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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决战[孙挺信]-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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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位于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曾任日本陆军大臣的总司令官，根本不买他的后任东条英机的帐，按着自己的构想，调集了步兵八十二个大队为基干兵力，准备以东西夹击的攻势，歼灭第三战区主力。
这是日军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来至1942年问，第二次使用这么大的兵团作战。（第一次是1938年武汉会战，日军地面部队为一百四十个大队）
5日5日、
东线开始进攻。
日军第13军第70、第22、第15：第116、第32五个师团，和第40师团之河野旅团等部，共五十四个大队，从浙江杭州、宁波之间向西进攻。随后又增派三个大队投入战斗。。
5月31日。
西线开始进攻。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第11军第6，第3两师团，经过五个月的补充整训。已恢复了战斗力，第6师团竹原支队和第68师团之井手支队从南昌向三江口进攻，以牵制第九战区在该地区的部队，掩护第3师团和第34师团主力沿浙赣铁路向东进攻，
第11军地面部队有二十五个大队投入战斗。
海军驻南昌部队同时在长江中、下游配合进攻。
蒋介石和顾祝同开始的战略意图是：以最小兵力配置于浙赣铁路西段，对付第11军的进攻；战区主力集中在浙赣铁路东段的衢州一带，相机与敌决战。同时，以一部兵力退到浙赣线东段之两厢，开展游击战破袭战，袭扰第13军后方。
大战初期，第三战区仅以小股部队节节抵抗，日军因此进攻神速，仅九天时间，就推进到了金华外围。并从东、南、北三面对金华形成合围态势。
日军第13军司令官决定于5月25日开始，对金华发起总攻。
这时，顾祝同权衡双方兵力。敌处于优势，气势汹汹而来、锋芒正露。若在金华、兰溪地区决战，于我不利。遂命令在金华的第10集团军等部，于5月23日夜，向衢州转移，不与敌决战。仅留第88军在金华、兰溪地区阻止、迟滞敌人。
5月25日。
日军未察觉第三战区主力已转移，仍按原计划，以第15、第70、第22三个师团和第40师团之河野旅团，全力向金华、兰溪进攻。
我第88军将士，在山岳水网地带和敌进攻的路线上，大量埋设地雷。又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以山炮，迫击炮狠狠打击进攻之敌，迫使日军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四天四夜，仍未能拿下金华和兰溪。
5月28日上午。
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带领司令部参谋人员及副官，骑着高头战马，亲自到兰溪前线督战。酒井一行在兰溪北面约三公里处，战马踩响地雷，连人带马坠人血泊之中，酒井中将左腿被炸飞老远。接着，附近又接连有人触响地雷，随行的兵器部长、兽医部长等人尽被地雷炸死炸伤。
酒井师团长被炸身亡，在日军中引起极大震动。因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
5月29日。
日军主力同中国第88军血战五天五夜。终于攻取了金华和兰溪。这时，他们才发觉扑了个空，不但没围歼住第三线战区主力，连第88军这会儿也不知哪儿去了（第88军完成阻击任务后，便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去了）。
5月30日。
第13军此时才弄清，“敌第三战区军主力集结于衢州附近，显然企图进行顽强抵抗。”
（火田）俊六大将决定在衢州地区与中国军队决战，一举歼灭第三战区主力。令第11军两个多师团沿浙赣线向东进攻，第13军从金华地区向西进攻。战略构想是：两军干衢州地区会师，包围夹击第三战区主力。
6月1日。
第13军主力沿衢江两岸浩浩荡荡齐头并进。北岸：第32、第116两个师团；南岸：第15、第22两个师团和河野旅团。
6月3日。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家乡浙江的这场大战，十分重视。日军使用牛刀杀鸡战术，出动了如此多的地面兵力，目的是要找第三战区主力决战，以便一举歼灭之，决战，是日军求之不得的。于是，蒋介石电令顾祝同司令长官，原定在衢州的决战不打了，立即放弃衢州，主力转移外线，争取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
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主力向衢州南北山区转移，仅留部分兵力利用现有阵地，打击敌人。
日军预定于6月3日夜包围衢州中国军队。可是天公震怒，雷霆大作，暴雨倾盆。衢江和附近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河水暴涨，恶浪汹涌。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
远道而来的几十万日军，刚发起攻势，就被浇成了落汤鸡，各路大军受阻于江河岸畔；望洋兴叹，江河上的大小桥梁，在这之前尽被中国军队炸毁；民船也早已坚壁清野，见不到个影儿。
日军冒着瓢泼大雨，在洪水和泥浆中与即设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苦战四天半，付出了惨重代价，于6月7日早上，扑进衢州城，这才又一次发现，第三线战区主力早不知遁向何方。
日军千里劳师，连续扑空，其战略目的彻底失败。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吃尽苦头，损兵折将，为此还创造了陆军有史以来第一个师团长战死沙场的记录。于是，恼羞成怒，在占领区内大肆清剿、屠杀百姓以复仇，同时，还狠狠地破坏衢州等地的飞机场，把水泥跑道也挖了个底朝天。最后，竟撬走了二百公里长的浙赣铁路钢轨了事。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记载：
因受杜立特空袭的刺激，于4月30日发令摧毁浙江机场的作战。最初计划投入四十几个大队，预定从7月15日开始撤退，7月末作战结束。但由于中国派遣军扩大了作战规模，投入了八十二个大队的兵力，并附加了拆除铁路的附带任务。8月19日开始拆除，直到9月末部队才结束作战返回原驻地。其作战规模相当原计划的三倍。而且由于突然发动作战，不容选择时机，在雨天的恶劣条件下作战，部队甚为疲劳，这是只有日本军才能完成的艰苦作战。但只怕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吧！事实上，由于发动这一作战使1942年为解决中国事变进行的大作战受到了影响。
7
1942年5月上旬。
在日军南进的凯歌声中，鉴于对华和平工作已经绝望，日军大本营提出了进攻重庆，彻底灭亡中国的设想。
5月10日，前往南京布置浙赣作战的大本营陆军部田边参谋次长，与（火田）俊六进行了密商。田边通报了大本营对华新方针。即：现在南方作战大致告一段落，今后日本对外战争的重点，重新转为处理中国事变，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日军都需倾注全力尽快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田边说，统帅部已决定在1942年9月以后发动西安作战（50号作战），以大约五个师团的兵力，突破黄河天险，歼灭西安平原胡宗南的主力，攻战西安和宝鸡，以取得从北方进攻四川平原的出击地，统帅部计划于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进攻四川的作战（51号作战）。设想以八个师团从西安方面从北攻战成都平原；以三个师团从宜昌方面进攻重庆，51号作战的目的是彻底覆灭国民政府，结束中国战争。
田边指示中国派遣军按照50号和51号作战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秘密准备。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田中，是积极主张进攻重庆的关键人物。他认为：如果能攻占重庆，势必影响印度和整个西亚，并促进打通印度洋，与德、意军协作，有转变全盘战局的可能。因此，覆灭重庆国民政府是促进彻底征服亚洲的唯一办法。
杉山参谋总长、田边参谋次长和田中作战部长等统帅部上层，都一致积极主张进攻重庆。但统帅部的一些课长，班长们却有不同看法，认为日军不一定能攻下重庆，即使攻下了重庆，也不一定能使蒋介石丧失抵抗力。6月27日，第11军司令官阿南将军得知统帅部正在策划进攻重庆后，感到非常吃惊，固为他作为在华日军野战主力长江主战场的指挥官，已在长江中游两岸的武汉、长沙地区同中国军队主力多次较量，最了解蒋介石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也最有发言权，他认为凭日本现有国力，不可能进攻四川，也不可能彻底覆灭中国。
6月15日，陆军部起草了进攻四川作战的计划大要。即：从关东军抽调一百五十架飞机，加上华北、华中原有的三百五十架，共为五百架飞机；作战所需陆军地面兵力：合计为三十四个师团，进攻的重点放在长江的宜昌方面。
6月底，统帅部决定连续实施西安、四川作战方案，取消50号作战，将两个作战计划统称为51号作战。即西安作战为进攻四川的序战。设想中的51号作战，直接用于地面进攻的陆军为十六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空军为两个飞行师团。其规模超过整个太平洋作战的兵力。另外，在中国占领区需部署十五个师团和十四个独立混成旅团，作为对付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游击部队以及进攻四川的预备军，总计需用地面部队四十二个师团以上。
中国这块骨头，确实难啃。
7月以后，由于日本南方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逐渐受到美、英军强有力的抵抗，以及中、美空军的联合和加强，日军大本营深感将受到太平洋上和中国大陆两面夹攻的危险，对进攻重庆的作战准备加快了步伐。
8月25日。
杉山参谋总长指示将51号作战改为5号作战，26日，召集将参战的中国派遣军总部，华北方面军、第11军、关东军后勤和航空部队参谋会议，传达了5号作战计划，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讨，
派遣军各部最了解中国军队实力和战斗意志，对5号作战提出了非难。他们的主要意见是：
第一、质问大本营，5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军，还是为了占领重庆？
第二、如果是为了歼灭敌军，则派遣军的野战主力第11军就不必进入四川，深入到地形极为险恶复杂的重庆，在武汉附近寻求战机了，因蒋介石的主力大部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岸地区。
第三、统帅部应该看到：武汉地区的第11军以八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同长江北面的第五战区，西面第六战区，南面第九战区，共约一百个师的中国军队主力相对峙，完全处于被包围状态，能保住武汉占领区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我们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大举西进，只能是自取灭亡，
关东军也反对抽兵南下。
海军开初竭力支持陆军进攻重庆，但是，进入9月以后，却突然转向反对进攻重庆了。但是，杉山总长和东条英机召集大家来，是研究如何进攻重庆，而不是讨论该不该进攻重庆的问题。
统帅部已下最大决心，决定在实施5号作战时，再向中国增调三十六万兵力。东条英机说：“进攻南方的地上兵力为三十六万、而5号作战计划使用的兵力相当于南方作战的三倍，堪称百万大军的大远征！”
杉山元和东条英机都认为：要实现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首先打败中国，从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地域抽出身来，否则，太平洋上的胜利等于零。
9月3日。
杉山元参谋总长和东条英机陆相一起向天皇汇报5号作战方案，得到天皇同意，同日，陆军部正式命令中国派遣军对重庆的进攻进行准备。
9月9日。
（火田）俊六大将在南京召集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和第3飞行师团等部参谋长会议，部署5号作战准备工作。
10月以后，太平洋战事对日军日趋不利，美军已开始反攻，日军接连受到重创，10月25日，日军第2师团在瓜岛发动总反攻，遭到失败；11月14日，第38师团分乘十一艘轮船增援瓜岛，遭到美海军舰队攻击，有六艘运兵船被击沉，第38师团损失惨重；12月8日，驻守新几内亚巴萨市的日军守备队被盟军全歼……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抽调日本国内兵力于中国，进行5号作战，变成了抽调各地兵力增援太平洋战争。对重庆的进攻变得日渐困难。
11月7日，陆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中止5号作战，
12月10日。
杉山元总参谋长经请示天皇同意，决定中止5号作战。并向（火田）俊六大将正式发出命令：中止5号作战。
12月7日，
（火田）俊六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会议，心情沉重地宣布：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原定于1943年春季进行的5号作战，决定正式中止：在诸军司令长官眼前，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大军的大远征作战，像一个气泡似的还没有吹出个样就破灭了。
12月18日。
于6月29日自阿南之后接任第11军司令官的冢田攻大将，偕同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人，乘飞机从南京返回武汉，座机飞临安徽太湖上空，被驻扎在大别山区的第五战区第21集团军之138师官兵发现，立即摇动高炮，瞄准飞机就是一阵狠揍。
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彼炮弹击中起火。拖着浓浓的黑尾巴，坠毁于太湖附近，飞机爆炸后燃烧，大将和随行人员无一生还。
冢田攻司令古于芦沟桥事变前就担任陆军部第三部部长。于1937年11月转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南方军总参谋长，是日本陆军中立下显赫战功的名将。
藤原大佐曾任第56师团参谋长，是在缅甸作战中享有英名的高级军官。
这两位日本高级将领在异国他邦，折戟沉沙，抛尸荒野，最有应得。
第六章 决定盛衰
中日大决战……第六章 决定盛衰
第六章 决定盛衰
1
1942年下半年以后，美、英军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遂步开冶反攻，日军由风卷残云似地进攻转为节节抵抗，日本的大半个身子仍旧深深地陷在中国这片泥沼之中拔不出来。
日军大本营认为：1943年是决定日本盛衰（胜败）的关键一年。其对战局演变的判断是：美英将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中国军队即使不发动大的反攻，就目前这样拖住日军，日军也将受不了。因此，整个局势对日本将愈益严重，面临倾国家民族之全力以决定日本兴亡的大决战。
天皇和大本营预感到形势的险恶，而惶恐不安。特别是对中国的战争、更令其胆寒。以前他们认为若不迅速解决在中国的战事，日本征服亚洲将成泡影；而今他们认为，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将面临危险境地。
日本谋求从中国脱身的手段有三种：其一，通过第三国斡旋和通过“谍报路线”，企图与蒋介石和谈，停战撤兵，其二，一再向中国增加兵力，一次次地猛打猛冲，企图灭亡中国，或给蒋介石以颜色瞧瞧，迫其坐到谈判桌上来。其三，通过扶持汪精卫这样的“新政权”，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日本人则趁机抽身他顾。
1942年12月21日。
在日本御前会议上，东条英机首相提出一揽子对华新政策。其主要内容为：针对美、英树立重庆政府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日本则大力树立汪精卫政府，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以汪精卫的“新政权”对抗蒋介石的“旧中国”，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新政权”与“旧中国”的战争。具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同时，把原属美、英等“敌国”的在华租界收归“新政权”，废除这些敌国在华的治外法权等等。
同日，汪精卫应东条英机首相之邀，抵达东京访问。在首相官邸举行“两国政府首脑会谈”。东条英机向汪“主席”面告了御前会议的决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同生共死，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战争。
东条英机也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缔结基本协定。”
两人最后商定：于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
汪精卫的宣战实际上是汪对蒋的宣战。汪精卫的宣战也有其自己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就主动提出对美、英宣战，企图以宣战来提高伪南京政府的威望，与日本“平起平坐”
在这之前，日本一直阻止汪伪宣战，原因有三。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不好控制；其二，毫无实力的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实在自不量力，徒招耻笑；同时，也会被同盟国认为是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也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宣战，很可能更加失去在中国的民心。“
现在，东条英机迫于战争形势，为了从中国脱身，不得不这么做了。
1943年1月6日。
日本大本营侦听破译了美特密第7号电报。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由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
东条英机为了让树立南京政府的行动取得最佳效果，决定抢在美国人前面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和南京政府对美、英宣战。
1月9日上午。
汪精卫戎装裹身，挂上将军衔，精神抖擞地在南京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进行大东亚战争。
接着，汪精卫和东条英机政府签订了《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汪精卫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通过和平救国，做出了一件历史性的“伟大”的“爱国壮举”。
在1942年12月21日的东京御前会议上，日本还决定“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日本断绝同蒋介石的一切和平探讨，决不是真要打下去，而是另有图谋。但是，东条英机鉴于以往的教训，清楚地感到，如果被蒋介石看穿了企图，不但不能从中国的泥沼中拔出来，反而会被拖得更久，陷得更深。于是，东条英机政府必须表现出战胜的信心，摆出一副准备打一百年一千年的架势。
事实上，东条英机首相也并非真正断绝与重庆的和平工作，在决定“断绝”时，同时规定：（一）对重庆的和平工作，转由汪精卫政府继续来做。日本内阁首相进行指导，但要指导得十分秘密，由首相“直接与汪主席联系”；（二）日本方面应禁止一切暗示对重庆和平之类的言论宣传。
日本现在的和平工作，恰似安着套儿抓小鸟。抓鸟人虽然迫不及待，但必须隐藏得不露丁点儿蛛丝马迹，否则，鸟儿就飞了。
在做了以上一系列手脚之后，东条英机首相认为还应修订1940年11月30日汪和阿部信行签订的那些条约，因为那些条约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的战败国对待的。现在，“新中国”既然已经向美、英宣战而“独立自主”了，日、中也应该重新订立一个冠冕堂皇的平等条约——日华同盟条约。
日华同盟条约的焦点是日方自动放弃在华驻兵权。这引起了陆军方面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投入那么大兵力，作出那么大牺牲，如果放弃驻兵权，就一点油水也没有了。
外务省重光外相坚决主张放弃驻兵权。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如何从中国脱身，而不是谈条件。他说：“由蒋介石来实现日、中全面和平，除非日本投降，否则无望。今后日本新政策的基础必须向中国民族表明日本民族的公正精神。新政策既不是以汪精卫为对手，也不是为了与蒋介石进行讨价还价，而是日本通过国民政府（汪伪南京政府）以全中国国民为对手，将以实际行动证明日本人的真意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蒋介石借以动员民众进行抗战的借口。才有可能结束战争。”
东条英机支持重光外相的主张；于是，促成了1943年10月30日《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东条英机首相认为，《同盟条约》的签订已把中国人抬上了非常体面的舞台。签约的当天，他还煞有介事地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
……帝国政府期待遵循日华新条约的根本精神使两国关系有划时期的发展，同时对中华民国完成独立自主，今后将不惜给予一切支援……
同时，汪精卫也发表了长篇声明；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芦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过去日华两国的方针不能相容，今则完全一致树立起永久友好的关系。现在所需要的唯有重庆方面重新予以考虑。这从大局来看，当然也对中国本身有利。因为日本履行撤兵，中国领土内的战争状态将立即解消。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已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希望重庆方面的将士及民众应该明确认清事态，迅速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现在为时尚不为迟。延迟一日即贻误一日……。
不管日本人和汪精卫耍出何种“把戏”，做出何种姿态，对蒋介石来说，你日本人把中国人打了一顿，又扶置了一个想取代我的汪某政府，现在想屁股一拍，一走了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仗，是一定要打下去的。
2
中日经过几年交战，日军死伤严重，兵员枯竭，战力下降。更严重的是日本国民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战前1936年度，日本武器生产只占国民收入2％，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为4一5％。日本经济界认为。武器生产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可以刺激国力增长，保证国家作战能力和国力同步发展。
由于日、中战争爆发，日本的军工生产急剧上升，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1938年增至12％；1939年增至16％：1940年增至26％；1941年增至30％；1942年增至35％；到了1943年，整个日本工业系统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厂矿在造枪、造炮、造子弹。造成日本工业的骤然衰退，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日本是一个能源、资源极度贫乏的工业国家。由于美国的废钢铁、石油等物资对日禁运，其他国家也步美国后尘，纷纷与日本断交禁运，使日本工业断了源，完全被卡住了脖子。
1940年，日本和所属殖民地朝鲜等地严重干旱，稻谷产量大减产。这就使日本的大米和食盐供应出现了恐慌。以后，逐年感到吃饭困难，只得依靠在外国的占领军就地抢粮和掠夺被占领国的资源过日子。
日本人自己吃不饱肚子，却背着个大大的包袱——汪精卫的“新中国”。
汪精卫“还都”不久，南京城内闹起了米荒，物价飞涨，市民震怒。不仅贫民百姓买不到米，连伪南京政府的官员、警察都买不到米。汪精卫只得向日军请求紧急援助。
1943年以后，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下的疆土上，更因物价暴涨而濒临绝境。日本人不得不倾囊相助，以防止南京政府崩溃。7月14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对华提供紧急经济援助，由日本向华中和华北灾区，一次运送黄金二十五吨。
作为对日本的报答，汪精卫号召伪区人民大量捡拾破铜烂铁，支援日本。
在长江中、下游两岸地区到处都可看见收购废旧金属的人。
在武汉市，日本侨民团组织了许多妇女小分队，到处开展献铁宣传。有的小分队守候在各剧场门口，要求入场的观众凭票捐出废旧金属一块。无论是一个硬币或其他什么破铜烂铁，多少都得带一点，否则，不许进入剧场。
汪精卫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各县政府，都成立有合作社。伪南京政府命令合作社在各地强制收购五金物资，以供日本造枪造炮造子弹之用。
日本奇袭珍珠港之后第五天，武汉地区的日本宪兵配合警备队，半夜以后突然宣布特别戒严，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禁止街上居民向楼下张望。日军却趁机开出大卡车，分别将武昌和汉口市区的下水道的多孔铁盖板全部撬走，装上轮船运回日本。
汪伪人员将武汉城所有大、中型房屋上的金属构件，如铁门、铁梯、铜铁栏杆等等下了个精光，
汪精卫为了把献铁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指令各地成立献铁委员会，专管此项活动。伪南京市府的献铁委员会更是一马当先。积极活动，大收烂铁若干卡车。
伪上海市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回收废金属运动。提出第一期回收铁类三万吨，铜类五百吨，以及铅、亚铅、钨等有色金属若干吨。上海公共租界共有铁门二十八扇，每扇重达三吨，全部被献铁大军席卷而去。旧租界铁制路牌共计八百零八块，也被献铁运动全部掠光。
被深陷于中国战场的大日本帝国的日子，绝不比蒋介石好过。
3
根据汪精卫对同盟国宣战后的需要，日本方面允许并帮助其组建、扩编包括保安队、警察部队在内的九十万人的伪军。
1943年3月6日。
日军大本营就组编汪精卫的伪军一事向中国派遣军发出第1454号指示，即《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指导纲要》。指出扩编整训后的汪伪军由原来“维持和平”、“治安”的职能，转变为野战军性质，担负协助日军作战和独立地对蒋介石军队作战。
1943年春季，以武汉地区汪伪军打头阵，发动了对鄂中玉劲哉的进攻和围剿。这次战事是汪伪军转变职能后的第一次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大规模作战。
中国陆军第128师师长王劲哉，是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人物。王原为杨虎城西北军的一个旅长，抗战初升为新编第35师师长兼开封警备司令。在徐州会战中立下战功，曾受到蒋介石传令嘉奖，并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荣誉纪念日颁予王部，命名为陆军第128师，拨归汤恩伯集团军序列。武汉会战时，汤司令将该师尚有战斗力的第382旅调去充实其他部队，第128师剩下的兵员连同轻、重伤兵共计不足一个团，受令开到湖北咸宁、蒲圻一带自行整休补充，对此，王劲哉对汤恩伯恨之入骨。
王带着他的残部来到鄂南，好一阵子也没把队伍恢复起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部队纷纷后撤；汤恩伯命令他撤退到湖南去。但他想，我现在是个光杆司令，到哪儿去都一样，便决计不买汤的帐，就呆在鄂南算了。
谁知他却等来了大好时机。
旷日持久的武汉大战后，丢失在广大战场的枪枝、弹药和各种武器不计其数，当地青壮年随手可捡几杆枪。于是，这些有了枪的人们便纠合起来，纷纷拉队伍、建组织。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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