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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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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和未来的方向。
四十多年前，当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刚刚起步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自己将会居住在欧洲，我是不会相信的。那时我正在去亚洲的路上，打算在泰国住一年。那是1967年，我还在IBM工作，那时我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只有首先使人们了解改革能够带来的利益，改革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当时我要在泰国开展一个项目，帮助东北部地区加快农业发展。我们极力想说服农民种植三分之一的稻子，并且在稻子中间种植其他庄稼。但是他们却抵制这一做法。我们后来发现，他们之所以会抵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知道基础设施是无法供应多余的粮食生产的。在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立刻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新的种植方式并且享受了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
自此之后，每年我都会去几次亚洲，并且发现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只要确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会不遗余力地抓住机会，适应任何变化，我经常被他们的这种活力深深打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国人都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海外华人也成为国际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现在当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巨大商机后，他们又重新回来了。海外华人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知识方面的支持和商业上的活力，而中国国内数亿的农村人口也在努力脱贫致富。在上海我们就认识了其中的两个：李凤和李闯（音译）夫妇。
他们是在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的。李闯的父亲是一位菜农，李闯从小时候就和父亲在这块祖祖辈辈耕作的农田里辛苦劳作。后来他就娶了李凤，然后似乎也要重复老一辈的生活。但是即使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里，人们也听说了大城市中的工作机会。因此，李闯开始考虑，如果自己收入能够好一点，就可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赡养自己的父母，最终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这个前景似乎相当诱人，值得他为之努力。
我和多丽丝是在几年前一次访问上海的时候认识李闯的。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都是住在波特曼丽嘉酒店，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提供的良好服务，还因为它紧邻上海的老城厢，让人感觉新老中国就在咫尺之间。这是一家五星级豪华酒店，其中有些套房一天的价格要比大多数上海人一年的收入还要高。而它的周围就有一些老房子，人们把衣服晾在窗外的晾衣竿上，或者干脆就在树上或者路灯杆子上扯根绳子晾在上面。（当然，每次我们去上海，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已经被拥有现代设施的现代建筑所取代。）
定见7 利益面前人们不会抵制变革（2）
从酒店出来后的一个拐角处有一间简陋的小屋，一个小柜台，李闯夫妇就在这里卖水果、小吃和饮料。在柜台后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像帐篷的东西，我们猜测可能是储藏室。多丽丝特别想知道这对夫妇怎样看待自己的小柜台和50米之外的佛莱格默（Ferragamo）、路易斯？威登（Louis Vuitton）等国际品牌之间的巨大落差的。她向经过多年的交往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朋友的酒店公关部总监温雪薇询问这对夫妻的情况，于是雪薇向我们讲述了李闯的故事。
李闯夫妇是冒着失败的危险离开了原来的农村生活的。他们的想法就是在上海有许多建筑工地，那么卖些小吃和饮料应该是个不错的生意。于是他们在酒店旁边设立了那个小柜台，因为周围的建筑工地是24小时不停工的，而且他们的主要顾客就是建筑工人，因此他们也是24小时营业的。我们以为是储藏室的帐篷就是他们的家，夫妻两个在里面轮流休息。
这样的生活状况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是我们知道不能够以己度人。雪薇向我们保证说李闯夫妇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十分满意的，稳定的建筑工人客源使得他们有了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也能够养活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比起老家来还是不错的。雪薇还补充说，2005年底的时候，她曾经问过李闯为什么他的妻子露面的次数比原来少多了。李闯告诉她说，妻子在这条街上又开了一个小卖部。2006年7月我们再次来到上海的时候还在他那里买了一些桃子，而且我们注意到他们已经不再住在那个简陋的帐篷里了。
在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分得一杯羹的强烈愿望使得人们乐意四处迁移。这与我在欧洲观察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欧洲人的定见与中国人是相反的，他们必须首先看到利益才愿意为之努力。他们不会随着工作而迁移，许多欧洲人都是在等待工作找上门来，而且仍旧认为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座房子应该是一辈子不变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其中的讨论让我深感不安。其中的一些维也纳年轻人说，他们宁愿失业，领取政府的救济，也不会选择离家一百英里之外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维也纳年轻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奥地利人，更不能代表所有的欧洲人。欧洲人的确喜欢坚持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会墨守陈规，一切都会一成不变。所不变的是我们都要维持生计，不管是做老板还是为别人打工，而且那些最早接受必要改革的人会获利最多。体育仍然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在定见1《尽管许多事物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章可循的》中用到的篮球投篮的例子吧。篮球的规则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单手投篮的优势面前，很少有人再顽固地反对汉克？路易塞提新的投篮技术了，毕竟，以单手投篮的方式赢得比赛还是以双手投篮的方式输掉比赛这两种结果哪个更诱人是不言而喻的。纳特？霍尔曼（Nat Holman）歇斯底里的声明，“如果我的队员这样打篮球，那么我宁愿辞职，”最终也成为了人们的笑谈。
福斯贝利式跳高刚刚发明后情况也是如此，他的教练开始的时候也试图让他回到传统的跨骑式方式。迪克？福斯贝利的跳高方式挑战了传统思维，但是它打破了世界记录，并且彻底改变了跳高技术。在体育界，成绩很快就能够决定未来的道路。
在商业领域，变革所需要的时间有时可能稍微长一些，但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市场，就像体育运动一样。
当然，有些人对于改变的抵制也可能是由于固执或者无知，但是希望在生活中进步的人们一般都不会因为无法承担变革的代价而抵制它。相反，当人们察觉到潜在的利益时，大家通常都会热烈欢迎变革的。
只有脚下的东西有足够的价值你才会弯腰
在心中思考一下下面两个问题：什么会给你带来回报？什么会使你受到惩罚？比赛的结果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变革会带来回报，什么时候鼓吹变革只是在追求海市蜃楼。因此，对变革的抵制可能是有道理的，也可能是固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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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见7 利益面前人们不会抵制变革（3）
让公众明白变革的好处是那些引领潮流的人们的责任。领导者如果想要成功地实现变革，就必须要让下属明白变革的好处。普通民众并不是变革的倡导者，除非他们真的相信变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否则他们是不会支持的。
不要小看人民的智慧。如果他们抵制变革，抵制你所认为的他们应该欢迎的变革，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把变革的利益显现出来，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为他们的抵制而感到悲哀，你应该首先寻找他们之所以会抵制的原因。请注意，在我前面讲述的体育运动的故事中，抵制变革的并不是运动本身的参与者——运动员，而是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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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见9 成功靠的是利用机会（1）
通情达理的人适应环境；不通情达理的人让环境适应自己。所有的进步都是依靠那些不通情达理的人才实现的。
乔治？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是他长期以来的梦想。任何一个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在家乡奥地利施蒂利亚州（Styria）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施蒂利亚橡树”（Styrian oak）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迟早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而且要进行长时间的精心准备与计划。
当时是2003年，下一次的州长竞选是在2006年的12月，而初选时间是2006年的春天。谁有可能在共和党的初选中崭露头角呢？为了赢得初选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做些什么准备呢？民主党中也会有人在2006年春天的初选中胜出，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集中精力考虑的是如何先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获胜。竞选计划开始了。
但是就在2003年，时任州长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遭遇信任危机，人们强烈要求进行投票来决定是否罢免他。就这样，一个通向州长之位的大门突然敞开，施瓦辛格也已经做好准备。施瓦辛格的话说得很好：“历史性的选举已经到来，因为加利福尼亚的领导严重脱离了人民。”
2003年10月7日，加利福尼亚的选民回答了两个问题：
问题 1：（在前一年的11月份刚刚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任期的）州长格雷？戴维斯应该被罢免吗？应该还是不应该？
问题 2 ：如果戴维斯州长被罢免，你认为谁应该取代他的职位？
在第二问题的后面还附有一个135名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就包括施瓦辛格。谁得到的票数最多就获胜。结果是，戴维斯被罢免，施瓦辛格当选了新一任州长。在竞选过程中，施瓦辛格曾许诺如果自己胜出，那么将不再继续拍摄电影。这一承诺对赢得选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施瓦辛格获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旦机会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
铁幕的一个裂缝
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巨大的政治转机出现在了东德。
那是从铁幕上的一个裂缝开始的。铁幕的这一说法最初来自于剧院。19世纪，在欧洲的剧院经历过几次严重火灾后，政府强制它们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安装了一道铁制的幕帘，以防止大火从舞台蔓延到观众席中。进入20世纪，这个词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1946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地理学标志：“从波罗的海边的斯德丁（Stettin）（波兰北部的一个城市）到亚得里亚海域的城市里雅斯特（Trieste），已经拉下了横贯大陆的铁幕。”社会主义国家警惕地守护着自己的领地，这一铁幕的冷酷标志就是那堵把柏林城一分为二的柏林墙。直到柏林墙被推倒前夕，铁幕和柏林墙看起来似乎都是牢不可摧的。
东德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部分要归因于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的转变。为了避免苏联的解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开始了改革，并且放弃了对华沙条约集团成员国的领导权，同时还计划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从1989年末起，匈牙利开始允许东德人穿过边境到奥地利，然后转往西德。这样，铁幕上的第一个裂缝出现了。
在大批东德人逃往匈牙利的同时，东德国内反对派的力量也在逐步壮大。德共总书记埃里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在柏林墙倒塌不久前还宣称柏林墙将会至少存在50年，甚至100年，他的被迫辞职成为了社会主义政体崩溃的催化剂。
在柏林墙的西面，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 一直在不断强调统一是西德的目标。尽管如此，人们对它的现实期望并不高。就在柏林强倒塌的前几天，西德还进行了一次关于人们对于统一期望的民意调查。结果，80％的人都说自己希望德国能够统一，但是只有3％的人相信这一愿望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
定见9 成功靠的是利用机会（2）
1989年11月9日，我从法兰克福飞往华沙去会见一些商会的领导。到达酒店后，我习惯性地打开CNN，结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成百上千的人们正在翻越柏林墙，而从1961年8月13日开始，先后已经有190个人因为翻越这堵墙而被击毙。很快，人群就翻了过去，受到了含着泪水的西德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也从四面八方涌来见证这一仿佛出现在梦中的场景。这一切来得似乎太突然了。
11月10日一大早，我乘坐第一班飞机飞向柏林，想要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一直在为德国的统一而努力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没有想到柏林墙的倒塌来得那么快，但是他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打破铁幕，统一德国的好机会。而且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惟一的机会，所以他很快行动起来。1989年11月28日，也就是在柏林墙倒塌的19天后，在没有和任何西方国家商量的情况下，他向西德联邦议院提出了一个统一德国的“十点纲领” 。但是德国的统一并非那么简单，它必须要征得二战战胜国的同意才行。
这一次还是科尔，通过巧妙的周旋，取得了美国总统老乔治？布什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这也许是苏联愿意把东德交给西德和北约的惟一机会，科尔抓住了它。他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不断坚定地重复实现统一的信心、及时迅速地提出统一的切实步骤以及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外交斡旋。换作其他人，他们很可能根本抓不住这个机会。
科尔曾回忆说：
1989年秋天当我们开始迈向统一的时候，就像是处在一片沼泽地中一样。我们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大雾阻挡了视线，只知道肯定存在一条出路，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我们一步步地前进，终于安全到达了对岸。这真是个奇迹，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简直不可能成功。
事业心
当你探寻未来时，应该去寻找、利用机会，而不是仅仅解决问题。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这位极具事业心的总统候选人，在初选时就发现了一个大好机会，并且利用这一新的媒体技术在共和党的全国大会开始之前就赢得了足够的支持，从而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现在，每个参加总统竞选的人都在无一例外地采用这一方式——电视演讲。
解决问题的人和寻找机会的人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未来及其敌人》（The Future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弗吉尼亚？波斯特尔（Virginia Postrel）分析了那些遵循守旧的人与充满活力；乐意迎接变革的人之间的区别：
从对待未来的方式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我们是遵循守旧，期望未来仍然是一个制度化、机械化的世界，还是充满活力地去迎接一个充满发明、创造与竞争的世界呢？我们看重的是稳定与管理，还是发展与学习呢？我们认为进步是需要集中规划，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分散、进化的过程呢？我们是否认为错误永远意味着灾难，还是把它看作实验过程中可以改正的副产品呢？我们是渴望可预言性，还是欣赏不断出现的惊奇呢？遵循守旧与充满活力这两极，决定了我们的政治、智力和文化前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对待未来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段精彩的文字是《福布斯》杂志的出版人兼总编理查德？卡尔高（Richard Karlgaard）在2006年4月8日在专栏中引用的。他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划分为天生的机会寻找者，把阿尔？戈尔（Al Gor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划为解决问题的人。看到这里，我立刻就想起希拉里？克林顿在她和丈夫进入白宫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解决美国的卫生保健问题，而阿尔？戈尔现在正在努力想要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至于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卡尔高认为，他是一个拥有众多解决问题高手属下的机会寻找者。
机遇就像是在暴风雪中没有关好的窗户一样，可能突然被吹开，又突然被关上。想要抓住它们，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这位发现大部分传染病都是由于细菌引起的微生物学奠基人这样说道：“机遇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而我就做好了准备。”
定见9 成功靠的是利用机会（3）
错过火车
现在市场上占绝对优势的数码照相技术开始于1990年，当时是柯达推出了第一款商用数码照相机：DCS…100。数码照相技术的兴起引发了照相机市场的重新洗牌，传统的照相技术开始慢慢衰落。到2004年，传统相机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到了17％。任何一个没有搭上数码相机这辆火车的厂家都在这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在这一过程中，灵活性差的大厂家肯定要失败。机会一旦错过，它们就再没有了翻身之地。传统的日本品牌柯尼卡？美能达（Konica Minolta）就因此不得不在经营了一百多年后于2006年3月31日最终退出了照相机市场。莱卡（Leica）这个差点赶不上数码火车的德国品牌，终于在1998年推出了数码相机。当时，避免破产的惟一方式就是从股东那里得到更多的资金投入。在2000年到2004年间，莱卡不得不裁减雇员，银行也减少了对它的贷款。2006年，莱卡的销售终于重新开始增长，公司将会全力生产新推出的Digital…Module…R数码后背，就像2005年一样。莱卡公司的转变是晚了点，但还是及时地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只对过时的技术进行改进是无法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的。相反，这样做经常会使企业丧失针对新的机遇进行投资的能力。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孟菲斯市郊马克斯（Marks； Mississippi）的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在机遇面前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时，他就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联邦快递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在那里学习了军事后勤学，并在1971年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是，结合了传统邮递服务与及时、可靠性的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就这样于1973年开业了。
T？加里？罗杰斯（T。 Gary Rogers），美国最大的冰淇淋生产商醉尔思（Dreyers Grand Ice Cream）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抓住从天而降的机遇的故事。在一次生意失败后，他打算重新尝试。他说，“我并不因为需要再次尝试而沮丧。我很高兴拥有自己的公司。”他有一个家庭需要养活，却没有什么收入和积蓄。据他讲，一天他走进了醉尔思位于加州奥克兰市的办公室。当时的醉尔思还是一个销售额只有600万美元、30名雇员的小公司。当罗杰斯正在同老板谈论购买特许经营权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挂断电话后，泪水涌上了那位老板的眼睛。他刚刚得知银行拒绝了他为扩大工厂而申请的贷款。” 罗杰斯头脑一热，问他是否考虑过卖掉公司。老板的回答是：“在接电话之前还没有。” 罗杰斯说，三天后，“我得到了一个以一百万美元购买公司的机会。于是我找到了一些投资者，筹钱买下了它。”
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往往都会说，“天，你真是太幸运了。”
“对我来说，” 罗杰斯回答说，“这并非仅仅是幸运。更重要的是发现机会的能力和一直以来所做的准备。”
关于罗杰斯的故事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他的确很喜欢冰激凌，据说他每天都会吃。
几乎在波兰的第一个民主政府成立的同时，法国的达能集团（France’s Danone）就开始进军这个市场。摆在它面前的机遇是巨大的：波兰有着3800万渴望高品质西方产品的消费者。
但是想要在这里取得成功并不容易。达能的首席代表发现这里百废待兴，农业系统更是一穷二白，到处都是落后的集体农场，也没有任何销售网络。从1990年开始，达能每周都往波兰运一货车的酸奶，使波兰消费者开始了解达能。销售人员去一家家拜访刚刚出现的私营小商店，极力说服他们销售达能的产品。两年后，公司开始在当地进行生产，同时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农场来保证稳定的奶源。
现在，达能已经成为了波兰新鲜牛奶产业中的老大，其中酸奶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了1/3。达能集团负责中、东欧的市场总监琼…雅克？德布林（Jean…Jacques Doeblin）总结说：“早点进入市场可以在竞争中占得先机，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来了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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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见9 成功靠的是利用机会（4）
纽约扬基棒球队的老板乔治？斯泰因布里纳（George Steinbrenner）是我所最喜欢引用的抓住机遇的例子之一。他非常擅长利用机会。他的老对手波士顿红袜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德州游骑兵（Texas Rangers）队进行协商，想要买进在上个赛季被评为美国棒球职业联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游击手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Alex Rodriguez）。当时扬基队并没有与红袜队争夺罗德里格斯，它有自己出色的游击手——德里克？杰特（Derek Jeter）。三年前，德州游骑兵队以两亿五千二百万的价格签下了罗德里格斯，成为棒球联赛史上最贵的一笔交易。但是现在，罗德里格斯已经无法忍受德州游骑兵队，想要转会离开。
但是到了2004年2月，红袜队还没能就购买罗德里格斯与德州游骑兵队达成协议。这时，乔治？斯泰因布里纳突然介入了，他在几天时间内就签下了罗德里格斯，还说服了他从游击手的位置转向了三垒！
对此，斯泰因布里纳这个破坏分子这样说：“你认为这笔交易不错？我还要签下泰？科布 （Ty Cobb）呢。”
以畅销书《标杆人生》（The Purpose…Driven Life）而闻名的里克？沃伦（Rick Warren），其实早在《直奔标杆：目标导向的教会》（The Purpose…Driven Church）一书中就给出了许多宝贵的商业建议。他教导人们不要与他人争夺市场份额。当创立自己的教会时，他并没有与其他教会竞争来争夺会员，而是去开发新的市场，吸引那些原本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们，并为他们提供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他关于生活的理念。1980年，沃伦在加利福尼亚州橘子镇（Orange County）创立了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现在它已经成为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教会。平均每个周末去那里参加礼拜的人数达到了15；000，而且它还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十几个分会。《福布斯》杂志的出版人里奇？卡尔高（Rich Karlgaard）曾经这样评论马鞍峰教会，“如果它是一个企业的话，简直可以与戴尔、Google或者星巴克相提并论。”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寻找、发现机会呢？大家应该还记得爱因斯坦是如何做的：摘下成熟的果实并且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旦我们向前迈进一步，一切似乎都变得简单起来。
1970年的时候日本经济刚刚崛起，日本人也开始慢慢富裕起来。那一年的世界博览会是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美国人寿保险公司Aflac（就是名字读起来像鸭子呱呱叫的那个）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阿莫斯（John Amos）也前去参加。他惊奇地发现当地人十分富有，而且还注意到许多日本人都戴着口罩以防被传染上流感或普通感冒。许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是只有他看到了“成熟的果实”，并且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日本人富有但是害怕风险。这不正是保险公司的大好良机吗？
接下来的故事说的简单点就是，Aflac花了四年的时间在日本取得了经营许可证，但是阿莫斯的商业嗅觉取得了足够丰厚的回报。现在，在Aflac140亿的年收入中，日本市场占到了2/3。
他的继任者丹？阿莫斯（Dan Amos）显然也遗传了约翰的商业嗅觉基因，他也发现了成熟的果实：在日本这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人们一直都忽视了女性人才的潜力。现在Aflac在日本的3300名员工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女性。这样对公司有双重的好处。“想要招聘到最优秀的日本男性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想在正统的日本企业中工作，”丹说。而且“优秀的女性人才发现自己在我们公司升职的机会要大于在日本企业中的机会，因此也乐意为我们工作。”
1970年的时候，我也在大阪参加世博会。这是日本第一次举办世博会，我一直很好奇它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我就去了。在那里我注意到两件事情：（1）日本竭力提供有史以来最好的展览场所。（2）日本竭力让所有的国民都体验到作为这次博览会主办国的荣誉感。
定见9 成功靠的是利用机会（5）
日本政府意识到这是一个提升国民自信与乐观的大好机会，因此安排了来自所有城市和农村的人们前来参观。展览会简直变成了狂欢节。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大批的日本团队，每个团队都戴着自己专属颜色的帽子，跟在举着小旗子的导游后面，见证日本的复兴。
在我刚刚离开IBM，创立自己的公司不久之后就遇到了一个机会，并且抓住了它。1968年1月17日，我坐在客厅中收看了林登？约翰逊总统关于对贫穷宣战的国情咨文报告。约翰逊总统谈到了各种失业，其中也包括那些所谓的“绝对失业”。绝对失业人群指的是那些从来就没有找到过工作的贫民窟里的人们。我想“绝对失业”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因为他们即使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也无法找到工作。约翰逊总统还谈到了为失业人员，包括绝对失业人员创造工作培训项目等。
当坐在那里听约翰逊总统的国情咨文报告时，我意识到总统或者他周围的幕僚或者政府的官员还都没有形成一个针对绝对失业人员的培训计划。现在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培训绝对失业人员的指南。我立即开始起草一个提议，在提议中强调了使绝对失业人员参与进来的重要性。我的城市研究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帮助公司来应对城市危机，而失业问题也正是其中之一。第二天我就完成了这个提案，并且在当天晚上就飞往纽约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人员进行了接触。尽管我知道社会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指南，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去向政府申请基金，那就很可能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回复，因此我去找了福特基金会。
就在约翰逊总统演讲的第二天，我就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提出了我的提议。他们那里有无数个项目在等待资金，他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对绝对失业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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