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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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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什么不垮于当时各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却垮于以后的乌合之众？刘邦的军队，不会强过赵括，为什么赵括攻不进秦军营垒，而刘邦一下子就击溃关防线？
这不是一项纯军事问题，即令白起复活，他的结局也不会比章邯更好。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秦政府首领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苏；不是赵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变？关守将何至阵前受贿停战？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赵高之流的鲨鱼群，最大的盲点是始终看不见当头劈下来的钢刀，他们高估了豢养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能力，认为无论他们怎么伤害，那个政权仍能保护他们，所以对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内的三公，一夕之间，歼灭无遗。国家唯一的栋梁章邯，也要扑杀。最后甚至认为，连他的保护神嬴胡亥，也可铲除，另换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于最高领袖昏暴得出奇，当权官员冥顽得出奇，以及窝里斗惨烈而凶猛得出奇。
纪元前206年，刘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阳，金银美女，一无所取，在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军营。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咸阳，屠城。把囚禁在监狱里的嬴婴（秦王朝三任帝）处决，焚烧宫殿，大火三个月不灭。大肆劫掠金银财宝和美女，撤退东返。韩先生（名不详）向项羽建议：“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拥有险要的山川形势，在四座要塞保护之下（四塞就是四关：北方萧关，南方武关，东方函谷关，西方散关），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一则看见秦王朝宫殿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二则又急于回到东方，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漂亮的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怎能显示荣耀？”韩先生退出后，扼腕说：“人家都说楚国人肤浅暴躁，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却仍是一只猕猴，果然不错。”这话被项羽听到，逮捕韩先生，投入大锅煮死。
开凿隧道，山前山后同时动工，在精确测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针对，然后双方才能衔接贯通。如果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就永不能筑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造成损失。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项羽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有战场上的厮杀力，却没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韩先生所作的分析，项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远超过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证明他果然是一只戴着人帽的猕猴。韩先生对他的批评，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经过项羽自己作证，人们就无法不信。项羽开端之后，历史上遂层出不穷这种挺身自证的镜头。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间不断有猕猴，也不断有烹刑，使人哀伤。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指出它真是蠢驴，结果一定严重。韩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纪元前204年，汉王国大将韩信、张耳率军东进，赵王赵歇与陈馀在井陉口（井陉关？河北省井陉县西）集结重兵防守，广武君李左车向陈馀说：“韩信、张耳，乘胜而前，离开他们的本土，在远远的外国战斗。进则生、退则死，势不可挡。不过，粮秣转运，要经过千里之遥，士兵必然面露饥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砍柴抢粮，才可以煮饭，显示大军没有隔宿之食，井陉关出入一线，不能同时通过两辆车和两匹马。汉军粮秣必然在大军之后。你交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断绝他们的补给。你则坚守要塞，拒绝迎战。他们向前不能厮杀，向后不能撤退，而又抢不到东西，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颗人头，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军旗之下。”陈馀一向自称他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肯使用诡计。回答说：“韩信军队既少，又十分疲惫，对这样的敌人，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各国都会看不起我们。”韩信得知陈馀拒绝采用李左军的建议，大喜。于是直入井陉险道，会战不久开始，赵军惊恐震骇，不但不能再战，而且不能成列。霎时，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赵军将领截杀，已不能阻止。汉军乘势夹击，赵军崩溃。在汦水（即井陉水，注入绵蔓水）水滨，斩陈馀，生擒赵王赵歇。
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纪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的刘邦，被项羽强大凌厉的战力慑住，知道不能久守，就放弃成皋，再度逃亡。跟夏侯婴同乘一辆小车，悄悄溜出北门，北渡黄河，到达韩信、张耳统帅部所在的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有东西二城，东城称小修武，西城称大修武），不声不响，投宿一家客栈。凌晨，自称是汉王的使节，驰入统帅部。韩信和张耳还没有起床，刘邦即直接闯到卧室，夺取韩信、张耳的印信（在中国，印信占极重要的角色，主管官如果没有了印信，就等于孙悟空没有了金箍棒。甚至以君王之尊，也必须像保护性命一样地保护他的印信。而罢黜一个君王时，第一件事就是夺取他的印信），用该项印信，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调动他们的职务或工作。韩信、张耳起床，才知道来的不是汉王的使节，而是汉王本人，吓了一跳。刘邦既取得两人的部队，即命张耳巡行各地，加强故赵王国土地的战备。擢升韩信当宰相（相国），率领没有随着张耳出发的赵国部队，向东攻击齐王国。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还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世界上有很多头目，其蠢如驴，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使人背皮发紧。刘邦阁下确实先天地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荥阳（河南省荥阳县）陷落，成皋出奔，刘邦不回关中（陕西省中部），却直投韩信张耳大营。像小偷一样，悄悄溜进小修武，提心吊胆过了一夜。史书虽没有记载，我们可推想，他跟夏侯婴一定有一种忧虑和恐惧：万一韩信和张耳不肯买账，紧握军权不放，他们可是死路一条。魏无忌先生手拿国王兵符，带有随从宾客，晋鄙还拒绝交出军队。刘邦和夏侯婴，不过落荒而逃的两个光棍，韩信张耳把他们宰掉，而自己称王，跟宰掉两条丧家之犬没有分别。即令不宰，把两位软禁大营，假传刘邦命令，还可控制关中（陕西省中部）。刘邦出生入死得来的江山，将全部滑入韩信张耳之手。
刘邦不敢把他的生命寄托在韩信张耳的效忠上，假使当天晚上就投入大营，一夜之间，足够酿成背叛密谋。所以必须一直等到夺取元帅印信，重新调整军官职务之后，才敢确信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别人教导不出来的应变能力，反应疾如闪电。接着仍授权张耳负责赵军，并擢升韩信当宰相，使他们虽然军权被夺，却不以为意，而仍死心塌地。无疑的，刘邦是一个政治天才。
纪元前203年，西楚总参谋长（大司马）曹咎镇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汉军屡次挑战，曹咎都不作反应。汉军使用心战，在城外对项羽以及西楚官员百般诟骂，肆意侮辱。几天下来，曹咎气得发抖，忘了项羽“不准攻击”的吩咐，大开东门，渡汜水（汜水流经汜水镇东门）出战，大军刚渡过一半，汉军迎头痛击，西楚军首尾不能相顾，立刻崩溃，成皋陷落。西楚储存的金银财宝，全到汉军之手。曹咎跟司马欣，在汜水河畔，双双自刎。刘邦遂从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东城）南下，渡过黄河，再入成皋，把重兵进驻广武（河南省荥阳县北），接近敖仓粮库。
西楚王国（项羽）跟汉王国（刘邦）血战五年，西楚一直居于主动，占尽优势。前203年的成皋战役，是一个转捩点。成皋一失，敖仓不保，敖仓不保，西楚开始缺粮。即令钢铁部队，一旦“乏食”，便只有破败。长平战役（参考前260年），秦王国所用的秘密武器，就是饥饿。现在，饥饿抓住项羽。
成皋陷落，由于曹咎这个蠢货之不能忍。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伊索寓言》上介绍过一只螃蟹，当钓竿敲打它时，它立刻愤怒地把它钳住，死也不放。这种刚愎暴戾人物，当一个码头小流氓，已到顶端，当一个领袖——无论是政治的或军事的，曹咎就是榜样。
忍是一种艺术，韩信提供了另一个榜样。奴才的忍和英雄的忍，表现在外的形态是一样的，内涵却大大不同。螃蟹型人物不忍一时之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人深思。
纪元前203年，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安徽省灵璧县东南），被汉王刘邦的军队击溃。项羽向南逃亡，抵达乌江（安徽省和县东北20公里乌江镇），自刎而死。
项羽是一员名将，他的致命伤是不懂政治，却在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忽然间自以为很懂政治。政治比军事复杂得多，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资质平凡的军事将领所能胜任。项羽不但自认为他能够胜任，而且还游刃有余，他就注定的要付出代价，并连累千万无辜的人，跟着付出代价。
纪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消灭项羽后，各封国国王，一齐上书刘邦，拥护他当皇帝。刘邦遂在汜水（发源嵩山，曲折北流，注入黄河）北岸，筑坛登极（一任高祖），妻吕雉本称王后，改称皇后，子刘盈本称太子，改称皇太子。追尊娘亲刘老太婆当昭灵夫人。
明明自己想干，却装腔作势，硬说不想干，然后教唆摇尾系统发动誓死拥护的闹剧，自己才作勉强状，扭扭捏捏，登台亮相。这种无聊的小动作，在政坛上不断演出，一直演到20世纪，仍然有人乐此不疲。刘邦写下的这个剧本，遂永远被奉为经典。
秦王朝皇帝嬴政，在儒家学派刻意的丑化之下，被当做一个有百非而无一是的暴君。可是，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的位置和排场，以及全部有利于专制行为的法令规章，却被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滴水不漏地一古脑继承，受到儒家学派的肯定，没有任何抵制。儒家学派攻击的只是嬴政本人，不是攻击嬴政所做出来的摧毁人权的专制制度。
西楚王国（项羽）将领季布，战场上曾经数度追逐刘邦，使刘邦受到很大的惊恐和羞辱。项羽死后，刘邦下令特赦季布，任命他担任宫廷禁卫官（郎中）。季布的同母老弟丁公（名不详）也是项羽的将领，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之战时（参考前205年），他追捕刘邦，马蹄到处，短兵器已可刺及，刘邦情急，向丁公乞怜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代贤才，为什么不能相容？”丁公遂手下留情。等到项羽覆亡，丁公晋谒。刘邦下令把丁公带到军营，巡回示众，宣布他的罪状：“丁公当项羽的部下，却不忠于项羽，使项羽丧失天下的，就是他。”然后诛杀。刘邦说：“使后世做人家部下的，再不要效法丁公。”
司马光曰：“刘邦从丰沛起兵，网罗豪杰，招降纳叛，数都数不完，等到登极称帝，却只有丁公受到惩罚，什么原因？因为进取跟守成，形势不同。当群雄转战疆场的时候，人民并没有固定的领袖。只要前来投奔，就一律接受，理所当然。等到已成了皇帝，四海之内，都是臣民。假如不强调礼教仁义，臣民们仍心怀二志，谋取政治暴利，国家岂能长久安定？是以用大义作为标准，向天下人显示：只要你是叛徒，连新领袖都不能容你。用背叛领袖的手段，去结私人恩德，虽然饶了自己一命，仍然以不义相待。杀一个人使千万人恐惧，刘邦的谋略，岂不深远？子孙们享受天子权位400余年，理应如此。”
刘邦杀丁公，是一种最卑鄙的“引蛇出洞”型的严重忘恩负义，不过三流权术，目的只在阻吓“后世”的人起而效法丁公！然而，没有多久，陈NB572就向丁公看齐，接着英布也向丁公看齐！而刘邦反而巴不得陈NB572和英布手下的将领个个都是丁公。数千年来，丁公这类人物，多到动用电脑都数不完，司马光太高估了杀丁公的效果。刘邦的子孙当皇帝400余年，另有原因，任何专制帝王或任何独裁头目，都没有能力控制他死后政治情势的发展。刘邦刚翘了辫子，便出现了吕家班局面，杀丁公的效应哪里去了？
张良健康不佳，一直多病，自从跟随刘邦从洛阳迁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之后，就沉迷在玄虚的巫术里，每天静坐，使全身气息运转，不再吃饭，而只吃一种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药物。在家幽居，很少出门。他说：“我们张家，几代都是韩王国的宰相，韩王国亡后，我变卖价值黄金24万两的家产，向秦王国报仇，曾引起天下震动（指博浪沙行刺嬴政，参考前218年）。今天，以口舌的功劳，被尊为帝王的师傅，封一万户侯爵，这是一个平民最高的极限，对我而言，已十分满足。目前唯一的愿望，是离开这个烦扰世界，追随赤松子先生，遨游世界之外。”（赤松子，太古时代的神仙。神农氏时，曾担任水利官，可以造雨。）
司马光曰：“有生就有死，犹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以张良的真知灼见，足可以了解神仙之事，不过虚话。然而他仍宣称要追随赤松子，一定有他的原因，说明他具备高度智慧。功名——功勋和名位，是人生最难处理的关节。诚如刘邦所称道的，西汉王朝开创基业的英雄，不过‘三杰’。然而，韩信全族屠灭（参考前196年），萧何投入监牢（参考前195年），岂不都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所以张良才假托神仙，放弃现实世界，把功名看成身外之物，把荣耀抛到脑后，所谓‘明哲保身’，张良正是一个榜样。”
司马光对张良晚年的怪诞行为，所作分析的原因，我们同意，以张良的聪明智慧，当然了解神仙并不存在。只不过为了保命，不得不言不由衷，信口开河。但司马光认为韩信和萧何的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却远离事实。什么叫巅峰？侯爵是不是巅峰？王爵是不是巅峰？刘邦已经封王，还不满足，喋血上爬，为什么没有杀头坐牢？不但没有杀头坐牢，反而当上皇帝，好不威风。这已足够说明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并不是招祸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另有所在，那就是威权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政体，钢铁般坚固的外貌，强有力的野心家随时都可能把它摧毁，不像民主政治那么有丰富的弹性。掌握权柄的人，不得不把全副精力用来防止叛变。每一个有能力或每一个有影响力、受到人民爱戴，以及有大功劳，军权、政权在手的人，都是潜在的仇敌。无论你知道不知道停止，都会被排除。最简单也是最迅速的手段，莫过于制造冤狱。韩信和萧何所受到的，不过一场大冤狱和一场小冤狱而已。韩信可能还有不收敛之处。萧何自始至终，都战战兢兢、俯首帖耳，根本没有“不知道停止”的行为，也难逃此劫。
司马光没有一句话触及到专制制度和当权分子的邪恶，反而千错万错，都是被迫害的人错，谁叫你不停止进取？谁叫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赞扬“明哲保身”。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文化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嬴稷诛杀白起（参考前257年）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刘邦一连串屠戮，却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几乎所有新兴的政权，都要通过这个窄门，血迹斑斑。
纪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各亲王和封国国君，以及高级官员，都来朝贺。天色未明，皇家礼宾官（谒者）到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庭院中戒备，手拿武器，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出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高祖）刘邦（本年57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着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3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20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11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秦王朝统一全国，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属卑下的部分，特别保存。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绰号，下至官位名称、宫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管，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内容。
司马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分，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美。用到国家上：君王和臣属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户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乱而已。以刘邦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著《新语》，指出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每呈阅一篇，刘邦都要夸奖一次。参考前196年）；看到叔孙通的礼仪，叹息欣赏。然而，刘邦却不能跟三代君王并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由于他学问贫乏。当开国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学派巨子（大儒）作为助理，他的勋业就不仅仅到此为止。可惜，叔孙通的抱负太小，只偷窃了一点礼教的渣滓，为了因应世俗的要求，谋求君王的恩宠，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礼教，永远沉沦，不能复兴；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扬雄讥讽叔孙通说：从前，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书上不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么才算是‘大’？回答说：叔孙通准备制定政府礼仪，到鲁国去请教师，只有两位请不到。那人说：孔丘周游列国的本意在此，难道不是？回答说：孔丘周游列国，是传授他的学问，贡献社会。如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去屈从别人，随俗邀宠，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礼教、有法则，怎能使用？扬雄的话中肯扼要。儒家学派巨子，岂肯摧毁礼教法则，而只追求一时的表现？”
司马光的评论，把人引到五里雾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更不知道旨在何方。他责备叔孙通的话，尤其使人眼如铜铃。司马光说，当时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帮助刘邦建立万世不朽的勋业。咦，三王（姒、子、姬）时代，“大儒”如云，万世勋业何在？即以政权存在长短而论，夏王朝440年，还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谓“篡夺”的67年。商王朝662年，首都不断迁移，好像难民营。周王朝879年，最后两三百年，连封国都不如。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加上后来延续的东汉王朝，虽没有“大儒”，也有411年，不比“三王”逊色。在儒家系统看来，“大儒”真是活宝，只要他出现，准益寿延年。
事实上“大儒”不在人间，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之上。看情形备受扬雄赞扬的那两位不肯同行的家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实在使人作呕。他们认为，音乐礼教，必须高贵品德累积百年，然后才可制定。礼教既如此重要，这百年之间，岂不成了真空？没有礼教，如何能有高贵品德？如果说没有礼教，照样可以培养高贵品德，那礼教岂不是聋子的耳朵，成了多余之物，还要它干什么？
叔孙通曾批评那两个家伙：“腐儒，不知道时代不断在变！”司马光和扬雄在听了这两句话之后，仍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难以理解。
白登解围后，刘邦回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萧何兴建的未央宫落成（未央宫在长乐宫之西，相距半公里，方圆四公里），壮丽豪华。刘邦大发脾气，对萧何说：“天下纷扰，还没有平定，我东征西讨这么多年，仍不知道结局是成是败，你却盖这么奢侈的宫殿？”（刘邦一直没有安全感，正是谋杀功臣的心理状态。）萧何说：“当天下还没有平定时，宫殿简陋一点，还可将就。现在，天子以四海为家，假如不够壮丽豪华，便不能显示威严。另外有层意思，就是使后世感到不必再有什么增加，也可节省民力。”刘邦才转为高兴。
司马光曰：“圣贤君王，仁义就是华丽，道德就是威严，从来没有听说靠雄伟宫殿来镇服天下的。天下仍没有平定，更应当特别节约，用以解救人民的急困，却第一个先盖宫殿，岂知道先后轻重？从前姒文命（禹）住处简单，而姒履癸（桀）却兴建寝宫。祖先创业时，励行节俭，用以教训子孙，到了后来，子孙还流于奢侈淫靡，何况一开始就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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