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与刘邦-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人们说：“沛处中原南部边缘，楚之北方边陲。再没有这么令人舒服的小城了。”
　　所谓战国时期的各种势力，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各自在政治、军事上的势力范围，一是指均具有各自的文化特征及独特的风俗习惯。但沛城一带属多沼泽地区，受上述各势力范围的影响都比较小，仍保留着远古以来那种恬淡怡然的风土人情。
　　有国家沉重地压在沛的头上，乃是秦帝国建立以后的事。在中国这片大地上，自有人类居住以来，便开始拓荒辟野，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村村自卫以防盗贼。其后才有国家凌驾于头顶之上，而春秋战国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国，在秦看来却只不过是极其温柔的统治而已。待到各诸侯国灭亡，秦帝国建立之后，中央及地方的官僚体系如网眼密布般井然有序，直至地方的每个角落。人人都受到法的约束，自己的身体已不再属于自己，仿佛全都成了帝国的奴隶，被驱赶着到处去服劳役；哪怕有一点点违法之处，也要依照详细的法律条文受到处罚。
　　这片草木丰沛的土地在行政区划上也被称为“沛县”，并在沛设置了县衙，此事前面业已提过。对一般百姓来讲，仅此一条就足够烦人的了，然而刘邦之类的人却刚好相反，他们在想：噢，原来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呀？
　　这反倒成了煽起令人振奋的好奇心的契机，或者说是对象。刘邦喜欢沉浸在沛城里面，并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热闹的都市生活，以及营造这种生活的不用种田的商人、赌徒、酿酒者、卖酒人、阴阳家、盗贼和手艺人等，而很可能是由于那里有政治存在。具体来讲就是，那里乃是县衙这一权力执行机构的所在地。
　　“哼，这就是县衙吗？”
　　起初，当大红柱子的房屋刚刚建起来时，刘邦第一个破口大骂，随后走了进去。
　　县吏们大多是从本地录用的，自然就有很多刘邦父母家和亲戚家的人，其中还有早就成为刘邦党羽的人。只见刘邦被他们团团簇拥着进入厅堂里面，虽说依法确实是秦帝国的天下，但县吏们也不得不露出一些亲切之意。出入县衙习以为常之后，刘邦就时不时地翘起下巴嘲讽那些小县吏们，或是高声大讲笑话，或是在厅堂里睡上一个午觉。
　　“可不要再理那个家伙啦！”
　　县吏们都开始这样互相提醒了。
　　刘邦这个人，一方面胸襟开阔，有无比的雅量；另一方面又深藏着一种病态的———也许是流氓头子之类的人物所共有的———固执，其根深蒂固的程度，简直犹如毒性强烈的中草药乌头根部的毒素一般。对于与自己有仇的人，刘邦表面上笑脸相迎，可背地里却瞅准时机下手报复。当然，报复不需刘邦亲自动手，而是由手下人去干。县衙虽小，却是秦帝国的官衙，握有帝国的法律，具有帝国的权威。可是当地出身的小官吏们都是肉长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对刘邦的恐惧心理日益加深，因为从官府回家的路上，他们说不定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人杀死。
　　“那家伙好像在当盗贼。”
　　县衙的官吏们都心知肚明，却从不说出口。更何况刘邦从不在沛当地干这种行抢的勾当，而是到别的县去抢去偷。正因为如此，沛县的官吏也就没有把事情闹大，以免无缘无故地招致刘邦的仇恨。官吏们与其揭穿这些恶行，还不如接近刘邦，靠与他套近乎，来掌握辖区内不法之徒的动态，反倒于公事上更为有利。
　　萧何和曹参就是这种类型的县衙小吏。二人均为沛当地出身，在县衙里都干与司法有关的差事。萧何是上司，官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兼警察科长，当时叫主吏，曹参则是其下属的狱吏。从庞大的秦帝国官僚机构来看，这两位从当地录用的小吏简直还够不上一颗小米粒大。
　　二人一生命运多舛，因保护刘邦有功，曾先后当过汉帝国的丞相。萧何当过高祖（刘邦）的丞相，无论在世时还是到后来，都是评价最高的政治家之一。还有曹参，在刘邦和萧何死后，他当上了第二代皇帝惠帝的相国，名声虽不一定赶得上萧何，但也紧随其后。
　　两个人尽管都是崇尚法家的秦帝国的小小官吏，但其思想却肯定没有被定型，虽说如此，倒也不能说他们崇尚日渐流行的儒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讨厌严格区分事物的善恶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还是更接近于老庄。
　　话说回来，两人年轻时做沛小吏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连他们本人也不清楚。
　　还要插上几句，在汉帝国建立以后，曹参有一段时间是在地方做官的。在刘邦之子悼惠王被封为齐王（辖有七十余城）之后，曹参当了齐的丞相。对于此前善于攻城略地的一员大将来说，这是头一遭体验政治。他召集齐本地的一百多位儒生问道：“如何才能使百姓的生活安定呢？”儒生们各执其词，原本在政治上就一窍不通的曹参最后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
　　有人告诉曹参，胶西有一位叫盖公的人，说他是老子信徒，经常讲万事宜顺其自然。曹参厚礼相邀，乞示教诲，盖公便说：政治的要谛不在积极主动，只需一心推崇清静即可。只要以清静为主轴，民心和生活都自会安定。曹参大为钦佩，便将自己的丞相公堂腾出来让给盖公，让其自由处理政务。在任九年，齐大治，曹参获得了不需操劳而成为贤相的美名。
　　

沛城树下（5）
不久萧何去世，曹参受命接任。他在将齐丞相一职交给继任者时说：
　　“好吧，现在就把齐的狱市交给贵官。”
　　所谓狱市，就是指牢狱和商品市场。不消说，当时，政治也涉及许多领域，而不只是狱市。继任者感到奇怪，便反问道：政治里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务吗？曹参说：“唯有牢狱和市场才是政治的关键所在。”
　　在曹参的头脑里，牢狱和商业场所均属善恶并容之处，为政者倘若掌握善恶标准过严，反而会把事情弄糟。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在讲老庄的基本政治理论了，但继任者还是不甚明白，又问：为什么对狱市过于严格就不好呢？
　　曹参说：世上必有奸佞之小人，对此要采取柔和包容的态度，看来这正是曹参从生理学方面对社会的认识。据说当时曹参回答说：是让这些奸佞小人成为司法对象呢，还是把他们当做市场管理的对象？二者必取其一。倘若过于大张旗鼓地整治这些牢狱和市场，那些奸佞小人就会为世所不容，必然会起而作乱，成为对国家造成损害的隐患，所以说狱市至关重要。
　　曹参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后来才学到的。以其气质来看，在沛县做狱吏时就已经具有这一思想原型了。在这一点上，他与上司萧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只是萧何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擅长处理官场事务，再加上天性为人善良温和，对沛当地受到他关照的人，更比曹参爱之有加。可以说，曹参乃是一个一边拼命照学萧何的思想和做法，一边不断努力自学成才的人。
　　“我心里一直把刘公当成朋友。”
　　萧何老早就对曹参这样讲过。与另外一些说着“不要再搭理那家伙啦”的官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态度。曹参心里也抱有跟萧何一样的想法。既然握有司法执行权的萧何和掌管狱舍的狱吏曹参，都把“刘公”当成了朋友，刘邦大摇大摆地出入县衙大堂，大概也就不必费什么周折了。
　　萧何的老家也在沛当地，跟刘邦一样都是丰邑。只是丰下面有好几个里，萧何的老家不是刘邦的中阳里，但也可以算是跟刘邦出生地相同。因此，萧何根本不把刘邦当成外人，心里觉得彼此就像亲戚一样。
　　“刘公，有危险啦！”
　　萧何也曾偷偷地向刘邦透露过消息，让他还是赶紧躲一段时间。从行政上讲，县上面就是郡，沛县便隶属于泗水郡。有一次，由泗水郡郡衙转来一份针对刘邦的缉捕令，当时也是萧何悄悄向刘邦透底的。
　　“哈哈，有这么回事吗？”
　　刘邦好像事不关己似的轻声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有那么紧迫吗？碰上这种场合，如果惊慌失措，声望就会一落千丈。刘邦当时的态度纯属硬装出来的，因为他长的就是一副龙颜嘛！
　　“还是赶紧躲一下为好。”萧何说。
　　“我不躲！”
　　刘邦嘴上在充硬汉，按其本意，当然老早就想赶快抽身、逃之夭夭了。从其后半生的经历来看，刘邦颇有点像逃亡高手，而绝非对身处险境麻木不仁。萧何反过来说道：公藏起来，我等就可省却不少麻烦，就当是为我等着想吧！刘邦这才爽快地答应下来：
　　“既然是你求我，那我就为你们躲起来好了。”
　　刘邦躲进了老远的沼泽之间。这时，沛城的许多不良少年都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跟随在身边的只有自幼时就交好的卢绾。许久以后，刘邦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曾这样说道：
　　“跟随我的只有绾哪！只有你一个人哟！”
　　对于刘邦来说，彷徨在沛的那段时间，似乎是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不过若说当时的罪状，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小偷小摸之类的罪名罢了。
　　可以说，刘邦就是这么一个水平的沛城里的小痞子罢了。当时他主观上是否就想到要夺取天下呢？连刘邦自己也说不大清楚。
　　只是因为常常到沛县县衙进进出出，他脑海里曾不断地冒出过一个想法：“所谓政治，不就这么简单吗？”
　　刘邦所思考的政治，与萧何和曹参终生以慎重态度坚持探索的并不是同一个题目，而是极其粗浅的东西，只停留在夺取沛地的程度。他根本就不识几个大字，考虑政治问题从来就不具备萧何那样的水准。
　　刘邦在县衙偶尔见过权力最大的县令的身影。
　　县令绝对不像个大人物，瘦得像一条干巴小鱼，有点秦官吏的样子，似乎只对法烂熟于心。可是，他平日里并不执掌实际政务，县衙的运作全由萧何、曹参一类的官吏在操持。这就是说，连刘邦也能当县令。
　　“那种水平的人都能当县令，若是这样，我也能当。只要使用像萧何这样有能力的官吏，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这个问题，即使治理的范围大到郡也没什么不同，再进一步扩大到秦帝国本身，也照样能成功。刘邦心里清楚，关键是要有识别有真本事的官吏的慧眼，识别出来，还要有给其格外优厚的待遇的胸怀，只要有这两条就足够了。
　　“一旦乱世出现，只要把县令一个人的脑袋砍下，他的位置由我坐上，我就可以当上沛公了。其余的事就让萧何他们去干好了。”
　　只是还有一条要注意，如果我当上县令，必须要让人们高高兴兴地服从于我，为此，平日里的表现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我必须具有足够大的器量。刘邦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他的政治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想法与曹参晚年将齐丞相职位交给继任人时所讲的那番话，刚好相映成辉。把牢狱和市场治理得过严，“奸佞之人”就会因走投无路而作乱，这里所说的“奸佞之人”无疑就相当于此类场合下的刘邦。刘邦没有起而作乱，就是因为萧何曹参这样的司法官吏没有严格依法行事，而是精明地加以缓冲，像刘邦这号人物也乖乖地根据透露出来的内情躲进了沼泽地里。倘若对刘邦穷追不舍，他也许就会带领樊哙之类的亡命之徒大闹县衙，砍下县令的头颅自己当上县令。可是，如果作乱时机不对，萧何和曹参也就必须按照上一级官府（即郡）的命令严格执法，把刘邦他们镇压下去。曹参晚年所讲的“奸佞之人”，指的就是这一类被追到穷途末路的人。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沛城树下（6）
不过，这位刘邦乃是直觉敏锐之人，他是不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窘境的。总而言之，沛时代的他所追求的就只是当个大侠客而已，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刘邦并不是一个有多少创造性的人。说到大侠客，他倒也并非在作某种种思考，以弄清侠客究竟有什么样的理念，而是当时有可资借鉴的典型，并且就生活在尚不久远的过去。
　　那就是信陵君。
　　刘邦很喜欢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信陵君，名无忌，战国末期魏的公子，曾辅佐魏王，强盛国势，对抗当时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的压迫。当然，有本事的辅佐者往往会遭到王的猜忌，或被敌国施以离间苦肉之计，信陵君也不例外，一生中多有波澜起伏。这且暂时不表。
　　当时天下就盛传：“门下食客三千人。”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均出现了贵族出身的著名辅佐者，其中齐孟尝君、楚春申君、赵平原君以及与之齐名的魏信陵君即被称为战国末期的四君子，声望最高的或许当属信陵君。
　　在战国末期，各诸侯国智者辈出。可以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即智慧、情报、能力和特技等已成为立足世间讨生活的资本。他们游走在各国之间，将自己所持有的资本如智慧、能力或情报等推销给各国的实权人物，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投入其门下成为食客。大多数人都住在集体宿舍性质的房舍里，但也有本事大的人被赠予了独门独户的宅院。不管出身多么卑贱，只要有真本事就成。
　　战国末期就是这样，有真本事就有价值，有真本事即可待价而沽，流浪天下寻求买主。说起来，人才甚至已完全被商品化了。从刘邦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算起，也才过去了不足半个世纪而已。
　　真本事名目繁多。齐孟尝君就曾把擅长鸡鸣犬吠之类的鼠窃狗盗之徒列为宾客，并称其为“先生”，尔后不久，正是他们才使孟尝君化险为夷。这段奇闻轶事，到刘邦那个时代就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而广为流传。
　　“孟尝君也不过如此。四君子之中，还是信陵君最具侠气。”
　　刘邦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信陵君虽为贵族出身，但其如何厚待食客，如何始终求贤若渴，因魏国灭亡、魏人多四方逃散而被广泛传播开来，听到这些传闻实属轻而易举。反正在信陵君那个年代，六十岁开外的人都能以自身的感受讲述这些故事了，那时刘邦还很年轻。
　　尤其是信陵君与一位叫侯生的老者之间的故事，传播得更为广泛。
　　当时，魏国的国都是大梁城（现在的开封）。侯生是魏最低一级的小吏，负责看守国都的夷门（东门）。这位年已七旬的看门老人在国都并不为众人所知，但信陵君的一位食客曾悄悄对人说，那位侯生可不单单是个普通的看门人，乃是一位隐姓埋名遁入尘世聊以度日的隐士。这话传入了信陵君的耳朵。
　　信陵君十分吃惊，便亲往看门小屋以求结交，同时赠上厚礼。侯生若是他方人士还可另作别论，他本是魏人，且处于官僚体系的最下层，明知如此，身为最显赫的贵族的信陵君却仍然特地屈尊前往夷门，馈赠厚礼并欲招为食客，此举实属非同寻常。其缘由恐怕就在于信陵君本质上并不是官僚政治家，而是一位大侠客。
　　“信陵君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刘邦对如此礼贤下士的信陵君佩服得五体投地。
　　侯生也非等闲之辈，对此并不领情，也拒绝接受礼物。
　　“我虽然贫穷，却也洁身自好，过着清静的日子。请不要打扰我吧！”
　　从这句回答来看，让人觉得侯生似乎是位老子信徒，而道家正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学派。
　　不过，信陵君并不罢休，准备日后再与侯生接触。这一天，信陵君在自己宅第大宴宾客，受邀的客人有魏的达官贵族以及门下的食客，宴会还在准备之中。他想邀请侯生为上宾，便特地带领车骑前往夷门，恭恭敬敬地拉住侯生的手。侯生衣冠破旧地乘上信陵君的马车，又像坐自己车子似的对信陵君说：我找朋友有点事，能去一下市场吗？
　　他说市场上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叫朱亥的屠夫。据侯生讲，朱亥也非寻常之辈，乃是一位韬光养晦隐居市井的贤者。车子驶入市井人群拥挤之处，不一会儿朱亥的身影就出现了。侯生下车，与朱亥站在那里说话。
　　他让信陵君坐在车上，乖乖地等着。
　　侯生与朱亥谈笑风生，继续让这位贵族大侠客等着。而宴会那边，那些魏的诸位公子、文臣武将和名气大一点的食客，都在焦急地等待信陵君的归来。信陵君回来，宴席才能开始。
　　“一般人早就急得不高兴了。”
　　侯生在想，不时地朝车上的信陵君看上一眼。侯生这是在试探对方，看是否值得为之效力。
　　信陵君也有所察觉，始终保持着温文尔雅的表情，在车上静静地等候。见此情景，侍从们和集聚在市场上的人都悄悄地骂起侯生来。过了一会儿，侯生才在街上说道：“这位就是我方才给公子讲过的朱亥。”他叉着腿站在大街上跟身份高贵的人讲话，也实在是太不懂礼貌了。但信陵君却毫不在意，仍旧是恭谨有加，下车走到朱亥面前，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请求道：可否请朱先生也做我的宾客？谁知朱亥竟把脸扭向一边，根本不作回应，非但如此，甚至对信陵君的施礼也没有回礼。
　　

沛城树下（7）
朱亥的这种态度，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身份高贵的人以厚礼要自己去当宾客，在这种场合下，可以认为他那是在卖弄“知遇之恩”，接受此类知遇之恩，就会再无退路，比如让你去死，你就不得不为其捐躯，可以说这正是当时的侠义之道。侯生也好，朱亥也好，肯定都知道被当成知己之后必有灾祸降临，因此都竭力脱身以自保，然而最后朱亥得以逃脱，侯生本人却屈服于信陵君的优厚待遇，答应去做宾客。也就是说，他已做好了为侠义殉死的心理准备。
　　之后，侯生便在信陵君陪伴下走进宴会现场。信陵君拉着这位看门老人的手坐到上座，很快就满场酒气。当宴席进行到一半时，他指挥与会者祝这位看门人健康长寿。
　　宴会快结束时，侯生朝信陵君叫了声“公子！”随即说道：我受到了公子十分隆重的礼遇，不过此前我这边也早已为公子尽了力。在那个熙熙攘攘的市场里，我让公子等在车上，一个劲地站在那里跟朱亥说话，当时市场上的人看到公子越等态度越谦恭，都很尊敬公子。看到公子是一位对贤者真心谦恭礼让的有德之人，大家都交口称赞。与此相反，众人都齐声谴责说：这个侯生，难怪他只能是个看守城门的小人！随后我打发人去调查过这件事，绝对没错。
　　必须说，侯生的这种态度，对了解战国末期社会的一个侧面是很重要的。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由此带来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贤者的才干也成为商品，显露出待价而沽及按价沽出的趋势。与此同时，封建贵族所施之“恩”也被赋予了商品价值，贤者就必须对“恩”献上“报酬”，这种“报酬”也就具有了与“恩”相适应的、足以用数字来表达的价值。也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下，侯生就以上面所说的交换条件，与对方形成了某种借贷关系。
　　“诚如先生所言。”
　　信陵君表示完全理解。
　　在发生上述故事的时间里，赵一直受到秦的攻击。赵无法取胜，国都邯郸终于为秦军所包围。赵王及辅佐他的平原君便向魏请求救援。魏王曾一度派出十万大军，但中途又怕与秦交战，遂令停止进军。赵平原君写来一封信责备魏信陵君。信中说：“人们都说公子乃世上高义之人。看来似乎与传言不符。且公子姐姐（平原君夫人乃信陵君之姊）亦在危困之中，难道公子还不怜惜吗？”但魏王仍旧不许出兵。最后，信陵君只好下决心率领极少数食客前往，说来就是准备单枪匹马赴赵救援。面对强大秦军而以微弱之势前去阻挡，恰如以卵击石，必死无疑，但信陵君还是从国都大梁城出发了，经夷门而出。将出之际，他向看守城门的侯生打了招呼。侯生说：“请公子前往。我因老迈恕不能同行。”连一句帮忙的话都没说。受恩的贤者在这种场合是要提供建言的，而施恩一方则期待能得到有针对性的锦囊妙计。
　　“不对劲呀！”
　　信陵君往城外走去，心中好生疑惑。自己一直以士礼厚待侯先生，自觉并无疏漏之处，可是看到侯先生的那种态度，或许有过什么疏漏之处也未可知，想到这里，他又让马车折回夷门。侯生笑着说道，知道公子必会返回，于是在耳边说出必胜妙计。最终，信陵君运用其所献妙计出奇制胜，不过此时侯生也早就离开了人世。原来，侯生与信陵君告别时说：我已老迈不能随军前往，故公子抵达战场之时，将在事先计算好的日子刎颈自尽以送公子出门，顺便请公子带上朱亥，必有大用。不久，侯生即在约定之日以利刃切断颈动脉，当场身亡。对恩，可用贤作为商品来加以回馈，然而在更高层次上，当整个人格被视为知己而获得尊重时，就无法予以报答，只好以死作为酬谢。侯生就是实践了这一信条。如此这般的一些名士，他们的风尚、伦理观念及进退法则，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形成，我们插入的这段故事就是很好的证明。
　　“我就是信陵君嘛！”
　　刘邦暗地里总是摆出一副这位大侠客的样子。要想知道刘邦如何喜欢这位大侠客，看他后来的表现即可略知一二。又过了数年，当刘邦已可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时，曾屡次经过大梁城，每经过一次都要给当地人一些金钱，让他们拜祭信陵君，并要求他们保证祭祀不绝。
　　刘邦历来讨厌琐事缠身，不喜欢讲究繁文缛节的儒家。不过，对如狼似虎般将法的利爪伸向平民百姓的法家更是不胜其烦，因为他自己就亲身经历过秦的那种世道。要么索性就用道家，但其思维又高不可攀，实在让人无法探明就里。对刘邦来讲，就只剩下一个侠字。也就是说，只有信陵君是他的教材，是可效仿的榜样。他当初在沛城市面上第一次见到樊哙时，心里就想过：“这位就是我的朱亥。”
　　此外还有许多类似侯生的人物，说到萧何曹参等人，刘邦也始终认为，对于他来说，他们其实就是侯生。当然，这时萧何的身份远比刘邦要高。而且萧何本人对刘邦其实并不大放在眼里，他的评价是：
　　“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
　　这是说，刘邦本来就是一个爱讲大话的人，从没干成过一件能证明那些大话的实事。依萧何之见，要成就一番事业，要么是有权力，要么就要有财富。刘邦二者全无，想成事也无法办到。对于萧何来说，刘邦只不过是一个自诩为侠客的人，自己只不过是对他高抬贵手而已。然而在刘邦的盘算里却不是这样，他把萧何当成手下人来对待，正准备学信陵君的样子，对其施以知遇之恩。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沛城树下（8）
“萧何乃是我的手下。”
　　刘邦在城里曾这样说过。
　　萧何恐怕也会常常吃不消吧！
　　信陵君有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谦虚。不论何种身份的人，只要发现是贤能之士，就尊为师表谦恭以对，但刘邦却不是这样，视萧何如草芥，有时甚至极为粗暴无礼。当然，信陵君本系贵族，谦恭也可以是德；但刘邦这样出身贫寒的地痞无赖就不同了，倘若愚蠢地对萧何之流表示谦恭，那就等于是在乞求怜悯，人们并不认为是美德。
　　要说刘邦身上可取的地方，就只有那张被说成像龙的脸了。二十五六岁后，他就留起了络腮胡子，跟高大的身躯相映成趣，确实是仪表堂堂。只是一开口就露出老底，既无知又无品味，实在无法与信陵君相提并论。
　　“看他那副无赖样，真让人受不了！”
　　萧何心里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大侠客谦虚乃是本色，品格低下的人怎么会做得到呢？
　　自然，萧何也曾想过：
　　“说不定，刘邦还真有出人意料的一面。”
　　刘邦在武媪小酒店等处醉倒昏昏大睡时，据说就有龙出现在他的身上。尽管萧何从不相信此类传言，但即便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也不至于是刘邦自己瞎说传出去的，应当是武媪或其他喜欢刘邦的家伙一本正经，或者脸色惊慌地讲述这件怪事时，自然而然传开的。这个现象说明，刘邦周围的人有一种需求，都想从他身上发现某种神秘色彩，反过来讲，是不是表明他身上确实具有某种跟德一样的东西呢？而这又是像萧何那样爱坚持死理的人很难发现的。为此，这位头脑精明的官吏偶尔还会颇为困惑地冥思苦索一番。
　　是时，有一处叫单父的地方，住着一位名叫吕公的实力雄厚的人物。
　　吕公拥有土地，雇了不少长工，一方面做投机买卖，一方面广泛结交四方侠义之士。
　　这位吕公在单父陷入遭人憎恨的境地，便举家迁到沛来避难。由于早前与沛的县令过往甚密，沛县令也高兴这位实力雄厚的人物能搬到县城来住，便将其安顿在自己的宅邸，多方予以关照。
　　作为县令来讲，让吕公住到沛城里来，就是想把他介绍给沛的官吏和具有实力的大大小小的人物。
　　为此，他以最快的速度安排了一场欢迎吕公的宴会。
　　“听说县令府上来了一位很了不起的客人呢！”
　　这个消息已经传遍沛城内外，谁也不知道吕公是何等人物，但从县令都不敢怠慢来看，估计肯定是个相当有身份的贵客。
　　县令定下日期，发出一份供传阅的函件，上面的意思是：
　　要跟吕公结识的人，不论是谁都可以参加。
　　被邀请的人都要给吕公带上礼物。礼物就是钱。
　　当天的宴会由萧何一手操办。客人的数目大大超出萧何的预想，准时到达的车马都挤在府前一棵大槐树下。很快，连路上都挤满了车马，院子里则人满为患。尽管这样，仍有人接连不断地拥进门里，萧何实在忍不住了，便大声说道：“送礼不满千钱的人，请坐到堂下。”
　　借此来整顿秩序。堂下，在土地上铺着席子，有几个大酒坛子摆在不同的地方，堂上也一样。负责端盘子的人在人群中钻来穿去地给人们上肉，酒过三巡，气氛逐渐热闹起来。
　　“客人就这么多了吧？”
　　萧何一边在场内转悠一边估摸着，能送千钱以上的人，在沛恐怕不会再有了。
　　就在这时，萧何见刘邦从门口走了进来。远远望去，刘邦整个就像一条大鳗鱼精站起来在走路一样。
　　“这家伙来了。”
　　来得真不是时候，萧何心里烦透了。
　　刘邦根本不把萧何之流放在眼里，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站到萧何面前，把手伸到怀里掏出一只木简，递了过来。这木简相当于我们现代人讲的名片。名片上写着礼金的数目，总共五个字：“刘邦一万钱”。
　　“嗬！好家伙！”
　　萧何心中颇感意外，但因职责所在，又不得不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