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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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和已经溃不成军的汉王朝正统派势力的最后一次较量。
　　许都这场内部###的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曹操对于士族上层人物的镇压，逼得他们起而反抗；一是曹操面临政权交班，而曹丕、曹植各树己党，统治集团出现分裂征兆；另外一个外界促变的因素，是关羽在荆州势力强大，重兵压境，这些拥帝反曹的大臣贵族，以为可作外援。加之他们的府邸里均养有私兵，便有可能乘机起事了。
　　在这以前，发生了三国时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曹操到底把大名士崔琰处死了。崔琰是士族执牛耳地位的代表人物，影响力相当强大。当曹操在战败袁绍，打下冀州城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崔琰，许以高官厚爵，问以治理之道，一心要拉拢他的。但是，到了曹操先称魏公，已引起异议，现在又要称魏王，危及汉王朝的根本，维护汉室的上层人士，自然更要加以抵制，尤其崔琰持不合作的态度，使他野心受阻。于是，他就下令将崔琰关起来，关起来也不能使这位名士服气，坐在牢房里，也瞪着眼睛，不畏曹操的威势，根本看不起他。气得他把崔琰处死。但杀崔琰并不能恫吓住整个士族阶层而俯首帖耳。那些拥有权力的臣宰官吏，拥有资望的名家子弟，拥有声气的文人名士，认为时机对他们有利，仍然结成反对曹操的神圣同盟。于是就密谋了这次都城起义的放火行动，以为能够里应外合，引关羽，召刘备，杀曹操，拥天子，成就复辟大业。
　　这也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必然会遇到的挑战，甚至很长时期的统治以后，只要还有异己的政治力量，也仍会有各式各样的复辟行动出现，只不过是形式上，方法上，规模上的不同而已。
　　在魏晋的门阀制度中，清河崔氏，是大姓中的大姓，在士族中又是更出类拔萃者。后来到了南北朝，一些出身寒微清素和本是胡戎羌狄的帝王，一定携重礼定聘求媒于山东崔氏，也是冲着这个名门的贵族血统去的。崔琰和孔融等世人侧目的大名士，虽然实际上仕魏，但名目上却在仕汉，心存帝祚，阳附曹操，保持独立人格，在许多政策上持不同意见，并不与操一心一德。而崔琰又是这些名士中领袖群伦的佼佼者，他的言行，在当时的许都具有强大的鼓动力。这些人的群集，一直是曹操的心腹之患。因此，曹操先自封魏公，而后又登上魏王之座，享受与天子不亚的尊荣，这种行径，在士族豪强眼中，是狂妄尊大，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崔琰代表他那士族集团站出来表示反对的态度，实际也是一次最后的较量，因为对正统势力来说，也无路可退了。双方矛盾激化到这个程度，曹操倘不摘掉魏王冠冕，唯有杀一儆百，去掉崔琰，才能给士族豪强阶层一个沉重打击。
　　但曹操没料到，杀崔琰，实际上是点燃了这次许都###的导火线。
　　士族豪门在汉末社会中，是很有实力，并具有深远影响的阶层。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臧否人伦，操纵选举，阿党比周，左右政策。作为喉舌在那挥斥方遒的，便是那些大小名士。再加上一部分诸侯州牧，一部分地方豪强，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便是和这样一个阶层存在着姻亲、故旧、门生、隶属等关系，构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集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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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玩轮盘赌（2）
可他们没有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汉王朝已经衰朽透顶，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已归属曹操。再说，曹操也不是建安初年，刚进许都时，那样立足未稳，杀孔融，还不能不有所顾忌，要找些依据。现在，他已有足够的力量，粉碎反抗，让这些反对他的人来和他玩轮盘赌了。所以，复辟失败，这个阶层也就分化瓦解，于是，等曹操儿子逼汉献帝退位，登上皇帝宝座，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的了。
　　但是，英明如曹操者，竟没有及早地看出这些地下活动，没有对反对派采取切实的防范措施。光看到拥护他称公称王的上表者，劝进者，他会对这些拥有数百家童的官员，在都城磨刀霍霍之举，了无所闻？由此也可看出阿瞒老矣，到底不比当年，东临碣石，横槊赋诗，盛年时还有千虑一失之处，火烧赤壁，败走华容。那么到了晚年，自然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了。他只是比较敏感那些公开地，半公开地与他唱反调的名士，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由于他任用非人，和陶醉于盖世殊荣而麻痹失察的疏漏，放松对暗藏反对分子的镇压，才有许都暴动，差点使政权颠覆。
　　人到晚年，精力不逮，才有这一次最后的较量。
　　然而，看他在处置这次反叛分子时，那种大开杀戒的穷凶极恶，早年的从容不迫的精神，一点也看不到了。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1）
《三国志》评价张飞、关羽时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诸葛亮对待关羽，特别注意分寸，并努力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因为关羽并不十分买军师账的。孔明的联吴方针，他执行不力，就是一证。虽然关羽远在荆州，但这个人从来未把自己的地位摆正。马超投蜀以后，为解决益州问题立下功勋，获得殊荣。关羽不服气，要离开荆州到西川来同马超较一高低。诸葛亮连忙给他写信安抚，一顶高帽子，才使此议寝息。刘备为汉中王后，要用黄忠作他的后将军。诸葛亮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这番话，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他的态度。
　　张飞就不是这样了，只要诸葛亮点了他的将，无不悉心为之。而且，多有创造性的发挥，每每创建奇功。对此，诸葛亮和这位莽张飞，往往产生不言而喻的默契。当消息传来，说他所住大寨，逐日间饮酒，酩酊大醉，诸葛亮非但不加怪罪，还派人专程把佳酿给他送去。表明了他们之间心灵上的沟通，和以诚相待的友情。
　　当初，刘关张起事时，按社会、经济地位，以张飞最殷实富有，“世居涿郡，颇有庄田”，是个有产有业有资财的庄园主。刘备不过是个“贩履织席”之辈，尽管自称皇室后裔，早衰落无考，和阿Q“老子先前也阔过的”差不太离。后来，汉献帝刘协叫了他一声“皇叔”，不过是政治需要罢了。历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心，还有赐姓一说，所以，不必当真，谁有粉不朝脸上敷呢？他只能算是小手工业者。而关羽，一个推车的运输专业户而已。
　　由此推论开去，这三兄弟和诸葛亮的关系，恐怕也是由于阶层不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免差异，倒有值得玩味之处的。
　　刘备起事时，已沦为手工业者兼小商贩，可他早先是没落贵族，大概是无疑的，至少在楼桑村，还能有立锥之地。曾拜卢植为师，自然文化水准要比关张高些，这样，与诸葛亮不但政治观点相同，在文化上，认同的地方较多。张飞是庄园主，家道殷实，能有供三百余人相聚的桃园，估计虽非士族，也是豪绅一类。所以，他和拥有南阳诸葛庐的这位军师，经济基础相差无几，也许能找到共同语言。关云长是无恒产的自食其力者，他的个体运输行业，无须依赖群体，特立独行，容易产生阶级偏见，而自己又稍稍识得几个字，不大买账于文化和士大夫，对于诸葛亮就不如那两位融洽了。
　　再加上关羽的骄矜自满，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性格，特别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自我感觉特别好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更是目中无人。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诸葛亮一到新野，关张就联合起来抵制这位军师，但跳出来责难的是张飞，关羽是个爱作深沉状的人，站在幕后，唆使猛张飞上。从三顾茅庐起，关羽就不大相信诸葛亮的能力。这是那种对知识分子的压根儿不信任的阶级感情，没有办法，他从山西一路推车过来，汉代那些地方小官僚，刀笔吏，少不了压迫他，欺诈他，使他有反抗感。心里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端这臭架子。他说：“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敢见也。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这个“惑”字，是他心里话，因为，孔明一来，他的副手地位就动摇了。从此开始，这将相之间，就绝不会是亲密无间的了。
　　刘备到东吴招亲，诸葛亮派赵云陪同，而不敢将锦囊妙计授关羽，怕他乱作主张。借东风后，安排赵云来接他，也不愿麻烦这位关老爷，怕他未必如约而来。赤壁之战，诸葛亮迟迟不睬他，是否真的用激将之法，还是有为难之处，或存心让他放曹操一马，于史无据，也就只好姑妄信之。但是，最后才安排他在华容道，可见对这位骄纵的将领，不得不再三斟酌，自然是有许多顾虑棘手之处，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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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关羽、张飞（2）
关老爷见不把他摆在重要位置上，当时责问诸葛亮：“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
　　听他口气，到底诸葛亮指挥关羽，还是关羽指挥诸葛亮？令人费解。大概拜把子兄弟便有这份和军师平起平坐的特权。等到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犯了军令状，还是刘备出来给他说情，才算了事。其实，正因为他知道必是这么一个结果，才敢义释华容。特权，和特权阶层，以及被毒化了的社会风气，使得他有所倚仗地不在乎。
　　如果孔明执法如山，从他华容道放走曹操起，就严惩不贷的话，那么，此后的他，在荆州主政，也许未必敢于自我膨胀了，不知天高地厚了。
　　正因为刘备的包庇，诸葛亮也就不得不迁就，既不能责人，更不能责己，也就只好稀里糊涂，不了了之；或者，走走形式，做做样子；或者，深刻认识，从轻处理；或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者，最简单的，就当交了一次学费，下次注意便是了。
　　看来，诸葛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有其无药可治的软弱性，对于这位身居高位，后台很硬，存心不买他账的，又是劳动阶层出身的汉寿亭侯，除了以顾全大局自勉，大抹稀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类抹稀泥的难处，从古至今，岂是诸葛亮一人的故事吗？
　　但是，稀泥这东西，糊得一时，糊不了长远，最后关羽在荆州大败，不就是这种迁就、马虎、不深究，由他而去，听之任之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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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杀士（1）
在这个世界上，有聪明的聪明人，也有不聪明的聪明人，一件事，在前者手里，做得挺漂亮，挺圆满，在后者手里，以为手到擒来，结果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这个意思了。《三国演义》中的杨修，智慧过人，颖悟超群，看似绝顶聪明，其实却是个糊涂笨伯。他的聪明，不过孔雀尾巴上的羽毛，只是为他招来杀身之祸罢了。
　　漫说是一个统治者，即使普通人，也并不愿意让人揭开内心隐秘，触到痛处。杨修的这种轻薄行为，落在了刚吃了败仗，而且一直要收拾他的曹操手里，当然是找死了！
　　最后，就被曹操借口这次泄露军事机密，杀了。
　　曹操先杀祢衡；继杀孔融，后杀许攸，又杀崔琰。杀杨修，是比较晚的，好几次要除掉他，没有下手，或许嫉才的同时，也爱才吧，最后曹操还是将他枭首示众了。谁让他卷入宫廷继承的斗争中去呢？那是一种最危险的游戏，他下错了赌注，押在赌台上的，却是他的生命，对不起，上绞刑架吧！
　　因为曹操杀的这些人，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左右舆论的力量。所以，比之他杀吕伯奢，杀陈宫，杀董妃、伏后，杀吉平、董承所产生的负面反应，要强烈得多。杀了他们，生前有人说，死后还有人说，再伟大的统治者，能堵得上一代人的嘴，堵不上后世人的嘴，当然就要产生久远的影响。
　　直到前不久，还有一出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来评估这段史实。
　　凡统治者，除极个别的把读书人捆绑起来扔到江里淹死者外，并不特别专门和知识分子为敌的。除非他暴虐成性，非要焚书坑儒不可。有的只是由于非知识分子出身，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排斥情绪。例如汉高祖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最终按着叔孙通的礼仪彩排，尝到做皇帝的威风，也就改变了对儒生的看法。凡做皇帝，少不了需要谋士出主意，儒士写文章，文士唱赞歌，雅士凑热闹的。但不需要跟他###，有碍他统治的知识分子。因为所有当皇帝的人，无不相信曹操儿子曹丕的话，“文章乃千秋之大业也”，对意识形态十分看重。
　　尽管千百年来，统治者深知曹操杀了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后世人的谴责，名声很不怎么样，但也不怎么引以为戒。一旦知识分子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皇帝、军阀，仍旧照杀不误。所以要杀，原因就在唱反调。祢衡公开诽谤，孔融刺议朝政，许攸妄自尊大，崔琰反对称王，曹操当然饶不过他们。
　　历代统治者，绝对不杀知识分子者寡。不过，杀多杀少，也各不一致。有时候口子开大一点，能把大家杀得鸦雀无声，但有时候也不大灵，越是杀，唱反调者也越多，杀不胜杀，就只好杀代表性的人物，曹操就采用这个办法。因为他用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比杀的知识分子多，所以他在历史上，不像坑儒的秦始皇那样被看作暴君。
　　至于杨修之死，好像又与祢衡、孔融、许攸、崔琰不尽相同。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指出：“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这大概也是一部分命运蹭蹬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根源。好出风头，哗众取宠，恃文傲世，性乖情异，这些文人恶习，若陛下不热衷文字狱的话，倒也不至于送命。不过，一部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文字狱史，所以，李贽才这样说的吧？不过，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但自己也还是死在这个“聪明而好露”上，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了。
　　不过，杨修又当别论，他介入了宫廷的最高层次的权力分配的斗争漩涡中去。这才是杨修真正的杀身之祸。
　　他实际是那种不聪明的聪明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曹操爱才，有可能传位于次子曹植，他就成为植党。曹植有才，他也有才，惺惺相惜，亲密得以至曹植一天不见他，连饭都吃不香。其实，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每当接触到实际的继承问题时，所谓的“才”，决不是首先考虑的条件。如何保持这个政权，便成了第一位的选择标准。“才”，包括才干、才能、才智、才气……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国之君来说，无才，国家机器照常运转，而有才，则必要施展，而施展，好和坏就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杨修太看重“才”，曹操当然也不是不看重“才”，但一涉及江山大业，大文学家曹操就得让位于大政治家曹操，他必须得把王位传给曹丕，这就是必然的选择。
　　

曹操杀士（2）
当曹操征求贾诩意见时，这位谋士（自然也是知识分子了）提醒他袁本初废长立幼的教训时，杨修的头，从那一刻起，就不在他的脖子上了。
　　聪明过头，便走向反面，这岂是杨修的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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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抬棺上阵
庞德与关羽决战，让部下抬着一具棺材上阵，存不败必胜之念，抱非生即死之心，“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作为一个将领，能有这种求死的信念与敌决战，当然是极勇的表现了。
　　及至短兵交接，水盛船覆，为羽所俘，立而不跪，宁死不降，那份壮烈，也是值得钦敬的。
　　庞德原是马超部下，投过张鲁，多次与曹操交手，后被俘获，是投诚曹操麾下较晚的一员降将。在与关羽作战时，故主马超已为西蜀五虎上将之一，其兄庞柔为刘备做事，任职汉中，庞德却如此忠诚于曹操，任凭关羽诱降，不为所动。甚至还说出“魏王带甲百万，威震天下，汝刘备庸才耳”的话。值得研究的，倒不是庞德这种矢志效忠的精神，而是应该看到曹操如何使其这等归心不贰，效忠至死。看来，他的对待降将的态度，和他的用人政策，是相当的有效和成功的。
　　曹操一生，不惮使用降将降卒，甚至连视之为寇的黄巾，他也敢择壮者为兵，弱者屯田，扩大他的队伍。至于文臣谋士，大部来自对手阵营，例如辅佐他们父子两世的贾诩；随他南征北战的武将，除曹姓和夏侯姓外，几乎都非他的嫡系，很多将领曾经是他的敌人，张辽就是吕布旧将，战败投降的。在他征战立业的数十年中，全赖这些人为他开疆辟土，创立功勋。
　　他的用人之道，值得赞叹，此前此后，能与之相比拟的领导者，还不多见。
　　第一，他具有大河不择细流的气度，广开才路，来者不拒，不来者请上门去，甚至不惜下大本钱，招贤纳士，胸襟宽阔，不咎既往。
　　第二，打开人才之门，自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良莠不齐，他不因噎废食，不但具有凡能为我所用者悉用之的勇气，还有不怕承担风险，予以重用的胆略。
　　第三，赏罚分明，恩威并施，不拘一格，驾驭有术，具有使其抵死相随，忠诚效力的领导魅力。
　　就看曹操与庞德纳下先锋印时的两句话，“卿不负孤，孤亦不负卿也！”就可知庞德为什么出现抬棺的由来了。
　　所以，一位领袖的人格力量，所产生的凝聚力、向心力，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
　　

错位的关羽（1）
在《三国演义》中，抬得最高的，一是诸葛亮，一是关云长，但他们最后都失败在非等量级的对手手里，孔明还能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同情，而关云长虽然被后世人敬之为神，尊之为帝，但他死在陆逊、吕蒙手里，输得非常之惨，从此落下个“只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经常被引用的讥诮之语，可见后来人敬重之余，对他的失败，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不过，此人感觉好，而且总好，特别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渐渐地感觉错位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已到了目中无人的程度。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三国志》载：“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庞德。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
　　按《三国演义》的写法，关羽攻樊，是诸葛亮用来分化曹操联吴攻蜀的计谋。但在单刀赴会后的关羽，鉴于荆州暂保无虞，而西线的节节进展，使他黯然失色，这对他来讲，是不能宁耐的。所以，他是急于想立功斩将，夺城略地，与张、赵、马、黄一赛高低的。
　　在这种骄躁情绪支配下，拒婚孙权，激怒东吴；谢爵辞封，目中无人；罚糜惩傅，遗患一方，任命潘濬，所用非人。以及对于吕蒙称病的失察，对于陆逊谦卑的得意，小看东吴以及不提防，这一连串的失误，埋下了日后败师的种子。而这一切，是在毫无制衡和约束的情况下，关羽独自任性而为的结果。
　　因为如果诸葛亮让他离荆攻樊，而不派员代领牧守，以防吴之乘间偷袭，则非运筹帷幄的诸葛亮了。但若果然委任赵云（那是最恰当的人选）或其他人，来荆州接替，那也不是充分了解关羽的诸葛亮了。对这位自我独尊的将领来说，孔明不会派谁来的，也许那将是更坏的结局。
　　若无襄阳大捷，吓得曹操迁都，胜利冲昏头脑，也许还不至于最后的惨败。大胜以后大败，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的。
　　关羽失败的根源，就在这个错位上。刘备自称汉中王，封他为五虎上将之首，他火了，拒不接印。表面上他是不愿与黄忠老卒为伍，其实，他不能忍受的，是把他与别人平等看待。其实，他未必不想，刘备为汉中王，他镇守荆州，至少也该有个“亚王”名号才是。直到费诗说“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这句话，才心满意足，费诗当然是哄他，但也看透了他的这种错位的感觉。
　　孙权为了联姻，派诸葛瑾来说亲，两家结秦晋之好。成不成，在于两相情愿，即使交易不成，人情还在，不至于关羽如此勃然大怒，竟说出“虎女安肯嫁犬子”这句话，还要砍媒人的脑袋，就没有任何道理了。连曹操都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他和孙权正在较量中为敌时，怀着敬佩之情说这番话的。此时，吴蜀尚是盟友，即使敌国，也不能如此倨傲狂妄。分明是在恶化气氛，使得本不巩固的联盟，走向瓦解。
　　看来他所表态的“军师所言，当铭肺腑”的话，纯系一派虚词。诸葛亮的联吴拒曹大计，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反映了他内心中的自诩自大之情。一个本来的推车亡命之徒，在当时很在乎士族门阀地位的社会里，关羽不把孙权这个江东豪族，放在眼里；也不把吴蜀联盟，视作蜀国的生命线，感情用事，自我膨胀，头脑发热，若不是暴发户的小人得志，便是相信自己高人一等的非凡狂妄。一个人错位到如此地步，大概是不可救药了。
　　所以，他在荆州之役中，独断专行，自以为是，蛮横跋扈，不纳人言，便是最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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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关羽（2）
骄兵必败，这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包括英明统帅，三军首领，沙场老将，无敌勇士，也难免事到临头犯糊涂。知道不应该骄傲，仍恶习不改，甚至明知错了，错也要错下去。
　　人若是陷入了错位误区里，失去常智不说，还会失去常识，这就是偏执情绪，逆反心理在作祟了，于是出现一系列的判断失误。最后，甚至自己也明白，是错了，可情绪还退不出这个误区，再加上中国人的面子，为维护这份可怜的尊严，执迷不悟往死路上走，十匹马也拉不回头，只有错到彻底失败为止。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会绝迹的。
　　关羽太小看东吴了，吕蒙称病，他不信有假；陆逊谦卑，他不信有诈；荆州失陷，他不信其真；糜、孟背叛，他不信其事。就只相信他自己，这是所有错位的人的通病。
　　他得襄阳，回师荆州，犹不晚也。攻樊城不下，迅速撤兵，也仍旧来得及的。荆州已失，不图收复，另谋去处，也未必全军覆灭。及至兵败麦城，突围路线要顺依人意的话，不至于身亡……悲剧总是自己造成的。
　　一个老百姓，纵使因骄致败，只不过祸及其身，再大，祸及其家，仅此而已。一军之帅的因骄致败，则是万千首级落地的事，而一国之君的因骄致败，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的事例，其实并不鲜见。
　　

关羽之死（1）
关羽之死，是《三国演义》精心经营的篇章。
　　当罗贯中执笔写这部演义时，由于民间文学的传播，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关羽已经成帝成圣，所以极尽渲染之能事。等到毛宗岗父子评点整理成现在流行的这个本子时，更是不遗余力。篇幅之长，回肠荡气，《三国演义》中任何一个人物的死，也没有像他这样着力描写的。
　　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名将晚谬》里写过：“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擒，以败大事。”完全是骄兵必败的结果。但捉住关羽的孙权，竟想诱降这位不可一世的人物，这就说明孙权识见差焉！
　　他不了解当初曹操能使关羽降，而现在他孙权则不能使羽降。因为当时魏能打出汉献帝的招牌，而吴却没有。投降者也有其符合自身尊严的选择，宁降与龙虎，也不甘降于等而下之者。而且曹操能在建安五年使关羽降，此刻，无论曹操、孙权都无计可施。何也？关羽二十年前，只是一员战将，降汉而不降曹，暂屈以图别计。现在，他是天下瞩目的一方主帅，诛颜良、除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义释华容、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的汉寿亭侯，赫赫扬扬，功勋卓著，把曹操吓得差点迁都的人物。这个光辉形象，他自己也不会玷污的了。
　　后来，孙权悟过来了，把关羽杀了。然后，在庆功会上，战败关羽的吴大将吕蒙，突然被关羽的亡灵附身，七窍流血而亡。他虽能打败关羽，但关羽的报复，是通过死后的亡灵，最后使这个胜利者死得更惨。关羽之死的描绘，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善恶报应的传统文化心理。
　　善良之被欺凌，正直之被屈辱，君子被小人嬉弄，忠臣被奸佞陷害，这类恶行占据上风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好人不得好报，正义无法伸张，坏人永远得志，良民总是遭殃，好像是一种永远也喘不过气来的常态。人们对于国贼民奸，暴君昏臣，屠夫恶棍，歹徒劫匪的蹂躏折磨，既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就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寄托于阴间，寄托于西天极乐世界，因为那里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世界，是神和鬼在统治着的，至少不像人间这样恶行不受责罚的世界。
　　这种宗教宣扬的报应和轮回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特别地有市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谁都逃不了死，作恶必自毙。最后，坏人在十八层地狱里受到惩处，升不了天，哪怕投胎也只能投到母猪肚子里，被人宰了吃。这就成了受尽欺侮的，求告无门的，不敢反抗的，无可奈何的弱者们一剂最佳的自我安慰的精神良药。所以，马克思学说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毒害人们的反抗压迫之心，抑制人们奋起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
　　于是这种梦代替了实实在在的报复，无数人和无数次的这种梦的臆想，化为言之凿凿的事实。生前是弱者，死后化为复仇的厉鬼，活着谁都可以欺侮，但一死就可成仙成神去报仇伸冤。所以像关羽这样的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杰，竟被吕蒙设计败走了麦城，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