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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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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曹操临终时，他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临终时，他和曹真、陈群、曹休在场，这时位排第三。曹睿临终时，他和曹爽、刘放、孙资在场，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终处于权力的顶巅，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应该说，他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老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兵权，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手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虽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也在他手里，实际篡夺了曹魏政权。
不过，在他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马懿最后一次和诸葛亮交手，他不再诉诸武力了，他知道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装要打，又弄出一个辛毗奉帝命，不让他打。“亮曰：‘彼本无战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诸葛亮知道这是假幌子，都是司马懿的权术。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作为敌手，军事上的较量，或许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作战的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如此关切诸葛亮的个人状况，只字不谈战事，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这个“知”，既有棋逢对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对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内。司马懿不惮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对方主帅身亡的结局。诸葛亮一死，则兵败，而兵败，则蜀亡。虽然，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诸葛亮却在加速自己的这个死亡进程，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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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悲剧（2）
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势的诸葛亮，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这番话了。
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偏要这样劳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说出来的“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的这句话。正是这种对人的极端不信任，才导致他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再也回不去成都了。
主簿杨颙以治家之道来劝诫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所有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领导者，要当作座右铭的。
有的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好容易捞到一顶乌纱帽，便什么都不肯撒手，这就是俗话说的不会当官的官了，只宜当总务科长。诸葛亮难道真如他的敌人骂他的那样，南阳一鄙野村夫吗？怎么会毫无识见到如此地步？罚二十必亲自在场，也太过分了。而他又是个惩罚主义者，岂不是一天到晚光监刑都来不及吗？
所以，现实中那些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尽职的事务主义者，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魏延的嫉妒情结，都不是无可非议的。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无论他怎样鞠躬尽瘁，他的死，也就注定蜀国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
崔浩在《典论》里，很不客气地批评诸葛亮：“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这是离诸葛亮时代不太久的人士的不敬之言。因为那时还没有蜀汉正统一说，诸葛亮、关羽也还没有被神圣化起来，所以，言谈间少有顾忌。
因此，诸葛亮之死，从他走出南阳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个悲剧的结局。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绝顶理智的人物，却在三顾盛情下，作出了他错误的抉择，追随一位没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开辟一件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从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就看到了尽头，而他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不甘失败的反命运的抗争，绝对是徒劳的。因此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蜡炬成灰似的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诸心血的事业，无法挽救地走向倾覆。
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儒家人格达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风范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成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两违，意实相乖。他却未曾为他所厘定的统一大业，作出些许成就；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最后，一直到屡战屡败，国疲民穷，随着他的死亡，这个国家也就终结了。
他的悲剧更在于他治理蜀中的严峻苛刻，搞到“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绝对化程度，这就是中国人凡矫枉必过正的老毛病了。尽管诸葛亮英明无比，但在一些问题的处置上，也是相当好走极端的。
入川以后，诸葛亮和法正的一席话，举了秦始皇和刘璋的例子，来证明他的治世之术。“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他希望用法严酷，以利于治，但结果却是得到“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的非议。一心恢复汉室，但受到了“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埋怨。由此可见，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即使非常正确的理论，而未能正确地付诸实施的话，也是徒费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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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悲剧（3）
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论点，认为悲剧是一种美的毁灭。那么诸葛亮的死亡，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绝顶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从根本上不能明白“顺天者逸，逆天者劳”的大势，而徒费心力的必然结局。这种自己寻求的悲剧性的毁灭，精神上也许是伟大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观察，刘备打出的兴灭继绝，恢复汉室的旗号，实际上是属于倒退的行为。
成都武侯祠大殿对联这样写的，“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审势，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判断能力。所以，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书时，在孔明知其不久人世，禳星祷告，以求不死时，评曰：“谁云孔明胸中有定见哉？不惟国事不识天时，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祷星祈命，岂有识者之所为哉？”
当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茅庐时，途遇司马徽，水镜先生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其实，孔明的悲剧，应该说，正与此相反，是得其时，而不得其主也。
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恰逢汉末大乱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们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掠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
但孔明所辅的刘备却不是一个英主，先以妇人之仁，坐失良机，后以匹夫之勇，火烧连营，而这些巨大失误，都是不听诸葛亮这位军师所致。而仅次刘备的关羽，算得半个主子，又是诸葛亮诸多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障碍，荆州就是在这位骄矜的关老爷手下丢失的，而荆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这样的主子打交道，怎么能称上是得其主呢？
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谋士武将，未必比诸葛亮高明，但枭雄确是明主，所以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强于吴、蜀，这也是无争的事实。
可西蜀，到了阿斗，侍候这样的主子，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空有补天志，一切付东流。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毁在敌人手里，而是在昏庸的主子作践下成为泡影了。
这就是诸葛亮的悲剧。
魏延之乱（1）
正史上从未明确魏延存有反意之说。《三国演义》描写到新野大撤退时，经襄阳，刘琮不开城门，魏延拔刀，挺身相助，这说明他的勇猛，而且具有正义感。后来关羽攻长沙，他和黄忠同时投降，却因诸葛亮视他脑后有反骨，终必叛变，而差点将他杀了。
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义，也是对他后来行径的一个照应。
诸葛亮死后，他还真是反了。烧绝栈道，引兵拦路，其实，不过是领导人死后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引发起的一场内乱而已。历史通常都是这样来评断人物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魏延败了，就把他绑在耻辱柱上了。因为杨仪手中握有深恨魏延的诸葛亮的密嘱，加之蒋琬、费祎这班文官们的支持，他们害怕魏延成事以后，必左右国家，而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另外像马岱、姜维这些绝非魏延对手的武将们，也不愿看到魏延爬到他们头上，于是，几股势力的合流，很自然地将魏延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就成了万古不耻的叛乱分子。若是魏延兵变成功了，那么被写进叛逆传里的，必是杨仪无疑。
因为诸葛亮信任并授以锦囊妙计的杨仪，倒确是有过投魏的打算。《三国志》载他而后说过的一段话：“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他因这句话，被费祎密报了，也削职为民。于是魏延和杨仪两败俱伤，而蒋琬、费祎这帮才质平平的人，得以安安稳稳的当官。
在中国历代的政权机构中，这种庸人集团常常立于不败的统治地位，虽正经的治国本领不大，但在搞动作，除劲敌，确保自身安全，却是很在行的。而他们所以能存在，并维持国家机器运作，就因为最高统治者，也是凡庸之辈的缘故，这也是所谓的武大郎效应了。
因此，如果认为魏延要是真怀一份反心的话，完全可以仿效夏侯霸，举军投降，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而这对他并非难事，襄阳他倒戈过，长沙他献城过，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如《三国志》称：“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说实在的，如非诸葛亮的特别反对，论军功，论武艺，论他曾与赵、马、黄齐名过的身份，论他曾被刘备重用为汉中太守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地接替诸葛亮领导北伐的人选。
孔明一生，从公元207年隆中决策，到公元234年死于五丈原，长达27年间主持国政，竟没有发现一个值得信任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也是够悲哀的。
这位伟大的军师，直到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但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敌对分子，倒有一个在眼前。正是他的这份狭隘、猜疑之心和有意识的搬弄是非，埋伏下他一死之后，立刻出现的杨仪和魏延的火并场面，本来很弱的蜀国，于是更弱了。所以，李卓吾先生说：“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嫉才的结果。
诸葛亮实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子午谷迳取两京的战略计划之否定，不作任何考虑，便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本意是要连魏延，一并烧死在上方谷里的，所以评这本书的李卓吾先生大发牢骚。“孔明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此书原有魏延发现身陷谷中难以逃脱，仰天长叹“吾命休矣”之句，被毛宗岗父子整理时删去，大概也是觉得诸葛亮借如此手段消灭政敌，实在是很卑劣的了。
所以，诸葛亮怕自己死后，魏延旧话重提，更怕他万一成功，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才采取这些措施。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不怎么样的帝王将相的老手法，生前不让人非议，死后也不让人非议，所以，就想尽一切方法，先封住这些非议人的嘴巴。而让人闭嘴的最佳之计，就是划入另册。
魏延之乱（2）
魏延之乱，纯系诸葛亮所致，这大概接近历史真实。
吴大帝的晚年（1）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治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吴大帝的晚年（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奸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诸如此类的宫廷之乱，都是孙权埋下的祸根。在三国中，宫廷内部的血腥屠杀记录，吴国堪称冠军，这决不是“碧眼儿”盛时所能逆料的。
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鸡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伟人的影子（1）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常用以讽刺那些突然走到生活的舞台中央，当上了大角色的小人物。
三国后期，等到廖化上场，诸葛亮治下的西蜀，确实是强弩之末，像样的，能拿得出手的将领，已经再物色不到了。这也说明诸葛亮尽管英明无比，伟大无比，但他未能为蜀国准备足够的人才，这是他的极大失策。一直到死的那天夜里，他哀叹平生所学的兵书，遍观诸人，无可传授者，最后只好勉勉强强地传给了姜维。
于是，姜维就继承丞相的遗志，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北伐中原。
其实廖化这个先锋，是位很有头脑的军人，他对姜维的屡次三番的无效进攻，劳民伤财，将士离心，国力凋敝，是有他的不同看法的：“兵不战，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说实在的，不仅在战场上，即使在生活中，也很害怕这种不自量力的行为，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明知不行，还要充行。作家就是作家，不一定非要当作家老爷，非要别人供着你，向你顶礼膜拜。假如你真正令人敬服，也还罢了，而实际上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就要闹笑话。所以岂止姜维在军事上的盲目进攻呢！生活里，文坛上，这等失去自我感觉的人，几乎到处可见的。
但诸葛亮将兵书传给姜维，多少也是看中他能延续自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北伐路线的坚定意志上。这也是所有伟人必定要安排的身后事，必定要找一个能一以贯之的接班人。但他疏忽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他北伐时，有赵云、黄忠、魏延这些名将，和蜀中精锐部队，可姜维来当指挥官时，只有廖化可供驱使，兵员已因多年征战，疲惫不堪，怎能像他撰写前后《出师表》那时的庞大阵势呢？今昔对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一个伟人，便是一个时代。当这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他的影子，还长长地笼罩着这个国家，始终摆脱不了。从理论上讲，这似乎是好事，后来人可顺着伟人走过的足迹，继续向前。但从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来讲，又绝不是一件太值得庆幸的事。因为生活进程如长江之水天上来，不会停留在伟人死亡的那一天，永远定格在那里，停滞不前的。而日新月异的形势，无论如何，已是后来人面对着的课题，亡灵是再也不能指望的了。
对于西蜀来讲，诸葛亮的时代，随着他的去世已经结束。如果看不到魏蜀吴三国的变化，持续兴兵伐魏，继承诸葛亮的衣钵，做妄想北定中原，恢复汉室的梦，那就是在自取灭亡了。
当时魏国由于内部纷争，无力进攻，吴国由于权力更迭，自顾不暇，而蜀国由于长期征战，兵疲民穷。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姜维本应一改诸葛亮的极武黩征的政策，厉兵秣马；筑垒构防，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或许在邓艾、钟会征蜀时，不至于一败涂地，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谯周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就谏阻过北伐，现在又著《仇国论》，就是要改变这种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政策，但悲剧在于谁也走不出诸葛亮的影子，明知此路不通，还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手下名将魏延的嫉妒情结，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的。
应该说，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是毫无疑义的，但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军事家，就值得商榷了。他事实上并未打过大仗，有名的赤壁之战，是周瑜指挥的，他当时在场也是一个盟军方面的观察员而已。他本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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