做好准备之后，就开始拿革命党人开刀了。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人刺杀了宋教仁。6月间，他下令先后罢免了国民党的3个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并且出动军队南下。国民党被迫迎战，然而，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失败了。
军事上取胜后的袁世凯，凶相毕露地对付资产阶级民主派了。他恶狠狠地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之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他称孙中山、黄兴等为“暴徒”，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无奈，只好亡命日本。
失败了的孙中山接着再干，于1914年7月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是一秘密团体，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指模、立誓约。誓约的中心内容是：“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此后，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发起了讨袁、护法、护国运动，但均告失败。孙中山陷于绝境。
中国北方北洋军阀的统治根深蒂固，南方相对薄弱一些，孙中山把革命重点放在于南方。他曾在广州先后3次建立革命政权，可惜均因没有自己的军队，仅利用、依靠军阀不能成就革命大业。
1917年夏，孙中山在广州依靠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方军阀组织了一个军政府，自己任大元帅，以保护民国的民主法统来号召革命。但不到一年，就被军阀排挤，不得不辞职，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1920年9月，曾受孙中山扶持的粤军陈炯明，从闽南打回广东，11月孙中山重回广东，联络南方各派军阀的力量，于1921年4月成立政府，被国会选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立志北伐，1922年5月发布北伐令。但陈炯明反对北伐，于6月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上永丰舰，与叛军鏖战55天，脱险后不得不逃回上海。
1923年1月，广西和云南的军阀进军广州，赶走陈炯明，孙中山又回到广州，第三次建立起革命政权。
了解了孙中山的这一次次失败和磨难，才会明白作为国民党人的孙中山，为什么会那样积极地靠拢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什么会那样真诚地和共产党合作。绝望中的同时又是不屈不挠的民主斗士孙中山，为了实现他伟大的革命抱负，要另寻出路了。
需要介绍一下的是，孙中山在他的革命过程中，有一批风云人物和他并肩战斗，而他在斗争中也发现、培养和提拔了一批骨干力量。这些风云人物和骨干力量，参加革命的动机或许有所不同，政治立场、信仰、主张和在革命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对孙中山有过有力帮助，产生过重要影响。尽管他们中有些人面对孙中山思想的急剧变化，跟不上形势，和孙中山貌合神离，有的甚至站到了孙中山的对立面，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叛徒。其中1926年前后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代表性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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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势三（2）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能讲善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任编辑，一时颇具影响。辛亥革命后他被推为广东都督，后被袁世凯免职。1914年，他随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192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后，胡汉民和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成了国民党内著名的右派。孙中山北上，他在广东代理陆海军大元帅职，是公认的国民党二号人物。廖仲恺被刺后，他嫌疑很大，被迫去职。后来几经周折，东山再起，终于和蒋介石同流合污。
廖仲恺，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国民党内的著名左派。他出身美国华侨家庭，回国后又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最早的会员之一。他资格老，革命性强，办事干练，深得孙中山信任。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广东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正直无私的人品，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大恐惧和敌视。在孙中山逝世5个月后，他就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他不死，蒋介石、汪精卫绝不会那样快就得手，大革命也绝不会那样快就失败。
汪精卫，又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原籍浙江山阴，生于广东番禺。他是国民党内老资格的领导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汪精卫的出名，还因为于1910年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他被捕后表现得大义凛然，备受社会赞许。但他是一个政治上动摇、思想性格极其复杂的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出狱，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袁世凯死后，又投奔孙中山。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之后，汪精卫变得左起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表现得特别积极。他陪同孙中山北上不说，还日夜守候在病危的孙中山的病榻前，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俨然一位顾命大臣。孙中山逝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三人，是呼声最高的继任人。那时，他是国民党内的左派。孙中山逝世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废除总理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推定国民政府委员16人，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随后，他又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三权集于一身，他成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但孙中山逝世之后两年零四个月，即1927年了月，他就和蒋介石一样，彻底背叛了革命，一下子成了彻头彻尾的右派。
蒋介石，名中正，原名瑞元，学名志清。浙江奉化人。早年就学于保定军官学校，1908年春留学日本，在日本东京的振武学校学习炮兵专科。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他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也曾干过一番革命事业。当孙中山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仅仅依靠军阀力量是不能取得革命成功的时候，对他就日益看重起来。因为，在国民党内像他这样专学军事的科班出身的人才，并不是很多。加上他积极靠拢孙中山，尤其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他应孙中山紧急电召，由奉化家中赶往广东，在永丰舰上和孙中山共患难一个多月，一时颇得孙中山信任。1923年8月，他奉孙中山之命，在苏联秘密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后来，他又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率团秘密访问了苏联。孙中山在给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的绝密电报中说：“蒋介石是我的参谋长和可以信赖的代表。我派他去莫斯科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在这个国家帮助我的方式和方法。特别是，蒋将军将向贵国政府和军事专家提出在北京的西北地区或更远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蒋将军可以全权代表我。”孙中山对他的信任，还可以从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看出来。但是，孙中山也仅仅是把他当作专门的军事人才来用的，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他什么都没有当上。孙中山的用意很清楚，党政大事用不着他过问，他只要办好军校，抓好军事就行了。他在校长任上，亲率学生军两次东征，并回师广州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对巩固广东革命政权立下了战功。但尽管如此，当时国民党内###很多，党务、政务，都轮不上他。1925年6月成立国民政府，16名政府委员中没有他。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展开了领导权的明争暗斗，廖案发生后，汪精卫需要他的支持，这样汪蒋联手，迫走汪精卫的主要对手胡汉民，外放他的老上级、广东军界第一人许崇智，他的地位才突出起来。其间又发生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兴风作浪，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右派被开除之后，他的政治地位就扶摇直上了。他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并牢牢控制着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领导权，从此进入了政界最高层。1926年元旦前后的蒋介石究竟属于哪一派？有人说他是左派，也有人说他是中间派。但无论如何，还没有人把他看做右派。
大 势三（3）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这也是个政治上和思想性格上极为复杂的人物。他少时聪慧，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经营交易所，做投机买卖，先赚后赔，后又投身政治，投靠孙中山。他曾热心研究过社会主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后以曾宣誓过效忠孙中山为由，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在国民党的“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理论上有一套，黄埔军校成立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会谈，他奉命同汪精卫、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一道随行，应当说是孙中山所信任的人物。但孙中山一死，他就背叛了孙中山的学说，积极参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作为蒋介石的把兄弟，他拿着蒋介石从军校拨给他的一笔巨款，回到上海潜心理论著述，写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三民主义哲学系统表》，三篇文章构成一整套理论体系，这就是###和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戴季陶主义”。
张静江，又名人杰。浙江吴兴人。他曾在清驻法国公使馆任随员，继在巴黎、上海间做古董生意，发了财。在赴法的轮船上结识孙中山后，即多次不吝捐赠巨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加入了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信赖。国民党改组后，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举足轻重。他和蒋介石换过帖子，拜过把兄弟，并一同在上海经营过证券交易所，因此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老谋深算的他给蒋介石出过不少点子，有过不少开导。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日益复杂，他关注着蒋介石的命运，为蒋的兴起做了大量工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亲自出马，拖着行动不便的下肢，由沪至粤，以国民党“###”的身份出席大会，颇受与会代表的尊敬。他四下为蒋介石游说，暗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为托举蒋介石进入国民党政界最高层、稳住蒋介石的阵脚出了大力。蒋介石对这位大哥感激涕零，始终以“恩师”相称。
大 势四（1）
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有着政治的思想的坚实基础。孙中山和列宁，早就有联系。列宁关注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在1912年7月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并指出“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能……求得解放”。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向列宁发去贺电，列宁则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复函致谢。但是，由于对孙中山了解不够，为吴佩孚的“进步”假象和军事实力所迷惑、诱惑，并且由于策略上的失误，共产国际和苏俄开始在中国实行的是南联陈炯明，北联吴佩孚的政策。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经过长谈，陈炯明、吴佩孚的反动面目又逐步暴露之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孙中山的态度才有了转变。而对于孙中山来说，派遣蒋介石代他为团长访苏，就更坚定了他联俄、联共的决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工作的。鉴于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共产国际提出了著名的“斯内夫利特战略”。马林的原名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战略的主要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形式，目的是为了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这个设想是马林的创造，为此他对国共两党的领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帮助国民党，加上共产党刚成立，人数不多，孙中山是用不着担心的。倒是共产党内，对马林的战略持有不同意见。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到会的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马林见说不服大家，就拿出了“撒手锏”——各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这才使会议作出了决议。会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由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在上海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30多名代表出席，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但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孙中山在马林、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国共合作达到了高潮。在大会选举的42名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人占了10名，其中有李大钊、林祖涵（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
1926年1月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筹备下召开的。大会选举的结果，共产党有14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候补中央执委。其中，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等8人为中央执委，毛泽东、夏曦、董必武、邓颖超等6人为候补中央执委。
共产党人是真诚地帮助孙中山的，但对于实行国共合作的策略，却经历了从反对、抵制到同意实行党外联合，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最后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样两个阶段。实行党内合作，是在共产国际的压力和孙中山的坚持下，中共中央经过多次激烈争论及个别说服，最后才勉强通过决议的。事后看来，这个形式有利有弊。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居于领导地位时，这种形式有利于年轻幼稚又无强大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得以从秘密状态进入社会，发展革命势力，利大于弊。而当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刺，动摇的中派和新右派占据国民党领导地位时，这种形式就成了中共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决反对右派和新右派的束缚与桎梏，客观上助长右倾投降主义，弊就成了主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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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势四（2）
国民党内，对于孙中山的联共、容共政策，就更是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国民党###张继、谢持、林森等人一开始就予以坚决反对，他们是国民党的老右派。一次会议上，孙中山对张继进行了批评、劝导，他说：“希望你让我试一试这个既定政策，如果失败了，再请你来主持党务，如何？”张继当场抗辩说：“谨遵总理之命，从明天起，我自动停止党权，暂时不问党务，以免总理增加困扰。”改组之初，张继反对最为激烈，孙中山甚至想开除他的党籍。有一天晚上，张继无理取闹，孙中山还叫卫士长马湘把他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①就连孙中山之子孙科，也曾发表过反苏、###言论，表示不赞成改组。第一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选名单中，本有孙科的名字。孙中山知道后，亲自把孙科的名字勾掉，说“留给真正赞成改组的老同志”。②在国民党“一大”上，还就是否实行容共政策，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员可否跨党的问题，展开过激烈辩论。李大钊亲自发言，对右派的言论予以痛驳。孙中山在世，凭他的威望和个人影响，还可以压得住阵。孙中山逝世舌，国民党内的右派就猖狂起来了。1925年11月，林森、邹鲁、谢持、戴季陶、邵元冲、张继等右派人物居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会议，自称“一届四中全会”，嚣张地作出决议：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6个月，开除汪精卫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暂移上海，等等。西山会议派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政策，猖狂进行反苏、###活动。
国民党的分裂已成事实。右派人物阵容强大，诸多国民党###，如胡汉民、许崇智、吴稚晖、孙科以及西山会议派，沆瀣一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左派人物也不示弱，当时既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全心全意实践孙中山思想的真正的革命派，也有后来变反动了的汪精卫、蒋介石、陈公博、徐谦、陈璧君等。汪精卫、蒋介石等和右派的斗争，既有政治上的较量，也有权力上的争夺。而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关系又极为微妙，他们既互相利用，又各存戒心。
国民党的“二大”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大会坚持了孙中山的基本政策，严厉打击了反对三大政策、制造分裂、另立中央的西山会议派。但是，选举时由于中共中央实行不正确的让步政策，结果，虽然共产党员的代表人数很多，但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人数却有限。在新选出的中央执委、监委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加在一起仍是少数，右及偏右的人物占多数。中央领导机构中左派力量弱，这就为后来政局的逆转埋下了种子。
以上介绍，就是当时方方面面的形势。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怀着神秘和好奇，进入“中山舰事件”的迷宫去探寻一番了。
寡人有疾一（1）
这是1926年1月上旬的一天下午。
黄埔岛上。
天气还算晴朗，阳光还算和煦，不时扑面而来的海风还算柔和。从岛的东边的一幢别墅式的小洋楼里，走出数人和一乘轿子。领头的是一位身材魁梧，披着漂亮的拿破仑式大氅，足登蹭亮的马靴的中年军人，领章上醒目地挂着中将军衔。在他身后，两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小心翼翼地抬着轿子，轿子后面恭恭敬敬地跟着一名副官和四名卫兵。
一行人沿着通往海边的弯弯曲曲的道路，慢慢悠悠地并且是默默地走着。别墅离海边不远，再往前就是海滩了，天水一色的大海已呈现在眼前，甚至哗哗的海潮声都可以听见了，中将用优雅的手势做了个“停”的示意，乖巧的士兵立即轻轻地放下了轿子。
“大哥，请下轿吧。”中将终于恭敬地开口说道。
“啊哈，介弟，到了吗？”轿子里的人高兴地说着，随即在卫兵的搀扶下，慢慢下了轿子。
这位被称为“大哥”的，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内大名鼎鼎的“###”张静江。这位被称为“介弟”的，也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蒋介石，名中正，浙江省奉化县人，早年曾就学保定军官学校，留学日本，并加入了同盟会。眼下是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
两人之所以称兄道弟，是因为10年前，他们在上海曾经焚香换帖，有过金兰之好。当时是桃园三结义，还有一位叫许崇智。三人按年龄，张静江为老大，许崇智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不仅如此，蒋介石与张静江，在上海还一起做过证券交易，有过一段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经历，关系自是不同一般。关于他们共同做证券交易的事，需要多说几句。那是1920年12月，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为了在交易所中共同赚钱，订了一个“集合资本经营上海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事”的合同契约，规定牌号为“恒泰号”，营业范围以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由张静江的侄子任经理。蒋介石在“恒泰号”成立时，身无分文，连入股的资金4000元都拿不出来，是张静江为他代交的。对此，蒋介石心存感激。1921年10月，蒋介石在《与张静江书》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身五分文又想发财的蒋介石，就是这样靠着张静江的扶助，混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①
张静江一直住在上海，这次到广州，是来参加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在国民党内，也算是###级人物。这位蒋介石的同乡，出身于富贵家庭。此人参加革命，说起来颇具传奇色彩。那是1905年冬，孙中山在越南的西贡募集资金后，转往法国，正好他也在船上。当时他是清廷驻法公使馆的商务随员，同时也在上海和巴黎之间从事古董买卖，腰缠万贯。在甲板上，早已盯上孙中山的他抓住了这次邂逅的良机，先是作了自我介绍，同时询问：“你就是革命家孙某人吗？我也认为除了革命之外别无方法能救中国；我这几年积聚了一些钱，如需钱用，请来电报，不管任何时候，都可以应命。”这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以后几次向他求援，每次他都慷慨解囊，前后总共有六七万元之巨。他不仅出钱，还打手模，表忠心，加入了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并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长。孙中山为酬答他的功勋，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中有意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但他辞谢未就。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他掌管，国民党有很多分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过孙中山批准，可以到他那里支领津贴和活动经费，因此他在国民党内交往甚众，人缘也不错。他不爱财，不图官，仗义而清高，由此名声大噪。
在张静江身上，还有许多逸闻逸事。比如他的跛足，即有来由。他早年时，家乡失火，因他家中房产甚多，为免除损失，他亲率救火队上房救火，不慎跌下伤了足，留下了残疾。不过，那时尚能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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