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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敌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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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20岁。
很有意思，就在我的文稿修改到此处时，也就是2004年10月8日那天，吴铨叙将军携夫人到杭州休假，他点名要见我。吴铨叙将军这次是无官一身轻，从参军入伍到副总参谋长退下来那天正好是50年零7天。23年后，我在杭州的华北饭店再一次见到了他，我从包里拿出《沈伟光战略研究丛书》送给他，他哈哈大笑，说：“你的书我早有了”，并告诉他夫人：“沈伟光出书是一套一套的”，又指着我《新军事参考丛书》说：“这套书我也有，我经常对他们说，现在信息战那么热，沈伟光早就写了那么多有关信息战的书了”。他还教导我，为人处事要做到“为人正，办事实，做官清，待人诚”，年轻同志要“牢记老传统，写实新篇章”。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面对面地单独聆听他的教诲。这次见面我很感慨，我们能像老熟人似的交谈，并不是他对我特别熟悉，他的部下有成千上万，能够叫上名字的并不多，对我来说，主要还是我的那些书给他留有深刻的记忆。这就更坚定我的信念：走自己的路，为理想战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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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之作
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南京军区陆军学校一份内部刊物《教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上的一篇学术文章，题目是：《要拔“钉子”不要钻“空子”》。
那时我们的作战对象是“苏修反动派”，我们军还曾经出过一个因研究苏军成名的蓝军司令王聚生。《拔“钉子”》这篇文章就是研究如何突破苏军摩托化步兵营防御阵地的一个战术问题。过去一般认为，也是教材、经典的规范，进攻部队应把突破口选在敌方两个支撑点之间的“薄弱部位”，如防御的间隙地和接合部上，突破分队应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于骨隙之间，善于钻“空子”。这篇文章对这种规范提出了质疑，认为在现代化条件下作战，苏军的“薄弱部位”并不弱，这种间隙地和接合部往往是苏军的障碍物设置地和各种武器密集射击区，钻“空子”等于掉进泥潭，钻入火袋。打开突破口，必须拔“钉子”，突破分队应像一把钳子专门用来拔支撑点这颗“钉子”。苏军环形防御上的支撑点，好像三角架的支架缺一不可，只要拔掉其中之一个，就会动摇敌整个防御体系，震撼敌斗志。
那时我们搞军事学术研究的面很窄，加上阅历浅，根本不敢闯禁区。而且我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还处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中。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对我这样初出茅庐之人来说，影响有多深，束缚就有多紧。写《拔“钉子”》这篇文章时，常常是想到一个观点，写了一段文字，就会想一想，毛主席有没有说过。写作技巧和功力先天不足，思想贫乏加禁锢，使我的研究起步非常之艰难。
当得知这篇文章即将发表后，我足足兴奋了10天，先是看到编辑寄来的校样，又足足兴奋了10天，从投稿到看到编辑部寄来的杂志，再寄来了10元稿费，每个过程都是那么的兴奋和愉悦，前后折腾了近半年，使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当然，过铅字瘾的时间可追溯到1979年，当年11期的《后勤通讯》杂志一篇综述文章中摘用了我大量投稿中的一段话，是反映我们团后勤工作成绩的。团政治处宣传股新闻干事张明郁说，这也算见报了，而且是中央级的新闻报道。这份杂志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办的，规格也确实很高。但我并不高兴，因为没有我的名字，才两句话不到20字，这能算文章吗？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把它当回事。虽然文章不像文章，但作为一个团级单位能够在总部的刊物上露露脸也确实不容易。
那时每个部队对新闻报道工作都抓得很紧，团以上单位都有硬指标，评比奖罚细则很到位。比如，电台广播稿播音员念一次就完了，很难查证。所以所有发表的稿件要以邮局寄来的稿费汇款单为凭证。我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这样1元2元的稿费凭证。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在《解放军报》上发一篇稿，就可以立三等功，战士可以直接提拔为干部，所以大家写稿投稿的热情非常高。当时的军队也和地方一样，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很有生气，领导们既想通过新闻报道反映自己的工作，也想通过新闻报道鼓舞士气，激励工作。据说有位师政委，发动全师官兵写稿，装了几麻袋文章，还装了几卡车的大米、食用油和土特产，派宣传科科长送到报社，让记者编辑老总感动了好几年，这个师的新闻报道工作自然很出色。
这样的环境，为各路秀才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各种平台和晋升机会。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在部队发展要耍好“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这样，我那篇没有名字的新闻稿，不仅为团里争了光，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团新闻报道排在全师第一；师里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师新闻报道排在全军第一，为此，师团都给我发了新闻报道一等奖，大家心照不宣，我也装傻半推半就。
写《拔“钉子”》这篇文章时，我已调到师司令部作训科任参谋了。这篇文章是与科里另一位参谋章新文合作的。那时，章新文是科里的内勤，安徽人，很内秀，有文字功底，语法词汇、谋篇布局已很有研究，如对“的”和“地”的用法，他就有很精辟的说法：“的”的后面一般是跟名词，“地”的后面一般是跟动词。而这些却是我的弱项，我的强项是想法多、观点多。
科长陈光运是个湖北人，他的学术能力在全军已小有名气了。陈光运对全科的学术研究工作抓得很紧很细，经常把我们召到一起传授写作和研究的技巧，还给我们讲解错字别字。他把我与章新文撮合一起搞研究写文章可谓用心良苦，那时叫互补，现在叫双赢。
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邓时发，是陈光运的老乡，他们的关系不一般，文章经陈光运润色推荐很顺利地发表了，“庖丁解牛”这个成语就是他给我们加上去的。后来，我还专程到南京军区陆军学校求教过邓时发，这是一位很好的编辑，编发过我12篇学术文章。1985年军队百万大裁军时，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并，保留南京军区名称，而南京军区陆军学校并入福州军区的南昌陆军学校，这份学术刊物也停办了，邓时发选择了转业，他回武汉联系工作时给我打过电话，当时我已调成都军区工作，也没有能力为他尽一份力，至今感到很愦憾，一晃20年了，再也没有联系过。
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华士咏，他是我们2师出去的，曾在人民前线报社总编办公室工作。我在登稿无门的情况下，斗胆给他去了封长信，居然感动了他，一次他值夜班时，竟然在马上要制版的报纸中插进去了我的第一篇独立报道并署名的新闻稿：《新兵一班考核夺魁》。虽然文章极短，正文加上标题、标点符号和署名才64个字符，稿费仅1元，但对我的激励是很大的，这一天是1982年12月7日。报纸与杂志的影响力是两个等量级的，杂志的受众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学术杂志的辐射更小，报纸辐射的面要广阔得多。很多人是从这篇小稿开始认识我的，知道我会写写文章，在团里也算个“笔杆子”、小秀才了。
《拔“钉子”》和《夺魁》两篇文章发表后，一发不可收了，从1983年到1985年，在全国报刊上又发表了72篇文章。
专栏作者
那几年，我们军搞学术研究的风头很劲，从军长到战士，人人动手，我们作训科也订有指标，并向师司令部作了保证：每年人人要见报。这就很难，科里有位参谋余敬军，步兵五大技术很好，但文字细胞少得可怜，要他独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实在比登天还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既要提高干部的写作和研究能力，更要加强与报社的联系。为此，陈光运到北京的解放军报社学习了半年回来后，便又派我去南京的军区人民前线报社学习，那是1982年8月的事。
我学习的那个科是报社的军事科，科长李赞廷是位河南人，1963入伍，很亲切和善，杂文写得非常好。我有一篇文章叫《也谈“蒸馍”》，河南人称馒头为馍，是李赞廷让我写的命题文章。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他们称之为言论，一般是报社的头头脑脑才有资格发这样具有导向性的文章。文章是批评部队训练中的一种倾向，只重视自己实践中取得的直接经验，而对别人实践中取得的直接经验而对自己来说是间接的经验往往不屑一顾。文章劝诫：吃别人蒸的馍也香，对自己来说是间接经验，却是别人获得的直接经验，同样是宝贵的，也应虚心认真学习。
军事科负责带我的编辑叫彭秀良，1955年生，1975年入伍，江西人，是从181师政治部宣传科上调的。他虽然比我仅大4岁，却比我成熟许多。我俩职务一样都是正连职，但他的水平比我高很多。那时，他已结婚，夫人刚生下一个女孩，随他夫人姓李，而且刚在军区大院分了一套两居室，小日子过得很舒坦。遗憾的是，他刚过40岁就因患肝癌而英年早逝。1999年，我出版了第一部文章集《初出茅庐》，在补记中专文对他致谢致哀。从1983年1月至1985年5月的两年半中，我在《人民前线》报发表了37篇文章，有34篇是经他编辑润色的，其中5篇被报社评为红旗稿。1983年和1984年，我连续两年度被人民前线报社评为一等奖作者，聘为特约记者。这些文章虽然多是些“橡皮块”、“豆腐干”文章，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那时的报纸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版面，也不是日报，每周出三期，每期四个版，每版八开。全军区就这么一份报纸，僧多粥少，稿子很挤，所以编辑们很吃香，但也很辛苦，采编、画版、校对集于一身。我负责为彭秀良打下手、干杂事，打水、扫地、抹桌子，过去学徒干的活我全包了。彭秀良心情好的时候，时间阔绰的时候，也让我编编稿、画画版，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在人民前线报社工作期间，使我对媒体运作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比如当时投稿，你想在哪份报纸上发表文章，先要熟悉报纸的栏目，选定一个栏目后，再反复研究栏目中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代表着栏目报道的方向和编辑的思路喜好，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提高投稿的命中率。彭秀良负责的版面叫《训练与实战》，每周一个版，一年36个版，主要刊登一些军事学术和训练研究方面的短文，有一个栏目叫《练练想想》，我几乎成了专栏作者，每隔一期总有我的一篇文章，文章很短，每篇不超过200字，但要见微知著，一事一议，有观点，有故事，有想头，像文学体裁中的微型小说，写起来不费时间，但需要作者有极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实在很过瘾。
我说过无数遍感谢编辑们的话，但他们都很不介意，说编稿是他们的工作，编谁的稿都一样。我想，有时前辈无意中说一句鼓励后生的话，随意地编发一篇新人的文章，不仅对他们终身受益，还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记得在人民前线报社学习时，还有一位从我们1军来学习的战士许佳文，苏北人，有些文学功底，写的散文很耐看，我很羡幕他的才气，也勾起我一度消沉的文学梦，因为他的一位老乡在报社文艺科任副科长，我想请他走走后门，于是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一次我将一部长诗交给许佳文，让他转给他的老乡，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一天中午，他神秘地告诉我，副科长要见我，我的心跳攸地加快了，我想好事来了！我小心揶揶随他溜进副科长的办公室，还没找到座，那位副科长便劈头盖脸地喝斥开了：“你这叫什么诗，见了什么都成诗，竟然写了几百行，还想发表。像你这样的诗，我一天可以写几万行，见把椅子：啊，椅子呀；见扇窗户：啊，美丽的窗户······”他的一席话不仅让我无地自容，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更使我发誓要做点成绩让他瞧瞧。今天回想起这段往事，我还是要衷心地感谢他，那场文学惊梦之后，虽然偶而也发表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但对自己身上形象思维基因的缺陷能够客观地认识了，注意扬长避短，更专心地锻造自己的逻辑思维的能力了。不过，至今我仍对他那种居高临下、热嘲冷讽的态度不敢苟同。作为一位有点文学素养的前辈，对文学青年，对写作爱好者，对他们的稚嫩甚至缺点，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指教的口吻和方式，那样的效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在报社学习，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见报发文章不成问题了，接下来要完成科长交给的任务，解决作训科人人要见报的难题。为此，我想了一个点子，利用我特约记者的身份，对我们全科人员进行了集体采访，写成了一篇访谈《谁坐第一把交椅？》，主题是：步兵分队的技术训练应该突出什么？科里每位同志都说上一段话，得出的结论是：步兵分队的技术训练，应该将第一把交椅让给火箭筒训练。因为火箭筒是当时步兵分队装备的最强火力武器了，而我们在训练中总喜欢驾轻就熟，在枪上打转转，把火箭筒训练放在最后一把交椅上。应该说，这个问题是当年部队训练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体裁很新颖，可读性也很强，1983年1月5日《人民前线》在4版头条位置很醒目的发表后，即刻在军区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稿子被报社评为红旗稿，新年科里来了个开门红，人人见了报，提前完成了全年的任务，我个人第一次以记者的名义上了报纸，皆大欢喜。
1983年，是我第一个过足铅字瘾的年头，发表各类文章26篇。年底，我所在的陆军第一军颁发通报，表彰年度军事学术研究先进单位和个人，称：“自1981年军召开军事学术研究成果报告经验交流会以来，各级对军事学术研究普遍引起了重视，列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作为改革训练、提高训练质量的先导和突破口，紧紧围绕改革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有力地指导了部队训练和改革。”这次共通报表彰了5个先进单位，47位先进个人。先进个人中设一等奖3名，我是其中一名，还有当时已任2师副参谋长的陈光运、时任2团参谋长顾守成（现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少将）；二等奖9名，有时任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稼夫、2师师长张天富（现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少将）、5团参谋长刘洪凯（现任陕西武警总队队长，少将）；三等奖35名，有时任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乾元（现任兰州军区司令，上将）、3团2营营长戚建国（现任某集团军军长，少将）。这份发于1983年12月4日的文件，我至今仍保留着。当时印了55份，存档2份。20年过去了，已是档案工作者的我，深知这份文件的档案价值，但对我最大的意义是，她激励我从此把军事学术研究当成终身的爱好和事业，而不像许多人把学术研究、发表文章当作一种工作、任务、职业，甚至向上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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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代剑
1984年，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年。1月9日上午，经父亲的朋友介经结识了夫人陈虹。3月28日凌晨，父亲因病逝世。之后，随部队赴云南前线参加边境战争。
那一年的4月，我受邀到西安参加当代中国文学第四届年会。在此之前，虽然我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但我从来没有发表过半个字的文学作品。对于这个机会，我很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姜民生老先生，他是我中学同学马英的战友赵静杭的父亲赵伯森引见的。
我此行西安的主要任务是为2师师长张天富的书稿《诸葛亮〈将苑〉今译》联系出版事宜。在那些天，我捧着别人即将出版的手稿，远望文学讲坛上侃侃而谈的大家，那深藏已久，渴望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的念头，再一次蹿了出来。我暗发毒誓，一定要出一本影响人类的书，一定要成为一名众人仰视的大学问家。
暮然回首，虽然自己为了这么一个看来既狂妄又幼稚的誓言，竭尽全力，耗费了20年时间，但却失去了许多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还有生理的。
我到西安不久，部队就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云南边境执行作战任务了。部队的行动很迅速，只准备了一周，就开拔了。当时我已在军司令部作训处任参谋，由于处里无法与我通信联络，就把我作为留守人员交到军留守处，负责人是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冯志道。我是回到部队营房后，才知道大部队已于两天前奔驰南下。我浑身沸腾了，拎着行李直奔冯志道办公室的，要求立即上前线。话说了一大堆，什么理由都说尽了，时间耗了两个多小时，他就是不同意，说这是纪律，是革命分工的需要。我暗自认为，他的决定会耽误我的前程。那个年龄段的我很自负，自以为在同年龄的战友中是最优秀的，这次错过杀敌立功当英雄的机会，预示着今后的政治前途将落下一大截。
在这种可以将生命置之度外的革命英雄主义，准确地说是功利主义情绪困挠下，接下来的日子就很难熬了。大部队在边境搞临战训练，经常有各种消息传下来，我愈发感到很失落，很消沉。说实话，在留守处工作的同志都是有想法的，多多少少有点被主流群体抛弃的感觉，留在后方的同志总有老弱病残之嫌。我常常是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越想越觉得自己很背时，好机会总是赶不上。我把所有的气都出在冯志道的身上，心想只要老冯同意，我完全有理由去追赶大部队的，因为我是堂堂作战训练处的参谋。于是，我经常在背后传播别人编排冯志道的怪话，说他的身高、体形、长相和性格有“四个一个样”：“站着与坐着一个样，跑着与走着一个样，笑着与哭着一个样，说真话与说假话一个样”。他知道没有马上发作找我谈。有一次军留守处全体同志开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我说：“你这个小鬼心眼还蛮多的，我再给你补上’一个样’，我跟你爸‘一个样’”。大家“哄”地笑开了。我很生气地回敬了他一句：“我爸刚死了。”大家又“哄”地笑了。他也不介意。冯志道是个怪才，陕西人，记忆力特别强，背诵9位以内的数据绝对不会错，讲话出口成章，开大会侃一个上午不用拿稿子。他曾是我们作训处的老处长，干了10多年，后来到2师任副师长，年龄近60岁时调回军部任副参谋长，后为照顾家属子女，调江苏省军区，在司令部副参谋长任上离休，后来我还到南京看望过他，现在已作古了。
我们军是11月接替友军防务的，不久打了一仗。部队总结休整期间，在军长傅全有的指示下，我终于能够轮战上前线了，12月我带领军机关5位同志来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立坡县的落水洞——我们军的作战指挥部。
到指挥部的那天晚餐后，军长派警卫员马立云来找我，当时他腰疼病复发，躺在床上。见面后，傅军长第一句话就是：“沈参谋，是我把你调到前线来的，你那篇《论捕捉战机》的主要观点我抄在本子上，对我指挥作战很有启示。”他的一席话，立刻使我兴奋异常。
《论捕捉战机》这篇文章主要谈了三个观点，一是研究了战机的六个特性：巧、隐、短、少、小、变；二是研究如何发现战机：时时留心，过细观察，正确判断；三是研究如何捕捉战机：及时控驭，迅速决断，果断行动。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的确很有影响。我通过研究古今中外战史得出一个结论：善于捕捉战机的将领，每每能指挥打胜仗；反之，则屡屡吃败仗。
那一次，我们聊到很晚。
在前线那些日子，尤其是我所处的位置，使我对战争有了很深切的感性认识，极大地提升了对战争研究的能力和水平。1984…1985年，我发表了47篇文章，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这场战争的实践，最重要成果是孕育了信息战理论的诞生。《战友，请审视一下自己的本领寄自前线某团的调查报告》，发表在1995年5月29日的《解放军报》上，对以往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进行了深刻反思，如体能训练，土工作业，排雷技术，自救互救等平时不起眼的课目，在战时却用途很大，解放军报社还为此文配发了一篇《照照镜子》的编后语。文章发表后，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尤其是轮战部队的临战训练启示很大。《“两山”作战纵横谈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答本报通讯员问》、《敌军进攻战术的四个变化》等文章，对正在进行的边境战争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战争研究与其它研究最大的区别是：先进的理论都是以实践性作支撑的，甚至是以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
当今美军为何能矗立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头，能够不断地创造新式理论、锻造新式军队、打赢新式战争，最关键一条，是美军有不断的战争实践，以及来自于这种新战争实践中的深刻思考和标新立异。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当今活跃在战争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有几个真切体验过战争的艺术性和残酷性呢，毕竟解放军已20年无战事了。历史上，优秀军事学术的创立者们，哪一个不是亲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我们的学者只能从电视上、资料上来感受战争，那与看电影电视剧、看小说图书没有多大区别，那是被加工了、艺术化了、甚至美化了的战争，我们的军事学术如果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实在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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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尤其是我们进行的边境自卫作战，不仅受地理、国界等限制，还要受外交、政治的制约，既是一场军事仗，还是一场外交仗、政治仗。军事与外交、政治的关系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局部要服从全局，军事要以外交、###的需要为需要。诸如作战时机的选择，作战方式的运用等，既要考虑军事的需要，更要考虑外交、政治的需要。如果从军事角度看是可行的，但从外交、政治全局看是不利的，就必须“见利不趋”，不能因小失大，舍本求末。相反，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利的，而从外交、政治全局看却有必要，就要顾全大局，服从外交、政治的需要。军队作战要做到这样的境界是很困难的，但又是必须的，军队必竟是国家的机器。天时、地利、人和，是讲究战争的环境因素。有时为了外交、政治的需要，却往往是反环境因素进行作战。
在我国，战争服从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全球范围看，对于战争是否是政治的继续的争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事学术界一度也就这个话题展开过激烈讨论。
这场讨论对我个人的战争观的形成是有极大影响的。我在15年前出版的《信息战》中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战争可以是政治的继续，包括核战争，但不一定所有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随着信息战的崛起，确实存在着不带任何政治目的的战争。无论从战争的根源分析，还是从其后果分析，战争都具有两重性——政治的继续和非政治的继续。”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能否把战争仅局限于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而不要伤及百姓。我在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战争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领导者意志发泄的一种形式，这就要有一个场所，也就是战场。过去的战场设在人类的居住地，要以有生力量、物质财富作为代价。”我在199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军事问题》前言中又分析到：“就像人要方便，过去是随地大小便，后来文明了，要进厕所了，甚至要盖五星级的卫生间了，是否可以预设一些五星级的战争场所供那些战争狂人发泄呢？”这些思考就是后来我提出领导人战争等理想战争模式的思想基础。
如果战争摆脱了政治的掌控，哪又将是怎么一个状况呢？农业时代，拥有足以保卫国家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就具备了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基础。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确保国家的军事安全，不仅需要拥有装备先进的坦克、飞机、火炮、舰艇、导弹核武器的现代军队，而且，国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潜力和快速健全的战争动员体制。信息时代到来，军事安全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高技术战争的出现，尤其是以信息战为重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对传统经典的战争说法提出了挑战。在信息时代，军事威胁不仅是大兵压境、敌人陈兵百万，而且也是来自信息战的突然袭击，是国家和军队的“中枢神经”“面对面”的打击，甚至一时无法知道对手是谁，威胁来自何方，战争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信息战》出版后的10多年，我始终关注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并由此为突破口对传统的经典的战争理论提出质疑，制造了许多全新的学术观点，并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最早见诸报刊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1993年4月5日《杭州日报》上的《刷新我们的思维关于战争新概念、新特征与沈伟光的对话》，对战争＝暴力＝政治的公式进行挑战。这篇由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极具才华的美女记者采编而成的战略话题，今天来看仍是非常贴近时势。只可惜，《杭州日报》的军事版面一度撤下，这位军事记者只能改做其他版面，否则，《我已出发》、《伊战随军日记》这样的书应该出自她的笔下，早于吕丘露薇、隗静成为《美军中的凤凰》的主人公。
这些关于战争的新概念、新特征还有许多，但出炉的过程大多富有戏剧性。
我刚调到北京工作那几年，经常与李炳彦老师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一般是我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很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1996年3月5日，李老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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