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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挽歌-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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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的故事
长夏无聊，跑到市郊一户农家去读书写字。其家砖房一栋，庭前有小院；院周绿树四合，极觉清幽，正是消暑胜地。
晨起即于窗下伏案，湖上风来，穿叶过林，一片沙沙之声。间或野鸟飞过，漏下一串佳音，却如天籁一般。书读到妙处，忽闻院中一阵唧唧哝哝的啼唤，仿佛吴侬软语，大异鸟鸣之激越。起视之，乃一鸡婆帅众儿女驾到。
鸡婆居中缓行，昂首挺胸，貌甚庄严。每举足必下视方落趾，生怕蹄伤弱雏；一如京剧须生出场，端端的龙行虎步。其眸炯炯，左顾右盼，似乎天生忧患，在在警惕无妄之灾之横生波澜。时而咕噜一声，并不絮叨，偶有出列者闻声即归队。观其言行，实有大将之风，仁者之德，隐然足以母仪天下也。群雏前呼后拥，欢声若雷，几似御驾南巡一般。
鸡阵之外，另有一只小鸡远远尾随，几番欲混入宝盖鸾骖的羽林军，皆被母后一嘴啄出；遂自我解嘲哼着歌谣步尘于后。此雏衣衫单薄，黄里杂黑；顾盼之间，眼神中自有一份孤独。前面大军掩杀之后，虫食皆尽，它唯轻移莲步往别处草坪觅食。偶尔抬头北望大队，啼叫两声，见无回应，便把脚下的一只小虫独享了。
饮食半饱之后，那只小鸡无伴相戏，遂自寻一沙滩午寐。鸡婆高瞻远瞩，也发现这一休闲胜境，便率众驾临。小鸡自知不敌，作高姿态礼让，仰首歌罢，独往旁一土堆小憩。适有一飞蛾超低空越境，它便腾身追捕，跳跃啄之，每每功败垂成，失之交臂；渐渐赶至沙滩领空，鸡婆忽地杀出，延颈将那蛾子叨下，掷于子女面前任全家分享；然后回头对那小鸡哼了一声，大有不屑之状。小鸡亦不计较锱铢得失，转身回营，隐隐有超然风度。
天上云聚，树间风起，一番飞沙走石之后，阵雨骤临。鸡婆张开巨翼将群雏庇佑于下，独自忍耐着风吹雨打。间有一子探头出翼察看天色，她便呵斥一声，小子即刻缩头回翼。那只孤独的小鸡在雨中奔躲，终也找到一石下暂且栖身，聊避风雨，自得其乐的用小喙梳理着自家的羽衣。未几，雨过天青，群雏又出来接受日光浴，小鸡亦然。
主人端出剩饭撒于庭前，群雏蜂拥而上，唯有那只小鸡在远处冷眼旁观。却有一鹅呷呷而来，大踏步冲入鸡阵，群雏皆惊散，旁观其母奋翅与鹅争战。鹅居高临下，长颈在肩，不免轻敌。鸡婆散开翅膀，怒发冲冠，以东洋相扑之技，围鹅打转，口里发出运气的咕咕声，仿佛内功深厚。主人见状，怕相争两伤，便将鹅赶到一边单独进餐。只有那只小鸡置身事外，荦荦不群，作凝思默想状。
鸡群正分散啄食庭中的饭粒，鸡婆亦于旁埋首捡拾些许残渣，忽有一匹黄鼠狼从阶石洞中探头出来，虎视眈眈，伺机而动。那只小鸡见此险情，遂大声疾呼，鸡婆警觉，迅即聚子于身下，进入一级战备。黄鼠狼偷袭不成，知是那小鸡报警，有心报复，立即纵身扑去，咬住小鸡一腿便欲班师回洞。主人见状，高喝一声，以碗击之，狼受惊，扔下猎物土遁而去。主人拾鸡细视，秀腿已自受伤，乃以布扎之，复投于地。小鸡死里逃生，蹒跚试步，口里嘤嘤若泣；而鸡婆恍若无睹，依旧率众儿女歌唱着远去。
我很奇怪这只小鸡的不容于众，询之于主人，主人谓――隔壁的猫偷吃了我一只小鸡，便陪来了这只。
向晚时分，我独立于小院，想起人世间这一匹小鸡的境遇，颇多世态之慨。遂作文纪之，为小鸡传。
大德无言——记老校长刘道玉
中国的新式教育不过百余年耳。自京师大学堂迄于今，前后身任大学校长者，何止十万。而其中堪称教育家者，不过数十。尤其所谓新中国以来，堪当此誉而无愧后世者，又不过三五人矣。而武汉大学刘公道玉先生，则必入此选也。
先生执长武大，大抵十余年。受命于拨乱反正之际，夺职于山雨欲来之时。凡此前后受教者，约略十数万人。今日修成名流高官巨贾大材者多矣，私议闲话间言及先生，则仍必恭称“校长”，此所谓天道人心自存公论也。
自先生主校以来，武大校风学风皆为之遽变。彼时浩劫初度，左风犹炽。先生巨擘独支，打破坚冰，不拘一格，广录人材。后日名震海内之经济学家杨小凯，当时以反革命戴罪十年，初出牢笼即应高考，各校皆不敢取。唯先生知此中委曲，斗胆招录。以后杨君去国游学，有司又百般相阻，校长亲自游说，方允成行。当此犬儒流行之世，非教育家之胆识，焉能于风尘中辨物色，救英雄于末路，为当世留一杰士。
先生素倡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尊重专家，敬惜学者。四方延揽有识之士，不问学派出身，授以教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时间俊杰云集，蔚为大观。当时以人才学而声名初显之雷祯孝君，即为先生破格高聘。此乃五四时代聘任制之传统，即今日高校犹未敢承继，唯先生二十年前即已开风气矣。
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此乃教育家之大命也。先生素知动乱时代，误人多多，遂百般努力，在武大率先实施插班制度。九州岛怀抱利器者，起于蒿莱，风随景从。日后脱颖而出者不胜枚举，非先生之大德，诸子何以至今日。
犹记***风波，先生既只身劝阻学生出校，复联名上书高层开对话之径。孰料后来时事酿成惨祸，先生竟以上书事见罪于有司。于此高压之际，所谓悔过互举以脱罪者多矣，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威势。一日部署派员令先生去校办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党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武大有先生，实天下学子之幸也。武大无先生，亦后世史家之哀也。先生盛年见弃于浊世，道德文章，几成绝响。今先生亦垂垂老矣，平生抱负，耿耿于胸竟不得大展于世，其先生之悲抑天下之悲乎。年中有作家班诸友发起，为先生塑铜像于珞珈，校方竟不予地。相信先生之伟岸，早已塑像于万千学子之心，而后世之武大，终将被先生之光芒所烛照也。
闲话易中天
一
2000年，我写过《闲话易中天》一文，发在《解放日报》，后来又被《书与人》杂志转载。那时，知道先生的人不多，所以我开篇即牢骚――京官适合外放，便于捞银子。文人应该进京，容易名天下。――以下的议论，则多是为先生鸣不平的。那时先生和我，大抵皆未料到偏安一隅的他，还会真有一步如日中天的晚运。
其实，先生执教武汉大学时，已然是校园的一道风景。1986年，我插班进中文系，那时就已经开始实行必修课和选修课制度。选修嘛，学生挑老师，景况有点残酷――有的门庭若市，有的门可罗雀。高年级的师兄则跟我们参谋――易中天的课，不管他讲什么，都该是必听的。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在他帐下做了记名弟子。那门课本身，我原无多大兴趣，叫着“《文心雕龙》美学研究”。
那时的插班生，是刘道玉校长首创的恩科拔贡，在学校有点天子门生的感觉。仗着都操过社会，小有薄名，不免腹笥中空却眼高于顶。待到走进先生的教室――那是武大最大的阶梯教室，先自吃了一吓。三百多的座位早被占满，讲台下的空地也已摆满了小凳，窗台上还挤着男生。这阵仗，在我从前的大学生活中却未有过。以后便也知道，要想亲聆謦咳，那是必须提前半小时去占座的。
先生那会儿初进不惑，条纹衬衣牛仔裤，背直腰挺，用今天的话说――酷。听了几回，确实觉得有味，我这个老逃课的也就被吸引进去，竟从此构成一生的缘分，这，也真是始料未及的。能把《文心雕龙》讲得好听，即使在我今天来看，仍然认为是种大本事。
该课结业有两个学分，先生的考试却也特别――各自回去写篇文章，只要与原著相关即可。我为了博先生的青睐，斗胆用文言写了篇论文，后面还卖弄地附了一首律诗，记得有“谭龙谅必屠龙手，说美岂非解美人”一联。许多年后，与先生戏谈当初的交往，果然他是从这回考试注意到我这个姓名的――他给了个最高分，95。只是现在想来，我仍为年轻时的轻浮孟浪深感汗颜。
二
80年代的大学，于今天来看，确实恍若隔世。那种自由浪漫和求知欲，在眼前这个商业时代，似乎已很难重现。
先生的课，一直是人满为患。他每个学期，又都开的新课。因为怕挤，后来我只断续听过他和邓小芒合讲的“中西比较美学”。邓是哲学系的才子，还是著名女作家残雪的哥哥。易邓当时在武大齐名，且都是78年以高中文凭直接考取武大的硕士。
真正走近先生，所谓入室，也是因为文字之缘。那时武大有个文学校刊，准备发我一篇习作。那正是一个时兴探索和实验的年代，我写的个小说，是把诗和叙事两条线并列而下的，形式上显得有点怪异。主编好意，专门拿去想请先生写个评论――那时老师在文学期刊开文评专栏的，只有他和于可训先生。先生似乎还对我略存印象，便要主编约我到他家去座谈。我未想到这竟成了敲门砖，自然，心底原是欣喜和忐忑的。他住在南三区，的确算是蜗居，主卧兼客厅，我们就在床前闲话。针对拙作，先生反倒没说几句，大意是好故事，这样就发表，有点可惜。我自然懂得先生的深意，至今也未敢贸然投出。
但自此之后，我则借梯上楼，与先生的过从渐密了。他在课堂上，原本对许多人事，都持皮里春秋的说法――这也正是他讲课的迷人之处。单独面对时，先生的嘻嘻哈哈之中，自然带着更多的机锋。那时，他还是副教授，曾经被刘校长赏识，一度做过系副主任。后来老校长下马，他也就洁身而退了。那阵子高校还比较正规，因而教授也难免捉襟见肘，先生忽然就说要戒烟了。我不忍看他连这点雅癖也要断交，故意送他一条烟一瓶酒一斤茶，并附赠了一首五古――人生有三害，俗号烟酒茶。持之呈君子，献芹复自夸。烟为百害首，灼灼芙蕖花。舶来非国粹，盛行推中华。一支燃在手，焚香熏白发。暗夜见明灭，清宵练吐纳。喷之驱蚊阵，如鹤舞云霞。个中观世相，何似雾中花。冉冉作云游，功效胜大麻。酒是万恶源，亦乃食精华。哲人千古醉，醒者皆堪杀。白眼夹醉眼，酒花掩泪花。一壶能遣闷，三杯聊解乏。飘然百病退，一梦登仙槎。谵呓皆珠玑，着书自有法。此亦属隐术，用之可避邪。茶本闲人趣，并称为一家。造化来指掌，无地入胸夹。荼蘼舌尖放，清泉齿上滑。清苦有回味，品味度生涯。三物皆有害，幸不违宪法。人不可无癖，嗜此非穷奢。劝公莫捐弃，悟道必无差。也许这首打油还真的起了点作用，以至于今天他还保有这些恶习。
三
先生和我，应该论得上谊兼师友。这种关系在我毕业之后，似乎更渐深浓。那时我分到琼岛，彼此尺素往还，说些非关家国的闲话。再以后，我又突然辞职回了武汉，之后是比较漫长的闭关索居生活。而此阶段的先生，在武大则也过得比较压抑。虽然着书几册，讲课最受欢迎，却由于众所周知的诸般人事，竟连正高职称也被卡着不评，住所则依旧是蜗居。于是，先生渐萌去意。
楚材难为楚用，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潜规则。好在天下尚大，自不乏人犹能于风尘中辨物色，很快厦大就来了调函。从当日的频繁通信来看，初迁海崖，风俗尽殊，不免有去国怀乡之叹。我在禁中，无以相慰，尝遥寄过一首词――念奴娇 赠易师――燃烟枯坐，想先生何在？黑云遮月。望处霜风吹泪眼，又到团年时节。海岸无涯，仙踪难觅，应悔曾轻别。几回提笔，苦衷难以重说。 犹记忝列门墙，谆谆垂教，常使心肝热。当年门生今孰往，护侍师尊身侧。随俗红尘，争逐蝇利，多是江湖客。夜深东望，但看云水千叠。
在那个特殊岁月，先生对我鱼雁殷勤，鼓励甚多。每次返汉省亲，也必弯到起义街55号来探视。难中相见，他给我推荐当年有哪些小说文章可以一读，说起刘震云的《新闻》，他竟能随口背出原文，并分析其中笔法的机智。师生相与禁中论文，确实每让陪侍之人跌破眼镜。至今想来，那样的画面实在温馨。
那时在厦门有个陌生女孩，经朋友介绍，与我时相笺候，有点近似今天的网恋。我托她去看望先生，一来二往，先生便多了一些了解。后来先生又来探我，很郑重地规劝，说彼此并不适合。他认为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于选择，来日方长，先欠人情则势必背负道义的十字架，最后使自己进退失据。想想人生所谓良师益友，云天高谊，也就莫此为过了。
四
先生学的是美学，讲的是文学，到厦大后执教的却是艺术，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学和杂学。作为学者，他自有《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高头讲章摆在那里，如今更是世人皆知。但他还是作家，写得一手好小说，这却是大众不晓的。
那时先生初到厦门，心中耿然还有一些孤愤。他把高校制度的弊端及知识分子在一个变革时代的失态，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文火慢熬》，甫一发表，就被《中篇小说选刊》拔为头条。我是深为先生的才气折服的，那种老到的文笔，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说实话，远远胜过许多专业作家。我们今天的教授，多不如民国时代那些学者，能把创作和治学都弄得非常像样。而先生，正是具备了如此的大器。但辞章小道，于他看来，雕虫而已，偶尔玩玩，只是聊遣雅兴。任我如何进言蛊惑，他都只肯稍展鳞爪。后来，他还写过一个中篇，名叫《高高的树上》，也是讽刺当下的学术腐败，看罢无不拊掌大笑。其实，即使先生今天已经名闻天下，私心里我还是有些扼腕而惜――倘他玩创作，也必将给这个无趣的世界，留下一批足以传世的经典。
大约从94年开始，先生感于商业时代对学术出版的冲击，开始跳出专业来写一些平民化的学术随笔。95年穷愁潦倒的我开始要自谋生路准备当书商，他听说后，马上把已经签约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部书稿【即后来畅销不衰的《闲话中国人》】，又要了回来给我，说你拿去做，赚了就给点稿费，赔了就给点样书。这种古道热肠，在这个日渐势利的世界，实在是不复多见。
可是，那时的我于出版还是菜鸟，加上几个朋友资助的一点钱，捉襟见肘不敢多花。结果为便宜找了个烂印厂，印出来完全是残次品。印费搭了进去，书却难于销售，一本非常好读的书，却被我砸在手里。我深感有负先生美意，他却没有半句责言。就是这本当时名为《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的书，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我想，这部仅仅流传了几千册的书，今天也该是人们玩收藏的珍本了。96年，一个有心的编辑读了这本书，决定重新包装，我让出版权，该书当即成为畅销书而让别人赚得盆满钵满。
先生为了帮我，见我做书也基本上道，又把他的第二部畅销书授权给我，这就是眼前还在热销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先生成为了当代最具人气的思想学术随笔作家之一。
五
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博闻强记的人之一，因而谈锋甚健。和他对话，寻章引句，信手拈来，你多半只有听的份。关键是他本性情中人，不古板，不装深沉，无论荤素都可以开谈。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绝，满座人都会为之前仰后合。“百家讲坛”因是央视栏目，大众传媒难免诸多讲究――个人演讲的真正风采原是不易展现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其中异军突起，小露锋芒便赢得粉丝无数。
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所以走到哪里都有朋友。95年他回汉，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长刘道玉，这时的刘老已经去职多年，许多旧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只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却不敢或忘。想想尘世中的种种缘分，总还是有些仿佛古风的东西，值得我们在心底温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们出校时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领导，那位爷半真半假地说：你走了，我们还是很惋惜的，还是调回来吧。先生笑着答曰：那我确实有病。
善与人处的人，不一定没有脾气。前年我知道，他是大怒过一回的――要把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一个作者海默告到法庭，起因是该社出了该作者的一本书，其中一些文字，则直接取自先生前几年的旧着《读城记》。好玩的是，社里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师兄，那也就是他的学生。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写诗的青年，与我则也算旧交。媒体生怕他们打不起来，希望这个世界多点茶余饭后的谈资，遂几面拨火，先在舆论上掰扯。冤家宜解不宜结，后来大家知道我与先生的交情，便托我私下调解。百易兄不用说，本乃他的高足，无辜成了被告，话到礼到即可。海默兄则因在媒体撺掇下，原先说过些伤人的气话，先生难免不快。我知道劝他莫过于情，他是深谙情理的，于是只在电话里说――海默跟我一样，外省人到北京，拖着老婆孩子卖文为生，您要索赔，那就是逼人讨饭了。只此一句，先生就动了恻隐。最后只象征性地要海默付了110元稿酬，我问为什么要这个数字，他说代表报警而已。就这样，官司化解，我想这就算是古人所说的恕道了。
六
其实早在央视主讲汉代风云人物之前，先生就已经是畅销书大家了。除开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本，他还连续出了《品人录》《艰难的一跃》《你好，伟哥》《帝国的终结》等。在整个书业皆现萧条的现在，他这种独具个性风格的随笔体学术书，却很奇怪地一路蹿红，成为各个出版社追抢的对象。即便如此，以我对他的了解，仍认为那时的他，还是未被这个世界足够认识，依然有其寂寞不爽之处。
不可否认，电视这种强势传媒确有其巨大能量。而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
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
我知道我在此际来写先生，难免私淑之嫌。况且以其盛名，原也无须在下的锦上添花。只是因为见到一些流言，想到二十年来与先生的交谊，自觉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先生，让世人了解一下这个性情男人。而我所述的他那些为人品格，我相信，在如此世风的今天，肯定仍旧是许多人所稀缺和景仰的。
闲话王朔
一
《红楼梦》开篇有一段贾雨村和甄士隐品评天下人物的妙论非常有趣。大意是说人本源于天地之气，正气所凝则为忠臣烈士，邪气所凝则为小人奸佞；但还有一种人是由正邪二气交葛产生的，这种人即使当皇帝也是唐明皇宋徽宗一路，如果堕落风尘那至少也不低于李师师一辈名妓。当年夜读此段高论时，心下甚是拱服，窃以为纯正纯邪的皆是少数，而芸芸众生或者多是正邪之间的产物。后来阅人多了，才发现真正算得上此类人物的，竟然如凤毛麟角，乃不世出的宝贝。
拙文要说的这位顽主，圈内人称为朔爷――在我看来，就算这样一位稀世无多亦正亦邪的怪物；和贾府那个末世公子一样，原是口中衔着一块玉来投胎的。
某日，和东北作家述平【《鬼子来了》和《有话好好说》的编剧】等朋友酒后品藻同代人文，他深有感慨的说――当世只有三个聪明人令他畏服，一王朔，一姜文，一郭力家。三者中之二我无过从，但也认同；其一则有过几面之缘，且了解一点世所未闻的高品内幕；其三是东北诗人，是我朝夕相处的兄弟；虽然寂寂无闻于世，但凡与他有过樽酒之交的，那也基本是无不欢喜。所以我对述平的评述，当下就说深得我心。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于今则为烈了。你在这个圈里随便逮个会写字的问问――你最佩服和喜欢的作家是谁？他一般都会搬出几个发音不准的洋名，以示自家的博览和对本族的不屑，很少有人承认他喜欢王朔。仿佛喜欢王朔就沾上了流氓气，品格便不高了似的。
而我确确乎是喜欢这厮的，很多时候一想起他那副嘴脸就暗自作乐。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我这样的坏种喜欢他那大奸若忠的范式，还有许多正经人也私心乐之，只是不大拿出来说罢了。
二
坦率的说，我原在80年代中期初读他那《海水火焰》时，便喜欢上这厮了。我喜不喜欢谁是我的私淑所好，原无关乎文格名气，那时的他也还只是一个需要抱着稿纸去编辑部打情骂俏逗女编们开心的文学青年。若干年后我曾经问他，何以书稿多要给出版界的大姐大金丽红时，他咧着嘴说――人家老大姐在你不火时帮你，咱不能火了就没良心嘛。我也算个恩怨分明的人，自然能够领会他这种念旧的深心。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道德文章都好，直谅多闻，肯定也都值得交往；但我私心所喜的还是那些性情有味的趣人。有些也许缘悭一面，但从文里字缝中，大抵也能想见其为人作风，可以神交。读王朔而不笑的人，我基本可以判断为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病友。但他所传达的笑，又绝非相声小品――他那些邪里邪气的小人物，油腔滑调的声口，表达的正是我辈对这个伪善伪崇高伪光明的社会的反动。
我喜欢他的这种阴坏阴坏的表达――嬉皮笑脸之中暗藏着袖箭和鸩毒，玩世不恭内里透射出剑芒和寒光。就新时期的小说而言，我还想不出有谁比他更毒辣而又不动声色的刨了新政主流虚伪话语的根儿。几乎从他出山开始，一种对专制的调侃慢慢进入大众生活，一张一张的揭开那些腐蚀了我们几十年的权势的虚张面皮。当他说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时，我和他一起在暗夜坏笑。
他几乎在不断创造一种王氏风格的时尚语言，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党报之外的大众媒体的标题，都在摹仿他的戏谑语法。我们说伟大的文人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看不出哪位爷能够如此浩荡的席卷了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党八股。当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已经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调侃当局的虚伪，并引发大众在恐怖高压下的娱乐风暴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朔爷发起了这种正邪兼收的时潮。
三
北京向来是一个龙蛇杂居的城市。我在90年代中迫于生计的闯入，完全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到巴黎，心底原是自有某种局促和惶恐的。除开原有不多的几个老友之外；如果说潜意识指名点姓还想认识谁，那至少王朔是其中的一个。我知道，在这个皇都，有太多我在深山边城早已仰慕的人名，但内心觉得可以在一起嘻哈疯癫使酒骂座的，这厮必是首选。
我不是那种因为久仰就一定要钻天打洞去攀结的人，我相信人世间必有某些缘分，能让你认识你的同袍或者敌人，使你体味人生的情仇或者恩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确实无意之中结识了许多死生师友，正是这样一些胜缘，使我觉得今生不虚。
1999年，“钦命要犯”晓波君第二次出狱。这个当年以“黑马”之称轰动文坛，后来又因“四君子”之名而深陷囹圄的哥们，此刻已然妻离子散，同样穷愁潦倒了。他是政府的人质，失业原本正常，且不许出国，更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发表文章，这就难免让人绌于生计了。那时幸好有个侠义的女子在西边的小屋里收容了他，但谁要去探望，那是要受到盘问的。我是过来人，知道人在困境中，可能更要面子，因此一般朋友的接济，往往还不愿领受。再说多数人在那时也还算是末路文人，杯水车薪，实在也不足以割肉疗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请他搓几顿，或者秀才人情纸半张――送几套书籍聊慰寂寞。
某天，老友周君给我电话，说他和晓波及朔爷约我晚上去香格里拉小酌，我自然窃喜，可以近距离看看这厮的嘴脸了。我们仨先到，稍坐，朔爷就来了，一副温吞吞懒散的样子，并无想象中北京人那种咋咋呼呼。我原想哥几个可以放开喝一把，这点倒是出我所料，他说早年喝伤胃了，现在只能葡萄酒，且浅尝辄止。大家只好要了瓶红酒，点缀着碰碰响声。
那时他刚推出了那本惹来无数非议的《无知者无畏》，算他越界出的第一本随笔集；尤因其中竟然敢妄谈鲁迅且猛批金庸，搅起了文坛的轩然大波。吃迅翁这碗冷饭的人看不惯一个“痞子作家”来抢饭碗，而铁杆金迷又多是名校学者，自然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了。大家嘻嘻哈哈从这场论战说起，他像个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坏笑着说――哥们等他们骂，啥时累了不骂了，我再踹丫一脚，引蛇出洞。呵呵，哥几个帮忙打听打听，这帮丫都还崇拜谁呀？丫拜谁咱抽谁，看丫急痴白勒的我就乐。
确实他就是一顽主，就如他小说名字一般――一点正经没有。许多人拉开架势要和他叉架，他却惹完祸在一边歇着看热闹，逮着要散场了又远远扔一石头过去。你若是正经要忙伙食的人，就千万别跟这种闲人玩闹，他就根本没有胜负心，要的就是个游戏风尘。你要跟一没有胜负心的人对弈，除非你也要解闷，否则真是一点意思没有。更不要说，多数对手的智商还不在同一层面上。
四
一般而言，文人圈里出侃爷，多数人皆能信口开河，随便开讲也可以抡倒一批听众。我算是见过许多名闻天下的大侃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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