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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细节看清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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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死钭猿傻恼笮危苏蠡骼！Ａ硗饣褂幸桓鲈颍荽当本┏亲�1644年正月开始就大闹鼠疫，流毒深远。李自成大军进京之后，军中多染此病，战斗力因此锐减。总而言之，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最终我们看到的这种结果。对于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三人来说，他们在战争中各自得到了自己命运的归宿；而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满清入关席卷中原，从而形成封建专制社会回光返照的历史走向也已不可避免。对于历史来说，这是必然？还是偶然？李自成一路溃逃，退回北京，途中泄愤杀死了吴三桂的父亲吴骧。在乱世中被命运之手摆布，几经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吴骧的命运实在让人感慨万千。然而他的儿子吴三桂却是这场历史剧变的受益者，多尔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授以兵权，令其直取北京。多尔衮则统领八旗大军随后跟上。
大战山海关（2）
此时多尔衮的一个行为，体现了他比李自成高明的地方，他“誓诸将勿杀不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谕官民以取残不杀之意”，以至于“民大悦，窜匿山谷者争还乡里迎降。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当然“民大悦”等等效果很有可能是史官为大清朝歌功颂德所作的杜撰，但是多尔衮的行为至少是一种姿态，为自己赢得了道义上的优势。所以有理由相信，多尔衮的这几条禁令，是得到了贯彻执行的，而并非像李自成那样进了北京之后就军纪不整。而李自成逃回北京之后，深知北京已经无法守住，决定撤出北京，回自己老家陕西，以关中为基地，谋求东山再起。于是在四月二十九日抓紧时间登基做了皇上，第二天又抓紧时间撤出了北京。进京离京，前后正好四十二天。传说当时陈圆圆对李自成说：“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师，还可作为缓兵之计！”结果李自成果真将陈圆圆留在了北京，留给了吴三桂。陈圆圆和吴骧一样，都是在乱世中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五月初二，多尔衮率大军进驻北京。进京之前，多尔衮就大造舆论，声称清军入关是“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谋唯闯贼，吏来复归其位，民来复归其业”。进京之后又下令为崇祯帝服丧；官员只要剃发归顺，中央官员照旧录用，地方官员各升一级；大明原朱姓各王只要归顺就可以保留王爵等等，总之是尽力为大清争取人心。正所谓师出须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一下名正言顺，从此就可以开始真正的“席卷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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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天下（1）
看过体育比赛的人都知道，竞技体育当中，气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占据了气势上的优势，即使对手还很强大，同样可以战而胜之。用两个成语描述就是：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入关后的满清八旗铁骑，就是凭着这样一股气势，迅速扫平了逐鹿中原的其他所有竞争者。
其实满清刚刚入关之时，整个中国的局势还很复杂。满清虽然占领了北京，但是并没有控制更多的地区，在关内满清所拥有的只是北京周边地区（直隶一省）和一支二十万人（包括非战斗员）的八旗军；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虽然在山海关战败，但是仍然控制着陕、晋、鲁、豫各省和鄂省的一部分，地域广大，兵力在六十万以上；1644年5月，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定都南京。弘光朝廷拥有当时全国最富庶的江浙一带和整个东南沿海，以及两广、云贵等处，而且兵力众多，驻守武昌的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统兵二十余万，镇守江北的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四镇士兵达三四十万，再加上两广云贵的驻军，共有近百万；四川还有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所以说当时的形势的确可以说是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满清的八旗军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先后打败了大顺军和大西军，消灭了南明弘光朝廷，席卷了半个中国，从此江山一统。之后虽然南明又出现鲁王、隆武、绍武、永历等多个小朝廷，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也坚持抗清斗争近二十年，还有把抗清斗争坚持到最后的郑成功的海上武装，但是那都是在大局已定情况下的战争余波，不能和清军形成真正的战略上的对峙。而导致汉族人失去抵抗清军最后机会的原因，并非是满清真是天命所归，仍然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清军占领北京之后，立即派遣将领，和吴三桂一起对李自成的大顺军穷追不舍。李自成留下陈圆圆的缓兵之计毫无效果，也在情理之中。于是李自成狼狈万分。撤出北京之后，大顺军退守山西。不料五月十日，原明朝大同总兵，降将姜襄叛变，袭杀大顺军将领张天琳，举大同全镇降清。大同古称云州，乃晋北重镇，大同一失，整个晋北顿时落入清军手中。至十月，清军攻陷太原，分兵而下，直取晋东南一带，大顺军守将刘忠招架不住，只好转战河南。至此大顺军的山西防线基本瓦解，只能退守陕西。十月下旬，清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吴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到榆林，经陕北直指西安；另一路则由豫亲王多铎率孔有德，耿仲明部经河南怀庆取潼关。十二月，北路阿济格攻榆林，南路多铎也一路血战，步步逼近，兵锋直指潼关。李自成调兵遣将，增援潼关，在潼关与多铎大战十三天，终于不敌，潼关失守。此时清兵两路夹攻，陕西陷落已成定局，李自成被迫又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武关，退守襄阳。
李自成在这一路转战的过程中还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杀了李岩。李岩原名李信，是官宦世家，父亲李精白做过尚书，自己也是读书人出身，中过举人。他曾经出粮赈济饥民，很得人心，百姓都对他感恩戴德。当初有个江湖艺人红娘子，因生活所迫造反，俘获了李信，结果女强盗头子看上了公子哥儿，竟然强行委身于他。李信逃回后被人当作贼人抓了起来，又被红娘子救出，走投无路这才参加了农民军。后来李信投靠李自成，李自成很器重他，给他改名李岩。李岩曾劝李自成多行仁义，少事杀戮，他编的主旋律歌曲“闯王来时不纳粮”传唱大江南北，为闯王赢得民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大顺朝的宣传部长。就这样一位有功之臣，却因小人进献谗言，李自成怀疑他心怀叵测，于是将其诱杀。这样一来，李自成军内人心涣散，百姓也对大顺朝失去信任，对李自成的抗清战斗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不知道李自成在一路退败的过程中是否想到了联合南明朝廷一起抵抗清军，估计是没想到。即使是想到了，也许自己也会打消自己的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自己攻陷北京、逼死崇祯帝，已经和明朝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南明朝廷不可能和他联合抗清。就这样，李自成和南明弘光朝廷丧失了联合起来的最后机会，整个中国也丧失了改变满清入主中原的最后机会。李自成不但没打算和南明弘光朝廷联合，反而打算夺取弘光政权的地盘作为自己的抗清基地。清顺治二年三月，李自成自襄阳发兵武昌，逼走了南明守将左良玉，占领了武昌。此时李自成手中尚有二十万兵，他打算自武昌始，沿江乘舟东下，夺取整个东南一带，重建基业。他认为：西北虽不安，东南讵再失之？”然而清军的追击速度之快令他毫无喘息之机，清军水陆两路，奔袭而来，李自成只好仓促放弃武昌向东南进发。到了四月，清军在湖北阳新、江西九江连续大败大顺军，李自成东下去路又被切断。无奈李自成只好调头向西南进军，准备穿过江西进入湖南。五月初，大顺军到达湖北九宫山，李自成率二十余人登山探路，不料忽遭当地地方武装袭击，李自成不幸遇难，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李自成二十四岁参加起义，三十九岁战死，他率领的起义军十余年内横扫大半个中国，给腐朽的明王朝乃至整个中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明朝因此灭亡；他本人也纵横天下，成就了令当时和后世都击节赞叹的英雄气概；可惜皇图霸业，转眼成空，只剩英魂飘荡于九天之上，遗骨埋没于荒草之间，实在令人唏嘘。正如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那首诗所说：“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在李自成一败再败，终于战死的过程中，大明朝的残余势力…南明弘光朝廷也经历了从建立到被清军迅速扫平的过程。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以神宗万历皇帝嫡系子孙福王朱由菘为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入内阁为首辅，掌兵部事。若按实力论，南明弘光政权拥兵百万，又占据全国最富庶的江浙一带，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但是可惜弘光政权继承了大明朝腐败透顶的政治气氛，对外与虎谋皮，对内党争不断，白白浪费了手中的好牌。史可法上任伊始就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天真地以为真的可以利用清军来对付李自成，听说清军大败大顺军之后欣喜异常，竟提出了“联清讨贼”的主张！当时大顺军一溃千里，南明政权又继承了大明朝的腐败传统，所以虽然满清兵力少地盘小，但却是最强大的一支力量。中国人是最擅长搞多边关系的，春秋战国时候的诸侯林立，练就了中国人的这套本事；之后三国鼎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中国人这套功夫是越练越纯熟，可以说出神入化。
席卷天下（2）
以魏蜀吴三国为例，魏强而蜀、吴弱，如果蜀、吴不和，势必被魏逐个击破；所以赤壁之战前刘备诸葛亮走投无路了就投奔孙权，孙权也断然决定联刘抗曹，之后五十余年的鼎立局面，从此开启，而赤壁之战也为这五十余年定了一个大的基调。再往远里说就更简单：张仪的连横之策根本就是骗人的，居心叵测，面对强大的秦国，楚燕韩赵魏齐六国只有采纳苏秦的合纵之策才是唯一出路。这么多历史经验，可是偏偏史可法就不会用！也许是李自成攻陷了北京，逼死了崇祯帝，使得对崇祯帝和大明朝都忠心耿耿的史可法发了疯，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从而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清军“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数也。”（史可法《文忠正公文集》卷一，《清遣北使疏》）这真是一厢情愿！与虎谋皮！在这样错误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史可法当然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和清军讲和；清军追击大顺军，后防空虚，他也不乘势进兵，反倒为清兵摇旗呐喊。眼睁睁地看着大顺军一败再败，连丢晋、陕两省，直到十二月底，清军对弘光朝廷也是大军压境，他这才如梦初醒。而在南明朝廷内部，党争、腐败之祸也是接连不断。其实自北京陷落崇祯帝自杀开始，南明方面就在继统问题上开始了党争。史可法等认为福王虽系神宗嫡系，按伦序当立，但福王昏庸不足掌国，打算拥立潞王；但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却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福王“昏庸可利”，有利于自己独揽大权，于是联合一些实力派将领拥立福王，逼得史可法等妥协。
后来史可法为顾全大局，自请外任督师，镇守淮、扬。马士英乘机独揽大权，开始排除异己，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当时南京城里流传着这样一首《西江月》：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无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如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还有民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其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然而马士英虽然腐败，看人还是蛮准的，弘光帝果然是“昏庸可利”。纵观中国历史，昏君代代有，明朝特别多：早期有一个几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却被敌人活捉的英宗正统皇帝，后来就有炼丹成仙的嘉靖、多年不朝的万历、荒淫无度的正德、爱做木工的天启……弘光帝作为万历皇帝的嫡系子孙，继承了自己祖上的光荣传统，对于马士英的所做所为，弘光帝根本没放在心上，而且他对于明朝的未来前途，国仇家恨，也是毫不在意。在南京后宫中，弘光帝整日饮酒作乐，举行宫廷美女的选秀活动，居然还公开挂着一幅“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的对联。当年隋文帝杨坚说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全无心肝”，用在弘光帝身上也是再合适不过。这样的一个朝廷，迅速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不久史可法战死扬州，左良玉又因不满马士英所为而以“清君侧”为名引发内乱，再加上清军步步紧逼，仅仅到了十月十五日，南京便告陷落，几天后弘光帝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自此，满清入主中原大局已定。重新回顾满清入关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会发现，其实满清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而是有很多偶然和人为因素的，吴三桂反复无常的选择，李自成和南明朝廷所犯的错误，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们不能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即如果是李自成…而不是在当时社会制度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清…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汉族政权，中国不会在之后两百多年时间里，采取保守的、固步自封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自身的社会制度进化也会加快进程，因此迈向近代化的步伐也会随之加快。因为在晚明时期，其实这个过程是已经开始了的：资本主义萌芽、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新哲学思想和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出现。但正是满清的入主，使得这一切过程均遭中断，中国重新回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制度的暗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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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天下（3）
仅仅作为封建王朝来说，这个伟大的盛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好时代。但是假如把国家比作是一个人的话，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患病的问题，而是一种无可挽救的衰老。在这种衰老面前，任何灵丹妙药都无济于事，只能静候死亡，期待重生。而生不逢时的满清王朝，贡献了如此宏伟的盛世，却更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次回光返照，预示着将来不可救药的衰亡。
鸦片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血淋淋的伤口，是一个彻骨的痛。通常来说历史事件的价值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但是鸦片战争不同，因为鸦片战争抛给中国一个令几代人苦恼的大问题…近代化和现代化。只要问题还没彻底解决，这个伤口就仍然会流血，不会痊愈，其历史价值也就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鸦片流毒天下（1）
任何对历史的讲述和研究，都是为了指出错误，通过指出错误而总结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就是这个意思。具体到鸦片战争，我们也应该如此，即认清在鸦片战争中中华民族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悲剧的产生。只有认清这些错误，才能对民族的未来有所裨益，让我们找到路在何方。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那段令人无言以对的历史。
19世纪上半期，中国处于大清嘉庆、道光年间。康乾盛世的辉煌刚刚过去，大清国正处于平稳的守成时期。尤其是道光帝，生性恭俭宽仁，将近四十岁才登基为帝，老成持重，正适合做守成之主。乾隆后期各地渐渐兴起的民变起义，经过嘉庆一朝的镇压，局势已经大为好转，当时正是天下无事，适合休养生息，以图为后世的再度辉煌积蓄力量。若是以中国本身作为世界的全部的话，这将是在正确的时代有了一位正确的君主，中国历史会进入一个令人感到温馨的时刻，充满了对现实的满足和对未来的憧憬。
虽然整个大清朝当时的确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社会气氛之下，但是中国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实的温馨和对未来的憧憬，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境。天朝之梦。其实中国人的这个梦境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首先就是经济上的理由。中国经济上的生产力在历史上是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西方逐渐兴起，这种差距开始缩小，但是中国和西方的生产力仍然是大体相当；即使到了工业革命之后，从生产力上来说中国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但是由于中华帝国的庞大，生产总量仍然是远远超过西方的，这就是当时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和西方已经存在差距的原因。另外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因素。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就是无数少数民族先后不断地融合进早期黄河流域华夏民族的过程。当这个文明发展到足够强大之后，就开始独立于世界而发展，并且以其强大的优越性向外辐射，在东亚形成了中华文明圈，并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的外来文化对中华文明当然也有很多冲击和影响，但是在强韧的、具有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包容性的中华文明面前，各种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中华文明的洗礼和改造，最终融合进中华文明，成为其一部分，即使是入侵的外来民族所带来的异族文化也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最终还是五胡融合进了中华，形成了更加博大的中华文化；唯一的例外是蒙古，其所建立的元朝在历经近百年后仍未能彻底融入中华文明，终于被逐回漠北，重新回到草原上牧马放羊去了；而17世纪入主中原的满清则由于其历任君王的远见卓识，彻底融入了中华文明，因此大清的江山也能像历史上的汉人王朝一样长久。在这样一个数千年未曾有过改变的模式之下，中国人的天朝美梦当然更是根深蒂固。
但是中华文明从前所融合的，都是落后于自己的文明，却从来没有面对过一个比自己先进的文明。中国人天朝美梦正酣，英国人却早已急不可耐。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英国，当时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上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政治上君主立宪制度逐渐完善；对外关系上在世界各地拥有庞大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此时的英国，迫切地需要为自己国内所源源不断生产的各种产品寻找新的销售市场，以便赢得更多的利润，在世界其他各地的殖民地都已经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英国开始觊觎最后也是最庞大的未开发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要进行资金和商品的流动，从中赚取最大的利润。所以其对外扩张的手段首先是正常的贸易，遇到贸易手段不可克服的阻碍才会动用武力。所以一开始英国人只是希望能和中国进行贸易，通过贸易手段打开中国市场。早在乾隆年间，英国就曾派使节到过中国，希望大清能开放通商。其实当时中国并不是彻底对外封闭。在“天朝”的思想体系下，如果“天朝”不照顾四海“蛮夷”，他们的生活将无以为继，为了表示“天朝”的仁慈，为了“怀柔远人”，对于他们还是应该有所优待的。所以长期以来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对外贸易，主要的贸易对象当然就是英国。但是这种象征性数量的对外贸易显然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求，而且英国人还发现，其实和大清朝的贸易当中英国一直是处于逆差。由于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和与西方社会生活的巨大差异，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需要英国人用先进的机器所生产的布匹以及其他商品；而大清朝所生产的丝绸、瓷器、茶叶这三样，却是英国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总而言之，英国人发现，正常的贸易方式不仅没能打开梦寐以求的巨大中国市场，反而使英国赔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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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流毒天下（2）
商人逐利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利润，资本家可以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所以英国商人们怎能忍受赔钱的贸易？为了赚取利润，英国商人不顾一切，要寻找一种能够向清朝大量出口的商品，而最终找到的这个商品就是鸦片。当然是鸦片了，还有比毒品更赚钱的买卖么？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印度鸦片出口的垄断权，即在印度大规模生产鸦片，并以非法手段大量输入中国。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国家官方支持甚至直接参与毒品生意。毒品的魔力是巨大的，清朝统治者逐渐感到了鸦片给大清所带来的破坏：社会上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越来越多，白银大量外流，给国家财政造成影响。于是在嘉庆初年，大清朝官方明令禁止鸦片进口。此处有一点可以一提：当时的中国人并未意识到鸦片给人带来的毒害作用，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鸦片问题。在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给道光帝要求禁烟的奏折中，甚至还提到了用内地种植鸦片代替进口的解决办法，只是因为内地种植的鸦片质量不好不能使人过瘾才放弃了这个主意。这一点虽然微小，但似乎也能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是多么的愚昧无知。禁令对于英国鸦片贩子们的打击是巨大的，对英国的国家利益自然也有损害。于是在英国政府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的支持和怂恿下，鸦片贩子们开始利用清朝的官场腐败，贿赂海关官员，进行鸦片走私。大清朝的官场腐败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而为了从鸦片生意中赚取巨额的利润，英国鸦片贩子们拿出一部分利润来行贿也是心甘情愿，于是贪官污吏和鸦片贩子一拍即合。大清朝在嘉庆、道光两朝，就此陷入鸦片屡禁不止流毒天下，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的困扰之中。
林则徐禁烟（1）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可歌可泣、不屈不挠之抗争史的开端。但是实际上，这个事件的历史气氛并不是那么悲壮，而是初看上去有些滑稽，仔细品味则是一种深深的悲哀。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大清朝完成了禁烟，也迎来了一场战争。
道光皇帝一定没有想到，太平无事的大清朝转眼之间就陷入了一场战争。一场成为中国历史巨大分水岭的战争：战争之前，中国还处于古代社会；战争之后，中国将被迫迈进近代社会的门槛。事情最初源自鸿胪寺卿黄爵滋的一个奏折。公元1838年6月2日，以“遇事敢言”而闻名，因此受到道光帝青睐的黄爵滋，给道光帝上了一道要求严禁鸦片的奏折，其主要意思是认为从前的禁烟没有成效，是因为方法不当，所以导致鸦片流毒不止，祸害天下。黄爵滋分析道，从前的禁烟方法总是强调在海关海防和查禁烟馆上做文章，希望通过海关海防的严加管理禁止鸦片进口，通过查禁烟馆阻止人民吸食鸦片。他经过调查思考之后，认为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原因有二：一是官场腐败，海关和负责查禁烟馆的官员大都收受鸦片贩子的贿赂，不能认真查禁；二是大清朝海岸线太长，“沿海万里”，在海岸线的任何一个地点沿海居民为了赚取蝇头小利，都会帮助鸦片贩子搬运鸦片入境，实在是防不胜防。于是他提出一个新办法：把重点转移到对国内瘾君子的惩治上来。具体内容是限令一年戒烟，一年之后若再有吸食鸦片者，杀无赦。鸦片问题其实是大清朝的一个老问题了，几次出台政策也没有彻底解决，所以道光帝这次很是谨慎，并没有对黄爵滋的奏折立刻作出决策，而是把黄的奏折发放到各省督抚处，让大家详细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讨论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督抚都不同意黄的看法。首先大家都认为，关键还是在于查禁海口；其次也不同意对吸食鸦片者判处死刑。当时的大清朝官场高层，都以揣测皇帝心思为己任，在道光帝本人态度不明的情况下，为什么各个督抚的意见竟会如此一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利益一致。奏折里各个督抚反驳黄的理由各自不一，但是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都没有说出他们的真心话，他们真正反对黄的理由实际上都是为他们的共同利益所考虑的：首先大清朝的海关在当时实际上只有广东一省，若是仍沿用前法，重点抓查禁海口，控制鸦片的贩运和销售，则只有广东一省的地方官员需要为鸦片问题操心，其他各省官员大可乐得逍遥，置身事外，偶尔抓几个过境的鸦片贩子还可以邀功，抓不到皇帝也不会怪罪到自己头上；但如果采用了黄的提议，禁止人民吸食鸦片，则包括内地各省的地方官员们就都有罪受了，所有人的工作量都要加大不说，万一一年之后自己地方上的百姓还有吸食鸦片的，就是失职的罪过。根据大清律法，即使官员调任别处，若发现在原任地有失职行为，仍得追究官员责任。这可是大大不妙。所以各地官员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把禁烟从海关严查变成国内司法活动。
有一件事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无论是在黄爵滋的奏折中，还是在各地督抚应道光帝之命所上的奏折中，都没有提到英国人对此将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大清朝对于英国人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大清朝的衮衮诸公，是把查禁鸦片当成一个内政问题来看待的，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英国人的阻挠才是禁烟的终极障碍。这一点在今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确就是这样的情形，而且仔细分析也不难理解：天朝出了鸦片问题，虽然是外夷作祟，但是外夷只不过是贪图小利，想从大清朝占点便宜而已，过去大清朝一直没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以至于外夷得寸进尺，现在天朝打算彻底解决问题，那还不是天兵一到，顷刻化为乌有？何必去考虑蛮夷的感受和对策呢？不得不承认，当时大清朝从上到下，从皇帝到一般士子，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愚昧无知到了何等的程度？！先回到历史事件中，此刻道光帝的态度仍然并未明确。就在这个当口，发生了两件事：一是10月25日，道光帝得知庄亲王和镇国公在某寺庙内吸食鸦片，二人已经成瘾。此事说明鸦片已经蔓延到皇室！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接到直隶总督琦善的报告，说在天津查获大量鸦片，计有十三万两。这是自嘉庆初年禁烟令颁布以来查获最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而且据琦善报告，这批鸦片是广东人在广东从英国人手中购买，并由广东运到直隶的！于是道光帝下定决心，严厉查禁鸦片！而他所采用的办法，就是令湖广总督林则徐来京觐见，然后令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严查鸦片。
林则徐禁烟（2）
也就是说，道光皇帝并没有采纳黄爵滋的建议，仍然用的是严查鸦片进口、销售的老办法，只不过由于上述两件事让他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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