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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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依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
　　当然，定天下后残害功臣、贤士，并非曹操一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社会里不乏其例，这是帝制社会的一大通病，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是曹操在天下并未真正统一前，就开始诛戮功臣贤士，充分反映了曹操皇权思想的恶性膨胀。
　　其二，从曹操个人的性格、品质来看，其气度恢弘、赏罚分明、用人不究小过之例固然不少。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凶残、嗜杀、阴险、狡诈的封建统治者。正如孙权所说，曹操“所行，其唯杀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在他指挥战争围城时，曾强硬规定“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因而往往不是“坑杀”，便是“屠城”；不是“所过多所残戮”，便是“鸡犬亦尽”。为父报仇，他能屠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他斩袁绍八个大将，坑杀降卒七八万，还自鸣得意。
　　曹操的残暴行为不仅反映在他和敌对势力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而且处处体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如曹操被董卓通缉逃难时，经过吕伯奢之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又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盛情款待曹操的吕伯奢全家被操惨杀。事后曹操还大言不惭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又如曹操因“常讨贼，廪谷不足”，管粮官征得曹操同意，用小斛发放军粮，曹军因此大哗，操却对管粮官说，不得不借你头一用，“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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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5）
曹操一面杀人，一面还假作慈悲，瞒心欺人。“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他还嫉贤妒能，“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同上。杨修被杀，从表面上看，是他“交关诸侯”之故，其实并不尽然。杨修才气横溢，聪明过人，如汉中之役，操受挫于刘备，进退维谷，出军令曰“鸡肋”，杨修知其用意，“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结果不出其所料，“操于此回师”。《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蔡邕所题曹娥碑的八个字，也是杨修破译为“绝妙好辞”，使操自叹弗如。殊不知才高遭人忌，杨修又不能大智若愚，结果为日后被杀埋下了祸根。
　　论者皆谓曹操“能用度外之人”，并举操释陈琳为例，其实这件事并不足为证。陈琳虽骂及曹操之祖宗三代，但曹操亦知道陈琳时为袁绍谋士，桀犬吠尧，身不由己，故释而用之。而以他事为例，就可看出操之度量亦很有限。如“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曹操对这两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后“（袁）忠、（桓）邵俱避难交州”，曹操还是不肯放过，而“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又如毛玠得罪曹操，操虽贷其不死，然终身禁锢，废黜不用，可见其心胸之狭，正如孙盛所说：“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注引孙盛评。
　　总之，当我们分析评述曹操用人政策的功过是非时，很容易看到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矛盾，即功过同在，或曰功过集于一身。“历史行程二律背反”现象在这里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曹操身上集中的种种悖论，还是许劭的那句名言“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最能概括曹操之所作所为。这个“能臣”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而这个“奸雄”又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为其处世准则。从这里也可找到曹操求贤又杀贤的另一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应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东汉以来专讲“阀阅门第”、任人唯亲的腐朽官僚制度，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另一方面，曹操的“唯才是举”是按照“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标准来实行的。换言之，曹操之用人政策是典型的帝王权术。对此，后世史学家颇多评议。王夫之认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赵翼则把三国之主的用人作了比较，他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其语鞭辟入里，道出曹操用人政策的真谛。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1）
陈寿著《三国志》，除三国之主外，凡将相大臣诸人物皆数人合为一卷。唯诸葛亮、陆逊单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之地位。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孙吴四英将”条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并称为“一时英杰”，誉为孙吴立国之柱石。周瑜、鲁肃、吕蒙三人诚为超世之杰，然他们大功初建之时，即患重疴，不幸英年早逝。“孙吴四英将”中唯有陆逊出将入相，享年最永，卒时已六十三岁，在三国时代可谓长寿。顾雍死后，陆逊代之为丞相。孙权拜逊为相时，下诏曰：“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故将其誉为商汤之伊尹、西周之吕尚，可谓推崇备至。实事求是而言，陆逊在孙吴政权中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孙权之言绝非虚妄。众所周知，汉末三国历史上，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屈指可数。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武功盖世，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但诸葛亮北伐曹魏，未建寸功，故陈寿批评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余以为，陆逊实乃三国时期超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其雄才大略与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孙策、周瑜相较而毫无逊色。笔者研究三国史有年，并未见及全面评论陆逊之文，三国史的研究中涉及陆逊的论文并不多见。近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篇：《魏晋吴姓陆氏门风》，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3）；《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论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关系之演变——兼析陆逊之死》，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夷陵之战二题》，载《襄樊学院学报》，2000（4）。这些论文仅从某一方面评述了陆逊，有的考察了陆逊与孙权的关系，有的论述了陆氏家族的门风，有的则探讨了陆逊之死的原因，也有的在分析夷陵之战时提到了陆逊的军事才能。本文将对陆逊一生的主要事功，即他在军事、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作一探讨；并兼论陆逊与孙权之关系。
　　1。功盖三分国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人，本名陆议，世为江东大族。祖父陆纡官至城门校尉，父陆骏官至九江都尉。骏早死，陆逊幼时即跟随叔公庐江太守陆康。袁术与陆康有隙，遣孙策攻打庐江，陆康乃将陆逊及亲族家人送回吴县。陆逊辈分虽低，但年龄却比陆康长子陆绩大数岁，因此就成了吴郡陆氏家族的掌门人。
　　孙吴政权建立后，于内对山越用兵，对外与曹魏、刘蜀鼎足而立，大小战事连年不断。但关乎东吴立国及生死存亡的战役主要有三次，即赤壁之战、荆州之战、夷陵之战。赤壁之战的主帅为周瑜。陆逊其时年轻，且出仕未久，资望甚浅，故未能在赤壁之战中建功立业。尽管如此，“始仕（孙权）幕府”的陆逊已经在孙吴平定内乱的军事行动中崭露头角。如赤壁之战前，“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擒，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皆获全胜。丹阳贼帅费栈响应曹操，煽动山越之民，扰乱孙权后方。由于周瑜、程普等大将忙于备战，故孙权只得派陆逊前往平叛。陆逊兵力虽少，但却乘夜色发动奇袭，大破费栈，并以招抚策略，“得精卒数万人”，结果“宿恶荡除，所过肃清”。在孙权与曹操赤壁决战之前，陆逊扫除了东吴的后方危机，使孙权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对付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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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2）
孙权杀关羽、夺荆州是三国时期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战役之一。以往论者皆把这次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吕蒙，其实，陆逊在这次战役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与吕蒙配合默契，共同上演了三国战争史上一幕有声有色的活剧。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兵攻襄樊，然他对吕蒙心存忌惮，故离开荆州时留下重兵镇守江陵、公安，以防吕蒙偷袭。吕蒙见“关羽讨樊而多留备兵”，一时难以下手，故上书孙权曰：“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取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孙权遂将吕蒙召还建业。吕蒙称疾休养是他与孙权密商之策，不仅关羽不知其中之诈，甚至连东吴诸将也被蒙蔽。唯有陆逊洞悉其中的奥妙。他亲自来到建业，拜见吕蒙，对其言道：“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吕蒙仍然诈病道：“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陆逊认为吕蒙装病正可麻痹关羽，引蛇出洞。他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同①。吕蒙见陆逊才干出众，用兵之道与己不谋而合，遂认为他是代理自己的最佳人选。
　　原来，吕蒙离任后，择选何人代理其职来对付关羽，孙权一直犹豫未决。“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于是拜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蒙领上流大军。吕蒙离任后，关羽仍迟迟不肯调江陵守军增援前线，吴军无机可乘。陆逊再施妙策，他写信给关羽，恭维备至。信曰：
　　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同上。
　　关羽览信后，洋洋自得，再也不把陆逊放在眼里。遂将留守后方之军尽数调至襄樊。因此，江陵就成了一座空城。陆逊见偷袭荆州的时机已经成熟，即上报孙权，“陈其可禽之要”。孙权亲统大军征讨关羽，他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同上。。初战告捷后，吕蒙与陆逊又作了分工。吕蒙在江陵张网以待，并采用攻心战，准备全歼羽军。而陆逊则乘胜扩大战果，他率兵进攻宜都，刘备所置的宜都太守樊友远非陆逊对手，弃城而走。接着陆逊又攻克枝江、夷道、秭归等长江上游之重要城镇，并以重兵扼守峡口，这就切断了荆州同益州的交通联系。关羽之所以最后被吕蒙擒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从江陵至峡口、秭归等通往蜀地的道路全被陆逊封堵。这对当时战局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切断了关羽西逃入蜀的必经之路，使关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另一方面，刘备若冀图从蜀中派出援军营救关羽，就必须顾忌在夷陵戍守的吴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就无法东进。吕蒙料定关羽兵败麦城后必从临沮方向突围，乃因羽仅此一条通往蜀地之路，故蒙预伏吴军，生擒关羽。由此可见，陆逊在攻取荆州的战役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说，陆逊在孙吴夺取荆州战役中还是配角的话，那么，稍后的夷陵之战，陆逊则成为吴国三军的统帅。此战的胜利奠定了陆逊的历史地位，使这位不为时人所重视的儒将成为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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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3）
夷陵之战，陆逊能大获全胜绝非偶然，也绝不容易，这与陆逊的智勇兼备、审时度势、奇谋迭出、指挥得宜是分不开的。夷陵之战胜败原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军事史和战争史中，均有具体深入的分析。这里无意重复，只是重点讨论吴军统帅陆逊在这次大战中的作用。
　　首先看陆逊的战前准备。孙吴攻占荆州后，针对“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有可能出现奔蜀投魏的情况。陆逊上书道：“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认为陆逊的提醒非常及时，于是“敬纳其言”。结果荆州大批士人被起用，这对网罗人才、迅速稳定孙吴在荆州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陆逊被任命为宜都太守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招抚当地蛮夷，结果是“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于逊。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紧接着他兴兵###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统率的夷兵，“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同上。。陆逊此举相当重要，它导致夷陵之战中支持刘备的蛮夷兵甚少，甚至奉命策动武陵蛮的马良也为之丧命。另外，陆逊在攻下宜都后，即刻“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可见，陆逊在夷陵之战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细致，这就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次，陆逊识大体，顾大局，以宽广的胸怀、非凡的气魄处理、协调他同诸将的矛盾。周瑜、鲁肃、吕蒙文韬武略，是孙吴政权中的一流人才，但在夷陵之战前已相继病故。尽管如此，吴国其时能征惯战的将领仍然不少。如孙坚时代的大将韩当，孙策、孙权时代的吕范、周泰、潘璋、徐盛、朱然等将领不仅智勇兼备，身经百战，且资历声望皆在陆逊之上。然而，孙权认为这些人皆非统帅之才。孙权慧眼识英才，当刘备大举伐吴之时，他毫不犹豫地任命陆逊为主帅。“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同①。陆逊虽然总督三军，但如何协调他与诸将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所指挥的“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其时，轻视陆逊者有之，口出怨言者有之，互相龃龉者有之，各怀愤恨者有之，违背节度者亦有之。对这些骄悍之将，陆逊采用恩威并用之策，他或摆出主帅的架势，宣称：“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或好言相劝道：“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战后，孙权曾问他为何不奏报诸将违背节度之事。陆逊的回答是：“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也就是说，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他宁愿忍辱负重，也要服从大局。陆逊不仅善于团结全军将士，甚至还考虑到吴主孙权同大臣们的关系。当刘备伐吴时，有人散布谣言，云“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意思是诸葛瑾要叛变投敌，而且“此语颇流于外”，弄得人心惶惶。陆逊即刻上表吴主，“保明瑾无此，宜以散其意”《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希望孙权在对诸葛瑾是否信任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使流言飞语不攻自破。孙权接受了陆逊的建议，向大臣们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辞，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孙权还把陆逊来表送给诸葛瑾。孙权重用并信任陆逊，赋予指挥全权，陆逊如此对待诸将领、同僚，终于赢得君臣一心、将士同命的局面。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4）
夷陵之战初期，刘备统率大军大举进攻。刘备督令将军吴班、冯习攻吴将李异、刘阿所守的巫县和秭归。蜀军“攻破李异等，军次秭归”。同时，“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表示愿意配合蜀军。一时间，形势十分严重。章武二年正月，刘备进驻秭归，二月，刘备自秭归渡江东进，“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而以“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银爵赏诱动诸夷。”同①。面对刘备大军的来势汹汹，陆逊避敌锋芒，果断地作战略退却，把三峡险地让与刘备，示敌以弱。吴国诸将不解，以为陆逊胆怯，各怀愤恨。陆逊晓谕诸将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胜，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书》。刘备欲诱吴军主力决战，令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另设伏兵八千于山谷，吴诸将皆欲进击，陆逊认定“此必有谲”，以军法制约，坚守不出。刘备见机关已被识破，乃引伏兵从山谷中出，撤水军于岸上结营，从巫县、秭归至夷陵，连营树栅数百里。
　　不出陆逊所料，蜀军入三峡五六百里，拉长战线，分散了兵力，在进攻中受到削弱，士气渐衰。反之，吴军退避三舍却蓄积了士气。战略退却，后发制人，改变了吴蜀强弱的对比。在两军相持的过程中，陆逊时时在捕捉战机，寻求克敌制胜的方略。《三国志·吴主传》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陆逊先以轻兵试敌，派部将宋谦等攻刘备五屯，“皆破之，斩其将”。通过实战，陆逊逐步找到了蜀军的弱点，一个完整的破敌计划渐趋完成。陆逊给孙权上疏，剖析敌我形势说：
　　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徙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才，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陆逊所言，要在三“不”。一为夷陵不可失，失之荆州难保。二为刘备不可怕，因为他既违天时地利之宜，又乏用兵之能。的确如此，刘备戎马一生，堪称沙场老将，但打仗胜少败多。现在又舍船就步，处处结营，故破之不难。三要孙权不必忧虑，让他高枕无忧。
　　闰六月，陆逊决定反攻，诸将感到困惑，表示异议，齐声说：“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陆逊对众将说：“备是滑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陆逊先令部队攻刘备一营，试探其兵力虚实，观察其营寨设施，结果“不利”，诸将皆表示不满说：“你这是白白让士卒送死。”但陆逊却从战斗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因而高兴地对大家说：“吾已晓破之之术。”于是命令士兵“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吴军主力在陆逊号令下，齐集猇亭，大战刘备，连破蜀军四十余营。蜀大将张南、冯习等及胡王沙摩柯战死，将军杜路、刘宁等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投降了东吴。
　　刘备退守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刘备败得如此惨重，大为惭愤，不禁仰天长叹道：“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同上。三国时期，刘备号称世之枭雄，他久经沙场，多历戎阵，连曹操都声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对其畏惧三分。谁也未曾料到，枭雄刘备竟然惨败于书生陆逊之手。所以，陈寿禁不住称赞道：“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同上。夷陵之战的实践充分证明，陆逊作为三国时代超一流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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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5）
以国力而论，吴、蜀二国相差无几，故陆逊打败蜀国，取得荆州、夷陵之战的胜利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对付曹魏，孙吴则明显以弱抗强。曹魏大臣刘晔在分析三国鼎立的形势时指出：“今天下三分，中国（指曹魏）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诚然，刘晔之辞有夸大之嫌，但毋庸置疑，曹魏的综合国力是三国中最强大的。王夫之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证之于史，船山先生所言极是，吴国虽小，但与“势强”之曹魏、“义正”之蜀汉“角立”，从来就不落“下风”，其原因乃“吴有人焉”，孙吴“英杰”前仆后继，源源不断。赤壁之战周瑜大破曹操，孙权在江东的基业得到了巩固。接着，吕蒙又夺取了荆州，孙吴的疆域进一步得到扩大。但迫于“魏之势强，蜀汉之义正”，孙权迟迟不敢称帝。“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魏略》。故直至曹丕、刘备崩逝后，孙权仍未即九五之尊。孙权在等待时机，即吴国不仅能战胜蜀汉，而且要打败曹魏，在气势上完全震慑住魏、蜀二国。
　　公元228年，魏、吴石亭之战爆发，陆逊再立战功，大破魏国大司马曹休于淮南石亭。《三国志·陆逊传》载：“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此次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吴国君臣，因为自孙吴夺取荆州时，为避免陷于同魏、蜀两线作战的困境，孙权被迫向曹魏称臣、纳贡。魏文帝曹丕一再胁迫孙权“质子”。夷陵之战刚结束，曹魏三路大军征讨吴国。孙权一面发兵抵御，一面“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声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权一时间被弄得狼狈不堪。由此可见，孙权在取得夷陵之战的大捷后，也十分需要在军事上同魏国决一高下，将曹魏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所以，陆逊在石亭之战中获得全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不仅进一步显示了陆逊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使吴国在三国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石亭之战后第二年，即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黄龙，表示与魏、蜀二国在名分上完全平等。
　　夷陵、石亭之战后，陆逊声名大震，魏、蜀二国皆视其为劲敌，不敢轻举妄动。如孙权称帝时，蜀汉群臣愤愤不平，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孙权乃“僭逆”，应“绝其盟好”，诸葛亮认为“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其实夷陵之战惨败，诸葛亮亦耿耿于怀，若有机会亦欲复仇，但以陆逊为代表的东吴“贤才尚多”，才使得诸葛亮不敢轻启战端，重蹈覆辙。
　　魏国也深知陆逊精通谋略，善于用兵，故时时加以提防。如石亭之战前，魏前将军满宠就反对曹休深入吴境。他认为“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很可能掉入陆逊所设的陷阱。嘉禾三年，孙权、陆逊、孙韶兵分三路，大举北伐。魏明帝曹睿御驾亲征，孙权退走。恰好陆逊派出的信使韩扁被魏军擒获。诸葛瑾急忙写信给陆逊：“大驾（指孙权）已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