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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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谓之夏。”“杜预曰：汉水曲入江处，即夏口矣”，“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
　　关于夏口建城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称：“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孙权于江南筑城，依山傍江，对岸则入沔津，故名以夏口，亦为沙羡县治”，“（建安）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湖广方舆纪要二》。若依此说法，夏口城为孙权于赤壁之战后所筑，且城在江南，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关于夏口城的记载不符。根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表：“臣讨黄祖，以（建安四年）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获其妻息男女七人，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此战后至孙权三攻黄祖之际，江夏郡的江南部分应逐渐为江东孙氏占据。根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记载，“黄祖在夏口，（甘宁）军不得过，乃留依祖……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又据同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从中可知，孙策于建安四年大败黄祖时，还未有夏口城，黄祖屯兵之所为沙羡县，而孙权于建安八年第一次征讨黄祖时，其城则名曰“夏口”。由此推知，黄祖筑夏口城的时间应是遭孙策攻击之后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末，至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之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第三次进攻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董）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三国志》卷五十五《董袭传》。可知黄祖据守之夏口城应在汉水汇入长江的沔口一侧，即今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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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2）
关于“孙权筑夏口城”一说，《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相关史书中并无记载，只有《三国志·程普传》有程普随周瑜击败曹仁、占据南郡后“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的说法。周瑜败曹仁、据南郡的时间是在建安十四年，与《读史方舆纪要》中“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的时间、史实相符，唯独“孙权筑夏口城”之说无任何史料为佐证，可知此说应为顾祖禹之误。
　　夏口在军事上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是连接荆、扬二州的重要军事枢纽，也是占据荆、扬二州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正如张靖龙先生指出，夏口“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78～27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但夏口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却直到东汉末年才得以显现，这主要与各个时期的天下形势有关。春秋末年，吴、楚二国争霸之时，楚国地域已跨越江淮，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江北淮南一带，即使是“吴入郢之战”，吴国的军队也是“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战场主要在江汉平原。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80。此时的夏口处于楚国腹地，其战略地位尚未引起兵家注意。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版图东扩至海，楚国东方的威胁彻底消除。此后直至汉末，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大多时间较短，未发生较为激烈的争夺，夏口亦不可能显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平定江东。建安四年，孙策驱逐庐江太守刘勳，与占据荆州的刘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夏口是荆州东部军事重镇，且与孙吴所占据的江东接壤，遂成为孙氏势力进攻的主要目标。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并于最后一次攻破夏口，“遂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孙权在攻灭黄祖后便匆匆撤兵，并未占据夏口，这也使人误以为孙氏屡次进攻黄祖只是为了报孙坚被杀之仇。实际上，孙权及江东将领对夏口的战略地位早已有深刻认识。鲁肃在向孙权进立国之策时，就提出应“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大将甘宁分析形势时，也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西而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在鲁肃、甘宁看来，剿灭黄祖、占据夏口是成就王业的第一步。对鲁肃、甘宁的这一战略思想，孙权十分赞许，并坚决执行。其之所以在攻破夏口后未立即占领，大概是出于荆州刘表势力仍较强大，夏口失守后，刘表必全力反扑，孤城难守的考虑。且当时东吴内部尚未完全安定，不能分派足够的兵力驻守，所以孙权弃城不守，只是“虏其男女数万口”而归。
　　在荆州方面，继黄祖之后任江夏太守的是刘表的长子刘琦，这其中虽然有刘琦为自保而自荐的缘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但刘表以长子为镇将，亦非同寻常，显然是其出于对整个战局的考虑所作的决定，表必深知夏口对于荆州的重要意义，由此也说明夏口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已受到了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的足够重视。
　　2。重江陵，轻夏口——曹操重大战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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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3）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亡，次子刘琮代为荆州刺史，“遣使请降”。驻守在樊的刘备闻讯欲退守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于当阳长坂大破刘备，“大获其人众辎重”，刘备会合刘琦退守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曹操进驻江陵之后，并未乘胜追击刘备，而是着手安定荆州，首先“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同时任命金旋为武陵太守，派零陵人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这样，曹操便占据了荆州七郡中的南郡、南阳、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六郡以及江夏郡的北部，水陆骑兵二十万以上，声势浩大。占据益州的刘璋闻讯后“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同上。。在此之前，占据凉州的马腾受司隶校尉钟繇安抚，派军协助曹操进攻并州高干，大约与赤壁之战同时，马腾被征为卫尉，家属徙置邺城，只有其长子马超驻守凉州，这样，曹操东征已无后顾之忧。
　　刘备兵败于长坂之后，与刘琦退守夏口，虽占据战略要地，但毕竟势单力薄，“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以两万之众守一孤城，与曹操的二十余万大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对刘备来说，此时最有效的对策无疑是采纳诸葛亮与鲁肃的建议，与孙权联盟共抗曹操。但联盟并非朝夕之间便可成功，且孙权对联刘或者降曹尚犹豫不决，刘备自然担心曹操会在联盟结成之前出兵进攻。“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因此，刘备不得不考虑其他出路，因备“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在此情况下，曹操若趁孙刘联盟尚未结成，江东水军不会西进参战的机会，以北方步骑兵、荆州水师及文聘驻扎在江夏的人马从水陆两线同时进攻夏口，刘备则难以抵挡，必弃夏口，南奔苍梧，投奔吴巨。如此一来，孙刘联盟势必胎死腹中。
　　在此大好形势下，曹操并未及时出兵夏口进攻刘备，而是按兵不动。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刘备奔夏口，曹操进驻江陵，同年十二月，赤壁之战爆发。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曹操一直着手安定荆州地方势力，并未主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安定荆州的同时，曹操还致书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对于曹操此举，谋士程昱曾表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程昱的说法道出孙刘联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但曹操却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荆州之后的志得意满，以为刘备已是釜中之鱼，不堪一击。
　　张靖龙先生在分析曹操此举时认为：“在当时曹操的心目中，目前刘备处境与当年的袁尚、袁熙相似，只要对江东孙权施加一些影响便可达到目的。”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87页。笔者认为，曹操未必会将孙权与偏安于辽东一隅的公孙康相提并论。辽东地处偏远，中央政府对其鞭长莫及，公孙氏久畏袁氏，故而斩送二袁首级以求安守辽东；江东孙氏则不然，其立业江东，在周瑜、鲁肃、张昭等贤臣良将的辅佐之下，其实力正处于上升期，有觊觎“九五”之心。在曹操占据荆州之后，江东政权已经处于曹操军队的威胁之下，若降曹攻刘，势必难以保持其在江东的统治地位。正如鲁肃所言：“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曹操之所以对程昱“权必资之以御我”的看法不以为然，主要在于其并不担心孙刘联盟对自己的威胁。这是由于刘备此前依附于刘表，此时又与刘琦合兵一处，而孙权与刘表有杀父之仇，此前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也被认为仅仅是为报家仇。曹操很可能出于此种考虑而低估了孙刘联盟的可能性，且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故并未将孙刘可能联盟的数万兵力放在眼里。因此，曹操致书孙权多少有些先礼后兵的味道，但曹操如此做法，只能使孙权因感到严重威胁，加速与占据夏口刘备的联合；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曹操对荆州战略的考虑，受习惯性思维的影响，过于重视江陵，而忽视了夏口的地位。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4）
江陵属南郡，为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江陵是昔日楚国都城所在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记载：“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又是荆州战略物资的储蓄地。江陵战略地位重要，“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江陵于诸郡辅车之势，谋国者所当察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方舆纪要四》。早在刘表初任荆州刺史时，荆州大族蒯越便提出：“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刘表采纳其建议，“江南遂悉平”。《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赤壁战前，刘备在闻听刘琮降曹之后，首先率军到襄阳，在无法与刘琮对话的情况下，又向江陵进军，同时“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刘备与曹操皆欲抢先占据江陵，可见其战略地位重要。赤壁之战后，曹操引军北还，留自己的从弟、征南将军曹仁驻守江陵，拒周瑜，足见其对江陵的重视。
　　江陵固然重要，但荆州要地绝不止一处。从后来爆发赤壁之战的地理位置来看，夏口的重要性已不亚于江陵。曹操没有乘胜追击，使刘备在夏口获得休整部队、调整部署的喘息之机，并使其得以从容地与孙权结盟，诚为莫大之失策。
　　3。夏口得失与西晋统一
　　在曹操留驻江陵、安定荆州之际，孙权采纳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人的建议，决意联刘抗曹，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统军会合刘备。
　　关于赤壁之战前刘备的驻军地，有夏口和樊口两种说法。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樊港在樊山西南麓。寒溪之水，注为樊溪，亦曰袁溪，北注大江，谓之樊口。《志》云：在县西北五里。建安十三年，刘备败于当阳，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鄂县之樊口，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方舆纪要二》。然而，陈寿所撰《三国志》中有九处提到刘备进驻夏口这九处分别为：卷一《武帝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卷六《刘表传》：“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卷三十二《先主传》：“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卷三十六《关羽传》：“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卷四十七《吴主传》：“备进驻夏口，使诸葛亮诣权。”卷五十四《周瑜传》：“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驻夏口。”卷五十四《鲁肃传》：“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范晔《后汉书》也提及“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认为刘备进驻樊口，“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采用《江表传》的说法：“备用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显然亦是采用此一说法。事实上，由于《江表传》错误颇多，裴松之往往自己或者引用孙盛等人的评论对其提出质疑，故其史料价值并不太高；再者，刘备进驻樊口的说法与《三国志》、《蜀记》、《后汉书》等多家记载不符，又无其他史料作为旁证。从地理位置看，樊口位于长江以南，孙权三次征伐黄祖，逐渐占据江夏郡的江南部分，此时的樊口属于孙权辖区，刘备在孙刘尚未正式联盟的情况下，舍弃夏口这一战略要地，东进樊口而寄人篱下，万一孙权效仿公孙康投降曹操，其随时可能步二袁的后尘。所以，从战略角度及自身安全出发，刘备也不可能放弃夏口而进驻樊口。因此，笔者认为《江表传》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刘备战前驻地应为夏口。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5）
对于夏口的战略地位，曹操由于习惯性思维以及对荆、扬一带情况不了解而有所忽视，但江东君臣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鲁肃、甘宁在与孙权论及建国方略时，都将占据夏口作为夺取荆州、徐图天下的第一步，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周瑜在向孙权请战时曾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可见，“进驻夏口”既是破曹的前提，又可以保证江东水军与刘备军队会合。这样，一方面可以从水路切断曹军的进军路线，发挥江东水师的优势，毕竟在水军方面，“心怀狐疑”的荆州降军不足以与“以水军立国”的吴军相抗衡；另一方面，以夏口为据点，孙刘联军可以将战线推进到夏口以西，以减缓曹军对江东政权的压力。即使战事不利，退保夏口，与孙权的后援部队会合，仍有决一胜负的机会。结果是，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乌林一带，联军使用诈降、火攻，曹军大败。曹操北归，孙刘两方军队以夏口为据点继续西进，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赤壁之战后，夏口的战略地位逐渐为后人所认识，夏口作为江东的门户成为魏（晋）、吴争夺的焦点。司马懿在向魏明帝进献灭吴之策时曾提出：“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卷一《宣帝纪》。晋初蜀郡人何攀在与羊祜谋划军政时也曾提出“荆州、平南径造夏口，巴东诸军围守西陵，益、梁之众浮江东下，封乐乡，要巴丘，则武陵、零、桂、长沙、湘东从风而靡矣”《华阳国志·后贤志》。。羊祜陈伐吴之策则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接替羊祜的杜预在陈计伐吴时也提出“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并担心东吴若“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其中除前两路外，其余诸路大军必经夏口。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王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晋书》卷三《武帝纪》。。吴国战略要地夏口失守，孙皓势穷力竭，只得投降，西晋统一全国。
　　总之，夏口为荆、扬二州战略要地，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赤壁之战，曹操若于孙刘联盟之前占据夏口，便可沿江直下，直接威胁江东政权；即使在夏口以东为东吴水师击败，亦可退守夏口，转攻为守，依然可以保全整个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若占有荆州，则可以西攻刘璋，东迫孙权，曹操仍有统一全国的资本。可以说，错失夏口一地，曹操由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时机。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1）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笔者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之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它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其中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本文就此作较完整、系统的研讨，以求正于方家。
　　1。襄樊之役时机、战略、战术问题
　　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荆州丢失，关羽全军覆没。故在论述关羽失荆州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发动襄樊之役的时机、战略、战术诸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形势对蜀汉发动襄樊之役是有利的，时机是可以的，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荆州之失，“主要的不是发动时机和关羽指挥不当”。《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3～15页，1984（3）。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兹举三点看法，与上述观点商榷。
　　其一，关羽北伐曹魏的时机并未成熟。
　　北伐曹魏，匡复汉室，是诸葛亮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北伐要有充分的条件，还要看准时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北伐的条件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是诸葛亮分析了当时整个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因为曹操其时已占有天下之半，“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充足的兵力和财力，以及外部条件的配合，确实是“不可与争锋的”。
　　但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举兵北伐的条件如何呢？笔者认为，无论从主客观各方面来看，都不符合《隆中对》规定的北伐时机和条件，兹据史实分析如下。
　　刘备从公元211年入川，取雒城，破成都，到公元219年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虽初步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但经前后九年的浴血奋战，士卒疲惫，亟须休整恢复，积蓄力量。且荆、益内部问题尚多，内政尚未修理，西南少数民族亦未宾服。后来荆州将士对关羽的背叛以及南中地区的高定、雍辏А⒚匣竦却笮铡⒁乃У某票�作乱就是明证，而且其时孙、刘联盟已濒临破裂，江东孙权为了夺取荆州，早在公元217年，就向曹操请降，操亦“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关羽北伐时，孙、曹实际上已结成暂时的联盟，为着各自的利益同时觊觎荆州。
　　关羽北伐时，也并不具备“天下有变”的有利形势。公元218年，曹魏内部有过两次小骚乱，许都太医令吉本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发动反曹政变，可惜力量太小，旋被曹操镇压。接着曹魏宛城守将侯音起兵，“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在洛阳的曹操急遣大将曹仁率诸军围宛，关羽军未能及时赶到，次年一月城破，侯音被杀。可见关羽北攻襄樊时，曹魏内部的叛乱已被平定，统治已得到加强和巩固，已不存在“天下有变”的机会了。由此可见，关羽此时此刻只能根据诸葛亮的北拒方针，采取守势，以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方可出兵北伐，不顾形势，轻举妄动，贸然进兵则非败不可。
　　笔者认为，要实现《隆中对》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刘备据巴蜀后，应由主要对外征战、扩大地盘，转为安定内部、增强国力，以待“天下有变”，再大规模出兵，北定中原。此时对内应以发展经济、屯田积谷为主，让蜀中人民在战乱之后，有一定的喘息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机会，以便为北伐打下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再灭掉吴国，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对刘备集团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蜀汉对外应以守为主，伺机蚕食雍州、凉州，同时对孙权要加强联盟，至少也要使之中立，不能站在曹操一边。假如关羽北伐能与东吴同步俱进，孙权是腾不出手来争夺荆州的，如果未能与东吴协同步调，就不易轻出，按兵守土，荆州是断不会丢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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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2）
其二，关羽孤军北伐，在战略上是严重失误。
　　按《隆中对》拟定的战略，刘备集团在跨有荆、益之后，待时机成熟，荆州军北攻宛、洛，逐鹿中原，益州主力由刘备率领出秦川、取关中，东西呼应，以强大的钳形攻势夹击曹魏。但关羽北伐时，益州主力军竟按兵不动，这就违背了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使荆州军变成一支孤军。且关羽所部兵力严重不足，仅“号有三万人”《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我们认为，战争的胜负虽不能以兵力多寡决定，但兵力对比之于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起主导作用的。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须留重兵于后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统率大军屯驻摩陂，调遣徐晃、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各路援军至樊城时，关羽面临强敌，兵力更显单薄。当时关羽所部，与孙权西线兵力之比是一比二，同曹魏襄樊守将曹仁的兵力大体相当，但当曹操进驻摩陂、徐晃兵援樊城后，又陡然变化为一比三。曹、孙合流，南北夹击，关羽就处于一比五左右的绝对劣势。
　　从军事实力、将帅配备、地理形势来看，益、荆二军是蜀汉政权中主力军和偏师的关系，益州军起着主导作用。荆州军的作战乃至生存，都需要益州主力的配合和支持，而关羽征讨襄樊之举正是在没有益州军支援下的单独行动，面对曹、孙两大强敌焉能不败。
　　论者皆谓吕蒙偷袭荆州，致使关羽军败身亡。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樊城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但智勇双全的曹魏大将徐晃竟能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迫使荆州军撤襄樊之围而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使两贼（指孙权、关羽）相对衔持，坐待其弊”同上。，才下令停止追歼羽军。故胡三省评曰：“晃营破羽围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上。王夫之亦认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扰，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