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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一切敌人--美国反恐战争内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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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条款也被修改，允许伊拉克人驾驶直升机。在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将全线撤退，尽管伊拉克军队被要求不在科威特边境驻扎。
未完结的任务，始料不及的结果（10）
美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计划打算占领巴格达，华盛顿也没有人鼓吹这么做。联军中的阿拉伯军队也不希望看到一个阿拉伯国家遭到美军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埃及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仅仅授权占领科威特的决议。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什叶派穆斯林控制伊拉克，从而建立起一个亲伊朗的政权。 同时，老布什政府也对战后占领伊拉克的巨大风险感到害怕。这项行动的成本到底有多高？我们应该任命什么样的伊拉克人来进行管理？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在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老布什他们认为，如果任伊拉克人自己处理，伊拉克军队会毫无疑问地拥戴某位逊尼派的将军取代萨达姆。毕竟，在科威特的失败与对伊朗的长期战争连在了一起，而这两场战争都是由于萨达姆试图将自己的版图扩充到足以控制其他国家的油田的举动造成的。由于他的疯狂，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送了命。老布什的白宫政府错误地认为，萨达姆政权将难以维持。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的岁月里，萨达姆没有被他的人民所推翻。恰恰正相反，他利用幸存下来的共和国卫队不断镇压屠杀人民的反抗。这其中包括了来自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被称为“生活在沼泽地区的阿拉伯人”，以及来自北方的库尔德人。伊拉克的直升机毫不留情地屠杀着###者。而美国的军队却袖手旁观。多年以后，什叶派穆斯林将会记住，华盛顿是如何煽动他们揭竿而起，又是如何在他们遭到屠杀时袖手旁观。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
1993年，满怀对处理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信心，克林顿走马上任了。然而，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害，也没有任何的应对预警措施。其实，早在老布什时代，反恐就已经不再是政府所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了。在老布什任期中，美国没有任何一项正式的反恐政策，对待恐怖主义的威胁也主要是通过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军事手段似乎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老古董。里根时代结束以后，美国似乎已经摆脱了反美的恐怖主义，那个时代里对黎巴嫩和利比亚的轰炸也已成为远离人们生活的遥远故事，而不再为人们所乐道。 1993年1月，新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出人意料地邀请我留在白宫，而不是随老布什一同离去。在奥尔布赖特的建议下，莱克向我咨询了一些对后冷战时代全球性问题的看法。在他们的心目中，维和、处理前东欧遗留的失败国家是最为重要的。尽管我一直坚持反恐的重要性，但他们却对此嗤之以鼻。然而，时间将证明我所说的一切，而且很快。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2）
一天，办公室里那部很少为人所知的白色秘密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对于我来说，过去从未听到这部电话响起过，也不知道谁会突然之间通过这部电话来与我进行联系。“我是斯考克罗夫特，”一个声音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响了起来，我不由大吃了一惊。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老布什手下的国家安全顾问！不久以前，他刚刚和一些失意的人告别了白宫生活，是什么风把他给吹来了呢？正在这时，我的手机也突然响了起来，我连忙拿起了手机。“是不是塞尔维亚人干的？”是托尼，“是塞尔维亚人炸的吗？是一个炸弹吗？”“我还不知道，托尼。”我只好敷衍道，“我们正在调查。我们一有情报会立刻转告你的，很快！” 手忙脚乱之间，我立刻给紧急情况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刚刚是不是什么东西被炸了？” “是的，真是让人不敢相信。世贸中心发生了爆炸，”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接听了我的电话，“但我还不能确定那是不是炸弹导致的。我知道您是负责处理恐怖袭击事务的，但我不清楚这件事是否应该向您汇报，因为您通常是不处理国内事务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3）
当时，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在美国本土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我在1992年参加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时，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把目光放在海外，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只会发生在外国。听了军官的话，我不由得怒火中烧，大声说道，“是的，这件事我当然要管。任何一件有外国因素的事情我都不会置之不理！例如对中情局开枪这样的事！”一个月前，当克林顿刚刚入主白宫四天之后，一个年轻的巴基斯坦人在中央情报局的门口突然对一辆即将驶入中情局大院的汽车连开数枪，当场将车中的三个人打死。令人感到万分愤怒的是，凶手竟然逃脱了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追捕，不知所踪。想到这里，我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这次我们会不会又犯下同样的错误呢？” “先生，据我所知，好像是变压器爆炸了。不过我们会随时向您汇报最新的进展的。”年轻的海军军官打断了我的思路。挂上电话，我连忙给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老江湖理查德·卡纳斯打了一个电话，“劳驾，老兄认识纽约市警察局的人吗？”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4）
很快，通过理查德·卡纳斯在纽约当地的人脉，我确知了一些关于恐怖袭击的事情。毫无疑问，是一枚炸弹引起了世贸中心的爆炸。作为负责应对恐怖袭击的召集人，我当即在紧急事务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不久，消息传来，共有6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数百人受伤。联邦调查局也在第一时间对这次袭击事件做出了反应，它的调查人员彻底检查了大楼的地下室，以确定到底是哪辆汽车携带的炸弹袭击了世贸中心。在所有工作人员的大力配合下，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竟然奇迹般地找出了发动袭击的那辆汽车，并将目标锁定在靠近新泽西州北部的一个专营汽车租赁的公司。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访问这家公司时，竟然发现，租下那辆车的人将在第2天到该公司索取押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根据获得的一系列线索，嫌疑犯迅速落网，联邦调查局很快得出事件的大致真相：这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袭击。一些在美国的埃及人、伊拉克人、约旦人和巴基斯坦人组织了这次袭击，而不是事先所猜测的塞族人所为。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5）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召开了一次相关会议。 “好的，让我们来讨论一下都是什么样的混蛋发动了这次袭击，”会议一开始，我首先向联邦调查局的鲍勃·布利策发问。 “特别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布利策回答道，“不过这件事似乎与一个来自埃及的穆斯林大有关系，这小子现在应该呆在新泽西或是布鲁克林。” 中央情报局的温斯顿·威利这时插话道，“这批人应该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哈马斯这一类组织的人，我们调查了这批人的电话记录，但是没有发现特别引人注目的线索。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组织，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组织。” 听了这些话，我不由得大失所望。我略带讥讽地问：“是吗？不存在这样的组织？难道这些家伙是在看NBA篮球赛的时候偶然相遇，然后臭味相投，临时决定去袭击世贸中心的吗？” “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或许你说的情况也是一种可能，”威利苦笑着耸耸肩。 尽管谈话的内容不能令人满意，布利策最终还是向我保证，他们将尽全力追查恐怖分子，并将这些恐怖分子所在组织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6）
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市的分部规模庞大，以至于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副官亲自担任了该分部的主管。在爆炸发生的两周后，联邦调查局已经逮捕了四名嫌疑分子。通过纽约警方的工作，我们很快发现，原来这四名嫌疑分子背后似乎还有着一个有组织的网络。一个双目失明的埃及人似乎正在组织一批极端的宗教分子，并试图对美国发起攻击。一个叫阿富汗劳务局的机构为这个埃及人定期服务，而这个机构恰恰隶属于一个叫本·拉丹的人。有意思的是，这些恐怖分子在本国无法立足，被迫逃亡美国，正是美国政府拒绝了将他们引渡回国。 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努力工作，很快人们发现了恐怖分子正在策划的另一个袭击活动，而目标是联合国总部。在大搜捕之下，这些涉案人全部落网。到1993年底，大多数该组织的成员都相继落网，似乎人们已经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在困扰着人们：到底是谁在从资金上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呢？这个不为人知的组织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无论是联邦调查局还是中央情报局都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正在不断地组织着对美国本土的袭击，而这个组织在当时仍然不为人们所知。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7）
直到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个当时连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听说过的组织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基地组织。现在看来，美国人第一次逮捕基地组织的成员是在1992年破获的一起试图暗杀犹太人宗教领袖的案件，而那时的基地组织仍然不为人们所知。当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发生后，人们通过种种调查，曾经发现资助这次行动的幕后股东原来就是本·拉丹。然而这些情况并没有引起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注意，许多宝贵的资料也在档案库里沉睡多年，无人问津。实际上，早在3年前，基地组织已经在本·拉丹的组织之下成立了。直到这时，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也没有听说过本·拉丹这个人。只是在隐隐约约之间，人们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正在不断组织起对美国的袭击。然而1993年的袭击事件似乎正在预示着更大风暴的来临，一个大时代正在拉开帷幕。 当我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它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安全办公室来处理导弹、化学、生物武器的扩散。我的任务也转成了“国际规划”，负责处理一些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何办公室的业务都无关的事务。在所有这些事务中，恐怖主义也是一项，当时它还处于很低的层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世贸中心的爆炸案为止。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8）
尽管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听说过基地组织，但由于为人们所熟知的发生在1994年的恐怖主义事件，克林顿的团队从1994年开始，对这个事务给予很大的关注。克林顿、莱克和我都认为反对恐怖主义应该在我们一系列制定的后冷战时代的措施中占据相当的位置。 这些反应措施的一部分就是要指定新的反恐政策以取代里根政府在前几年所施行的政策。在老布什的政府当中，并没有一项正式的反恐政策。正像我后来所发现的那样，地盘之争可以让最好的反恐措施无济于事，而这一点在此后的汤姆·里奇的作为之中就可以发现。在大规模的官僚机构重组中浪费时间要比真正为反恐做一点实事要容易得多。当我为所有的相关机构和部门制订和传达政策时，三项政策事务越来越凸显出来。首先是，反对恐怖主义是一项法律事务，还是情报事务？既然问题用这种方式被提了出来，那么它的含义就是：中央情报局应该掌管这项事务吗？或者我们仅仅应该从对付普通的有组织的罪犯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反恐事务？ 克林顿所批准的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应该动用所有可以动用的部门和机构的资源来达成这一目标。这一答案正是我所赞同的。举例来说，如果联邦调查局能够收集飞机的残骸，从而判断是谁将炸弹放进了飞机，这种能力我们当然想用来反恐。中央情报局缺少辩证分析的能力，因而很难通过对攻击后的数以百计的各种线索的整理来发现真相。如果我们可以捉住罪犯，并将其逮捕后送回美国受审和接受惩罚，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尽管这也许属于联邦调查局的职能。我们应该动员所有的力量来达到目的。有些人总在议论，认为这些逮捕和审判并不能真正制止恐怖主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缺少常识的。我知道有时司法程序可能在对付恐怖主义时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需要情报、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各种努力。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9）
如果联邦调查局喜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他们也就不会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感到惊悚。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白宫和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在国内事务中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情况汇报室的值班军官向我提出来的，“你们这些人处理国内发生的问题吗？”在世贸中心的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以及瞎眼教长由此所策划的阴谋，都使这个问题已经不解自明。只要在这个事件中有外国间谍参与，我们就应该把其纳入管辖范围。这个问题所引起的麻烦就是这项政策直接冒犯了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权。从机构上说，56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只和美国全国的律师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和现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门之间的联系则相对较少。 为了处理这个障碍，莱克与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和我一道驱车前往总律师的办公室。我们三个人会见了联邦调查局和珍妮特·雷诺。我向他们解释了这个问题。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想要更好地协调反恐政策，并且使总统随时了解所发生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应该让我们知道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在场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回应道，从刑事犯罪中所得到情报不能与民事当局共享。 珍妮特这位当时我还不熟识的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在她的笔记本上不停地做着笔记。我一直在猜想，在多大程度上，她已经被那些官员的话所折服，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她会直面这些官员。她曾经在公众面前坦承在德克萨斯韦科围剿极端教派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展现了极大的勇气。通过这么做，她实际上承担了由其他部门的警察所引起的事故的责任（事实是财政部的人马首先发动了对建筑物的袭击）。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联邦调查局给了她错误的建议，并最终造成了儿童的死亡。现在，她向在场的白宫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人申明：“如果恐怖主义涉及了外国势力或组织，或者可能涉及，调查局应该向一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说明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莱克和珍妮特都同意签订一份理解备忘录来铭记这一原则。但，他们最终没有这么做。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律师在很多年里都没有起草这份文件。然而，这却成为了我们日后行事的重要原则，但是，当我知道什么事或人值得注意时，我会使用“莱克—珍妮特协定”来得到消息。有些时候，一些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甚至主动地向我们提供信息。但是，通常联邦调查局的人总是把“莱克—珍妮特协定”当成是内华达的避暑胜地。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0）
第三个政策事务涉及了克林顿政府的自身特点。那就是：联邦政府应该在处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克林顿、莱克和珍妮特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从私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现在都认识洛克比空难受害者的家属。这些家属曾经亲口向他们陈述他们是如何得到航空公司而不是政府通知自己所爱的人的死讯。通常情况下，消息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传达，也没有专人负责处理这些死亡的事件。从现在开始，联邦政府应该在这些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处理死者善后工作和不断地通报正在进行的调查进程。 我还有第四个事件需要添加进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目前，还没有消息显示，恐怖组织正在试图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那些我们认为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之间却存在着某种令人担心的联系。我以前在反扩散方面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政府中反恐和防扩散这两方面的工作团体实际上很少相互沟通。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变。部门中没有人反对应该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系起来，他们只是对我的想法感到奇怪。 在这些事件上达成一致以后，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总统第39号令：“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上的政策”。它重申了“决不让步的政策”，这项政策曾经由于里根总统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美国人质的释放而被破坏。它呼吁从进攻和防守两方面着手，既要降低恐怖分子的能力，也要进一步降低国内和国际在应对恐怖袭击时的脆弱性。法律的、情报的、军事的、外交的手段都应该得到使用，并且得到协调。最后，没有什么比防止恐怖分子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加重要。一旦恐怖分子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没有什么比立刻消除恐怖分子使用这种武器的能力更为重要。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1）
新政策听起来不错，但它所依靠的情报却支离破碎。搜捕世贸中心爆炸案剩余两名嫌犯的行动直到1994年还在进行。拉姆齐·优素福活动得越来越剧烈。他这时非常繁忙，但他的行动却没有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注意。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曾经参与了在菲律宾刺杀教皇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阴谋。紧接着，在1995年1月，马尼拉警方对一场大楼爆炸案作出了反应。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关于马尼拉爆炸案的消息突然出现在我的电脑屏幕上。我立刻将它打印出来，并从行政大楼的办公室出来，穿过停车场跑到大楼的西侧。我打断了莱克正在主持的一个关于波斯尼亚的会议，并大声宣布，“他们已经发现了拉姆齐·优素福。” “确实是天大的好消息。”莱克大声说。 “未必，他最终还是逃走了，”我叹了一口气，“他正在准备用走私进来的液体炸弹炸掉美国在太平洋的飞机。他们在洗手间将炸弹组装出来，然后离开了那里。恐怖分子在第一站下了飞机，接着飞机继续飞行并最终爆炸。菲律宾人发现了一部分炸弹，但不是全部。” 莱克得到了消息。那个制造了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人，在逃两年之后，仍然携带炸弹准备制造更多的爆炸案，而且是在太平洋上同时制造几起。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2）
“你有没有取消所有的飞行？”莱克问我。这时，我已经给相关部门打过了电话，要求他们通知取消在太平洋的所有航班。但我被告知只有运输部部长才有权力这样做。于是我将情况告诉了莱克。 “给我接运输大臣，”莱克拿起电话，对他的助手说。紧接着，他又回头望着我说，“到底谁是运输大臣？”“是这样的，”这时列奥·潘内塔插话说，“既然运输大臣有这个权力，那总统也一定有。应该立刻以总统的名义通知所有的航班降落。” 美国所拥有的从太平洋起飞的飞机被要求立即着陆。已经发出的航班也在空中掉头。机组成员也被指示去检查洗手间顶部的壁砖、任何其他可能由电池、手表、隐型眼镜清洗液制成的炸弹的地方。但整个搜查一无所获。从第二天开始，所有的航班都恢复了，但任何携带液体的乘客都不得进入飞机。检查人员用手工搜查的方法检验香水和科隆香水。拉姆齐·优素福又一次逃跑了。 美国政府决定悬赏200万美元捉拿拉姆齐·优素福，并把他画影图形分发到中东和南亚各地。很多人为了得到赏金都纷纷宣称知道拉姆齐·优素福的藏身之地。不过，他们提供的线索都几乎毫无价值。然而，2月初的一个电话却为破案帮了大忙。当美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的、由国会任命的安全官员对提供线索者进行询问时，这个人所提供的详细的线索使他的情报显得十分可信。然后就进行了模型指认。一切都发生的如此之快。驻巴基斯坦大使也尽力从巴基斯坦方面获得了巴政府对逮捕罪犯和引渡罪犯的支持。当联邦调查局的一支执行逮捕任务的行动小组从纽约来到巴基斯坦以后，大使馆也拼凑了来自国会的安全官员、从泰国来的地区安全官员的一干人等。在一天的清晨，当拉姆齐·优素福准备搭乘前往阿富汗的公共汽车时，他被来自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官员毫不客气地吓清醒了。几天以后，他又回到了纽约。 拉姆齐·优素福有很多化名。他在巴基斯坦的阿卜杜勒·巴西特出生，后来在他父亲工作的科威特长大。当他被捕以后，他获得了与他在逃时一样的注意和种种猜测。 txt小说上传分享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3）
总统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发生后的反复露面和讲话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这个已经受到惊吓的国家，也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恐怖主义。克林顿不断地强调，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一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的城市。由于不满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克林顿决定通过寻求更多的法律授权和资金支持来继续我们反对恐怖主义的活动。而我则被要求去规划我们到底需要哪些东西。 这是我在1995年和2000年之间，所从事的第一个对资助预算的审核。在联邦预算不断削减的时刻，我们把联邦反恐预算从1995年的57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11亿美元。联邦调查局的反恐预算在这一时期增加了280％。我们还增加了联邦调查局的职权，将对罪犯有组织的窃听条款使用于恐怖分子身上；将资助恐怖组织定为非法，使人们更容易得到恐怖分子的旅游记录；并加速将那些与恐怖组织有染的人驱逐出境。尽管我在1995年所寻求的资助大多数都得到了白宫及其下属预算与管理办公室的批准，但有些还是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这时并不存在一个对反对恐怖主义的统一预算，而是存在对几个部门的预算。我们争取对能源部、健康和人事服务部、国防部、司法部、联邦紧急救援署等部门的一些规划进行资助。这些部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国会的拨款者都不认为他们是在为反对恐怖主义服务。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4）
我希望通过禁止为恐怖主义组织募集资金的法案，因为政府中的一些人阻止我们追查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1995年1月，在我们的劝说下，总统发出了一项命令，将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或转移资金定为重罪。里克·纽科姆，一位在财政部某权力部门工作的官员，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项新被赋予的权力。纽科姆是一位尽职尽责、十分聪敏的职业官员，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一领域的规则和程序。 纽科姆和我分析了德克萨斯里奇兰的神圣大地基金会事件。我们相信这个基金会违反了新颁发的行政命令。纽科姆派遣海关警察执行了这项决定，并在授权之下，对基金会进行了搜查，打开了该公司的锁头，没收了所有的财产和记录，并在门窗上加贴了封条与告示，宣布此地已遭搜查。此后，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刘易斯·弗里和财政部的部长鲍勃·鲁宾对此表示反对。弗里非常担心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受到边缘化，并且认为滥用总统的行政命令会引起法庭的反对。鲁宾由此担心行政命令在这种情况下的有效性。他也不愿意支持任何一项反洗黑钱的运动，害怕因此招致美国资金的外流，并且引起其他一些反对破坏“储蓄隐私”国家的反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所寻求的法律支持在1995年竟然也没有被国会批准。我本来一直以为在这件事上能够形成两党共识，但白宫的民主党人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的积怨已经达到了如此的境地，以至于二者在反恐政策上进行了激烈的角力。世贸中心已经遭到袭击，纽约的地标和太平洋的747客机几乎遭到炸毁，沙林毒气被喷洒到东京的地铁之中，公共汽车在以色列的街道上被炸毁，处在俄克拉荷马城市中心的建筑物被炸成碎片，但国会中的许多人仍然反对通过反恐的草案。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人，例如奥林·哈奇激烈地反对将对犯罪分子的有组织的电话窃听扩大到恐怖分子身上。汤姆·迪莱和其他一些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伙同全国步枪协会，一起反对对炸弹的禁令，认为那将会侵犯人们携带武器的权利。在1996年，我们将再一次尝试加强我们反对恐怖主义的能力。 。 最好的txt下载网
1996，几乎打响的战争（1）
如果说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在1993年上任时还没有想到过恐怖主义，那么到了1996年年初，他们就已经全神贯注于此了，并且担心一次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近在眼前。不过，他们当时预想的袭击者并不是基地组织，中央情报局还没有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到这个名字。 1979年取代巴列维国王的伊朗激进宗教势力这时还没有降低革命热情，尽管被德黑兰扣押的美国人质已于1980年释放，但这个政权却依然在反美的道路上前进。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从80年代早期开始暗杀美国人，在针对美国驻黎设施的三次炸弹袭击中，伊朗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危机中，它都是幕后策划者。被绑架的除了记者，还有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和一名中央情报局驻黎巴嫩情报站主管，他们都受尽折磨并被杀害。 为了抵挡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伊朗从80年代起陷入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战火还烧进波斯湾，伊朗和伊拉克竞相攻击过往的油轮。为给油轮护航，美国海军卷入与伊朗舰艇和飞机的交火。1989年，在与伊朗布雷小艇作战期间，美国海军“文森斯”号巡洋舰把一架伊朗国家航空公司的班机误判为正将进行攻击的战斗机，随即发射导弹将其击落，导致290位平民丧生。 当我听到飞机被击落的消息时，就觉得美国在两伊之间保持“中立”的政策也走到了尽头。我们已经在向伊拉克提供情报，为运载出口原油的科威特油轮护航，还切断了流入伊朗的军火供应。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说自己是中立的。现在，既然我们杀死了数百名伊朗平民，我断定，伊朗为了报复，会直接向我们进攻，把我们划入公开支持萨达姆一边。 但实际上，我们击落伊朗客机的行为却结束了战争。八年的战争把双方的血都榨干了，伊朗革命领袖一直在寻找一个借口结束战争，这是个现成的机会。他们对外声明的理由是美国开始公开与其对垒，他们无法同时应付伊拉克和美国的进攻。他们表示，继续战斗下去可能导致美国的入侵，###革命将会就此终结，于是伊朗率先宣布停火。由于人力物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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