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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风云:揭密联想集团管理内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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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1）
年年冬季都是公款购物的高峰，也是微机销售的黄金季节，可是这个冬天中央政府控制支出的手段分外严厉，中南海推进的“宏观调控”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还是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人人都说“手头太紧”，导致公司的微机销售合同处处搁浅：工商银行那批300万元的定单被突然取消，大港油田的微机购货谈判也被延期。几个月前销售人员还能签订“先交货后付款”的合同，但是现在财务人员禁止继续用这个办法。他们警告说， 欠款不还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最大的问题来自金融方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银行连续7次提高存贷款利率，让企业的贷款成本增加至少三倍。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银行里“只进不出”，有如长城集团的抱怨，“贷款我们如期归还了，但银行却扣着我们微机款迟迟不付。”说老实话，造成这种局面，也不能全怪银行，当日国务院副总理朱 基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免了职，自己亲自接任，向银行“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限期收回贷款”。银行官员全都担心自己随了“老行长”的命运，所以个个见钱就收，弄得企业不敢把钱送进银行，去买保险箱，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来描述这种局面：体外循环。 兑换一美元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在过去12个月里由元增加到 元，这还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要论黑市价格，那就是11元了。这意味着人民币在迅速贬值，也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时的成本每天都在增加。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关税还在下降。我们把这些情况全都看在眼里，就不会对计算机市场上的下列变化感到惊奇：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国产微机的比例 67％ 60％ 外国微机的比例 33％ 40％ 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整个计算机市场上乌云满天，报纸上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围剿”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康柏公司又增加了5家总代理 AST跃居美国第四大计算机公司 戴尔计算机走俏中国市场 微软发布中文版操作系统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未诺骨牌” 90年代计算机市场上的这个局面，其实只是80年代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蜂拥而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是恰恰在这时候，民族主义的情绪反而达到高潮。柳传志和他的公司被淹没在这些情绪里面，你可以想象这有多糟。 然而还有糟糕的事情。公司里有一种消极的情绪弥漫起来：红极一时的汉卡已经无法摆脱没落的命运，微机连续两年出师不利，令人失望，这一切让公司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 元旦以后的第一个星期，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以及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的两位官员来到公司，代表的大股东召集公司高级经理们开会，修改了《公司章程》，还组成新的董事会。曾茂朝和王树和代表股东一方进入董事会，作为董事长，曾拥有两票表决权，另外三名董事则是柳传志、李勤和倪光南。这件事情原是为了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既定程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这之后，倪光南开始向李勤的权威发起挑战。 这位曾经立志只做研究不做官的科学家一旦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那就有点令人生畏。他找到柳传志，力陈李勤的种种弊端：作风霸道，独断专行，沉溺吃喝玩乐，在柳传志滞留香港忙于公司上市的6个月里领导不力，所以应对1993年公司的失利负主要责任。他试图说服曾茂朝免去李勤的“常务副总裁”职务。但曾坚决表示他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原则是，董事会选了总裁，由总裁推荐副总裁。你要罢免他，你得征求柳传志的意见。”于是倪光南转而说服柳传志和副总经理张祖祥与他采取共同立场。张婉言拒绝，还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柳传志则更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能站在倪光南一边。倪的看法也许不是全无根据，但柳坚持认为：“公司受挫不能只怪李勤一人。”李勤拥有全局眼光，又有管理的魄力和能力，还特别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是北京总部唯一能够主持大局的人。而倪光南的这些意见对公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反而会在领导层中造成裂痕。 可惜的是，裂痕已经产生。倪光南与李勤在管理公司的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个性方面的不合达到高潮，彼此不再信任对方的善意，在会上动不动就顶撞起来，私下里也没有彼此沟通的愿望。一个机构里的领导者中一旦出现嫌隙而又不能迅速弥合，那就会让属下不由自主地划线站队，各自确定爱憎以及寻找靠山，进而使整个公司不能避免派系的侵害。比如现在郭为就站在李勤一边，而王平生却又明显同情倪光南。 柳传志深知这种后果的危害，却又不能超然物外。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多年以来他一直刻意维护倪光南的荣耀，甚至不择手段地把纠纷化于无形之中。他把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退还给曾茂朝，请他修改成命，改授给倪光南（直到今天公司内外的人还认定那套房子是奖励给倪光南的），还在授奖仪式上准备了一把硕大无比的钥匙和一个大红信封，上面写了“奖给倪光南总工”几个金色大字。又在香港单独发给倪光南一份补贴，让总工程师的收入比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收入高出很多。当周晓兰与倪光南在香港因主板生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严厉斥责周晓兰：“我告诉你，倪总就是一个神。如果他有错，那也是你的责任。”周晓兰眼泪汪汪，正要陈述自己的委屈，被他粗暴地打断：“你要想说清楚，那你就给我回北京去。”他用这些方法成功地让倪光南为公司倾注全部心血和智慧，也成功地把倪光南塑造为公司的旗帜。但现在，大家都看出他已不能约束倪光南了，就像曾茂朝当日说的，“功高盖主”，也如周光召事后所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内忧外患（2）
这一年春节，整个国家都挺祥和，可是联想被外患内忧包围着，气氛郁闷。李勤一个人呆在家里不肯出门，他身边的同事都知道他心情不好，不去打扰。柳传志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他，于是躲到海南岛，在那里给公司全体员工送上他的祝福，然后一个人静下来思考公司大计。
旧病新痛
春节过后有两个消息传来，特别鼓舞人心：2月14日香港联想招股上市。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公司售出亿股，每股元，市盈率为倍，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香港联想的市值一下子达到亿港币；电子工业部主持的“全国电子百家企业排序结果”揭晓，里面包括了21家计算机企业，联想公司销售额达到301520万元，超过了深圳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排在第一。这两件事情，前者表明柳传志的“进军海外三部曲”全部实现，后者则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本来都值得大大庆祝一番，但是这一次柳传志却一点心情也没有。 每天晚上头疼得不得了，睡眠又出现问题。3月份召开了几次会议，科学家和经理人员各自组成的奇怪群体陷于无休止的争吵，令会议不能继续。柳传志无法抑制内心的焦躁，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美尼尔症再次发作，在万般无奈之中宣布散会，自己住进京西的海军医院，直到70天后才能出来。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公司大会上面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演讲，除了没有提到公司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外，相当坦率地谈到当时的情形： 我得了美尼尔症，经常发作。1993年下半年，香港联想上市的审批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事后感到非常疲惫，而我却没有及时调整心态，进取心受到影响。今年3月份以后，我由于严重神经衰弱又住了70天医院。这70天，除了治疗和锻炼以外，我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认真作了反省。 在医院的最初两个星期依然很难过。主治医生姓李，也是柳传志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李知道柳传志是旧病新痛，最好的药就是睡觉。可是柳传志无论吃多少“安眠药”，还是失眠。李医生循循善诱地说： “你把睡觉想像成读一页书，就算不能一气读下来，你能不能一段一段地读？” 柳传志摇头。 “再不行，先读一句话也是好的。” 柳传志还是摇头。 “那就一个字。只打一个盹，这就叫一个字。” 但柳传志还是做不到，晚上一闭上眼睛就是公司里那些事，白天硬撑起来，把公司的人挨个儿请到医院里面来，单独谈话。“其实就是把务虚会搬到医院里来接着开，”他说，“大会开不成了，只好开小会。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些小会上策划的。” 他决心先来解决高层领导中日愈明显的冲突，净化公司气氛。于是做出第一个决定：把牵扯在“倪李纠纷”里的郭为和王平生双双调出北京：一个到深圳去主持生产基地的运转，另外一个到惠州挽救奄奄一息的大亚湾科技园。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聪明，但还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尤其要让他们懂得：成大事者的重要一途，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人事纠纷。也正是在这时候，柳传志终于确认杨元庆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杨不仅能把一个年营业额3000万元的部门做到3亿元，而且从来不让自己搅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所以，柳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起用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他统领。 每天躺在病床上思考公司的未来，彻夜无眠。清晨走到医院旁边的“八一湖”散步，这一来就看到了和自己整天为之焦虑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场面。那场面在90年代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只是柳传志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新鲜： 一大帮老头儿老太太在湖边跳交谊舞，都是退休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人家跳完了，我还要给人家鼓掌，所以非常尴尬。后来我说反正我也没事，也学吧。人家介绍了一个老太太来教我，我一上来把人家的脚给踩了。那老太太说，你要知道这舞曲的节奏，有三步有四步。我这才明白，于是拿着录音机听音乐，非常专注地听。 叫人意外的是，他的病情就有了转机。他干脆停止服药，每天跟随李医生沿湖畔跑步。他的心情开始好转，渐渐能够睡着。 医院里的务虚会依然在进行。高级经理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联想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品牌的微机？联想微机在竞争中屡屡处于下风，让人怀疑自己的力量，但要说就此罢手，从此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柳传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他对倪光南和李勤这样说。总工程师和常务副总经理这回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全都主张迎难而上。这段时间柳传志和倪光南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倪光南支持他的绝不放弃联想微机的决心，也支持他启用杨元庆的决定。总工程师在公司全体员工面前的一番话，让柳传志得到极大安慰： 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只有联想还有能力继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今天回顾起来，在柳、倪二人患难与共的10年中，这是最后一次两个人如此心心相印。这让柳心存侥幸：也许公司领导层中的分歧没有那么严重，假以日时就会冰释前嫌。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倪光南的冲突会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掀起巨浪，而他与另外一个人的仇恨，却能在瞬间消饵无形。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相逢一笑泯恩仇（1）
1994年3月初的一个中午，孙宏斌突然出现在柳传志面前，就像是从天而降。自从1990年分道扬镳，柳就再也没有见过此人。他看上去瘦了很多，脸上挂着沧桑，不过还有昔日那副神采。原来孙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优秀，又为劳改局的《北京新生报》写了很多漂亮文章。囚犯是没有稿酬的，但却可以赢得分数，累积在案。孙由此获得“减刑一年两个月”的奖励。现在即将出狱，孙最想见的人就是柳传志。他总是对旁人说他非常尊重柳传志，甚至有一种仰视和崇拜。这不是矫情，而是真心，即使经过这么大的周折，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利用到北京为监狱买东西的机会，辗转找到柳传志。于是两人在一家饭馆见了面。柳为这顿饭付账，孙则当面述说自己的悔恨，以及在牢狱生涯之中的大彻大悟。 孙宏斌在1992年9月接到被公司开除的通知，此前两周，也即1992年8月22日，他接到法院的判决。这时候他在圆明园附近的一个拘留所里已被关押28个月，从来没有走出过那间15平方米的牢房。接到判决的那一刻，他内心的感受有点奇怪，或者说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后来如此描述那时的情形： 凌志军：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吗？ 孙宏斌：也没有，都在看守所里呆两年半了。天天看着把这个被拉出去毙了，把那个被拉出去毙了，还能打击什么？ 凌志军：从看守所里拉出去就毙了？ 孙宏斌：被判了死刑的，不就枪毙吗？我在那里看到的死刑犯起码有十几个！ 凌志军：可是你能提前出来。 孙宏斌：对，我改造得比较好。 凌志军：那时候你有孩子了吗？ 孙宏斌：有。 凌志军：孩子多大？ 孙宏斌：孩子是1990年1月23日出生的，我是1990年3月出的事。 凌志军：太太常来看你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不允许家人看。 凌志军：当时强迫你劳动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特别想劳动，可是没有劳动，就是天天在屋里呆着。 凌志军：出来放风吗？ 孙宏斌：很少，没有。 凌志军：两年多没有出门？ 孙宏斌：对。上法院的时候才能出来。 凌志军：是不能出那间房子，还是不能出那个院子？ 孙宏斌：房子。 接到判决书之后他终于走出看守所，被转移到天津桥郊区一所监狱开始服刑，其实就是在农场被强制劳动。这里比在看守所要好很多，至少可以走到阳光下去，妻子也可以来看望了。他特别想他的儿子，但夫妻二人还是决定不让儿子到这里来。他不希望儿子看到的父亲是这副样子。尽管儿子还小，什么也不懂，但他总觉得这一切会在儿子心上刻下一点什么。 事实上他很少对人提起这段艰难岁月，被朋友问急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当时条件挺差。”“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关了十七八个人。”“就是一个平铺，晚上睡觉大家并排躺，人挨人。”“每天吃窝头菜汤。”“吃饭不交钱，房费也不用交。都是财政拨款。”如果有人还希望他把牢狱的生活多说几句，他就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生活的环境里没有人有这种经历，但是在那里面，有这种经历的人很多，那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并没有比别人更难受。所以我觉得受罪不受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里面学到了什么。同样的经历，可能有的人有很大的收获，有的人没有任何收获，有的人甚至收获了负面的东西。” 他在劳改农场表现优秀，所以被“任命”为“号长”，在狱警的支持下做了“犯人头儿”。他开始面壁思过，就像他自己说的，“重要的是学到什么东西”： 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件事还是挺不理解的，对柳总也有一种怨恨，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也改变了，觉得这个事挺正常的。在一个企业里面，包括柳总的这种做法，其实要是换了我，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个事如果不这样做，那又怎么收场？所以我就认了。 当时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知道不对了。这是因为你在那个环境下是不对的。我想把这个企业部做好，想把它的销售做得更好，想让它没有阻力，你说对不对，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在联想的环境里就不对了，因为你会冲击别的部门，你让整个企业乱套了，你让别人管不了你了，这个肯定就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回忆这个事，我就更客观了。 很多事情本身没有错不错的，就是看你的时间、地点、环境、尺度、分寸，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有些事情摆在这个环境里好事，摆在那个环境下就很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你一定要把环境想清楚。不把这个环境想清楚，又想做事，你上来就错，你上来就死。所以如果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开始，我就不会那么做了。 我原来有一个误区：我如果不那样做，就不是我了。后来再想想，才觉得情况不是这样，其实你不需要改变你的性格，你只是要把环境分析得清楚一点，把事看得更明白。然后你就有可能不至于把事情搞糟。 在3年10个月的牢狱生活里，孙天天在想这件事，现在有机会与柳传志见面，忍不住娓娓道出，听上去像是道歉，又像倾诉。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这两个人，一个才三十出头，一个已年过五十，曾经相互信赖，又分道扬镳。一个曾经为所欲为因而陷公司于危机之中，另一个毫不容情地将其送交法律审判。按照常情，这两人即使不是翻脸成仇，也一定会白眼相向，但是只不过在一顿饭间，便已化干戈为玉帛。表明孙宏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柳传志一样拥有大智大勇。10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两个目标：开创顺弛公司并且成为京津地区房地产业的佼佼者；让法院撤消原判，宣布他的“罪行”可以免于刑事追究。其中这第一个目标，他在1994年3月与柳传志相见的时候，即已和盘托出。他说他想做房地产生意，还说他希望自己能站起来，把今后的路走好，所以想了结过去，重新开始。柳传志望着面前这个青年，觉得他“能在监狱里面挺过来，还能反思自己积极向上，很不简单”，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他说了一句话，让孙宏斌当场振作起来，而且毕生难忘：
相逢一笑泯恩仇（2）
“你可以对别人说，柳传志是你的朋友。”
拼命“赌一把”
就在孙宏斌走出监狱的那个星期，杨元庆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刺激性的一段经历。 1994年3月19日联想公司成立微机事业部。柳传志再次说服杨元庆打消出国的念头。“真是很对不起，我无法兑现让你出国的承诺。”他对杨元庆说，“我希望你能来负责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杨听了柳的劝告，留下来。柳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杨元庆——这是原来四个副总裁的掌管的权利。在以后的几年中，柳传志用既杰出而又符合中国现实的哲学思想指挥着公司航向，杨元庆则利用手中大权和他在CAD部获得的营销经验，彻底改造了公司的体制。这一老一少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搭档，然而真正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柳传志手里。 微机事业部是在仓促中成立的。形势刻不容缓，计算机行业的竞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国产微机大都溃不成军，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pag，都是那时候中关村人人传诵的故事。AST倒是没有进入中关村，但是它在天津建了生产基地，据说投产以后的产量将超过全部国产微机。整个形势就像电子部的一位官员说的，“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国产机。”也像李勤在微机事业部成立大会上所说，“在座各位授命于一个非常时期，肩负着公司的重任。我们的竞争对手已是国外大的名牌公司。” 倪光南很少在这样的会议上说话，即使说也都属于技术性质的问题，但是现在也忍不住发言了：“我们主要的对手是自己。与其说去年未完成任务主要是客观原因，不如说主要是主观原因、体制不顺，把大家手脚束缚了。成立了事业部，束缚没有了，就要靠拼命干，不能再怪体制了。” 柳传志在多年以后承认把杨元庆推出来是“拼命赌上一把”，但在当时他却不肯当众这样说。那一天他拖着多病之身来到会场，告诉属下：“现在我感到紧张，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他把自己对于联想微机事业的最后希望托付给杨元庆。多年以后人们谈论当时情形，都说微机事业部的成立以及杨元庆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90年代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其实当时所有人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杨元庆。柳传志告诉公司员工这是“背水一战”，又让杨元庆放手一搏，其实在心里还是为自己留了后路。当时联想微机的销售额在公司只占12％，就算全都赔光，还不至于满盘皆输，无非是退回到代理商的轨道上来。杨元庆在离开CAD部就任新职的时候，曾对他多年的助手林扬袒露心迹，他觉得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还认为自己去了微机事业部之后很难再有作为。很多年以后，他谈到当时的情形： 凌志军：柳传志把最重要的一块交给你了，是不是在“赌一把”？ 杨元庆：我的感觉是放手一搏，但不是赌博。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当时的个人计算机在整个公司占的比重并不大。公司利润中的大部分是靠代理产品得来的。当然微机是联想未来的期望。 凌志军：没有必胜的把握，是吗？ 杨元庆：对，当时确实是没有把握。 尽管杨元庆慨然受命，但是这并不表明他就一定心甘情愿。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停下来的人。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杨元庆其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联想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和主机板的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杨元庆这一年还不满30岁，所具有的全部职业经历只是外国品牌的代理商。 杨是出生在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日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他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有意思的是，让柳传志终于对杨产生强烈印象的原因不是他的业绩，而是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那一次柳传志给他打电话，说要派他去夏威夷参加惠普的全球代理商大会。杨回答：“最近销售的事情特别多，如果实在忙不过来，能不能换具体管业务的杨立斌去？”正是这一刻让柳传志大有感慨： 当时出国风非常盛，无论谁有了出国的机会都很高兴。杨元庆是早想要出国的人，但是他却说让别人去，而且他的口气特别自然，漫不经心的，绝没有给你一个感觉，好像他有多高的风格。这个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了解柳传志的人都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认人唯才”的。他曾有个经典的表述在公司流传很广：“假如有一个人本分老实但没有能力，另外一个人很有能力但不大老实，那么我要用谁呢？用后面这个。我宁愿再找一个人来看着他。也要让他发挥才干。”一定是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会对杨元庆的一件小事发生如此大的兴趣。也许正是从这一天起，杨元庆在柳传志的“接班人序列”中，占到了第一位。 杨元庆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渔场，不过，这个家族的打鱼为生的历史到杨的上一辈结束。父亲4岁时离开了老家到上海，又在上海长大。所以杨元庆在简历表上填写的祖籍的时候，一直觉得“那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在安徽长到17岁，然后去上海交大学习，毕业之后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读了两个学校，学的都是计算机。我觉得交大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注重逻辑思维，学生就是为了一个好成绩，也比较听话。而科大就更自由，更开放。科大的学生雄心勃勃，而且有主见。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其实对我都有帮助。” 他认为能够执掌公司的微机事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喜欢挑战，喜欢困难的问题，”他说，“那会让我很兴奋。” 他想象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过去四年公司权力分散，各自为政，与微机有关的人员在整个公司已有400多人，分散在5个部门，机构庞大而有彼此牵扯，这本身已是官僚作风的土壤。部门的经理又像“绿林好汉”一样守着自己的山头，还大胆地藐视总裁室的权威。当有一个关于销售的问题要大家坐在一起来解决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目标，就好像一个人想去香山，另一个人想去天坛，第三个人想去八达岭。把这些人弄在一起构思行军路线，永远无法同行。杨元庆在协助毕显林领导微机销售的时候，每天为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所困扰。这种情况迫使他以一种全新的逻辑来组织新部门的构架——它将以一个产品的整个流程为基础，而不再是建立在所有产品的某一环节上。 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利集于一身，调动公司的所有资源。他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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