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群体事件观-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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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单光鼐
　　我和子富同志成为朋友；源自瓮安“6·28”事件以及他的书稿《新群体事件观》。我俩都想探究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且寻找治理群体事件的良策。这正如一句广为流传的名句所言，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为他的那份执著精神所感动：一位新闻战线的“老兵”，多年来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跑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城市村寨，曾写出过众多真实反映西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系列专题报道还为中央领导同志决策所用。前两年虽刚从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岗位上退下来，但却依旧关注着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笔耕不辍。
　　瓮安“6·28”事件发生后，子富同志主动请命，两次进入瓮安，实地观察，前后近20天时间，走访当事人、参与者、旁观者、目击者，试图还原事件现场；他的有针对性的访谈，如，与原县委书记、新任县委书记、县委县政府多位负责同志、执勤民警、街道干部、中小学校长、离退休干部等数十人广泛、深入的交谈，在我们社会学者看来，就是标准的“半结构”的“重点访问”，即：交谈内容一部分是预先设定的，另一部分是开放的，被调查者可以自由地陈述自己的经历、经验，访问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预设的问题，进而提出新的问题。子富同志凭借多年积累的特殊的新闻访谈技巧由此发掘出事先未曾预料的大量原始资料，让原本可读性强的新闻文稿陡增文献性；而他与涉嫌犯罪被收容审查的数个学生的交谈，在我们看来，就是为搜集个人特定经历（如偷盗、吸毒、犯罪等）的过程及其动机所作的“深度访谈”，其中，主要的方法就是“个人生活史”的访问，详细了解每一个涉嫌犯罪学生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亲子关系和违法犯罪的蜕变过程等等，经过整理、归纳，比对出个案之间的相同或相异，并找出其中典型的个案作为描述和解释的例证，借此反映瓮安青少年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心理、观念和态度。“访问”与“观察”，本是社会学研究中收集资料的两种具体方法，多用于收集非预设的、非结构的资料。就方法论而言，对某种社会现象的体察，新闻记者与社会学者似有相通、相似之处。看完《新群体事件观》全部书稿，我为子富同志的新闻业务水平感叹。他使用“访问”、“观察”的方法，比专业社会学者毫不逊色；其中，“进入”现场的方法甚至比我们研究队伍中的许多人更娴熟、更老到。为此，我对书稿中显露出的科学精神表示认同。因为，我深信：事实的可信，皆源于方法的科学。
　　子富同志在书中首次提出了“新群体事件观”的概念，这是对贵州处置“瓮安事件”实践的总结。过去旧有的、沿用多年的处置群体事件的模式是：理念上，习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的思维定式看待本是经济、民生诉求的事件，并将其视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凡事发生，还未及细查就匆忙定性，如，“有组织、有预谋”；或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教唆”；或称“有黑恶势力操纵”；或直接称“街头政治”。将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群众，轻则称其为“不明真相的群众”；重则称之为“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闹事者”、“不法分子”等等。处置措施上，随意动用警力，动不动就将公安武警推到第一线压制群众，让警民直接对峙、对抗，随意采用强制措施，随意使用警械、武器，简单地以暴制暴，酿成流血事件。
　　贵州省积极、稳妥地处置“瓮安事件”的成功经验表明，过去旧的处置群体事件的模式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消减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激化矛盾，导致暴力冲突升级。这种对社会稳定无用而有害的模式再也不能因袭沿用了，必须确立“新群体事件观”，才能妥善地防范、引导和处理群体事件，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从书中介绍的贵州处置“瓮安事件”的实践看，作为微观场境里执政者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的理念和原则，“新群体事件观”可归纳为这些内容：其一，亲临现场。地方政府负责人以身作则，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在第一线做工作，“靠前掌控”；其二，就事论事。不对群体事件作“过度政治化”解读，不轻率地将群体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不将群众的集体行动视为是与政府的对抗行动，且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经济、民生利益诉求；其三，信息公开。在黄金24小时内公布准确、真实信息；查明多少、知道多少，就公布多少，以后用滚动方式逐渐增加；一定要准确，自己更不能说谎；其四，反思、自责。群众聚集事起，首先查找自身原因，检查政府工作中的缺失，公开坦承失误和不足，争取群众信任，重塑政府形象；其五，“切割”、问责。上级不为下级“买单”、“背书”，迅速启动问责程序，分清责任，罢免失职、渎职官员；其六，慎用警力。不与群众发生直接对抗、冲突；在“妥协”和“压制”之间拿捏尺寸，该“柔软”的，“身段要柔软”，该“强硬”的，当然也要“强硬”，如发生了打砸抢烧，就要果断处置，将肇事者拿下。
　　瓮安事出；去年7月我即把“6·28”事件列为21世纪之初的“标本”事件。当时认定其为“标本”的凭据在于：其一，“瓮安事件”暴力暴烈程度较以往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大大提升，具有警示意义；其二，贵州省领导处置群体事件露出了“亮点”，首开自责、问责先例，为各地作出了榜样，具有推广意义。石宗源书记在处置“瓮安事件”中头脑清醒、指示明确、措施得力，表现出的睿智，令人钦佩！如今，我们从子富同志书中描述的场景中找到了佐证。这将在历史上留存，成为我党和政府处理转型时期群体事件的经典案例。
　　感谢子富同志写了这本好书，全书文字生动、形象，分析鞭辟入里，通俗、易懂。这是一本供基层干部学习处置群体事件的好教材。
　　
　　2009年元月25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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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发展成为执政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近6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肩负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在神州大地上描绘着一幅幅宏伟壮丽的画卷。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赢得了国际话语权。
　　然而；世界一些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社会各种矛盾的凸现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大关，正迈向3000美元的关口。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发展结构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不和谐，我国已进入社会矛盾凸现期。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1993年发生万起，2005年上升到万起，2006年逾9万起。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稍有不慎，极易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甚至动摇执政基础。这对执政党而言，既是全新的课题，也是严峻的挑战。
　　相对于四川*事件、广安事件、大竹事件、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事件、浙江瑞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2008年6月28日发生的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6·28”事件，无论从聚集、围观、参与人数、震荡激化过程、持续时间、冲突的剧烈程度和破坏程度看，还是从造成的影响程度看，都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中的“典型群体性事件”、“标本性事件”。
　　剖析瓮安“6·28”事件，使人深受启迪：没有不讲道理的人民群众，主要问题在于瓮安原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干部作风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一部分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牢固，群众观点越来越淡漠，忘记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夯实执政基础的法宝，群众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严重缺乏安全感，导致当地党委、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逐步演变成令人痛心的“水火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对党委和政府失去信任，党在当地的执政基础发生动摇，一个女中学生之死成为导火索，引爆了震惊中外的瓮安“6·28”事件。
　　瓮安“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这次事件充分暴露在我国“欠发达、欠开发”的地区，仍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和牺牲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走不通；充分暴露当地党委、政府在矛盾凸现期、社会管理探索期，回避社会各种矛盾，社会管理软弱无力，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丢掉了“现场第一原则”，甚至束手无策的“软肋”。
　　现阶段，我国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矛盾积累和尖锐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要发生群体性事件。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发生的群体事件，树立新群体事件观——群体事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是国家走向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把群体事件作为帮助党和政府认识自身体制、机制、制度、作风等方面存在深层次问题的清醒剂；作为敦促党委和政府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助推器；只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才能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巩固执政根基，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量是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引发的，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从根本上是热爱党和国家的，这类群体事件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并非为达到推翻党和政府的政治目的而引发的对抗性矛盾，对群体性事件不能简单地作政治解读。对盲目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进行疏导和区别对待，批评帮助，说服教育，最终实现相信、团结和依靠他们一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而对另一类性质的群体性事件，对极少数策划、组织、指挥闹事、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挑头打砸抢烧的不法分子、黑恶势力骨干分子，则要依法严厉打击，确保社会安宁。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群体性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有关党政责任人，不管是谁，都要敢于问责，决不护短，决不姑息，才能理顺民意，化解民怨，凝聚民心。
　　多难兴邦，多难砺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有敢于正视自身问题的勇气，要有敢于创新机制的胆略，要有敢于割除自身“毒瘤”的气魄，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大无畏的气概，坚韧不拔的精神，立党为公的胸怀，加强党的建设，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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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中学生溺水死亡引发“6·28”事件（1）

　　2008年6月28日16时至29日凌晨3时左右，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部分群众和中小学生，因对一名女中学生死因的鉴定结果从怀疑到对公安机关的不满，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人民政府请愿，围观群众骤然聚集达2万多人，极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县公安局、县政府多间房屋被烧，县委办公木楼被烧毁，46台机动车被烧毁、9台机动车被砸坏，数十台办公电脑被抢走，大量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公文、档案、办公用具被毁。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人们称为瓮安“6·28”事件，也称“瓮安事件”。这起事件经网络迅速传播，中国和世界的目光瞬间聚焦贵州瓮安。
　　一件普普通通的偶发案件，何以引发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少数不法分子为何公开挑衅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
　　瓮安“6·28”事件的发生，引起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公安干警、有关专家及广大群众的深思：要是在多个县发生类似的群体性事件，会是怎样的后果？对中国的政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瓮安“6·28”事件震惊中外。注定要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人研究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典型群体性事件”的标本。
　　
　　2008年６月21日18时许，瓮安县第三中学初二年级女学生李树芬吃完晚饭后，与同班女同学王某一起外出。大约在22时，王某给李树芬哥哥李树勇打电话，说李树芬跟她一起住，第二天才回去。
　　6月22日凌晨0时30分左右，王某打电话给李树勇，说李树芬在城郊西门河大堰桥“被水淹了！”李树勇闻讯与亲友立即赶往出事地点。
　　几乎同一时间，瓮安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立即指令瓮安县城所在地雍阳镇派出所民警出警。派出所两名值班民警立即驱车赶往现场，途中遇到李树勇及其表舅刘金学，将两人一同带去现场。
　　由于他们都没带打捞工具，便向119求助，大约20分钟后，十多名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李树芬叔叔李秀忠等也陆续赶到现场。消防队员打捞半个多小时没有结果，提出等天亮了再打捞。
　　李树芬溺水时在场人员除了王某外，还有两个男青年，其中一人没穿上衣，不停地发抖。凌晨2时许，消防队员撤离，出警民警交代家属继续打捞，并按家属请求，将王某等3人带去派出所询问。凌晨3时40分左右，家属将李树芬尸体打捞上岸，停放在大堰桥头一块包谷地边。
　　6月22日7时23分，民警向110指挥中心回复，死者家属怀疑死者系他杀，请求转刑侦处理。指挥中心指令刑侦二中队负责人唐仕平出警，并联系技术科科长一起到现场进行勘查和走访调查。
　　根据死者家属的要求，当天下午，县公安局法医胡仁强对死者进行尸检，鉴定系溺水死亡。李树芬父亲李秀华、母亲罗平碧等人对尸检结果表示怀疑，向黔南州公安局申诉，提出重新尸检的要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女中学生溺水死亡引发“6·28”事件（2）
6月24日，瓮安县公安局调查认定李树芬溺水死亡系自杀，于当天下午向死者家属送达《不予立案通知书》和《尸体处理通知书》。死者家属对公安机关的结论不服，拒绝领走尸体。当晚，县政法委维稳办组织有关方面调解失败。
　　6月25日上午，唐仕平等出警人员带李秀忠到现场指认了打捞地点，回到县公安局后，唐仕平安排李秀忠到刑侦队作笔录，要他先去刑侦队等候。
　　李秀忠在刑侦队办公楼等候期间，进入三楼一间办公室，民警张明问他：“有什么事？”李秀忠因李树芬之死心中有气，回了句：“来玩的。”张明说：“这不是玩的地方，你要玩出去玩！”双方话不投机，发生冲突，扭打起来，被在办公室的另外两名民警拉开。李秀忠离开刑侦队时，边走边喊“警察打人了！”并向县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反映。周国祥当即安排民警带李秀忠去医院检查，然后找张明询问情况，要求写出事件经过交局纪委。
　　闻讯赶来的李秀忠妻子兰明菊和其妹李秀菊找到正在写经过的张明，双方发生抓扯，兰明菊用高跟鞋打张明，在场民警及时制止，并报告周国祥和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申贵荣指示关押兰明菊和李秀菊。
　　当天中午，瓮安县教育局副局长严军将李秀忠从县公安局带回县教育局。18时许，李秀忠离开县教育局，经过县保险公司门口时，五六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从后面冲上去追打，致使李秀忠轻微脑震荡、头皮损伤、胸腹部软组织损伤、鼻骨骨折。
　　瓮安县公安局党委立即召开会议，通知张明到会，张明矢口否认李秀忠被打是其所为。公安局党委当场决定，没收张明佩枪，停止其执行职务15天，同时通知法制科、巡警大队释放兰明菊、李秀菊。
　　6月26日，黔南州公安局指派的法医对李树芬尸体进行第二次尸检，结论仍然是溺水死亡。家属则坚持有奸杀嫌疑。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政委罗来平等人做死者家属工作至凌晨4时40分，调解仍然没有结果。
　　6月27日零时左右，死者表舅刘金学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县长肖松，说死者家属已同意调解方案，并约定28日9时签订协议，下午安葬。
　　6月28日9时30分，刘金学事到临头却又打电话给肖松说：“死者家属反悔，我代表不了死者家属意见。”肖松要他继续做死者家属工作，并要求当天下午必须把尸体领走处理。当天上午，公安局再次向死者家属送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死者家属必须在当天17时前把尸体领走处理。
　　为防止公安局强行处置尸体，死者亲属从当天下午15时30分开始，和当地群众包括部分中小学生约300人，打着“为人民群众申冤呐喊”的横幅，在场的人在横幅上踊跃签名，按了手印，然后由李树芬生前所在学校瓮安三中的两个学生手举横幅，走在*队伍前头，径直去县政府请愿。　。。

一、女中学生溺水死亡引发“6·28”事件（3）
*队伍的人越聚越多。尸体停放地七星村水库移民比较集中，部分移民跟随*队伍看究竟。*队伍经过三中校门时，加入*的学生明显增多。
　　*请愿消息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飞速传播，在水库移民、政府征地、城市拆迁、国企改制等改革发展过程中，个人利益不同程度受到损害的一些农民、市民以及瞧热闹的社会闲杂人员，不约而同地加入*队伍。当*队伍抵达县政府时，已聚集上千人。
　　当天恰逢星期六，县政府没人上班，请愿队伍汇聚县政府门前，发表一番演讲，激昂表达诉求后，转移到距县政府100多米的县公安局大楼前，向公安讨说法，请愿人群与警察对峙。
　　当时在现场的瓮安三中语文教师吴琼对那场冲突历历在目：
　　“一个*岁的小姑娘懂哪样？她也跟着闹。请愿人群情绪激烈，警察却很克制，劝说学生不要闹。冲在前面的都是十来岁的学生娃娃，他们却偏要闹，好多围观的大人就在后面鼓掌。警察坚持耐心劝告说：‘不能冲击公安机关，要找领导才能解决问题。’学生娃娃非要马上就回答。警察拉起了警戒线，学生就拥上去冲击警戒线，后面的大人就拼命鼓掌，学生娃娃以为这是‘英雄’行为，越冲越起劲。
　　“大约16时30分左右，人群后面的大人使劲推学生往前冲，警察排成人墙在前面拼命阻拦。人群中第一次砸向警察的是一瓶矿泉水，没有砸中警察，却砸到学生身上，被砸的学生不高兴，拣起来就砸向警察，顿时开始骚乱了。
　　“学生的愤怒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七手八脚砸公安局的牌子，将公安局门前栽铁树的大花钵打破，用瓷块、泥土、石子砸向警察，用砖头砸警察手持的盾牌，警察仍然非常克制。学生冲进公安大楼后，打开户籍档案室大门，把档案撕得粉碎。闻风赶来的社会闲杂人员，使劲鼓掌，高喊‘加油’！
　　“我认识的在场的党员、干部，或摇头，或叹息。当时我真焦急，不知县里的领导到哪里去了。要是有人站出来喊话制止就好了。我知道，以普通教师身份出面制止，显然是没有号召力的，何况溺水死亡的李树芬是我们三中的学生，三中老师站出来，会被误解。
　　“这时，有学生点火烧警车了，冲突升级。警察施放催泪弹，想驱散人群，反而激起人群愤怒，围观人群已达上万人，事态越闹越大。”
　　在“6·28”事件过程中，严军、周朝富、蔡磊、彭启惠、江登碧、张羽、不知名的中年大姐、皮卡私家车主、医院抢救和保护重伤民警的医生等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手挽手拉成人墙阻止暴徒的打砸抢烧行为，以血肉之躯，表现出对党和共和国的忠诚。
　　在“6·28”事件中身负重伤，现仍在休养的瓮安县教育局党员干部周朝富，描述了他所经历的暴力冲突：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女中学生溺水死亡引发“6·28”事件（4）
“当天17时许，当我赶到县公安局时，看到已有六七辆汽车被掀翻，警察正在抵抗暴徒。见那情景，我向公安局领导建议说：‘该共产党员和我们国家工作人员上了！’领导立即组织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拉成人墙，无关人员准出不准进，想把围观群众与打砸抢烧的暴徒分开。
　　“不一会儿，暴徒又点火烧汽车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娃娃用角钢把一台汽车的油箱戳穿了，随即就要点火烧。他烧车的动作很‘专业’，看得出来有人在教唆。我立即挤上前去制止他说：‘朋友，搞不得了！’一个9岁左右的娃娃扯我的裤脚，叫我‘不要多事！’我对他说：‘你不懂事！’
　　“我看见我们局的几个局长赶来协助公安局处理突发事件，通知家长、老师立即来把学生劝回去。
　　“这时，有两个女民警哭着跑来向公安局副局长庹万平报告：‘有民警受伤了，伤势很重！’
　　“我同县教育局副局长严军互相对视一下，立即下到二楼，看见两个警察伤势的确很重，严军扶起一个勉强能走的民警就走。另一个警察头上、身上多处受伤，鲜血直流。考虑到群众是冲警察来的，我们帮他换成了便装。我腰椎间盘突出，平时背30斤米都困难，那时不知哪来的劲，将120多斤重的受伤警察背起就走。
　　“没走几步，我背上感觉到热乎乎的东西直往下流，以为他在大流血，原来他被打得小便失禁了。
　　“一楼挤得水泄不通，群众不让通过，我只好背着他往后院走。一个小孩高声喊：‘背的人皮带都是警察的！’上百人立即围过来，对我俩拳打脚踢，被打倒了爬起来又走。当走到离公安局不远的乡巴佬巷子时，前头有人堵，后面有人追。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一定要背他去医院，不然他就没命了！就在这时，我的头被重重一击，昏倒了。
　　“当我苏醒过来时，严军回来增援我，更多的人制止那伙人‘不要再打了！’
　　“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把我和受伤的警察从人群中解救出来。
　　“我颅内出血12毫升，头骨线性骨折，内脏多处挫伤，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
　　10月28日上午，阳光灿烂。银盏乡派出所户籍室里，民警蔡磊正伏案工作。这位贵州师范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现年23岁，招考进公安队伍才一年半。周朝富6月28日救的警察就是他。这是他出院第一天上班。他左手掌骨被打得粉碎，里面支撑的钢板要一年以后才能取。小伙子平静地讲起在“6·28”事件中经历的警民鱼水情：
　　“当天收到县公安局发的短信：‘十分钟赶到县局处理突发事件！’赶到县公安局，只见办公大楼已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拉起了警戒线。群众情绪激动，一个十多岁的学生高喊：‘警察打学生了！’当时，我们只有十多个警察，群众有上千人，警察并没有打学生。群众冲上来砸公安局的牌子、窗玻璃，向我们砸石头、砖头，我们拿盾牌挡。

一、女中学生溺水死亡引发“6·28”事件（5）
“警戒线被冲开了，他们冲进一楼放火烧户籍室。我冲过去灭火，他们用抢来的管制刀具、铝合金条作武器袭击我们。
　　“我们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只能用盾牌抵挡，我身上6处受伤，鲜血直流。
　　“干警们见我负伤没有办法，只好用抹桌布给我包扎伤口，给我换成便装，周朝富背我下楼时，我被认出是民警，又挨了一棒，打倒在地不能动了，他们以为我死了。
　　“当我苏醒过来时，一位中年大姐高声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是她护着我，扶我起来，拦下一辆皮卡私家车，驾驶员同大姐把我扶上车，立即送去医院，他俩姓名都没留就走了。
　　“医生立即给我作紧急处理。当时几个人住一间病房，医院考虑我的安全，把我换到儿科，让我一人住一间，实际是为保护我。果然，过不久那伙人就跑来医院找警察。
　　“关键时刻群众能够挺身而出保护警察，警察离不开群众；平时群众有事找警察，群众也离不开警察。警察与群众是鱼水关系。”蔡磊深情地说。
　　6月28日18时左右，公安局附近的多辆警车被掀翻，随即被放火点燃，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片喧嚣。现场警力有限，公安局将主要警力退守公安大楼三层，死保设在那里的枪械弹药库。但收缴存放在一楼的管制刀具，眼睁睁被不法分子抢走，成为他们打砸抢的凶器。
　　在冲突过程中，不法分子用管制刀具、石头、砖块、酒瓶、汽油瓶、爆竹、烟花等袭击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和消防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官兵保持极大的克制，始终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雍阳镇鼓楼社区主任、女共产党员彭启惠讲述了社区共产党员、寻常百姓当时采取的行动：
　　“我从镇上立即赶回我家所在的都市庭院小区，一边叫门卫关好大铁门，不让外面的人员进入，一边打电话通知几个党员快来护卫小区，要大家互相通知。住小区的党员、干部、居民一下来了二三十人。
　　“这时，一个少年跑到江登碧大娘家借铲子去砸警车，大娘稳住少年说：‘乖，铲子不能借，你拿去砸警车，做了违法的事，我就给你提供了作案工具。你拿去出了事，你爸爸妈妈会心痛的。乖，不要干傻事。’大娘劝住了少年。
　　“不一会，七八个青年气势汹汹地把小区大门推开，要烧停在里面的警车。我们手拉手排成人墙，阻止这伙人进小区闹事。同时，一部分干部群众立即将停在小区后面的4台警车推进民用车库藏起来，只有一台暴露在闹事人群面前，那伙人点火就要烧。
　　“我们立即上前制止说：太危险了，千万不能烧！小区全部是木房，平民百姓的房子烧了哪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