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挽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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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 …　2　…
余世存：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　4　…
江上的母亲 …　15　…
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 …　18　…
生于末世运偏消——幺叔的故事 …　26　…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　31　…
瞎子哥 …　37　…
大水井的守望者 …　38　…
组织后的命运 …　40　…
地主之殇 …　54　…
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　64　…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　68　…
残忍教育 …　71　…
童年的恐惧 …　74　…
那一代与这一代的遭遇 …　78　…
鸡的故事 …　79　…
大德无言——记老校长刘道玉 …　80　…
闲话易中天 …　81　…
闲话王朔 …　84　…
酷客李斯 …　87　…
革命时期”的浪漫 …　92　…
球球外传 …　96　…
2006岁暮致我的所有看官 …　103　…
香格里拉散记 …　104　…
颓世华筵忆黄门 …　113　…
紫竹院三记 …　116　…
味蕾上的乡愁 …　118　…
不黄不足以平民愤 …　119　…
二十年来余一梦 …　121　…
湖山一梦系平生 …　123　…
在人艺看观众 …　124　…
无边的门和一个诗人 …　125　…

　
杨渡：看，那个汉子！——关于野夫　
作者：台湾　杨渡
一．
有一种人，站在那里，你就会看见强烈的个人风格。如吴冠中穿着朴素的白布衣，站在画作前，敏锐而干净的眼睛，对艺术有着宗教般的安静与专注，让我想到敦煌时代的老画工转世。他站在那里，分明是一种风格。
初见野夫，是在一个奇特的场合。
2001年，一个上市的文化出版集团在北京的一所占地甚广的四合院，召开文化界的招待会，野夫作为出版部门负责人，接待来自港台各地朋友。野夫曾是六四的落难者，流浪江湖无以为生，最后落魄到北京，作地下出版谋生，终于得见「天日」，朋友都为他高兴。他穿着类似军服的草绿上衣，五分平头，朴素安静，在四合院里，几分客气，几分生涩的招呼来客。
即使那场合中有一种文化人云集的气味，但野夫给人的感觉异常分明：「看，这里站着一条汉子！」古老沈静四合院都不能掩盖他那古老的游侠气质。
后来多次见面，通过野夫结识不少江湖朋友，多是中国南北各地流浪的墨客奇侠，人人拥有一番离奇身世，颓废高亢，低吟流连，以笔为剑，诗酒当歌，漂泊无迹。由于对时局的无奈，他们有时自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时而对酒放歌，独自沈吟，江湖心事仍有难掩的昂然怒目。
后来野夫流浪各地，辗转北京、云南、四川各地。在这个流浪的江湖里，野夫有一种不同的气质，那是介乎古之「侠客」与今之「颓废派」之间的特质。然而这个侠客终究以笔为剑，写下这一本散文集。
二。．
散文是一种久已不被重视的文学形式。鲁迅以后，散文大体以轻灵见长。然而野夫这一本散文集却是一个例外。它是重中之重。文字的凝炼，内容的深沈，情感的真诚自制，是近年少见的。在汉语的书写历史中，它应该被认识到。
尤其，在讨论政治的文章中，多有所谓批判他者，却少有深沈的自省。然而野夫却连同自己的童年教育，自身的残酷本性，家世的离奇遭遇，都一一拿出来细细审视，深情凝视，直到在这细致的理析中，看见人性的幽微，理性的渺茫，世间的无情，历史的残酷，以及「组织」的冰冷。这是野夫散文有别于其它散文的地方。它用鞭子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体制与组织，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他绝对不只是指向他者，而是人性中更深沈幽微的所在。
更奇特者，他的散文，有一种刚正之气。让我彷佛看见一个剑客，当浊世滔滔，早已遗忘了是非黑白的界限，他还站在那里，浑身浴血，坚持人间的爱恨情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把话说分明，没有打混的余地。即使他是最后一个剑客，也要战到最后一刻。
这散文，是剑客的独白，是正气的坚持，也是孤独的狼的夜歌。
三．　　
2008年春，初见野夫的「挽歌」，便明白这是一本应该被留下来，且必然传之于世的好文。现在，它终于在台湾面世了。
世间文字有重与轻之别。一如鲁迅与沈从文。重者如烈火、烈酒；轻者如微风与绿茶。这一本散文，是烈火，是让人燃烧起来的酒。现在，请世间真性情的人，干了这一杯！
【作者杨渡，系台湾当代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国民党前文宣部长，马英九竞选团队高级幕僚，现为两岸文化交流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
野夫《尘世？挽歌》序（作者：章诒和）
2008的年初，一个从事出版业的朋友向我推荐一本书。我们相约在建国门友谊商店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几句，她便从手提袋里拿出了野夫的《尘世？挽歌》。
接过一看：无出版社，无书号，无定价，白封面，白封底。我说：“这不是白皮书吗？”
我们会心一笑。彼此心里清楚，所谓的白皮书，即官府取缔的“扫黄打非”中的“非”类读物。严厉打击的，就是“非”类。
朋友说：“愚姐，建议你看看。这是散文集，看几篇就行。你肯定喜欢。”
我们各自喝完饮料，聊了几句，随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电话。说：“你推荐的书，让我一夜无睡，让我痛哭流涕……我要认识那个叫野夫的人。”
5月中旬，发生四川大地震。下旬，我在北京见到了野夫。他个子中等，岁数中年，相貌中平，举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在座的其它朋友，我一把将拉他到自己身边，高声道：“我是你的粉丝！”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见茶几上摆放着四川受灾的图片，我问：“你去四川抗震救灾了？”
答：“是的。我这次到北京是为募集救灾款。”
原来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阳市罗江县的农村搞社会调查，恰遇地震。见损失惨重，决定留下来参与救灾。图片是他拍的，图片上的文字是他写的。从几句简单的介绍里，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与悲悯。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写者，他还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个几百人的演讲会，介绍灾区的真实境况。之后，为罗江募集了近200万现金，成立了一个罗江县精神重建基金会。再后，组织灾区农民开展精神重建活动，搞基层民主建设实验。野夫还培训当地农民自编、自演、自导电视短剧。片子完成，拿到县电视台播出，百姓们高兴；拿到外面，即在（2008杭州）国际传媒大会上获得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最近，他告诉我：自己之所以去农村深入调研，做些实际工作，是准备写一部书《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他一直想弄清楚我们这个后极权政府的稳定秘密，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只有从基层政府入手，发现并研究其内部运作方式及内幕。他又说，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报告，而非报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行者，他还是思想者。能做他的粉丝，我很得意。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九个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艰辛且曲折。十六岁年纪，给女同学写情书被告发，天天检查，学校罚站，父母责打，野夫以死相拼。自杀未遂，醒来后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武汉大学）此生誓不为人。他是鄂西土生土长，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1986年，因“地下写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大学毕业后，野夫来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本可以科员、科长、副处地拾阶而上，过着好日子。偏偏他明大理、重大义。于是，人生拐点发生在了1989年。得悉血腥镇压情况的当夜，血性的野夫听从良心的召唤，当即写下抗议和辞职报告。辞职报告里说：绝不做独裁政府的鹰犬和刽子手。在给公安局局长的信函里讲：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次日上午到局里留下报告和警用配置，离开海南，千里单骑，向北漂泊。大追捕中，为营救掩护旧日兄弟出海逃亡，他自己成为了追捕对象，也开始了逃亡。1990年落入圈套，脱下警服的人穿上了囚衣，以“反革命泄密罪”判处六年徒刑。1995年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1996年正月，野夫独自来到北京打工。这十余年间，给别人编书无数，而只有《尘世？挽歌》是属于他的。
二十年前那场带血的风波对一些人是心结，对更多的人是淡忘。开枪的军队与无辜的学生，于记忆中是一样的模糊。偶尔小聚，谈及“八九”，自己都觉得是个白头宫女。现在已无人为重大的历史挫折而焦忧，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挣钱，买房，就业，就医，留学。这能怪谁呢？我们一起浮躁，一起世故，一起健忘，一起实用。这个民族已然入睡，谁来唤醒？政府吗？就是它唯恐大众不愚不蠢。富人吗？与权势合谋捞钱唯恐不多不快。那么，知识分子呢？请问，我们还有知识分子吗？当年“八九”风云人物，也几乎百分百地自我淘汰了。去年有一封公开信流传深广，信里说：我们在等候，等候中国出个叶利钦；出不了的话，时代会制造一个叶利钦来！这话，我不信。因为中国专制文化的长久与全面，已彻底泯灭了中国人的灵魂，彻底泯灭了中华民族之精神。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摘自野夫诗“89无题三章”）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作“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这是当今尘世中的挽歌。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他在跟我说话，也是独自沉吟。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如果说诗歌是面对天空的话，那么散文就是面对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微风漾水，淡霭凄林，有着很丰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写法，很传统。我说的传统是指他的胸襟，意绪，文思以及相对应的句式，布局和节奏。每一篇，都像块状物那般结实。情感浓烈，但有控制。文字朴素，又带着优雅。对人的描写采用线性白描法，对事物的思考也是东方式的，围绕着主脉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简单里有复杂；文字是平实中有华采。中国文学传统深厚，而非落后。能继承下来，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了。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社会禁锢，思想钳制，要靠个人坚持！坚持了，你就可以免于庸常，免于沉没。
2009年2月于北京守愚斋
余世存：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从《别梦依稀咒逝川》开始，土家野夫从深夜的孤独里抬头，开始了他独特的散文言说。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终于破门，邀请天地、日月和历史作伴，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这些带着酒劲的挽歌回肠荡气，既浇灌了野夫个人的块垒，又回馈、揭露、也荣耀了汉语世界。这些挽歌是在文明转型退潮之际的一次庄严洄溯，是乡愿和犬儒社会里的一次人格演出，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透露出若干重大消息。如同华夏文明需要荆楚蛮地的屈原来增富其诗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一样，当代汉语世界在野夫那里找到了最恰当的情感形式：野夫先生为我们确立了心灵、肝胆和魂魄。这也是我要来谈论的一个事实，因为这个当代散文里最重要的收获至今仍只为少数人所认知。　
　　　　　一．　
　　　　野夫的散文揭示了死亡。　
　　　　在野夫的文章里有大量的死亡。朋友李如波，一个才华横溢、学究天人的民间思想家，因为过早看透了时代社会的把戏，而选择隐匿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大，何处有香丘？李如波从官场退到中学，从深情到禁欲，在“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自己，在45岁的盛年从容赴死。大伯张志超，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权，又再次上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死心了……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父亲的死亡，“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祖父的死亡，他“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伯父们的死亡，“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着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伯母们的死亡，“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　
　　地主之子费文学们的死亡，“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李盖武的死亡，“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牛冠荫的父亲牛友兰的死亡，“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地主之殇，“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中共党员的死亡，“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　
　　除了这种中共制造的死亡外，野夫也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的死亡，“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着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　
　　跟张志新一样以反革命罪被枪决的杨文生，“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还有幺叔的死亡，瞎子哥、仇老汉的孤独晚年，漱玉的消逝……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　
　　二．　
　　这些死亡或弥漫着死亡气氛的场景、原因大体相同，它们都是文明变异的结果。无论主动赴死还是被人杀害，无论孤老自我生灭还是红颜薄命，都是因为文明中国发展到20世纪，无论如何革命、改良、发展、进步，这个文明或这个国家都敌视、轻视个人，漠视个人的权利和福祉。即使苦难，也绝非个人的努力或性格命运使然，而是缘自国家、社会对个人的压迫。野夫回忆母亲投江前，“她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野夫写外婆：“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更不用说那些组织、政权对生命的随意处置，予取予求。　
　　野夫也对死因做过天问般的揭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一件庄严的事业。“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野夫更做了揭露真相的工作：“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见了一个如此卑鄙阴险的党领导的黑暗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立自己的残酷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在国家政权的大舞台上，杀人的中国就像退化到洪荒丛林世界里的一场游戏：“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在组织、意识形态、路线斗争的笼罩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着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招魂的野夫甚至如鲁迅所说“抚哭叛徒的吊客”：“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但野夫同样在追问存在的真相：“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三．　
　　　　　　在汉语的散文史上，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除了鲁迅外，很少有人这样集中地、执着地叙说死亡。　
　　　　20世纪的汉语主题一度是救亡图存，革命解放，阶级斗争，改革开放，那些主题几乎都是宏大叙事，意识形态霸权。即使救亡，也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而服从服务于一种异己的文明单位：阶级、种族、国家、发展、稳定，等等。死亡，在现当代中国，不再是生命的自然归宿，不再是成熟事物的必然经历；而成为变态、丑陋的生命遭遇。早夭、横死、同类相残、物化。无论是秋高马肥，还是穷极无聊，都可以都在以“你死我活”的游戏中消遣。乡村集中营、土改杀人游戏、党派斗争、路线斗争、改革斗争，军战、商战、文化战、经济战、网络战，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人对生命的夭折毫无顾惜，人们说，死是为了更好地生。因此，在几千万人战死、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人被斗死之时，人们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繁荣、强大、崛起的时代。　
　　　　死亡因此在中国演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由革命党人发明的追悼会，大大小小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着，故作庄严、热烈其实空洞地颂扬着死亡。活着的个体越来越恐惧死亡，并在死亡之光的追照下飞快地堕落，变本加厉地糟蹋文明资源：祖先的遗产和子孙的权利。这在文明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有着美好而重大的天人境界，生死事大。对中国人来说，生死都得事之以礼，死更得葬之以礼。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却成为没有家教、没有文明的类人孩，那样无心肝也规避心肝地从事死亡的人生游戏。死亡成为语焉不详、避而不谈的事物，成为活人难堪、用尽一切办法遮掩的应付。天灾人祸，都会成为民族精神的化妆事件。成千上万被饿死、被洪水地震等裹埋的人民大众，成为他们的同胞宣讲自身的好材料，成为权力表白恩典的好名目。甚至汉语世界里的英雄圣贤，如陈独秀、瞿秋白、林昭、张志新、赵紫阳、李慎之、刘宾雁等人，在告别这个世界之时及之后，不得不再一次承受权力和流俗的侮辱和损害，因为权力无勇无力叙说他们的生死，因为类人孩们无心无胆深究他们的生死。　
　　　　即使当代众多涉及过死亡的作家，也多只是给我们呈现了伤痕、复仇、炫耀等等自我心理，远未能将历史、现实的中国人尊之以礼。正是缺乏这种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品质，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中国作家们提供的文学答卷多是不及格的。诗人廖亦武悲怆地不无愤怒地说：他从未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在廖亦武之前的半个世纪，有着同样情境的俄国缪斯阿赫玛托娃则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　
　　在这方面，野夫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野夫的散文把死亡：一个个具体的死亡呈现了出来。在他的笔下，每一个亡魂都有名字，都有其不可更易不可让渡的生命权利。生死事大，生，事之以礼。死，事之以礼。野夫写她的母亲：“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写外婆：“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写李盖武：“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写仇老汉：“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写李如波的理想：“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生存和死亡甚至由近及远，在野夫笔下传达出一种普遍性：“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对解读20世纪中国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要判断中国一个世纪的演进成就，就让他问问野夫笔下的死者吧。如果他要把自己拔出文明人之列，跟大而无当的国家进步、党派利益、民族繁荣站在一起，就让他问问那些死亡者吧。那些死亡者，从20世纪的历史深处，一直到当代，都像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他们先后死去，却都白白地死去了。以他们为肥料的大历史、大国家、大党并没有高尚、优秀、强大起来，因为在历史的真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