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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贵族-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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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问题
在美国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政客和他们的经济智囊，政党的兴旺衰败以及政客们的得势没落都与之命运攸关。做对了，你将得到丰厚的回报；相反，等待你的只有灭亡。没有哪个问题会像它一样，始终如一地、预示性地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这个问题就是货币问题。
什么构成了货币？金子？银子？纸币？银行券？支票？这个关键问题还衍生出很多其他问题。需要多少货币？由谁来掌控这些货币？掌控的程度应如何？
从人们找到了起价值尺度作用的物品（贝壳、石头、稀有金属）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对于18至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的美国来说，这个问题是如此难以很好地解答。这期间两个关键因素的产生造就了现代的美国，它们就是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从一开始二者就有内在的牵制力，前者追求的是公平，后者注重的是效率。民主主义的公平产生于政治领域，而其在经济领域却被伤害；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产生于经济领域，却也在慢慢蚕食着其他领域。
货币问题是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核心领域。民主主义者认为要想真正落实公平原则就必须让国民控制货币的供给，将该权力落入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者手中是不妥的。而资本主义者则认为事情恰恰相反，应该由少数精明的人来管理货币的供给。民主主义者的动机是好的，但他们那缺乏专业水准的认识不仅会使自己的努力徒劳，还会动摇经济的根基。况且货币是资产，由全民管理这些资产也是不现实的。
资本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对于货币供给问题的主张是不同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是激烈而无休止的。但是在美国，两个派系也不是截然划分开来的。19世纪中叶只有少数极端的资本主义者才反对民主主义，而且是在理论领域。而很多的民主主义者或本身就是资本家，或是未来的资本家，或同资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依赖关系。
在货币问题上经历了激烈的斗争之后，托马斯·杰斐逊在自己的第一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这样说道：“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我们都是共和党人。”听众很清楚联邦主义者代表资本主义的党派，而共和党是代表新生的民主主义的党派，但按照杰斐逊的思路来理解关于货币问题的派系分别时，人们也可以说“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但事实上，人们很难在货币问题上长期保持一致的看法，总是资本主义者占据一段优势之后民主主义者占优势，然后又是一个接一个的循环。
经济领域时时刻刻上演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里是智者战斗的地方。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勇敢应战，去面对、去解决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他们或者是天才、政治家、爱国者，或者是无赖、奸商、投机分子，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货币贵族。
资本贵族（1）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其一生颇具戏剧性。他是一个私生子，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尼维斯岛，由于出生的非法性，他一直想摆脱这种不好的名声。作为一名纽约商人在圣克罗伊岛开设的商店里的13岁的职员，他迫不及待地想找一个更好的职位。“我憎恨职员地位的卑微以及工作环境的恶劣，好像上帝总和我过不去，”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爆发一场战争。”＇1＇在商店里的生活教会了汉密尔顿关于金钱和交易的知识。他们的商船活跃在三角贸易的航线上，在英国、法国以及西班牙三个帝国之间做朗姆酒、鳕鱼、面包以及骡子的生意，以里弗尔①、英镑或美元定价，以黄金、白银、土地以及合约作为保证。但是，货币总是紧缺，远离宗主国使交易很难进行。他的老板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离开该岛去了纽约，他就在给他老板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很忧虑，不能完成您布置的任务，因为钱不够。”＇2＇
后来，汉密尔顿离开西印度群岛来到了纽约，这时货币仍然紧缺。1772年一场飓风摧毁了圣克罗伊岛，但却给汉密尔顿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他对这场飓风的精彩描述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的存在。
“上帝啊！真是太恐怖了，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狂风怒吼，海水咆哮，流星拖着尾巴划破长空，闪电的强光让人眩晕，房子的倒塌声、刺耳的尖叫声、悲泣的哭喊声不绝于耳，就算是天使看到了这些也会大吃一惊的。”＇3＇
也许正是这栩栩如生的描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也许是他自身表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感染了大家。“小人物们，你们的坚韧和决心都跑哪里去了？”他呼唤人性，“瞧瞧你们可悲无助的处境……不要太在意自身的得失，学学无私的上帝吧。”也许是他善于奉承有势力的人，“我们的将军制定了若干条有益的、人性的规定，并且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场合都显得很人性。”别管出于什么原因，一部分人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人，将来定能成就一番伟业，于是便资助他到纽约去读书深造。
汉密尔顿匆匆完成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由于该校不同意汉密尔顿快速学习的计划，不久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而此时乔治国王同他的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之间有了些麻烦。汉密尔顿支持这些美洲人并声称：“美洲人天经地义地像其他国家的国民那样享有自由。”＇4＇他还决定在商业方面同英国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那是连接美国殖民地和英国的重要纽带。“有人认为：迄今英国仍靠自己的优势控制着两地间的贸易，所以没有了进口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财富的资源。是这样吗？答案恰恰相反，没了英国，我们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有比它更先进的生产力。”
资本贵族（2）
汉密尔顿声称经济统治着整个世界，但也许不会马上是这种情况。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就像是一个投资，如果这个投资被证明是没有利润的话——如出现全民抵制英货这种情况，那么英国的殖民者就会受到创伤。全民抵制英货活动不仅会让英国的商人屈服，最终也会让英国政府屈服。
以经济的方式来对付殖民者有时是很难起效的；当1775年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美国民兵和英国正规军爆发战争的时候，全面抵制英货活动就急需美国军事上的配合。大陆会议决定任命乔治·华盛顿这个最有资历的政府官员为大陆军总司令，并在波士顿阻击敌人，汉密尔顿则在曼哈顿岛与之遥相呼应。他一方面谴责他亲英的同学，另一方面又设法营救那些被英军俘获的炮兵，并组织志愿者组建了一支炮兵部队，还被任命为炮兵上尉。纽约的反击战失败了，在撤退过程中，汉密尔顿率领他的炮兵部队负责殿后，掩护主力撤退。他的英勇和能力赢得了上司的赏识，曾两次被任命为战时副官，但他拒绝了，理由是这种“人身的依附”＇5＇会损害他的名誉。事实是他已经有了更好的打算，当华盛顿邀请其做自己的副官时，他立即就答应了。
这个年轻人，不是20岁就是22岁，他的生日很长时间都存在争论。一个年轻的军官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汉密尔顿的情景时说：“我看到一个小伙子，他体格瘦小甚至有些虚弱，戴着一顶竖立起来的帽子，帽檐被拉了下来遮住了眼睛。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一只手放在了身边的加农炮炮身上，还不时地轻轻地拍着，就像是在抚摸自己的战马或宠物。”＇6＇汉密尔顿的雄心壮志使他在众多为华盛顿工作的属员中脱颖而出，他善于洞悉上司的想法，并能比别人更出色地完成任务，因此不久之后他便荣升为华盛顿将军的陆军参谋长。
美国的立法委员会拒绝为大陆军提供必要的物资供应，这一点让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感到很沮丧。汉密尔顿在福吉谷的露营中用几乎冻僵的手草草地写着：“这些人愚蠢、性情反复无常、目光短浅，他们的所作所为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对于军队的管理是极其无力的，没有决定性且缺乏远见。”＇7＇军队缺衣少粮，没有统一的制服，饥饿、疾病一直困扰着士兵，使他们变得很暴躁。汉密尔顿既指责立法人员的渎职，又抨击美国的政府机构存在很大的问题——州政府的权力过大。“每个州为了提升本州政府的地位，繁荣自身的经济，都竭力遴选最优秀的人扩充自己的政府。”只有那些二流货色才会在大陆会议工作，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将本州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涉及邦联的事，地方政府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他们则表现得很有远见。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否则美国将不复存在。”
资本贵族（3）
整个冬天大陆军都在山谷里休整，没有什么战斗。此时汉密尔顿才得以有时间拜访朋友，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对于后者，他像往常做任何事一样，提出了几点要求。他这样描述自己心目中的另一半：“我最看重相貌，因而她一定要年轻漂亮；知道的不一定多，但一定要通情达理；生育能力强，但不想生过多的孩子；温柔贤惠，因为我自身就是一位追求忠诚的狂热者；脾气好，我最讨厌泼妇；持家有道，既不贪财又不吝惜财物；她的政治信仰无所谓，我相信我有能力说服她接受我的信仰；她可以是基督教徒但绝不能是天主教徒。”汉密尔顿特别提到了涉及钱的问题，他说：“钱是快乐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对方越有钱越好……我没有很多钱，而且不善于靠财产和产业赚钱，所以她若想过奢侈的生活必须自己负担那些开销。”＇8＇
伊丽莎白·斯凯勒是一个不错的女孩，符合汉密尔顿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她有一双棕色的眼睛，身材也不错，关键还有一个有钱的父亲，所以在1780年12月两人便结了婚。
二人的结合解决了汉密尔顿的经济问题，但美国还在为“钱”的问题而苦恼。可以说美国独立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钱”的问题，美国的殖民者先是抱怨，后来发展成为抵制英国的税收，这不是出于什么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尝到了自由交易的好处。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也反映了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即金银是财富的代表并且只能存放在宗主国。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殖民地缺少硬通货。英国的货币——纯金的基尼①是极其稀有的，较为稀有的货币有银质的英镑和先令，它们可以作为额外的通货使用，而用墨西哥和秘鲁出产的银铸造的西班牙元数量很多，可以作为辅助的通货使用。尽管西班牙元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但还是不能满足殖民地交易的需要，所以美国的商人又使用当地土著居民的钱（一串串的贝壳或珠子），本地货币（对于烟草、大米、其他农作物以及土地的要求权）以及殖民地政府发行的纸币进行交易。特别是对殖民地政府发行纸币，英国政府很不满意，他们认为那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于是就在18世纪60年代宣布了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没想到，英国政府的这种行为竟成了革命的导火索。英美战争爆发了。
战争加剧了美国通货的紧张，因为此时英国政府不仅削减了对美国的货币供应，还抵制两国间的贸易。一些新近宣布独立的州以及大陆会议发行了纸币，但由于没有金银作为信用支持，这些纸币不仅迅速贬值了，还产生了“比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还不值钱”这样的带有讥讽性的说法。法国政府为了支持美国革命，向其提供了数百万面值的里弗尔——这是一种只有名义含金量的货币，这笔资金的大部分都用来在欧洲购买舰船和武器装备了，所以这些钱并不能解决美国通货短缺的问题。（正是由于资助了美国的革命，路易十六统治的法国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里弗尔无法维持与黄金的比价，最终这也起到了法国革命的“加速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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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贵族（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深处华盛顿将军军营的基层，所以对于“钱”的问题看得很清楚，并越发不耐烦了。“最大的失误就是国会手中没权力”［9］，汉密尔顿声称。大陆会议的权力太小，州政府手中的权力过大。因为这些州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法律，而没有照顾到大陆会议的利益。州政府还会插手军队事务，这影响了整个军队的效率。更致命的一点是，州政府拒绝交出手中的征税权，从而掌握了国家的财政大权。汉密尔顿说：“国家没有征税权的话，大陆会议就只是个摆设罢了。因而，大陆会议的手必须牢牢地握住国家的‘钱袋子’。”
汉密尔顿提议要重整美国的政府结构，按照他的想法，国会在战争、和平、贸易、财政以及外交这些方面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其中财政方面的主权尤其重要，只有国会才拥有像铸币、设立银行这些方面的特权并负责像拨款这种与一国的财政相关的事务。至于收入方面，大陆会议可以通过征收像土地税、人头税这样的税基广、征收便利的税种为国家提供充足的财政资金，再加上只有大陆会议有处理贸易和土地交易的特权，这样才能保证国家财政的充足和政府的长久稳定。
在汉密尔顿看来，建立一个中央银行迫在眉睫。事实上，不久之后他就真正成为了美国银行界的权威。尽管当时他对于银行业的了解并不多，也仅仅局限于历史的学习以及自己对于其他国家该行业管理方法的借鉴罢了。但这些知识却让他深信一点，那就是“设立中央银行，而该银行完全隶属于一个依照宪法设立的中央政府，不仅可以在国家处于良好形势时锦上添花，还会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雪中送炭”。国会通过发行债券和纸币来为战争筹资。而债券的发行情况既要受到国民爱国心驱使下的认购热情及外国人对美国战事的预期的影响，又要受到作为信用支持的资产数量的限制。否则就可能带来恶性的通货膨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会让国民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而这同发行债券的初衷是相悖的。
但中央银行的设立会让上述的问题迎刃而解，它可以以金银这些资产作为信用支持的银行券的形式进行信贷业务，而这些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是可以起到一国货币职能的。汉密尔顿认为银行家做事要比政客们慎重周到，尽管他并不把银行制度成败的“宝”压在这些银行家们身上。银行家一般做不出一些“过头”的事情来，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非常注重时刻保持资产的流动性。中央银行就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而设立的，关系国家的未来——这也是汉密尔顿设立新银行制度所秉持的重要一点。而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不想持有国债，因为这些国债在他们眼皮底下贬值了。对此汉密尔顿认为：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吞进吐出这些债券，保持这些债券信用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们尽快成为债券市场构成的全部或一部分，尽快升值，并让一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者，分享国债带来的利益，这样就有人愿意为这些国债埋单了。
资本贵族（5）
显然美国没有对汉密尔顿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的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也包括银行方面的改革。因为整个国家都投入到战争中去了，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在美国取得萨拉托加战役大捷后法国政府参与了进来，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美国人沮丧的一件事，那就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将军叛变了。当这件事被传开的时候，汉密尔顿组织了一次同阿诺德的妻子和华盛顿之间的见面，其间阿诺德的妻子也带去了她那年幼的孩子。后来汉密尔顿在写给妻子伊丽莎白·斯凯勒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阿诺德夫人：“这是我见到的最令人悲伤的一幕，她是一位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的外表和行为使我们确信她是无辜的，对丈夫的事情事前是一无所知的。”［10］
但后来的种种事情表明阿诺德夫人在揣测别人的想法方面比汉密尔顿要厉害得多，她欺骗了所有的人，因为从一开始她就参与到了丈夫的计划之中。汉密尔顿遇到了尴尬，看来他也有看人走眼的时候，再后来他同华盛顿之间就起了一些摩擦。汉密尔顿尽管崇拜华盛顿，但不会刻意地去迎合他。这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华盛顿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冷淡的人。有件事让汉密尔顿感觉很不舒服，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名抄抄写写的文职人员，当看到别人都能立战功时这种感觉就尤其明显。1781年在给岳父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谈及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3年里，我已经不觉得同他之间有什么友谊了，尽管我从没流露出这一点。”＇11＇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及了自己已经不再为华盛顿做事。
辞职一事显得很仓促，起因只是汉密尔顿一次开会迟到而已。“汉密尔顿上校，你让我足足等了十分钟。我必须告诉你，先生，你这样做是对我的极大不尊敬。”汉密尔顿转述华盛顿当时说的话。说实话，汉密尔顿早就不想干了，只是苦于没有理由，这次他终于找到了借口。“我没有反驳什么，只是说出了我的想法。‘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既然你对我这么不客气，我们还是分道扬镳吧’。”后来华盛顿想要和好，但汉密尔顿却不干。他对一位朋友说：“总统先生亲自安排了一次约谈，但我拒绝了。我敢以自己的信誉向你保证，总统先生总有一天会发现我是不可或缺的，他要为一时的过失付出终生的代价。”＇12＇
华盛顿后来确实后悔了，但汉密尔顿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几个月的时间他写了好多信，也找了很多人，希望能到前线去奋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1781年盛夏的时候，这场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战终于到来，汉密尔顿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到前线指挥战争的机会。汉密尔顿受命统领一个步兵团，负责支援在弗吉尼亚战斗的华盛顿，在那里英军统帅康沃利斯勋爵统领的英军已经被美军团团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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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贵族（6）
但汉密尔顿并没有直接去找华盛顿，而是去找了他以前认识的现与美军并肩作战的法军将领马贵斯·拉法叶（Marquis de Lafayette）。拉法叶后来去了华盛顿的指挥部转告汉密尔顿想要将自己领导的军队投入战斗的请求，要不是汉密尔顿向老上司请求的话，这种要求是不会被批准的。华盛顿最终同意汉密尔顿率领一支先遣部队到约克镇去攻击英军的堡垒。他表现得很英勇，也许是受到了老上司的启发，他以很小的代价就攻下了敌军的阵地。
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了——尽管从真正的意义上说，1783年英美《巴黎条约》的签署才标志着这场战争的结束——这也迫使汉密尔顿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方式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伊丽莎白·斯凯勒的财富使得汉密尔顿摆脱了世俗的生活，使他可以勾画自己成功的未来。
政坛在向他招手。大陆会议太弱小，是一个从战争一开始就困扰着整个国家的问题，汉密尔顿对于政府结构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巩固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他在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就是著名的《大陆主义者》，它用一个又一个的事例指出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症结就是“国会缺少权力”［13］。汉密尔顿一再强调自己早期关于机构改革的措施，并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关于财政领域的问题。国会要有征税权，这样才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汉密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征税权的话，一切政治团体都只是空有一个名字罢了。”
在《大陆主义者》还没有写完之前，汉密尔顿就当选为纽约的国会议员。根据《邦联条例》的规定，国会是一院制的，所以汉密尔顿就和其他议员坐在一起。新成立的国会中有几位杰出的人物，如军队里的华盛顿将军，远洋留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及约翰·亚当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但是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也崭露头角了。麦迪逊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但却对制宪理论很有研究。“他爱与人辩论，并总是充当最有学问的人”［14］，这是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包括对美国局势的不满以及都在设法改变这些局面。
虽然有同盟者的支持，而且汉密尔顿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但结果却有些让人沮丧。他曾反复地强调税收的必要性，但他的话却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有些人对他的上任并不看好，这也显示了整个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一面。1783年6月，一群愤怒的大陆军士兵由于一连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就包围了费城国会大厦，而当时国会议员们正在里面开会。他们的举动并没有对这些议员构成威胁，但后者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汉密尔顿希望能够利用了这个动荡的局面，他向华盛顿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强烈希望国会能够适度地团结这些债权人——显然他们没有被支付本息——当然军队的士兵也是这些债权人的一部分，还要说服那些州权主义者也接受这种看法。”［15］到这个时候，汉密尔顿才忽然感到自己在做一件很容易引火上身的事情。
资本贵族（7）
“一个国家要想强盛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国家陷入内战，否则就会亡军、亡国。”
这次军队的过激行为使得汉密尔顿更加坚信，现在美国的政府系统是没有指望了。汉密尔顿提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应尽快召集一次修订《邦联条例》的会议，但他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时机促成这件事。于是他离开了国会开始专心地研究法律。
1784年，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读了汉密尔顿关于成立国家银行的计划后，提议成立一家纽约银行并邀请汉密尔顿撰写一份章程。汉密尔顿同意了，并将“成为该银行董事会的一名成员”作为交换的条件。在银行的董事会里他结识了一些富人，包括起诉要求退回战争期间被征收的财产的反对独立者。他对公司事务的管理给自己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也给自己带来了“亲英派”的恶名，尽管他也为美国的独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汉密尔顿忙于私人的业务，但他没有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单从麦迪逊劝说弗吉尼亚州的立法委员在安纳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召开一个会议，商量涉及几个州的一些贸易问题时，汉密尔顿声明自己支持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1786年9月，他又被众人一致选为纽约代表团的一员，派往安纳波利斯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上纽约代表团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一个资历很浅的人甚至用冷漠的态度来表示对汉密尔顿的不屑，但事实上是汉密尔顿一个人担起了谈判的重担。会后他向外界宣称这次会议是很成功的，并站在谈判人员的立场上倡议一个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会议的召开。［16］这次会议将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会议起初以修改《邦联条例》为目的，但最终变成了制定联邦宪法的大会，来解决整个合众国面临的紧急事件。
汉密尔顿接着说，涉及《邦联条例》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提交国会通过并遵循费城会议上通过的相应的修改程序。一开始汉密尔顿认为，修改《邦联条例》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但几个月后发生的几个事件让汉密尔顿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他意识到还有比修改《邦联条例》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以农业和贸易为两大支柱，当时的制造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贸易比起来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但贸易更被立法者看重，因为那些商人们财大气粗，势力大，并且由于选民资格的限制，他们又是选民中的重要力量。商人们都是债权人，因而他们喜欢稳健的货币政策，低通货膨胀率引致物价下降，这样自己手中的债权也就升值了；而农民们都是债务人，因而他们更喜欢积极的货币政策，高通货膨胀可以减轻自己的债务。但最后还是商人们赢了，于是几个州便实行了紧缩通货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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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贵族（8）
农民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西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尤甚。为了偿付战争时的债务，西马萨诸塞州政府决定征收地价税，从而将税收的负担从商人的身上转到了农民的身上，但事实上由于农作物价格的下降农民们早已经苦不堪言了。农民怨声载道，但政府却充耳不闻。
后来，农民要求出台法律制止无偿征收土地的做法，但执政者又否决了，农民就只能靠那双可以拿枪的手自己解决问题了。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带领数百名退伍的老军人抵制西马萨诸塞州政府的税收政策，强有力地阻止了对农民的起诉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实施。
谢斯和他的同伴们将自己的行动与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其他抵制英国政府压迫的行为相提并论，这样做容易引起其他地方农民和债务人的共鸣。但商人阶层以及他们的发言人却将这一举动视为暴乱，并严厉地谴责以谢斯一行人的做法。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登（James Bowdoin）警告说，这次暴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暴乱蔓延，无政府状态盛行，最终会导致极端的独裁，于是他下令马萨诸塞州的民兵去镇压谢斯这些人。
但谢斯这些人不仅没有退却，还宣称要占领政府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兵工厂。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在向国会施压，于是国会指派亨利·诺克斯将军（General Henry Knox）组建一支军队来平定叛乱。甚至连不轻易发怒的华盛顿都恼火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已经触及了政府的底线。他在给诺克斯将军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天哪，我们正处于极度的隐性危险之中……各个州的形势都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17］
谢斯的暴乱似乎印证了诸如汉密尔顿这些人关于急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观点，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解决像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这样的暴乱以及导致这次暴乱发生的金融危机。仅仅靠修订《邦联条例》是没有用的，詹姆斯·麦迪逊在为费城会议做的准备中这样写道：“现在的形势既没有也不需要什么（修改《邦联条例》的）鼓吹者。”［18］特别是在罗得岛州抵制制宪会议之后，绝大部分的代表同意“在没有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邦联条例》做任何改变”。
麦迪逊提出了建立新政府的议案，包括将人口数作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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