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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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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默里·盖尔曼的《夸克与美洲虎》一书
我曾是“天气预报员”
正如人人都想对事物进行调整一样，我也曾努力用新的焦距去观察它。为什么这么解释呢，那就让我将长期积压在心底的一段事讲述给你听。准备好了吗？下面就是：
我曾经是贝鲁特的天气预报员。实际上我并未干过这行，那是一场误会。天气情况是我“估计”出来的。1979年，我作为合众国际社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在贝鲁特工作，那时经常上夜班，最后下班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在发稿时将当天的天气情况上报回去，以便在合众国际社的世界天气预报栏播出，每天的报纸都刊登着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是多少。问题是当时贝鲁特压根儿就没有天气预报员，至少我没有找到他们，该国正处于战火之中，谁还顾及当天的气温是多少？人们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那些日子你唯一能感觉到的温度就是你自己的体温——华氏。于是常常用我发明的特殊方法估计外边的温度是多少，我向楼下的天气预报员们喊：“嗨，穆罕默德，今天外边的感觉怎样？”
楼下的穆罕默德或者索尼娅，或者是达乌德就会回答：“哎呀！我感到很热。”
“有90度吗？”我再问。“有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跟你说的差不多。”于是我就写道“最高90度。”然后，我再问，“金达，外边凉点了吗？”“是的，托马斯先生，”金达回答。“大约72度，是吗？”“是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于是我再写上：“最低72度。”这就是我从贝鲁特上报回总社的天气资料。
数年后，我调到《纽约时报》“每日经济动态”栏目工作，我还经常想起那些情景。当时我的工作之一是记录当天的美元和股票指数，然而在市场关闭后我不得不四处寻找经纪人，打听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走向，或者弄明白为什么道·琼斯平均指数会上升或下降。常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不论市场走势如何，不管美元是升还是降，某些分析家总能精辟地对世界6大洲24个不同时区内的美元对日元上升或下降半个美元从而导致万亿美元的流动作出同一解释。我们对他们的解释深信不疑。但过后我的头脑中总存疑虑，总是怀疑他们的华尔街版本是否就是贝鲁特天气预报的翻版，经济分析家是否在步我的后尘，某人是否像我一样对楼下的梅里尔·林奇或佩恩·韦伯的办公室叫喊，“嗨，穆罕默德，为何今日的美元下降？”不管是股票所的小职员还是秘书，或是正好路过办公桌的第一位经纪人的回答，便成了第二天报纸的结束语，也成了第二天世界无数商人行为的解释。
1994年，我以《纽约时报》国际贸易和金融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美日贸易谈判。一天下午，我坐在那里将新闻专用线插入电脑，在浏览新闻摘要时，发现《路透社》两条新闻，一条紧接另一条：
贸易谈判愉快结束，美元攀升
路透社纽约电——在华盛顿与日本即将就贸易谈判最终将达成协议的乐观气氛中，谈判将于星期五结束，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不断攀升。
贸易谈判前景不明，优质股下泄
第二章信息套利（2）
路透社纽约电——因美日贸易谈判到最后期限仍前景暗淡，可能出现对日贸易制裁，星期五收盘时优质股大幅下泄。
“嗨，穆罕默德，你认为美日谈判前景如何？”
“不用信息套利”和“讲述故事”
在贝鲁特填写天气预报时，我的想法与路透社发布关于股票和现汇报告的行为，都是希望出现混乱——虽然我们的行为都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当1995年我着手外交事务报道时，如果还用制造混乱的方法，即用在贝鲁特估计气温是多少的方法来报道政治事务，那我是干不长久的。怎么办呢？如何理解并解释这个不可信的复杂的全球化体系呢？
最简洁的回答是，我认为你需要立即做两件事——用###、全方位方式审视世界局势，与此同时，将复杂的情节用简单的故事讲清楚，而非讲述整个故事全貌。那就是为什么有人问我这些年怎样报道世界事务时，我回答说，我有两个技巧：为了了解世界，我“不用信息套利”；为了解释世界，我在“讲述故事”。
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两个技巧。什么是信息套利？所谓套利是个市场俗语。从技术上讲，就是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市场上，利用价格差价和信息差异对同一证券、商品或货币买进或卖出而获得利润。一个成功的套利者应该是位做买卖的行家，他知道猪肉在芝加哥正以1磅1美元价格出售，而纽约的卖价是每磅美元，于是他在芝加哥大量进货，运到纽约出手。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套利，同样也可以利用文学作品套利。正如西班牙伟大作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所说，他“在伦敦以低价购买信息，再到西班牙以高价出售。”也就是说，他经常在伦敦出入高级沙龙，将在那儿获得的内部信息翻译成西班牙语传给西班牙读者。不管你是贩卖猪肉还是出售内部信息，对一个成功的套利者来说，关键问题是你必须有一个联系广泛的信息员网络和获得信息的途径，并知道如何将信息归类并让它获得利润。
如果你想成为一位有成效的记者或成为一位了解当今世界事务的专栏作家，你可以做类似的努力。因为今天，政治、文化、技术、金融、国家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消失，所以想解释清这件事，不提及另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要想解释清整个事件必须涉及所有的事。因此，想成为一位有成效的国际事务专栏作家或记者，你必须学会如何将那些七零八落的消息变成套利的信息，然后将所有信息拼凑成一张世界地图，如果仅从某一点就事论事，那是绝对做不到的。这就是信息套利的实际。在这个将大家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世界上，如果能够通过某公阅读新闻记者提供的消息而联想到其他事并能由点及面，那就很有价值了。如果你不是用联想的方式来阅读，就不能了解世界。
当我开始从事一项新工作时，我希望自己对这一切都不陌生，但实际上并不可能。我对新工作的入门也是由一件偶然事件引发的。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是为了生存，几次成功地变换角色，迫使我常常将目光盯着更高点。下面是经过：
我的记者生涯是从最初的简单报道开始的，头10年就报道“部落战争中的母亲”——阿以冲突，开始在贝鲁特，后来到耶路撒冷。那些日子，新闻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桩二维生意，即政治和文化，因为在中东文化比政治更明显。换种角度讲，世界对我来说，就是观察那些感情上紧附他们的根的人和将他们的邻居驱赶得背井离乡的人。
然后，1988年我离开了耶路撒冷。在中东呆了10年，回到华盛顿，成了《纽约时报》的国际事务记者，当时第一件事是报道国务卿——未上任的詹姆斯·贝克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对此我有些胆怯，因为我的学士、硕士学位都是有关阿拉伯语和中东研究的，我的记者生涯都是在报道中东，我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真的知之不多，对参议员们询问贝克先生的多数问题都一无所知，如第二阶段限制核武器条约、桑地诺运动、安哥拉、欧洲常规力量控制谈判以及北约。当听证会结束后，我的脑海茫然一片，连导语也不知如何写，甚至连他们说的字母缩写有一半都听不懂，我也没弄明白桑地诺是我们的人还是他们的人，我想“CFE”是否是打字有误，或是“咖啡”一词漏掉了个“A”？第二天早晨，当我乘出租车回到《纽约时报》办事处，看到《华盛顿邮报》通栏标题下对贝克听证会的报道，贝克说的某些事在我的报道中甚至提都没有提到。多亏了《纽约时报》驻五角大楼的记者迈克尔·戈登的帮助，编辑将我的消息与他写的揉在了一起。但我知道，就在当时当地，两条内容差不多的消息不能再删节了。很幸运的是，由于有4年国际报道以及跟随贝克先生旅行50万英里的经验，我的国际报道增加了政治与文化内容——国家安全与权力平衡的内容，这就包含了军备控制、超级大国的竞争、冷战盟国的协调和权力地缘政治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当我增加新内容后，使得原先两个老话题相互转换了。我记得有一次跟随贝克飞到以色列，他的飞机先越过特拉维夫机场，在西岸上空绕了个大弧形才降落。我透过窗户看着降落在西岸的国务卿的专机浮想联翩，“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在斗争的最初阶段，这是块很不起眼的地方。有趣吗？是的。但从地缘政治来说却不是重要的。”
。。
第二章信息套利（3）
结束了在国务院当记者东奔西跑的历史，很顺利地被派到白宫当报道员（不敢称自己为记者）。到1994年，我的报道内容再次拓宽，《纽约时报》要求我的报道增加内容，要求我将外交政策与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搞清楚。很明显，随着冷战结束和前苏联垮台，金融和贸易在形成的国际关系中正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增加报道经济与国家安全政策的内在联系这一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和《纽约时报》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尝试。从技术上讲，我的任务是报道财经和外贸，但给我的背景实际上是报道国务院和白宫；要求我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我将各类抢新闻的行为称之曰“商业外交”或“外事与金融”。当我站在这两者结合部时，我有两大发现：首先是随着冷战体系的结束，这个结合部爆出大量新闻；我的另一个发现是还没有人涉及此方面的报道，相反，有许多记者不报道国际事务而专报外贸，有许多不报道国家安全事务的金融记者，还有许多不报道金融的国际事务记者，而驻在白宫的记者，即不管贸易金融事务，也不管国际事务，只报道总统的言行。
用“六维”眼光看世界
对我来说，在金融领域加上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的内容，犹如给一个人突然增加一副眼镜，用四维眼光看世界。我观察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人将其当成新闻；我分析出事情的成因以前总认为站不住脚；我认为某些领导人和国家在干什么时，总有只无形的手或手铐妨碍他们，这都是我以前无法想象得出来的。
在我发现这四个方面的联系后不久，我又感到不满足，以前我作为国际专栏作家时，我已经渐渐认识到是什么力量促使市场的升降；国家与个人之间将会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全球化的真正核心是什么；最新技术成果是什么——从因特网到卫星通讯。我认识到，我无法解释清楚形成全球政治的力量是什么，除非我更好地懂得通过各种方式赋予人、公司和政府力量的技术，而现在只好任由读者去猜想了。在社会中谁掌握着枪杆子谁就起决定作用，但谁控制电话以及它们如何运作也是利益攸关的大事；你的国家拥有军队和核武器数量大会让人刮目相看，但你的因特网的频带宽别人也不敢小觑。因此，我还得增加另一维——技术——成为一名五维记者，这意味着将硅谷与世界其他首都——莫斯科、北京、伦敦和耶路撒冷——并列在一起，我每年都去这些地方，仅仅是想看看这些地方正在干什么。
最后，我对全球化体系工作情况观察越深入，就会发现因发展而释放出来的对森林资源破坏的能量就越明显，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和文化的毁灭，其程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逐渐认识到，如果在我的分析中缺少环境这一块，那就将限制发展的主要力量遗漏了，会产生对抗全球化的后坐力。于是我在自己的套利行动中增加了第六部分——在环境保护主义中教育自己——在我的旅途中增加环境方面的内容，以便使大家知道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全球化的影响又如何。
现在我增加到第六维了，下一个是什么还不知道。假如什么时候有个新维出现，我就将其加进去。因为我是个“全球主义者”，我是属于这一思想库里的人。这也意味着我不是现实主义者，因为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事务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寻找权力和全球政治利益来解决，认为市场无关紧要。我不是一位环境主义者，因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看待世界的命运仅从环境的棱角出发，即他们认为拯救世界发展不是主要问题。我不是一位唯技术主义者，因为硅谷技术界一名精英相信，随着微机的发明，历史将重新开始，因特网将决定未来的国际关系，而地缘政治将不起作用。我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现实主义者认为，人们的行为可以由某些现实文化和基因特征解释清楚，而技术问题无足轻重。我也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相信，只要利用市场上的资料就能解释世界，而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影响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章信息套利（4）
我认为，这个新的全球化体系的本质是新的国家事务的基础，观察、了解和解释它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我上面列举的所有“六维”进行判断——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刻，对不同局势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必须懂得这是所有因素汇总在一起内部运作的结果，这正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明显的特征。因此，作为一位全球主义者分析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所有这些点有条不紊地连接在一起，观察全球化体系，然后再整顿秩序。
如果我错了，那就到此为止；如果我没错，那么很多人就需要重新回到学校学习。我认为这点对那些负责解释世界的新闻记者以及对那些像全球主义者思考的问题和对世界的形成负有责任的战略家都特别重要。不同世界范畴和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系网天衣无缝，记者和战略家看问题就应如此。很不幸，新闻记者和战略家的偏见根深蒂固，通常用分割的狭隘的专业知识考虑问题，他们忽视了世界不是支离破碎这一事实，民主、政治、国际政治和技术行业也并没有全部崩溃。
让我略举一例，数年前，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除非日本对某些产品自行消除官方或隐避的关税壁垒。但每次在政府内部辩论是否采取行动时，精明的米基·坎特似乎赢了，总统也似乎下决心要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但到关键时刻，克林顿总统又退缩了。下面是我想象当时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争论：
坎特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总统侧面的椅子上，对克林顿总统说，“总统先生，日本人正在高筑壁垒，他们再次向我们宣战。他们不让我们向他们出口，现在到了我们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了。对他们实行制裁，总统先生，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另外，总统先生，我们还会赢得工会的欢心。”
“米基，你做得太对了，”总统说，“继续干。”但是当坎特离开房间准备对东京采取严厉措施时，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从椭圆形后面的办公室拐了进来。
“嗨！总统先生，”鲁宾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对日本实行制裁，美元将会直线下跌，日本将会把他们手中所有的美国国债卖掉，我们国内的利率就会因此而上升。”
总统立即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坎特说：“哟，米基，米基，米基，回来坐会儿，我们还得重新考虑考虑。”
几天后，坎特又折了回来，再次向总统陈述了他的看法，这次总统似乎真的被说服了，他告诉坎特，“我再也不会袒护这些日本人了，米基，制裁他们，严厉地制裁。”
正当坎特准备离去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从另一边进来。
“嗨，总统先生，”佩里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将不会就冲绳基地问题与我们进行谈判，也不会支付他们就朝鲜核反应堆分摊的款项给我们。”
总统急如星火地对正要出门的坎特说：“哟，米基，米基，米基，回来坐会儿，我们还得重新考虑考虑。”
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情景，但我敢下大注，实际情况与此相差无几。能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的不是外贸记者，不是财政部的记者，也不是五角大楼的记者，而是能同时来回奔跑于三个部门、并利用三方面情况进行套利的记者。
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将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为美国培养下一代战略家。由于众望所归，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开设好这门课程，以便培养出能从全球范围内考虑问题而非仅仅是参与者的新一代战略家。在一篇由他们共同执笔撰写的专论中，加迪斯和肯尼迪对许多国家现在仍然由一些参与者制定和分析外交政策深表惋惜。
“这些人”，耶鲁大学的两位历史学家写道，“他们审视部分图画是非常能够胜任的，但要他们看清事情的全貌就为难他们了。他们总是坐在小房间里单独从事模仿性工作，互相之间很少有人试图抢夺他人所做的项目。他们信心十足地从这棵树走向那棵树，但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在森林里只是一棵树一棵树地解决。以前伟大的战略家是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他们知识渊博，善于从生态学的前景处理问题，他们认为世界是张大网，他们在一个地区所作出判断立即会影响到全局，因为每件事都是相互影响的。今天，到哪里去寻找一位知识渊博的人呢？大学或思想库里的主要倾向正朝着更狭隘的路子：对单一领导的功能抬得很高，而忽视其他跨行业的领域的作用。没有人认识到事情的整体，没有人知道怎样将研究成果汇总，或阻挠形成那种不可能是战略，而只能是随波逐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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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信息套利（5）
有些人开始明白 了，那就是为什么90年代后期，在全球各地搞偷听工作的超级秘密的国家安全机构（NSA）将人员大量撤退，改为用因特网方式处理信息，从冷战时期奉为座右铭的“需要知道”，转换到“需要分享”，即从如果想知道它就应该调阅它，变成除非我们共同分享彼此之间的每一小块图面，否则就不能了解事情的全貌。
或许，这就可以解释清楚，为何我渐渐有这种感觉：这些日子我所熟悉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当然绝非全部）既不是来自国际关系学的教授们，也不是国务院的外交官，他们相当多是日益兴旺的全球化学校英才——对冲基金的管理者们。我自己就越来越被这些精明的对冲基金管理者所深深吸引，他们与外交官和教授们完全相反，因为他们非常留心全球事务的信息，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有一种自然而然地利用所有的“六维”信息进行套利的本能和愿望。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是罗伯特·约翰逊，他曾是乔治·索罗斯的早期合作者之一。约翰逊与我经常在一起调侃，每当我们就世界局势进行一次谈话后，我们都会着手做同一件事，所不同的是，当天谈论结束时他会在股票证券方面下新赌注，而我则就国际关系方面发表一篇专论。但我们都利用同样的套利手法达到了目的。
用“六维”信息是观察全球体系的最佳办法，是用简单的事例来解释全球化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读者为什么在本书中看到许多小故事的原因。如果通过纯理论来解释，全球化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并且深奥难懂。一天下午，我与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执行副总裁罗伯特·霍马茨谈话时，他很形象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将你自己想象成一名知识分子游民，这对理解和解释全球化体系是有帮助的。在游牧部落，人们没有自己明确的领域，那就是为什么游牧民族产生了一神论宗教，即犹太教和###教。如果你祖祖辈辈居住在同一地方，就会对这座山或那棵树有种种传说，会得出这座山或那棵树是神的化身的结论。而游牧民族所看到的是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他们明白上帝不是那座山或那棵树，神是无处不在的，他们或是坐在帐篷边的篝火旁，或是从一块绿洲迁移到另一块绿洲，用一个简单的故事讲述一个复杂的现实。”
在过去的日子里，一位记者、专栏作家或国家公务员可以将头脑中的“市场”观念，用市政厅、州政府、白宫、五角大楼、财政部、国防部代替。但今天的市场是与整个星球和全球的技术、金融、贸易和信息相互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着世界上所有人的工资、利率、生活水平、文化、就业机会、战争甚至天气。全球化体系并不能将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解释清楚，只能从广义上讲，如果有一个体系于同一时间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着更多的人，它就是全球化体系。
默里·盖尔·曼，诺贝尔奖获得者，曾是加利福尼亚州工学院理论物理教授、圣菲研究所创办人之一，他在一篇论文中称我所提出的信息套利观点，用科学家设计复杂的体系的眼光来看并不难。他是对的。当今世上没有谁的政治制度比全球化体系更复杂，而要理解它，需要同样复杂的新闻记者和战略家。
“这是地球，它一旦形成，日益增加的复杂体系就如地球上物理进化、生态进化和人类文化的进化一样，”盖尔·曼说，“这个进程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棘手难题时，自然而然地习惯将它们分割成好驾驭的单个问题，这是一种有用的实践，当然缺陷也不少。当与一个轮廓并非清楚的体系打交道，特别是当该体系错综复杂时，不能只看到局部，不能仅从某一个方位观察，也不能为其增加点什么就下结论说它是这样的或是那样的，应该将所有因素考虑进去，全方位地进行分析。对一个复杂的轮廓不清楚的体系，应该将它彻底打碎，然后逐个进行分析研究，特别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认清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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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信息套利（6）
这正是我所认识的全球主义者学校在国际关系中的精华。但是要建一所全球主义者学校，我们需要更多的学员、教授、外交官、新闻记者、间谍和社会科学家，而后将他们训练成出色的全球主义者。
“我们需要汇集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将整个体系进行一次严肃的专业性的彻底审查，”盖尔·曼说，“必须进行彻底审查，因为你对每一部分或它们的内在联系从未了解清楚。你认为多数新闻记者会弄明白，但他们不行。很不幸，在我们社会上很多部门里，包括研究院和多数官僚机构里的人，他们在某些领域（非常狭隘的）如贸易、技术、文化方面的研究颇有造诣，一旦涉及大的领域，他们的言论就降至在鸡尾酒会上谈论的水平，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不仅要有从事研究的专家，还要有专门对不同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行研究的人，然后对事情的整体进行彻底审查。那些我们曾认为在鸡尾酒会上的人——是这个真实故事的关键部分。”
那么，还是回到我的鸡尾酒会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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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凌志汽车”和“橄榄树”（1）
思维的灵感：“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象征
一旦承认全球化是代替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你就有了用来解释当今世界事务的可能钥匙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一切都是新鲜的。如果世界仅仅是由微芯片和市场构成的，那么你就几乎可以用全球化解释宇宙万物了。但是，世界不仅仅是由微芯片和市场组成，还有男人和女人，他们有稀奇古怪的习惯、传统、要求和各种各样的渴望。于是只能将今天的世界解释成像万维网一样崭新的先进技术与像约旦河旁古老的、扭曲的、粗糙的“橄榄树”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我首次有此种联想是1992年5月在日本乘坐高速列车，我一边吃着盒式寿司晚餐，一边以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高速前进。
在东京，我接受一项采访任务，就是到东京南部的丰田城外边访问豪华“凌志汽车”制造厂。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当时该厂每天生产300辆高档凌志车、有66位操作人员、310台机器人。据我所见，操作员仅是负责保证质量，只有少数几个人负责拧螺钉或组装部件。机器人负担了全部工作，甚至驾驶着拉材料的小卡车满楼道里跑，遇到通道上有人就发出“嘟嘟嘟”声让你走开。我着迷似地观看机器人为每辆凌志车前方挡风玻璃贴橡皮密封条，机器人手臂仔细地将溶化的橡胶涂在前面方形的窗口周围。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当完成此项工作后，它的手指上经常留着一丁点儿橡胶，就如我们往牙刷上挤牙膏时，牙膏管口留下一点牙膏一样。这时，机器人的手指尖在碰到一根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金属线时就会停下，该线将残留在手指尖那点滚烫的黑色橡胶刮下来——一切做得那么干净利落。我瞪着双眼看着这一过程，脑海里浮想联翩，不知工程师是如何策划、设计并在技术上让机器人手臂完成指定工作的，然后再准确地移到那根头发细的金属线旁，把最后一滴热橡胶清理干净，做完这些后再准备到另一辆车窗上工作。在凌志厂的参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观完工厂，返回丰田汽车城，再乘坐子弹形高速列车回东京。子弹形列车是象形名字，因为其外形和速度都和子弹一样。我一边品尝着在日本任何火车站都可以买到的盒式寿司晚餐，一边浏览着当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该报第三版右上角的一条新闻吸引了我，它是美国国务院每天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国务院发言人玛格丽特·塔特怀勒就1948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以色列权利问题作了一通可能引起争论的解释，我对其细节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无论如何，她所作的解释，明显有煽动阿以双方对立，导致中东地区骚乱的情绪，该新闻正是报道这件事。
我在日本坐着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火车，一边以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前进，一边读着世界上最古老角落的故事，脑海里不时地翻滚着这些日本人，他们制造出了我正乘坐的高速列车，我刚参观过的凌志工厂正用机器人制造着世界上最豪华的汽车。我思路回转，目光又停留到《国际先驱论坛》第三版，那些与我在贝鲁特和耶路撒冷共同生活那么多年并对他们知之甚多的人民，为拥有那些“橄榄树”而争战不息。我突然发现，“凌志汽车”和“橄榄树”实际上就是冷战后时代最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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