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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逻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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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招老师一定首先是一个优秀的研究者，没有好的研究，你培养的学生就和人家教学型大学（teaching college）培养的学生一样了，一定不是未来其他大学的老师和在学科的最前沿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人，那还要你做什么！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我们的老师就必须是优秀的研究者。但是不能因为研究就贬低教学，我们承担的教学任务是如此重要，跟一般大学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老师必须是杰出的学者。我们不能用过去的那种观念来看待教学和研究的关系。现在好多大学包括北大都有这样一种避讳，不敢说自己是研究型大学，一说就是在贬低教学，这很遗憾，我们中国的大学从五十年代以后基本上都是按照教学型大学去做的，而不是按照研究型大学去做的。我们过去招人叫“试讲”，讲什么课，挑出一章讲，口才不错、逻辑清楚，就可以留下来。我们从来都是一个教学型大学而不是一个研究型大学，所以现在要改变这个观念不太容易，会有很大的阻力。
当然，由于时间上的替代性，为了平衡教学和科研，我们就要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一个老师完不成教学任务，你也没有资格提教授；但是不等于说教好了书，完成了教学任务你就有资格当教授。有人担心这样强调之后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教书了。不愿意教就只有走人了，这是一个管理问题。美国的优秀大学那么注意研究，为什么人家的教授的教学工作量比我们还大呢？就是管理严格。年轻的教员，在过去越年轻承担的杂务就越多，课程量也越大，这一点以后要彻底的改革。以后当了教授的人，承担的教学工作量一定要比那些没当教授的没有拿到Tenure的教员要大，承担的社会服务工作也要多。这样可以使得年轻教员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性的工作。对研究做得特别好的教员，还可以适当减少他们的教学工作量，以作为对他们的奖励。
北大的改革，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有人说是教授，这是不对的。其实真正得到好处的是年轻教员。年轻教员过去一旦留校，就跟丫环一样爱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有成就也是导师的，就是梯队里也是最下边的那部分。以后不是了。以后讲师、副教授、教授是同等地位的，包括申请研究基金以后更要偏向讲师和副教授。不是说你是教授你就一定能够得到钱，要按照研究能力而不是资历分配资源，同等情况下应该优先副教授和讲师。梯队这个概念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家族化管理导致的，老大没有娶到媳妇老二绝对不能娶，如果这样去做，哪有学术平等呢！北大改革真正实行了，真正受益的是年轻人。在国外当一个大学教授，你要雇人给你干活，你要申请到钱，你没有本事申请不到钱就没有人给你干活，你的成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可不是这样，我当了教授的话我留我的人，学校出工资分房子，你就得帮我干活，这样多舒服。如果你七十岁了，你老师八十三，那你还得等着，他过世了你才能成为学术带头人。国外的教授你要研究，经费就得自己申请，讲师、副教授也是这样，你要申请到钱，然后雇用一些博士生、研究助理来给你干活，他们愿意，因为跟你干活得到训练，以后才能找到工作，所以说这样的改革对中国的教育是革命性的变化，但好多人看不到这一点。
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有素质教育和知识教育两个方面。知识教育的成绩相对容易衡量，你考进大学来是一类是二类就大概知道了，素质教育就没有办法考核，所以教员往往就不重视素质教育。这是激励机制的扭曲。为了鼓励素质教育，就不能过分激励知识教育。
1。8 校长治校 教授治学
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接下来我们讲的问题也是大学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在学校中谁应该最有发言权，应该谁说了算？教授说了算行不行？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教授能不能说了算还要看这个教授是怎么当上的。在所有的组织当中谁说了算肯定是依赖于你是怎么选上来的，选择你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之下绝对
不能教授说了算，如果教授说了算我都怀疑有人会很快把这个学校卖了。教授治校的前提是教授做出的决策一定是符合大学理念的；而只有教授是以追求知识、追求创新为使命的人，他才会真正维护这个学校的名声，才会真正按照一个科学的标准去决策。蔡元培，大家都认为他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其实他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教授，如果没有换教授就不可能有教授治校，就不会有蔡元培的辉煌，不会有北大的辉煌了。陈独秀来了，李大钊来了，这些人来了才可以让教授治校。
一句话，教授的权利有多大应该看这个教授是怎么当上的，教授队伍是如何组成的。即使在这个前提下，我想也不能把问题过分简单化。大学越来越复杂，涉及到大量行政性的事务和技术性的事务，比如资金的分配，学科的调整，究竟应该发展哪个学科不发展哪个学科，可能不应该教授说了算，校长要享有非常大的权力。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
全美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曾于1971年就美国大学中教授参与决策的情况作过一次调查，发现教授参与决策的程度在不同大学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同类型的决策参与度也不同。比如说，在584个被调查大学中，教授参与课程决策和教员管理决策的比例最高，分别占84。08％和74。25％；教授控制教员任命、职务提升和终身教职（APT）决策和个人绩效评估决策的比例居中，40。28％；而教授参与学校财务决策的比例最低，仅为15。03％（其中参与长期预算决策的比例仅为7。02％）。美国学者McCormick和Meiners根据这项调查所做的实证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教授参与决策的程度越高，大学的业绩表现越差（这项研究发表于1989年的《法律经济学杂志》）。他们认为，只有在决策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出高质量的决策，教授可以为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但教授集体参与决策不利于做出有效的决策，因此，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要求教员的工作应局限于投入而不是控制决策。
William Brown认为，教授对大学事务的最优参与度与决策类型有关。他把大学管理决策分两大类，一类是学术事务（academic performance），另一类是行政管理（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前者包括课程的设置、学位的设置、业绩的考核、教员的聘用等；后者包括资源的分配、新学科的建设、教员的编制、院长的任命等。他们发现，教授参与管理学术事务的程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好；而教授参与管理行政事务的程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糟糕。原因在于：在参与学术性事务方面，教授不仅有信息优势，而且其个人利益与组织的目标不冲突，所以是有效的；相反，在参与行政事务方面，教授不仅没有信息优势，而且其个人利益往往与组织的目标相冲突［这一研究发表于2001年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笼统地讲教授治校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如果教授的利益与大学的目标相冲突，让教授参与决策一定是没有效率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学校的财务预算——如果教授说了算，教授可能集体同意把学校的资金用于他们个人的目的，如提供更大的个人办公室，降低教学工作量，提高每个人的工资水平等等，而这样做对整个大学的发展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在资金如何在不同院系之间分配的问题上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设想一下，学校从政府拿到了一笔钱，全体教授投票决定钱应该给谁。投票的结果当然是现有教授最多的那个院系最有可能会拿到钱，而事实上这个学科虽然原来比较重要但现在不重要了，不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更不应该扩展。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教授治校，那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往前走？所以这时候，决策一定要校长来做，你人多我就不能让你投票，校长来判断哪个学科是代表未来的方向，来决定资源应该如何分配。
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都存在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在大学里，每个学科的教授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加自己编制。如果由教授投票决定学科发展和资金分配的话，一定是强的越来越强，弱的越来越弱，新的学科就很难出现。比如清华大学，如果要教授投票的话，那它就不会出现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了，只有校长出来做决策，才能主导这个事情。所以我不同意笼统地谈教授治校，除非你能很明确地界定一下教授治校究竟是什么意思，治哪些方面不治哪些方面。那么多人呼吁教授治校，我完全理解。我前面讲的首先就是决策范围的界定，哪些决定是要通过教授会去做的，哪些不能通过教授会而要通过校长来做，这一点应该搞清楚。
如果我们把学术事务理解为“学”，行政事务理解为“校”，蒋梦麟校长所主张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可能是大学治理的有效模式。
在大学治理结构中选校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企业的董事由股东选择，股东有积极性选好董事，因为他们要承担企业经营的最终责任。但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没有任何一方承担独立的责任，谁有权选校长，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我认为美国选校长的机制还是比较好的。美国大学有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董事会成员承担着受托责任，董事会的职能就是保证大学不偏离既定的目标。大学校长是董事会决定的。董事会指定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有教授、有校友也有商界的人士，甚至还有学生代表。遴选委员会最后敲定的候选人不是惟一的，可能会有两个候选人，然后交给董事会决定。遴选委员会在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商业性的机构介入，比如说猎头公司。香港中文大学最近聘用的新校长刘遵义教授，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就是通过猎头公司搜寻的几个候选人之一。
选校长是不能搞大民主的。李远哲在台湾教育中搞大民主效果很不好，从院长到系主任都是教授投票选举，所以台湾的大学现在已经全部政党化了，这一派是民进党，那一派是国民党，这是很糟糕的。任命院长应该是校长的权力。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劳伦？萨默斯上任后，哈佛法学院正在选院长，他去解散了原来的遴选委员会，指定了新的遴选委员会，他说：“任命院长是校长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个责任制问题。一定要让校长有充分的权利，这样他才有可能承担责任。如果任何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去决定的话，那么学校搞好搞不好他也就不用负责任了。在我们中国教授的权力小，但是实际上校长的权力也是空心化的，校长没有多少权利，连个院长都任命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校长本身的任期。在一个组织当中，最高首领的任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任期太短的话，他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理念和战略。有好多决策的效果是滞后的，今天做了一个决策，也许5年之后或10年之后才会出效果。比如说你要筹集一笔资金的话，在美国，从你第一次与可能的捐款人接触到捐款的人签约平均都需要八年时间。任期过短，会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校长追求短期利益，只考虑他在任期上有什么花招出来就可以了，而不考虑学校的长期发展，所以校长的任期应该适当长一些，一般应在八年或十年以上。哈佛大学从1609年算起，快400年了，到现在是第27任校长。北大才105年的历史，现在到了第30任校长。校长也可以多次连任，只要他干的好，几十年都可以；干得不好就该辞职。在一个好的制度下，大家脸皮都比较薄，自尊心都比较强，看着不行自己就不干了，也不会赖着不走。
以后要有一个职业化的校长市场，大学的管理必须职业化，而不能业余化。我们不要太相信所谓的“双肩挑”，即既搞研究又当校长。院系领导可以是双肩挑，但大学校长绝对不能“双肩挑”。大学校长是大学的CEO，也是一个公众人物，要全心身投入大学的管理工作，树立好大学的社会形象，业余化（parttime）是干不好事情的。不要说校长，副校长也应该是全职的行政管理者。比如说一个好的教授当了副校长，管理学术事务，你不能说“对不起，我还要继续搞我的研究”，这是逃避责任。你要选择这个位置，就必须放弃你的研究工作。你不能说当了校长了还要忙着自己发表学术论文。考核校长业绩要看学校教授总共发了多少篇论文，而不是校长本人发表了多少论文。你发的文章再多，如果这个学校越来越糟糕，那你就是一个不称职的校长。你在什么位置上就得干什么事，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有些人当了几年校长，又想回到学术上来，那就应该辞去校长职务，再当教授，而不是一边当校长一边当教授。
大学校长和政府官员是不一样的，适合当校长的人通常不适合当政府官员，除非他当总统。校长是一个很具有个性化的职业，校长要在重大问题上表示自己的观点，要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的校长和一般的官员一样，有行政级别，这是很有问题的。有的人当校长不是为了搞好学校，而是把校长当作一个跳板，期待着进一步的提升，这对学校的发展不利。你在这个位置上想着那个位置，怎么会有心思把这个位置上的事情做好？
1。9 大学的文化
大学的文化
大学治理当中，我想，很大一部分就是大学的文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能完全按照写下来的规矩治理好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有好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预料到的，所以我们经常要走一步看一步，要用文化来弥补正式规则的漏洞。
大学的文化对于实现大学的理念非常重要，包括我们说的校长的权威，都需要文化的支持。校长的权力如果不能得到教授们在文化上的认可的话，那事情就没有办法做了。有人对现在的校长有没有权利改革大学提出质疑，这就是个文化问题。如果大家认为校长没有权利改革，那我们就只能循规蹈矩，不可能有大的进步，更不要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所以这个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大学必须有它的核心文化。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规则，一个游戏规则，一个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文化。文化是潜移默化、心照不宣、人人都明白，又谁都讲不清楚的东西。文化是一种理念，一种信仰。如果我们说大学的理念就是创造知识，传承人类文明，这就是一种信仰。这个信仰要达到什么程度？信仰要达到把探索未知世界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在研究方面做出成就，就有一种犯罪感；如果我不是优秀的话，就不配当教授。如果一个大学中，谁评上教授就感谢别人，谁没有评上就怨别人，这是糟糕透顶的文化。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不是一个口号。如果我们嘴上说的一套，实际上干的是另一套，那叫什么文化？口号很重要，但口号并不等于文化，文化必须是一种实际行为。
我们来看看北大。北大的文化是什么？首先是“思想自由”，各种理念和思想都可以受到挑战和检验。无论作为规则、信仰，还是作为行为方式，这一点在北大做得还是不错的。在北大很少有一个人的观点被别人告发并以为反动，这在中国的其他大学或许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在北大利用政治运动来诬陷别人，这个人在北大是很难有威信的。北大就是这样，你的观点偏激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共识，从校领导到一般的教授都有。第二是“兼容并包”。这一点我觉得做得也还可以。但我认为北大的文化除了这两点之外，还应该有一点是“追求卓越”，否则思想自由干什么，兼容并包干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给你自由是要你创造知识。但说实话，我觉得在这方面并没有真的成为我们的文化。如果真的成为我们的文化，我想北大的改革方案就不应该受到那么多的非议。追求卓越不仅意味着做到最好，而且意味着尽可能更好。像我刚才讲的，如果真的是“追求卓越”，我觉得自己不优秀，在中国达不到最高的水平，北大不接受我是很自然的，我就应该主动离开。我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希望这个地方是优秀人才聚集的地方。如果我不优秀我就应该走。如果不优秀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呆在这个地方的人占有很大比例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追求卓越不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的看法。我们宣传北大文化，谈北大文化，三个方面都应该完整地包括进来。如果仅仅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觉得是不全面的，割裂了我们北大的精神。为什么不给农民和工人像教授这么多的自由？不给政府官员这么多的自由？我比别人有更多的自由不是因为我天生就应该享有这个特权，而是因为我要用自由来创造知识，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比如说，教授可以自由上下班，是因为学术灵感没有上下班，有时候，半夜三更灵感来了，就起来工作直到天亮，然后再睡觉。
一个优秀的大学，它的文化应该是不断地反思和创新。任何一个组织，有再伟大的理念，在操作过程中都可能有偏离。所以你要不断地去检查你是不是偏离了这个方向，大学尤其如此。大学在追求卓越、创造知识的时候可能会有迷茫，有时候我们可能为短期利益、为金钱所诱惑，有时候可能一部分人创造了知识之后就阻挡了这个大学的进步，使这个大学偏离方向。这都是偏离我们的理念的，那我们就要不断地去纠正它。所以大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具体来讲，比如我们来看北大的校办产业，还有清华，许多学校都有校办产业。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偏离了我们大学的理念？也许它最初是有利于这个大学理念的实现，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它已经开始不再有利于大学理念的实现，而是可能对大学的理念有害，有负面的作用，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去解决。
1。10 竞争还是管制？
竞争还是管制？
最后我们要谈到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大学治理的重要方面。大学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没有股东承担责任，也没有破产的威胁，究竟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外部控制，保证它不偏离社会赋予它的目标？
大致来说，外部对大学的控制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对大学的直接管制；另一种是通过大学之间的竞争形成的声誉约束。我们现在的体制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的直接管制，而不是利用大学之间的竞争来约束大学的行为。但世界的经验证明，竞争，而不是政府管制，才是推动大学健康发展的有效力量，实现大学理念的保证。
欧洲的大学是最古老的，数个世纪来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珍宝，对现代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的大学制度是从欧洲引进的，但在过去100年里，特别是二战以来，欧洲的大学被美国的大学远远抛在后面，无论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人才培养方面，美国的大学都远胜欧洲的大学。比如，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项）的数量来看，1921～1930年的十年间，欧洲有23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美国仅有4位；但到1989～1998年的十年间，欧洲总共仅有13位获奖者，而美国有26位。二战前是大量的美国学生去欧洲留学，而今天欧洲到美国的留学人数是美国在欧洲留学人数的两倍半，另外，还有大量的欧洲学者移民美国。为什么欧洲的大学越来越弱而美国的大学越来越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汉斯曼的研究表明，最主要的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在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的大学是国家垄断的，政府管得太多，而美国的大学是高度竞争化的。在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大学要发展，吸引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就要不断地提高质量。有竞争，优秀的人才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才会有更充分的学术自由。如果所有学校都由一个政府机构来管制，就很难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竞争的话，如果你表达的观点在一个地方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有另外的地方可以去，所以每个地方都变得更为宽容，教授就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竞争也为学者提供了创造知识的激励，因为越优秀的学者就越能得到好的待遇和高的职位；竞争引起人才流动，而人才流动会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这就是美国的大学能够主导世界的重要原因。
再想想我们中国，如果我们只想在政府高度控制下通过投入更多的钱去办好大学，是不太可能的。其实真正能够促进大学发展的是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市场化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为了促进竞争，政府必须放松对大学的管制，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自由。现在政府部门担心放松管制之后，大学可能乱来，如卖文凭，乱收学费。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大学不重视自己的声誉正是政府管制的产物，因为管制保护了落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大学更重视自己的品牌，因为美国竞争激烈，品牌最重要。欧洲的大学只要讨好政府就行，而美国的大学必须以声誉求生存、求发展，所以美国大学形成那么多优秀的品牌大学。如果真的改革之后，真正优秀的教授们占据了教员岗位，大学有了办学的自主权，它对品牌的重视程度比政府要高得多。
一旦没有了竞争，大学就会演变成人们寻租的场所，而不是追求创新的学术圣地。用政府“选美”的办法也无济于事。政府管理大学一定是按照三流大学的标准去管，那么一流大学也变成三流了，就在同一个层次上姗姗而行。所以一定要有竞争。
特别是要从终端导入竞争，只靠政府从上面引入还不够。比如我们只审查谁够不够资格带博士生，是没有办法控制博士生的质量的。博士的质量一定要终端来控制，像我前面讲到的，如果一个博士在找工作的时候只有水平高才能找到工作，就没有必要评博士生导师了。教授、副教授、讲师都可以带博士，只要水平高有人愿意报就行。如果你不在终端市场上竞争，那么自然你就只能依靠上游的程序控制了，比如谁能念博士谁不能念，谁能带博士谁不能带，上几门课，等等，这是不能培养出好的博士的。不留本校的博士，打破近亲繁殖，将会对研究生的培养制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博导制度就可以废除。理论上讲，任何有资格当教员的人都应该有资格指导博士生。现在的博导制度意味着我们承认许多教员是不合格的。
现在博士生的入学程序似乎控制很严，对博士导师资格的审查也很严，但实际上博士招的很滥，数量太多，质量太差。美国的大学招博士是很谨慎的，因为它要根据需求定供给，要保证质量，不能用水货冲击学术市场。北大的博士出来，我认为基本就应该是一条出路，就是去其他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如果北大是为了培养当官的或是为了培养商人而培养博士，我想那就堕落了。当然了，我不是说毕业了一定在学校工作，我只是说我们培养的目标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博士毕业去了企业界，我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失败，当然我也欢送你，但是你是我们的一个次品，培养出的博士只有次品才到那里去，正品都到学校去了，到研究机关去了。大家说这个目标一下子达到不了，但这就是事在人为，这是一种大学的理念。
还有一点就是：只有竞争之后学术规范才会形成。现在讨论北大改革，大家说要有学术规范才行，这是对的。但学术规范是在竞争当中形成的，不是谁事前可以规定的。一个人发表多少文章才够当教授，是教授说了算的，不同的行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反对一个统一规定，包括文科规定几篇。就是同为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就像有些地是种土豆的，有些地是种芝麻的，种土豆的亩产上万斤，种芝麻的亩产只有几十斤，你怎么能说亩产超过多少斤就可以当教授，那种土豆的太容易了，种芝麻的永远也当不了。理科尤其是这样，有的专业一年发几十篇文章是很正常的，有些专业一年发一篇文章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我比较同意：各个专业都应该按照它自己的专业标准，比如你所在的专业，国际上最优秀的大学里的教授平均一年发几篇文章，国内最优秀教授平均是几篇，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一个自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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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讲，我今天讲的是：由于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大学不适合作为一个盈利性组织存在，大学不可能有股东，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的业绩表现影响每个人的利益，但没有人对大学负完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大学理念的实现，如何保证大学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如何保证大学里工作的人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大学的长远目标，就成为大学治理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教师队伍的质量。只有当教师队伍是由最具有学术兴趣、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组成的时候，大学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才会追求卓越，才会注重自己的名声。试用期基础上的终身教职制度是保证大学教师队伍质量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大学不能以教授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教授治校的权力应该主要限于大学的学术事务。更准确地讲，大学应该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如果我们能准确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话。大学应该有一个良好的组织文化，大学之间应该有充分的竞争，靠政府管制不可能办成优秀的大学。
第二章 大学的逻辑与大学的改革
大学的逻辑与北大改革
原标题为“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一）”，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0月9日。
北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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