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细节看清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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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准备重新夺权。当时盛传慈禧要废掉光绪，另立新帝。9月中旬，光绪皇帝几次秘密召集维新派商量对策，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个个都是白面书生，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再加上本来也没有实权，个个束手，只能向光绪建议，重用“同情”变法的将领袁世凯，对付荣禄，然后发动政变，逼迫慈禧太后交出权力。
　　于是，光绪皇帝在9月16、17日两天连续召见袁世凯，给袁世凯加官进爵，加以拉拢；18日夜，维新派重要人物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直截了当向其提出支持皇帝，推翻慈禧太后的要求。结果袁世凯当面慷慨陈词，称愿为皇上效死力，但是送走谭嗣同之后却没有真正打算帮助皇帝，而是采取了观望态度，直到最后政变发生。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至此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当中，谭嗣同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人称“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1896年，谭嗣同在上海在一个洋人那里看到了一张清晰显示着自己手骨形状的X光照片和一个会算数的大木头箱子…机械计算机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就深深地种下了一个念头：中国必须改变。
　　这个念头是如此坚定，让他不惜为实现这个念头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谭嗣同努力学习接触西方近代知识，在中国开办报纸，成为了一个坚定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期间，正是他勇挑重担，上门去找袁世凯商谈政变一事，结果袁世凯有负重托，使得变法失败。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他本来也可以去的。
　　可是他表示，各国变法莫不自流血开始，中国之所以变法不成，是因为还没有人为之付出生命，而他自己，愿意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此后他的表现也一直符合自己的表态，被捕之后，他一直保持从容，在狱中还时时作诗，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一直到被砍头的前一刻，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真是视死如归。可是谁又能理解谭嗣同心中那深深的绝望？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若谭嗣同能听到这句话，必定深有感触。谭嗣同把变法维新当成自己一辈子的事业，最后不惜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最终却发现自己的敌人是如此强大，变法维新，无异于手拿一根长矛向大海宣战。他主动赴死，固然表现出一种壮烈，但同时未尝不表现出一种悲哀。砍头前的遗言，他说自己“有心无力”。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他们都在怎么想（1）
整个变法和政变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人物，他们的心理及行为最终决定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在此我们应该对这些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种种蛛丝马迹，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戊戌变法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慈禧太后。之所以说她是最关键的人物，原因在于她掌控了整个变法和政变的过程。她就像是如来佛祖，伸出一只手就是五指山，谁也别想翻出去。慈禧太后的最大性格特点就是权力欲极重。电影《火烧圆明园》里刘晓庆扮演年轻时候的叶赫那拉氏，选中秀女后，被太监带进宫，一路上偷偷四处张望，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心里暗想：龙！还是龙！到处都是龙！真讨厌！我要做一只凤，飞得比所有的龙都高的凤！这当然是电影的杜撰，但是的确很好地反映出了慈禧对于政治权力的野心和贪欲。
　　后来慈禧真的得到了机会，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没有政治才能，在国家大事上拿不了主意，慈禧趁机大权独揽，终于成了当时大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另一特点就是富有###的智慧和经验。她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当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能够控制那么多的王公大臣，让他们都俯首帖耳死心塌地，除了她本身地位的尊崇之外，不能不说她具有超乎常人的政治天赋。
　　另外她能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多年，属下臣子…张之洞、李鸿章等…都对她忠心耿耿，而其竞争对手，如恭亲王奕忻，也都没能斗过她，这些也都是其超强政治智慧和经验的最好证明。慈禧太后另一个特点就是心胸狭窄，自私小气，报复心强，偏私护短，一旦发怒就失去理智，不讲道理。这是典型的女人心态。这种心态就导致慈禧太后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她的权力，对于她来说，别的都可以不计较，一旦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受到威胁，她将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击和报复。慈禧太后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对于近代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
　　在这一点上，也符合一个中国传统妇女妇道准则…无才便是德。在她心目中，火车还需要牛马去拉，修铁路会破坏风水，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所致，但是这些知识上的缺陷使得慈禧太后在心态上趋于保守，对于新事物和新时代都缺乏一种全面的了解和接受。综合以上特点，我们就能分析出慈禧太后在变法和政变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当时她已经归政给光绪皇帝，但是国家实权还是掌握在她的手中，光绪和几个书生搞什么变法她是不懂的，但是既然已经归政，变法和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她也就无所谓，随便怎么搞吧，而且据说日本的强大都是源自变法，她作为中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应该也希望国家强盛，所以最初慈禧对于变法不仅不反对，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支持。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素怕慈禧太后，如果没有得到慈禧的肯定，恐怕也不敢那么坚定明确地推行变法。
　　然而后来，由于变法推行的太过激烈，伤害了太多的原来封建国家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被伤害的这些人大多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亲信、家奴等等，所以这些人就以祖宗之法不可废等理由，到慈禧太后处告状，而慈禧本来对变法一事就不了解，没能体会变法对于国家的深刻意义，又听了这么多人告状的言论，难免三人成虎。
　　最关键的是，最后康有为等人竟然认为慈禧太后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的总后台总头目，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一来就彻底惹急了慈禧太后，她见自己的权力、地位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怎能不大发雷霆？于是发动政变，扼杀了变法。慈禧太后政变当天，深夜由颐和园到紫禁城，面对光绪怒斥道：“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慈禧太后对变法其实并不在意，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地位、权力受到威胁。再看看光绪皇帝。光绪是慈禧的外甥，4岁就被抱进宫里做了小皇帝，从此生长在一个没有亲情关怀的冷漠环境下，这种畸形的生活使得他缺乏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历练。年幼的他只是慈禧的一个傀儡，一枚棋子，有了他，慈禧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垂帘听政。而当他渐渐长大，对于自己的地位有了明晰的认识，就开始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堂堂大清朝的皇帝，为了求见自己的姨妈，不得不在颐和园跪候懿旨，有时候甚至还得给李莲英等太监行贿，否则不知道要跪到什么时候。这是何等的屈辱？后来慈禧虽然让他亲政了，但是有名无实，光绪帝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多少权力，不说别的，单说人事任免权，光绪只能任免六品以下的官员（所以给康有为的官职也就只是六品），而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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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在怎么想（2）
甲午战败，给了光绪极大的刺激，他意识到国家的兴亡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责任。就这样，对国家的责任感、对自己没有实际权力的失落感和长期以来受到慈禧管制的压抑感综合到一起，使得他对于号称能帮助自己摆脱这一切的变法维新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于真心想帮助他获得一个皇帝应有的地位的人…康有为等维新派，他也给予了极大的信任。
　　而###经验的缺乏、长期压抑一旦爆发的逆反心理状态，使他在变法过程中表现得急躁冒进，不顾一切，恨不能把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顷刻间就扫荡干净，从而建立起真正属于他的新国家。
　　这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传统保守的国家，进行改革本来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再这样不讲究斗争策略，失败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年轻人常见的头脑冲动、缺乏经验和光绪帝长期受压抑一旦释放的逆反心理结合起来，再加上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现实情况，导致了光绪帝最终变法的失败。
　　接下来再谈谈康有为。正如前两节所说，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学者，他的思想在当时惊世骇俗，他的学问也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可以说，如果单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成功者，为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康有为的悲剧在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学者或者思想家，他还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之所以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无外乎两点：一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梦想在康有为头脑里还是很有地位；二是中国对外丧权辱国的现状使他觉得现实的变革比思想领域的开创更有价值，更加急迫。基于这样的个人野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康有为开始谋求现实政治权力，然后推行自己的变法救国策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康有为还是表现出书生气的一面：不切实际、盲目求快、目光短浅、想法幼稚。他没能看清当时皇帝只是傀儡的政治局势，不知道变法能否成功取决于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而只是从国家正统理论出发，认为太后应该真正归政给皇帝，然后由皇帝来出面组织改革。等到光绪对他的变法产生兴趣并给予信任之后，康有为更加坚定了自己这种幼稚的信念。变法真正开始之后，也是他急功近利，怂恿光绪进行激进的改革，企图一夜之间变法成功，国家富强，他自己也功成名就，成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在受到光绪赏识，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得志时候的趾高气扬：一日荣禄与康有为在宫中相遇，两个人短短的对话简直就是一段精彩的戏剧台词：
　　荣禄：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既变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354页。）
　　那个瞬间，荣禄肯定觉得后脖颈上寒风嗖嗖！
　　等到大批保守派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状的时候，康有为完全不懂###的艺术，不会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支持，反而把慈禧看成是变法的障碍；更不顾自己和皇帝毫无实权的现状，竟妄图除掉慈禧；最后还不能很好地选择合作伙伴，把希望寄托在态度暧昧不明的袁世凯身上。
　　政变失败，维新派遭到通缉，康有为此时又贪生怕死，逃到日本，不肯杀身成仁，表现实在差劲。作为一个意图成为中国精神领袖的人，其实失败倒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如果康有为能从容就义，将有无数的后来人受他感召，以他为榜样，继续改造中国的事业，而他在历史上也会博得很好的名声；而他却选择了流亡日本，并死抱光绪皇帝不放，成为保皇派，比起变法同志谭嗣同来，康有为的精神境界就差了许多。
　　后人曾有对联说：复生，不复生矣（谭嗣同字复生）；有为，岂有为哉？就是对这两人的最好评价。总的说来，正是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句话用在康有为身上，再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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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在怎么想（3）
变法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他一向被人认为是使变法失败的最大罪人，是叛变者，变法失败、中国错过历史时机的责任应该由他来承担。实际上袁世凯是很委屈的：依当时的形势，傻子都能看出来光绪和康有为必败，太后老佛爷必胜，你让袁世凯靠手中区区四千洋枪兵，就包围颐和园除掉老佛爷，那无异于痴人说梦。袁世凯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确实卑鄙了一点，但是仔细分析，他也是无可奈何。袁世凯无功受禄，光绪皇帝赏了兵部侍郎的官职，随后谭嗣同就找上门来，开门见山地提出要他保皇上除太后，他当时有三个选择：一是真的帮助维新派，这是必败之路；二是婉言拒绝，保持中立，这看上去似乎是个好的选择，但是由于太后获胜是势所必然，那么太后在获胜之后会不会对袁世凯有所怀疑？毕竟皇上赏你官做，谭嗣同也来找过你，这个嫌疑是摆脱不了的。所以这两条路都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就是站在太后这一边，既然选择站在太后这一边，那么就得立点功劳以表忠心，出卖维新派也就成了最顺理成章的选择。所以说袁世凯固然卑鄙，但是也是被形势所迫，甚至可以说是被维新派逼得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他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经过斟酌后的确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得知后大惊失色，二人都不知所措，此时却从京城传来消息，慈禧已经动手了。
　　所以慈禧发动政变并非依据袁世凯的告密，袁世凯虽然向荣禄告了密，但是实际上维新派的失败并不是袁世凯告密直接造成的。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慈禧太后是如来佛，光绪和康有为却不是孙猴子。孙猴子尚且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光绪和康有为就更难逃厄运了。只不过光绪和康有为都不够聪明，没能搞清楚应该和如来佛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仅凭一厢情愿或者个人恩怨就断定如来佛肯定是自己的敌人，根本没打算将如来佛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实际上这不能说是没有可能的…结果自取灭亡。至于袁世凯，一开始是祸从天降，无端被卷进纷争，随后是见风使舵，顺水推舟，反倒因此获得了太后的信任，日后做了北洋大臣，权倾一时，为后来做民国大总统积攒了实力基础，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中国历史历来是男人的历史，即使有成功的女人，往往也有很强烈的男性特征，慈禧就是如此。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在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刻，慈禧却犯起了女人脾气…发起怒来不顾一切，为了攻击她所痛恨的洋人，不择手段。
　　更可悲的是，她选择的武器是义和团。
　　

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于是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因为此事，后人总是将其评价为“窃国大盗”。袁世凯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后来的复辟帝制和对日二十一条的签定。由于这两件事给他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以至于后人对他前面没怎么做错的事也多了许多苛求。
　　在辛亥革命刚刚成功的时候，要想维持国家的稳定，不至于造成分裂，必须有一个强势人物出来主持局面。而袁世凯只不过是适逢其会，而且他也很好地完成了自己在当时的历史任务。关于复辟帝制，原来的定论是袁世凯有个皇帝梦，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一意孤行，最后也没得到好下场。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对于中国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君主，其实争论还是很大的，有人就认为中国这个经历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没有君主的政治生活，没有君主将会造成国家的混乱，这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
　　袁世凯想要复辟帝制，当然会有私欲的因素在，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为国家前途考虑的因素在内，在他看来，复辟帝制是一件既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又对国家有好处的事情，而且他也很谨慎，生怕是自己弄错了，所以事先也曾做过调查，这说明他并非把私欲放在国家利益之前，如果调查结果显示他做皇帝不受民众的拥戴，他是不会选择复辟帝制的。
　　然而他得到的调查结果是全国人民是希望他做皇帝的，所以他才放心大胆地做了。实际上他是被他身边的人给欺骗了，这正是中国传统专制制度流毒所害：一个人处在某种地位之后，事情的发展就由不得你了。有无数人希望袁世凯做皇帝，从而自己可以捞到好处，例如袁世凯的大儿子，为了做太子，特意办了一份报纸，一天只印刷一份，给袁世凯看，以证明全国舆论对袁世凯称帝是多么的支持；还有无数想做开国元勋的人，也都用种种招数来欺骗袁世凯，最后才使得袁世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关于二十一条，其实更是天大的冤枉。日本人要求北洋政府签定二十一条，被袁世凯严词拒绝。后来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下，袁世凯勉强同意了其中几条，并未完全签定，并且袁世凯随后还曾向北洋政府参与此事的人发誓，说今后一定要报仇雪恨。袁世凯临死时，自写一幅挽联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他一直是把日本当成死敌来看的，到死也没改变，而当时的舆论和后人的评说不分青红皂白，把人一棍子打死，实在是让袁世凯九泉之下有苦难言。袁世凯的复辟难以评说，但是另一次复辟倒是真正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大清虽然亡了，但是遗老遗少还真是不少，其中不仅仅是有辜鸿铭、康有为这样的清流，也有实力派人士，比如军阀张勋。张勋忠于清室，已经民国了脑后还常年拖着一条发辫，他手下的军队人人都是如此。所以张勋人称“辨帅”，他的部队称“辫子军”。1917年，趁着北洋政府的“府院之争”，张勋带兵进入北京，把清废帝浦仪请了出来，上演了一出12天的复辟大戏。此时的中国已非比当年，民主共和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张勋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失败是命中注定的。只是张勋到死也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虽然下野，脑后也一直拖着那条他视若性命的发辫。辜鸿铭对他大为欣赏，在1919年张勋65岁生日时送去贺寿联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时大清亡了，我们的官帽没了，但是还得留着这条辫子，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两个老顽固虽然食古不化，但是也不失为可爱。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深入人心，由此也可见一斑。
　　至此，清朝终于彻底成为历史。是非功过，只能任由后人评说。
　　

历史的千年伏笔（1）
历史是有前因后果的，而且这种因果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一个伏笔，对于后来的历史，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本书整体上力图做到的，就是要穿越时空，仔细搜寻历史长河中的种种草蛇灰线、蛛丝马迹，为读者揭开隐藏在这些线索背后的秘密。
　　歌德在谈起德国民族时，曾经这样说过：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可是作为整体来说，又是那么可怜。而我们中华民族则恰恰相反，每个中国人都有各自的弱点和缺陷，但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却是如此的可爱！每当阅读历史，或者游览古迹，面对中华民族曾经的荣耀与屈辱，倾听那穿越时空的无言的诉说，都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中国五千年历史，从未有过彻底的文化断裂，民族灭亡，即使有短暂的异族入主，最终不是被赶走，就是融合进了中华民族当中；在这五千年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在世界上是自成一统的，很长一段时间过得还是比别人强的；然而近代以来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现西方比我们强了。这种差距造成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屈辱和痛苦，遗憾和惋惜，这种种复杂的情绪融合在一起，就是所谓历史之痛。
　　关于和西方的差距，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依我看，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是本质上的差距，是衰亡和新生的差距。美国有部著名影片叫做《2000太空漫游》，影片开始时候是一段引子：史前时代，一群猿猴身体瘦弱，被另一群身强力壮的猿猴欺负得很惨，后来其中一只不知怎么忽然捡起一片长而利的动物下颚骨，于是领着自己的伙伴去寻仇，结果用骨头把那帮身强力壮的猿猴削得满地找牙，然后这个骄傲的胜利者仰天长啸仿佛得了神启一般。你说一前一后这只猿猴究竟差距有多大？差距很小，然而又很大。这就是本质的差距。1900年，20世纪的头一年，整个世界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已经开始脱离近代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的概念。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举一个很简单、微小、具体的例子。1900年的某天，慈禧太后派赵舒翘去考察义和团的“神通”是不是真的有作用。这是第一次有中央级别的朝廷官员去考察义和团的“神功”。赵在看完义和团们的表演之后只说了句：拉倒吧，你们还是回家种地吧。”他知道，要是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到这群农民身上，那就算完了。赵打算回去劝慈禧切莫听信义和团的鬼话，但是在他准备回京城的时候，军机大臣刚毅忽然到来，他知道了赵的打算之后，跟赵说了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展如（赵的字），万不可铸成大错。”这句话只有赵舒翘才听得懂。赵舒翘恍然大悟。
　　刚毅聪明，赵舒翘也不笨，回到北京之后，赵舒翘采取了当面汇报的形式，把自己的这次经历讲得十分详细。甚至手舞足蹈地把义和团的表演重新给慈禧模拟了一遍，但就硬是没有给出任何评价。而慈禧就依据赵这样的调查结果，相信…或者宣称自己相信…义和团是真的神仙下凡。在这个具体的小事情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出现？刚毅提醒赵舒翘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刚毅的意思是说，老佛爷现在一心想跟洋人干上一场，挣回自己的面子，证明大清朝还是她自己说了算的，而老佛爷现在能用来对抗洋人的就是义和团。所以即使义和团是假的，你也不能说是假的，否则就拂逆了老佛爷的意思，就有你好看了。而赵舒翘随后的做法，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能公开说假话，以免将来背黑锅；但也不能说真话，冲撞了老佛爷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就干脆胡闹一番，等于啥也没说。刚毅表现出了大清朝官员们揣测圣意的本事，赵舒翘则充分表现出了大清官员的明哲保身、不负责任。揣测一个人心中的意思达到如此细微的程度，不负责任也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说明什么？只说明一样：大清朝的江山是慈禧一个人的，别人无法行使权利，也不必承担义务。简而言之，就是专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根本区别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专制与民主两种制度的不同。不革除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中国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富强。而民主与专制的差距，就是一种本质上的差距。这个道理，清政府直到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回来后才搞明白。为什么中国和西方会有这样的差距？要找差距就得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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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千年伏笔（2）
好吧，开始回顾历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了，这是无疑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落后？原来是因为西方搞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一套。那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那时候处于大明王朝的统治之下，虽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哲学上的打破传统的新思想，但总的来说明朝时候是很专制很压抑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的。那么为什么如此专制，不像西方那样有自由竞争和个人权利的观念？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大一统王朝统治的国家，而人家西方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就再没彻底大一统过，而且好像也从来没有人动过大一统的念头。正因为分裂，所以必须竞争；正因为主体太多太散，所以才有权利观念。而我们呢，回溯历史，第一个真正大一统的朝代是秦朝，人物是秦始皇，他是后世所有君王的始祖和榜样，始皇帝”嘛，所以以后的中国无论分裂成什么样，最终还是要一统的，《三国》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秦始皇又是怎么回事呢？春秋战国时候不是挺乱的么？原来始皇帝他既有统一中国的能力，又有统一中国的愿望。能力从哪里来？商鞅变法；愿望从哪里来？个人野心加上三代的传统。夏商周三代有什么传统？“父传子，家天下”。从谁开始的？禹和启。怎么就从他们父子俩这开始了？因为他们破坏了原始部落联盟公议推举新盟主的禅让传统。为什么他们能破坏这个传统？因为禹在当盟主期间获得了比从前盟主大得多的权力。为什么禹会获得这个权力？因为他带领着大家治水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里大家不仅仅是因为禹领导有方的功劳而给他这个权力，而且也是因为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必须给领导者这样的权力，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嘛，没有绝对权力，又怎么集中呢？不集中，又哪有力量对抗洪水呢？所以这才找到中国专制传统的根儿上：治水。因治水导致权力的集中，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延续不变的专制制度。
　　众所周知，地球的历史是有冰河期和冰河间期的，冰河期天气寒冷，地球上的很多水域冻结形成冰川，而冰河间期冰川融化，就会形成大洪水。目前人类这个物种诞生于上一个冰河期的末期，正处于冰河间期，正好赶上了上一次冰河期向冰河间期转换过程中发生的史前大洪水。对于这场洪水，中国人的印象是大禹治水，西方人的印象则是挪亚方舟的传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中国人的历史起源比较早，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已经处于氏族社会，已经有了基本的社会组织，所以有可能集中社会资源集体对抗洪水，上述所说的权力集中，就是其产物。而西方人当时还处在原始人群阶段，没有能力对洪水进行集中对抗。
　　这些条件阴差阳错，最后造就了中国历史的专制传统。历史究竟是必然还是偶然？这是个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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