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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语对枯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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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皇极殿及其北面的宫殿宁寿宫，皆属“前朝”部分，相当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再往北，过养性门，即进入“后宫”。“后宫”的主体是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景祺阁。慈禧晚年常住宁寿宫，便在养性殿起居和进膳。 一个盛夏的午后，我独自来到珍宝馆第二展室颐和轩。没有游客，一片静穆。太阳在庭前阶石上反射出眩目的白光，到处弥漫着炙人的溽热。轩中有高宗自撰自书的对联：
丽日和风春淡荡；
花香鸟语物昭苏。
正是在这个地方，1900年8月14日，慈禧太后单独召见珍妃，并下令把她推入井中。如今人事全非，雕栏依旧，使我产生思古幽情。 珍妃，满洲镶红旗人，他他拉氏。祖父裕泰，当过陕甘总督。父亲长叙，官至户部右侍郎。1880年12月14日，她的姐姐出嫁给护理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此日恰为康熙帝的忌辰，因而长叙为“清流”邓承修弹劾而革职，从此家居，不再做官。1888年她12岁，与另一位姐姐一起被选入宫中，分别被封为珍嫔和瑾嫔。以后又被晋封为妃。珍妃聪明伶俐，因伯父长善曾任广州将军，她从小随伯父住在广州，见过点儿世面，故喜爱新奇玩艺儿，诸如奇装异服和摄影。从传世的照片上看，她长得胖嘟嘟的，虽然算不得娉婷靓丽，但比那个胸部平平，相貌又很男性化的隆裕皇后，显然漂亮得多。人们总以为后妃都是美女，“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不是美女哪有机会入宫？其实这是误会。清朝的后妃来源于旗人女子，通过“选秀女”的制度，为皇帝提供后宫人选。但选中者，按现代人的标准看来却未必美貌，也许当时满族美女本来就乏善可陈。咸丰帝奕共有十九位皇后嫔妃，我们只看到他的一位宠妃兰贵人（即慈禧太后）的晚年照片，显然，这位老太太年轻时并非国色天香。珍妃的姐姐瑾妃，长得过于肥腴，也可归入丑女之列。再往后数，溥仪的后妃，婉容算是美人，但文绣却像个粗使丫头，也不知当初溥仪在看玉照时，是怎样鬼使神差地画圈的？光绪的生母醇亲王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光绪的皇后隆裕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儿，也就是说，是慈禧太后妹妹的儿子娶了她弟弟的女儿，当时的说法叫“亲上加亲”。
哀蝉落叶（2）
据桂祥的曾孙那根正转述他祖父增锡（即隆裕的弟弟）的回忆，这表姐弟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玩，年长三岁的姐姐，还对光绪特别照顾。但在选皇后时，光绪看中的是别人，只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干预，才改选了隆裕。他没有想到，姐弟怎么会被慈禧太后指定为夫妻？所以特别接受不了。那根正说，“后来隆裕对我爷爷说，当时在洞房里，心情坏到极点的光绪一下扑在表姐隆裕的怀里，号啕大哭，并对隆裕说：‘姐姐，我永远敬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啊。’” 皇帝洞房之语如何，我不敢揣度，但他感情上的郁闷沮丧，显然给珍妃带来了机会。有的书中讲，共同的改革理想，使她和皇帝情投意合，这有点儿想入非非。
当初小乔初嫁时，只是个养在深闺中的千金小姐，哪懂得什么政治？但在充满诡谲阴谋的宫廷中，她满怀激情地投身进去，力图用女人的智慧和手腕，来保持和提高自己的地位，获得皇帝的宠爱。她爱光绪，是皇帝孤独寂寞生涯中的一枝芳菲的花朵。她不仅协助羸弱的光绪料理政务，连慈禧太后批览奏章时，居然也在一旁观察，以体会懿旨的深意。这在饱经沧桑的老佛爷眼中，不正是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吗？她与李莲英竞相收贿鬻官而闹矛盾，还向皇帝举荐私人，一个是自己的堂兄志锐，一个是自己的蒙师文廷式。关于志锐，许多书上说他是珍妃的胞兄，其实不对。裕泰共有三子：长善、长敬、长叙。
长善官至广州将军和杭州将军，以好结纳名士而著称。长敬曾任四川绶定府知府，死得较早，有二子即志锐和志钧。志钧过继给伯父长善，志锐则在1880年考取进士，与于式枚、王懿荣、李慈铭、梁鼎芬皆是同年。虽说志锐本来就是高干子弟，此时已成“国舅”，文廷式也是当朝名士，极得帝师翁同的青睐，但毕竟是通过珍妃的裙带而加强了“帝党”的圈子，颇为时人侧目。清朝政治不同于以前任何朝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外戚权势一直不盛。慈禧以垂帘听政方式监国，又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醇亲王，但她娘家的人物并不在政治前台活动。志锐、文廷式却不同， 他们已是“后清流”的重要角色，一举一动都有人关注。1890年殿试，翁同不顾文廷式明显的卷面错误，硬将他拔擢为榜眼，颇遭物议，而翁在日记中则透露过光绪对文的评价：“此人有名，作得好。”光绪从哪里知道文廷式的名气？1894年大考翰詹，皇帝又面谕阅卷大臣，擢文廷式列一等第一。所以有人讽刺说：“玉皇大帝召试十二生肖，兔子当首选，月里嫦娥为通关节”，形容得极为刻薄。珍妃的得宠，自然招致了疑心极重的慈禧太后的大忌。在宫中，太后作为一个最成功的女人，是其他一切想要获取成功的女人的仿效对象。但太后既然容不得能干的男人，当然更容不下能干的女人。珍妃的杀身之祸，便由此种下。珍妃的第一次罹难是在1894年11月26日，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一败涂地之时。
那天，慈禧太后在仪銮殿单独召见枢臣，讨论完北洋海军基地旅顺口失守后的局势，太后突然宣布，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 事情的起因，是河南巡抚裕宽为谋福州将军一职，通过太监高万枝走珍妃的门路，而为李莲英告密于慈禧。据说慈禧召珍妃面询，珍妃坦承此事，并谓：“上行下效，不是老佛爷开端，谁敢如此？”使得慈禧大怒。太监修德明回忆：“妃嫔在宫，无不艰窘。珍妃很好用钱，又常施惠于群监。近之者无不称道主子之大方。钱不足用，便想开源之道。”可见她是很能干的。王照《德宗遗事》说：“慈禧卖各种肥缺为常事，珍妃曾一效之，遂立败。”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显然是太后看到朝中支持皇帝主战，公然弹劾军机大臣孙毓汶、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文人士大夫宛然已成势力，连皇帝也大有主张，这使得她必须先下断然措施，翦除皇帝的羽翼。接着又将志锐外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免裕宽职，捕杀高万枝，都是发出的同一种警告。慈禧还颁布懿旨，制成禁牌，挟制二妃：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俟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平素妆饰衣服，俱按宫内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项，不准私自呈进。如有不遵者，重责不贷。特谕。这两块禁牌，表面上侮辱二妃，其实却是侮辱皇帝。但从小在太后卵翼下长大的皇帝也实在窝囊，师傅翁同为此前去看望光绪，居然发现他“意极坦坦”。我曾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说：“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却极有泼辣手腕。皇帝虽然主战，内外战场均是不堪一击。”就是对这位懦弱不幸的皇帝的喟叹。
光绪朝的宫廷生活常常夹带着暴戾的气氛。我们以往读得较多的，是珍妃受气的记录，其实光绪有时也以辣手对付隆裕皇后。比如1898年 6月1日，光绪帝就传上谕：
宫内则例规矩，皇后一概不懂，近来时常失仪。如有施恩之处，俱不谢恩。及宫内外府大小事件，并不启奏。无故告假，不成事体，实属胆大。自此之后，极力改之。如不改过，自有家法办理。特谕。珍瑾二贵人于1895年恢复“妃”的名位。三年后，光绪帝戊戌变法失败，被慈禧幽禁于瀛台涵元殿，珍妃也第二次罹难，被施以杖刑，撤去簪珥，打入景祺阁后的冷宫，与皇帝分开。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离京逃难前，下令将珍妃投进井中处死，更显示出这个老妇人的刻毒。
哀蝉落叶（3）
三
关于珍妃之死，野史中有许多记载，但多为道听途说。 20世纪初，英国人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和白克浩司（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在他们合撰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Empress Dowager，Be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一书中，刊载了清内务府大臣景善的日记，称1900年8月15日早晨，慈禧太后在临离开北京前，齐集皇帝和妃嫔。珍妃当众进言，反对皇帝离京。太后便唤太监将她扔到井里去。皇帝跪下请求，太后说：“让她就死罢，好惩戒那些不孝的孩子们，并叫那些鸱枭，看看他到羽毛丰满的时候，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莲英等遂将珍妃推入井中。此说曾被人当作信史多处引用。景善日记近年来被英国汉学家休·特雷费在《北京的隐士》（Hugh Trevor…Roper，Hermit of Peking，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一书中考定为白克浩司伪造，当然就排除了它的学术价值。此外，1930年５月故宫博物院周刊出版《珍妃专号》，曾载一白姓宫女及太监唐冠卿的回忆，皆指出是太监崔玉桂（有的书称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今读金易先生的《宫女谈往录》，记录了慈禧太后贴身宫女荣子的晚年追忆，似更富参考价值。据荣子说，珍妃之死是在慈禧逃跑的前一日：
那一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陪侍在寝宫里，背靠寝宫的西墙坐在金砖的地上。……突然，老太后坐起来了，撩开帐子。平常撩帐子的事是侍女干的，今天很意外，吓了我一跳。我赶紧拍暗号，招呼其它的人。老太后匆匆洗完脸，烟也没吸，一杯奉上的冰镇菠萝也没吃，一声没吩咐，迳自走出了乐寿堂，就往北走。我匆忙地跟着。我心里有点发毛，急忙暗地里去通知小娟子（慈禧的另一贴身宫女）。小娟子也跑来了，我们跟随太后走到西廊子中间，老太后说：“你们不用伺候。”这是老太后午睡醒来的第一句话。我们眼看着老太后自个往北走，快下台阶的时候，见有个太监请跪安，和老太后说话。这个太监陪着老太后走，他背向我们，瞧着老太后单身进了颐和轩。
农历七月的天气，午后闷热闷热的。大约有半个多时辰，老太后由颐和轩出来了，铁青的脸皮，一句话也不说。我们是在廊子上迎老太后回来的。
其实，就在这一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老太后赐死了珍妃。她让人把珍妃推到颐和轩后边井里去了。荣子的这段回忆，清楚地显示了西太后在处死珍妃这件事上，是考虑许久的，不是一时性起，而是蓄意谋杀。荣子还转述了太监二总管崔玉贵亲口告诉她处死珍妃的情节。崔玉贵说，14日午膳的时候，慈禧命他传旨，要在未正时刻在颐和轩召见珍妃。他是与颐和轩管事太监王德环一起去传旨的。珍妃穿着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着墨绿色缎鞋，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到了颐和轩，太后已坐在那里了。轩里空落落的，一个宫女也没有，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得出来。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污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 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太后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这句话戳到太后的要害，她马上把脸一翻，大声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珍妃说：我没有该死的罪！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这时，崔玉贵和王德环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最后大声喊道：皇上，来世再报恩啦！多么惨烈的诀别。多么卑鄙的宫廷阴谋。而珍妃的临终话语，又显示出这个在冷宫中关了两年的青年女子，是何等的刚烈。对于国事，珍妃显然是有自己见解的。庚子西狩起因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进京起因于义和团在北京杀洋人，杀洋人的起因，则需要放到19世纪末整个中国社会躁动不安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最简单地说来，宫外是中国农民的传统宗教对基督教势力广泛渗透入侵造成农村社会动荡变迁做出的直接反抗；宫内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及上层保守势力试图废黜光绪帝位。而废帝，又遭到驻京外交团的反对，上层政治需要借用底层民众的街头政治力量。在这两种需求以扭曲的形式相结合，将北京折腾得天翻地覆没有方向的当口，珍妃力主皇帝留京，主持大局，焉能不踩住太后的痛脚？
四
自古以来，宫廷政治就是危险的游戏。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慈禧太后，也做不到无所畏惧。她至少要顾忌鬼神。野史上说，西太后逃难到河南时，两次梦见珍妃，而珍妃此时已经成神，玉皇大帝封她专审阴险狠毒的妇人。这种传说，在从前是很有人愿意口口相传的。但在当时，直接的压力还不是来自阴司地狱，而是来自北京的外交团。用宫女荣子的话说，就是“老太后变了，要当菩萨了。在各公使夫人面前，推儿媳妇下井的凶恶相，有多么不好？必须扮成慈祥和善的老国母，才能见外国夫人。那就要唱出鬼推磨了。” 慈禧西狩回銮后第三天，便宣称她当时无意处死珍妃，只是说说气话。是崔玉贵逞能，硬把珍妃扔下井的。所以看见崔就生气伤心。于是，正红得发紫的崔玉贵，当即被撵出皇宫。崔玉贵是慈禧太后之弟桂祥（即隆裕皇后之父）的干儿子，桂公爷劝他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而崔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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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蝉落叶（4）
自从西安回来后，老太后对洋人就变了脾气了，不是当初见了洋人，让洋人硬磕头的时候了，是学会了见了洋人的公使夫人笑着脸，拉拉手了。把珍妃推到井里的事，洋人是都知道的，为了转转面子，就将罪扣到我的头上了。这就是老太后亏心的地方。说她亏心并没有说她对我狠心，到底还留我一条小命，如果要拿我抵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想起来，我也后怕。自从离开宫以后，再也不敢沾宫的边，我怕把小命搭上。为了欺骗舆论，安慰自己，西太后还追封珍妃为“恪顺皇贵妃”。这个凄绝的宫廷悲剧，演到最后一幕，竟是如此的峰回路转。但仔细想想，又是极简单和必然的。崔玉贵之话，该使一切在政治剧里主动或被动地扮演大小角色者惊心自惕。可惜，绝大多数剧中人，在轮到他们粉墨登场时，总是健忘的。珍妃死后，一直博得人们的同情。清代士大夫同情珍妃，其实是哀皇帝的不幸，哀他无能，无能到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无力庇护。所以，有恽毓鼎的《落叶词》：“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这是旧式文人的一种传统理念。
民国以后，文人更爱直接关注珍妃，将她政治化和理念化，把她塑造成一个改革家，这固然是一种说法，也有很强的戏剧性，但到后来，几乎成了一切清末宫廷戏的套路，却似乎大可不必。珍妃无疑是光绪身边唯一能谈点政治的女人，但她的政治主张究竟是什么，恐怕并没有人知道而只能猜测。因为真正属于光绪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含混不清的。在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发起的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其实质是“中体西用”。这场运动的真正舵主，应当归于慈禧太后。至于戊戌变法中，究竟哪些政治理念属于皇帝，哪些属于康、梁维新派，完全可由学术界再作讨论，但在我看来，光绪的总体思路，并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窠臼。另外说来，慈禧与光绪间的宫廷斗争，固然是一种残酷的政治行为，但并非都是是非之争和新旧之争。即便在戊戌政变的重大关头，这种斗争也仍然包含着母子之间的权力纠葛，如同慈禧与珍妃之争，包含着民间家庭古今常见的妇姑勃，这里的道理，其实是无需多作解释和论证的。就今天所能看到的珍妃史料而论，我对这位雄心勃勃气度不凡的女士一直难下更高的判断。我可能过于拘谨了。女人是很难琢磨透的，咸丰年间，谁又料想到兰贵人后来会成为事实上君临天下四十七年的女主？就史论史，过于拔高珍妃的历史地位，显然还证据不足。 珍妃确是不幸。她的不幸，自然始于她的入宫，始于她做了慈禧太后的儿媳妇。据说当初光绪选后妃时，最中意的其实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他走到德家小姐面前，正想递出表示中选的如意，慈禧在一旁忍不住大喊了一声“皇帝！”光绪不得已，才改选隆裕后。酷爱听戏的德家小姐，失去了母仪天下的机会，和其他入围决赛圈的秀女一样，仅获赏赐四匹大缎。后来她嫁给内务府某郎中，应当说，她是最幸运的。
同样不幸的女人还有隆裕。她的婚姻生活毫无乐趣， 40岁就做了寡妇，大清退位诏书也是她签的字。而在野史里，隆裕还是个善妒、打小报告、陷害珍妃的反派人物。她的弟弟增锡说：“历史对隆裕是不公平的。因为在慈禧和光绪之间，隆裕成了一个牺牲品。”增锡的孙子那根正说： “隆裕真正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当年无辜地被选进了宫，无辜地嫁给了皇帝，又无辜地被皇帝讨厌。”“在整个历史中，隆裕只是个陪衬，人们可以说珍妃的悲剧，但是隆裕的悲剧谁关心过呢？”
五颐和轩依然闷热。颐和轩北面那口小小的井，就是珍妃的殉难处。挂着一块说明牌，叫做“珍妃井”。民国年间，被逊清小朝廷封为“端康皇贵妃”的瑾妃，曾在“珍妃井” 旁，为妹妹建立过一个小小的灵堂，叫做“怀远堂”，又在堂中设立了一块“精卫通诚”的匾，可见她们姐妹情深。遗憾的是，这些文物如今都不陈列了。游廊西侧的乾隆花园里，传来一阵蝉鸣，打破了宁静的氛围，也激起我的遐想。记得电影《末代皇帝》中，拍了一只宫中的老蝈蝈，这是导演贝托鲁齐的神来之笔。如今欢唱的知了，显然不会那么长寿，没有见过慈禧、光绪和珍妃。但它们是不是九十年前知了的后代，住在宫中的大树上，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呢？清末钱塘九钟主人所撰《清宫词》中谓：“宫井不波风露冷，哀蝉落叶夜招魂”，珍妃的亡灵有蝉儿相伴，亦可安息了。
1991年7月初稿
1995年修订
2003年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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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时事逞英雄（1）
莫谈时事逞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
冬日的太阳从铅灰色的云层中露出慵倦的身影，像个白乎乎的盘子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不刺眼，也没有丁点儿暖意。前些天下的那场雪早已融尽，只剩下路边行道树的根部还残留着一圈圈白色的痕迹。 空气中弥漫着凛冽的寒意，伴随着不时刮来的朔风，驱使行人匆匆赶路，而不像秋天的上午，可以悠闲地散步，看看街头的橱窗，看看挺拔的穿天杨树干上长出的一只只神秘莫测的大眼睛。但我不愿悠闲地呆在翠明庄招待所暖融融的房间里，如同每次来京那样，我总给自己的空余时间安排了凭吊故地的寻访计划。这天，我要去的地方是达智桥胡同。 达智桥胡同，清代的地名叫做“炸子桥”，也有写作“诈子桥”的。桥在何处？桥名何意？均不详。反正现在没有桥，也没有谁去猜想它从前的命意。我沿前三门大街拐至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走不多远，从一个正在推销有奖储蓄的小邮电所旁边拐弯，就看到了胡同的路牌。这是条极不起眼的小巷，长二百米，宽五米，西头通往校场五条。
除了住户，留意它的人很少，但在明清两朝，这里却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地方，著名的松筠庵和嵩云草堂都坐落在这条小小的胡同里。 松筠庵原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的宅第，现在的门牌为12号。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曾因上奏反对大将军仇鸾与蒙古首领俺答汗通商互市而贬官。仇鸾事败后，明世宗念其反仇有功，将他一年里连续提拔四次。首辅严嵩也因与仇不睦，将杨引为同调，对于杨的升迁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杨继盛认为严嵩是比仇鸾更坏的奸臣，毅然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奸”。上奏前，他斋戒三天，回心静思，决心以天下社稷为重，义无反顾地与严嵩抗争。旋被捕下狱，历尽酷刑折磨而不改初衷。《明史》记载说，他受刑昏迷，半夜醒来，用尖锐的瓷碗碎片刮去身上发炎的腐肉，再用手将刮不干净的筋膜弄断以疗伤。前来探视的狱卒吓得差点儿将手中的油灯打翻，而“继盛意气自如”，是个刚强的铁汉。三年后，严党仍不放过他，将他判了死刑。杨夫人伏阙上书，“愿斩臣妾首以代夫诛”，严嵩扣压不报。临刑前，杨继盛赋诗：“浩气还太清，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夫人亦自缢殉夫。杨氏夫妇就此成为天下闻名的忠烈，故居被改作松筠庵。到了清乾隆年间，松筠庵又被辟为祭祀杨继盛的祠堂。杨继盛生前所住的房屋，题名为“景贤堂”，当年书写弹章的书房，扩建为“谏草堂”。他上谏弹劾仇、严的两篇奏稿，被镌刻成八幅石刻，连同后人的纪念墓志和序跋，一同镶嵌在景贤堂的东、西墙上。四周筑起回廊，堆起假山，林木扶疏，景色雅致，成为宣南一带士大夫雅集聚会的重要场所。光绪年间，清流党人每每在此议论时政，一时殿陛风生，万众瞩目。台湾学者高阳在《明朝的皇帝》一书中说：
杨继盛身后享名之隆，古今言官第一。做官原是义利并取而不侔的一件事，宰相既富且贵，名利双收；疆臣起居八座，煊赫一时，只要所做所为有利于国计民生，个人私欲如何，固可以不问。但唯有言官，只许以名，不许以利；因此有志于做言官，固不妨以获大名自期。就此意义而论，杨继盛得报不菲。北平数百年古都，多少名公巨卿的园林，归于瓦砾，而杨继盛的故宅，巍然独存，那就是北平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然而高阳想错了。你若在大街上问一百个北京人松筠庵在哪里，保险一百个人答复全是“不知道”。时下出版的各种北京游览图册，从不著录松筠庵在何处。我在到处寻找它却一时无处可寻的时候，也曾揣度过它的废圮颓败，但当我终于来到松筠庵旧址凭吊时，满目疮痍的景象仍然大大超出我的料想而使我震惊：各堂室的匾额毁于“文革”，谏草堂改为居民住房，景贤堂成为街道工厂堆放杂物的仓库，假山林木亦已荡然无存，每块空地都见缝插针般地搭起了平房，比上海的棚户区还要拥挤不堪。我问一位住户，松筠庵还有什么遗迹？她指给我看景贤堂后墙约二米高处，镶着宣统二年重刻“松筠庵条规”石碑，也被一大堆蜂窝煤叠峦重嶂般地遮挡住了。
我从东北角门退出，发现原先的山门（现已堵死）外侧的墙壁上，立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名称是“杨椒山祠”。旁边是居民委员会贴出的标语：“搞好爱国卫生运动，把首都建设成优美清洁的城市！”一个孩子站在风中傻傻地吸着鼻涕。当年松筠庵，南北长七十五米，东西宽三十六米，占地约二千七百平方米，前后三进。其中各种建筑、住房和花园占去大部分面积。清人昭涟《啸亭杂录》称之“地甚湫隘……想见当日（杨继盛）清贫之状”。这为我们了解明清两朝“司局级官员”的居住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历史考据有时缺乏直接的材料，但从零碎的记录中，往往也能找到有用的旁证。以“清贫廉正”著称的杨继盛，居住如此规模的宅院仍被清人认作“湫隘”，尚书、侍郎级大员的府邸又该是怎样的规格？四合院是一种舒坦恬适的平面式建筑，规模从小型到大型，变化繁多。
鲁迅1924年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购下的寓所属于典型的小四合院，仅有一进，占地面积五百平方米。他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佥事和几所大学的兼职讲师。可见当年有一定社会地位人士的住宅，都大大超出今人的想象。进而联想，明代官任四川布政司的潘允恩，在远不如后来发达的江南县城上海筑豫园以愉老父颐养天年，恐怕并不显得有什么大不了。如同一辆老牛负载的重车，四百多年光阴“嘎吱嘎吱”地碾过了崎岖坎坷的沟壑。到了如今，除了研究明史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早已忘记杨继盛是谁了。真正使松筠庵这个名字得以延传的，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大肆鼓吹的“公车上书”事件。说来惭愧，尽管我在大学时主修中国近代史，但因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军事史，对于“公车上书”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1988年底，我正是抱着寻找戊戌变法旧址的心愿，来松筠庵访古的。此后我曾写过《戊戌变法遗址寻访》的散文，作为我撰写“京华胜迹”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在我的心目中，松筠庵是孕育了明清两代爱国志士的一方圣土。后来，读了一些史料，才猛然发现“公车上书”的真相，与教科书上所讲，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唤起我对康有为的另一种看法。 关于“公车上书”，通常学术界采用康有为所撰《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莫谈时事逞英雄（2）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依据康说，各种通行的历史著作和辞书将“公车上书”演绎成这样的过程：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举人至松筠庵###，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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