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硝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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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以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田中义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竟然敢主动“找事儿”，但受种种条件限制，只好撤兵。把个田中义一搞得焦头烂额。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方采取一切措施掩盖炸车真相。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于当日夜晚将溥仪严密保护，携他由天津潜往大连，准备用他代替奉系军阀，使三省脱离中国版图，而另立傀儡王国。而炸车之日河本曾准备了一队士兵集中南满附属地，因事先没有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少将联系，所以被斋藤所解散。事变时关东军竟日以电话询问日本驻沈领事馆，希望准其出兵维持铁路附属地以外的秩序，但被森岛领事所拒绝。当天沈阳日人住宅区曾有浪人投弹一连四次，均因中国方面官吏冷静应付而未发生不幸事件。
　　沈阳军署于29日午时起即和在北京的少帅张学良联络，请其火速返沈，而张学良亦已获悉皇姑屯事变，他当时不过28岁，要应付这样一个非常艰难而又复杂的情事，也真是不容易。当时因为不知道事变的真实原因，虽然怀疑是日本人在幕后制造，却还不知下一步行动。日人既然胆敢谋害张作霖，则也不会放过张学良，所以张学良决心返回沈阳，就不得不采取极其秘密的部署。他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赴沈阳，经过南满路检查站时，步行绕过，再换乘汽车直驶沈阳，径入帅府。
　　在张学良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要人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宣布，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人信以为真。张学良返回沈阳后，并没有立即为其父举办丧事。为了掩人耳目，以张作霖的名义发出“奉天省长公署令特派交涉员”电，电报发出后，使内外不知详情的人，都以为张作霖还没有死，就连日本特务机关、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人员也都摸不清底细，满腹狐疑，如坠十里雾中。
　　张作霖的遗嘱，仿刘备死后的遗诏，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作霖的遗嘱云：
　　“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余自京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今年五十有六，死已非夭，惟是报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尔。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良，修明内政，以慰父老悬悬之望，更望我袍泽同仁，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戮力同心，精诚团结，余身虽死，亦瞑目矣。”
　　张学良根据这道自己“伪造文书”的命令，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急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
　　张学良同时邀请老一辈奉系大将来帅府共商善后。对于张作霖的继承人问题，奉系军阀的“老班底”和旧派军人都认为张学良过于年青，缺少统治经验，难以驾驭，因此，一致推让张作相为”东北王“；但是另外一派，新派军人，特别是留学日本的一些军官，都拥护野心早已锋芒毕露的杨宇霆接班。
　　张作相见到他以后又是难过又是高兴，他说：“小六子（张学良的小名）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的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张作相在老一辈奉系中是最有份量的，他这一番话等于决定了张学良的继承权。
　　1927年1月3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万福麟被派为黑龙江督办。
　　1月8日东三省联合会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司令。
　　张作相坚不就东三省保安司令，1月14日东三省联合会乃改举张学良，张即日宣布就职。
　　日本军阀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想阻止东北内向，破坏中国统一，可是使用的方法却迫使东北内向，促成中国统一。尤其是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对整个奉系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刺激。奉系统治东北十六七年，根深蒂固，现在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们的最高领袖，因此联日就是奉系之敌，对奉系来说，日本军阀是他们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私仇公义，奉系都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举动虽然没有动摇日本分离满蒙的日本国策，可是田中分离满蒙所选定的对象则因为皇姑屯一炸而需要重新安排。当时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则主张拥立张学良，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张作相，刺张的主谋凶手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东京方面对张作霖的继任人选没有积极的主张，不过东京方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能阻挡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力伸入东北，使东北成为一个特区，为日本势力范围。事实上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在张作霖被关东军谋杀后，东北军民对日本军阀的憎恨更为增加，他们不一定喜欢张作霖，可是却对于日本军阀用此卑劣手段对付张作霖，为之寒心。再加上国民政府的秘密宣传小组的宣传，在东北军民中的仇日情绪空前高涨。
　　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均分别向日本陆军省报告，认为东北脱离中国本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有田亦正草拟“对支方策”，方策分为两部分：一为一般方针，强调以和列强协调为手段，以承认国府为归宿；一为防止满洲赤化为理由，以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为目的。日本外务省有此“方策”，显示外务省态度已在转变，原来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的措置分为两派，军人主张用武力控制，造成既成事实，促成东三省脱离中国；外交人士则主张采取条约一步一步地控制东三省，最后目的亦是使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殊途同归，不过一是积极路线，一是消极路线。如今外务省新的“对支方针”也采取条约以外的方法，显见在张作霖被炸后，日本政府的和缓派已有改变。
　　1927年一月八日，张学良就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北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诚意，同时派遣专使邢士廉由海道专程赶至北京面见徐飞狐，陈述愿意归降，请商统一办法。徐飞狐因此指派方本仁偕邢士廉赴奉天作具体的协商。方、邢等抵沈阳曾秘密和张学良交换意见，当时由于日本关东军的监视，所以几经洽谈，议定于1927年一月三十日东三省及热河一致易帜，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范围。不料一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全力出而阻止，张学良迫于客观形势，只好暂时中止。
　　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易帜，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田中首相于一月二十四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饬其警告张学良勿与南方妥协，又于一月二十七日重申前饬。林久治郎于一月二十四日、一月二十七日两次谒见张学良，一月二十八日更把田中的意旨面送给张，内容为：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连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他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见少帅如此质问，为之哑然，避不作答。因为从纯外交上而言，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学良第二天拜访关东军的村冈司令官，再把他对林久治郎的话对村冈复述一遍，村冈亦未作答。
　　“他妈的！小日本儿都他妈的不是好东西！”在南京的徐飞狐办公室内，徐飞狐看完送来的“东北易帜”延后的有关情报分析之后，破口大骂了起来。
　　眼下，全国军队正处于整军时期（具体内容将在以后出现），各军区的部队还在融会之中，短期内是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有效进攻的，此时的徐飞狐不禁有些后悔了。当初自己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低估了日本在东北的能量，认为只要中央同张学良意见一致，态度坚决就可以完成易帜工作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考虑不全面。
　　现在中央手中能立即拿出来的只有一个炮兵纵队；一个特种师；一个空降师；一个五千人的海军陆战队和两个装甲团。这些地面力量现在下处在一个战略值勤的位置，也就是说现在能立即拉出去的只有这些部队了，而先行整编的北京军区和南京军区，最快也要到三月底才能拉出来。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只能是小打小闹了。
　　现在的空军已编成了二个空中歼击机大队；一个空中轰炸机大队；海军的舰只也有了增长，只是吨位上只能算是驱逐舰，根本没有巡洋舰，好在还有一个潜艇大队，可以适当补充一下。
　　在巨大的军用地图前，徐飞狐已站了快一个小时了，他现在也是心如火烧。现在最紧迫的是时间不够，要是小日本哪怕是再迟两个月再来找事儿，那就能应付了。可要是中央再不给予东北以有力的支援的话，还真怕张学良他顶不住，看来只好有限的支援了。考虑成熟之后，徐飞狐按下了联系待从室的按钮。
　　“你去传达一下，让特种师的张师长十分钟之后来这儿见我。命令第一装甲团进驻北京军区；空军第一歼击机大队和轰炸机大队进驻北京军区各机场，海军北方舰队到渤海附近演练。记下了？”
　　“记下了”
　　“好，你给我重复一遍”
　　“是。命令特种师的张师长十分钟之后来这儿面见委员长。第一装甲团进驻北京军区；空军第一歼击机大队和轰炸机大队进驻北京军区各机场，海军北方舰队到渤海附近演练。”
　　“好，向各方传达吧！”
　　“是”
　　从情报部门传来的信息来看，关东军现在的兵力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样充足，只有一个不是满员的师团，估计在一万人左右，而中全中国的其他日本驻军也只有几千人；离中国最近的朝鲜驻屯军撑死也就只有三个师团，还得时刻提防朝鲜的反抗势力。可以说现在日本还不具备发动一场战争所必备的条件，他们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制造事端。而真正令人头痛的，是那些散布在东北境内大大小小的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和几乎无处不在的日本特务。现在要做的就是“针尖对麦芒”，让他们再次清醒一下。
　　“报告！特种师师长张瑞求见”
　　“进来！”
　　“校长好！”
　　“张瑞啊！现在我交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你从特种师中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一个加强团，以连、排为单位，进入东北。目标是东北境内的各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较大的进行破坏，较小的就给我吃掉。对于那些真心卖国的汉奸们，见一个灭一个。具体的情报，到东北后会由国安局的人传递给你们的。要记住！不能被俘虏！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好的！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张瑞敬礼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张瑞出去后，徐飞狐立即写了一系列的命令。命令国家安全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除奸活动，把各外国的情报势力网全部破坏。并针对东北地区的形势，命令中央调查局在东北境内培养训练朝鲜青年，并进入朝鲜进行破坏，至少要保证朝鲜的日本的朝鲜驻屯军忙活半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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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双方围绕东北问题，再次展开了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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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面改革
1927年1月1日，国民革命军特种大队大队长冀帅，代表国民政府接收了北京；1月4日，国民革命军各部队胜利会师，北伐战争就此结束，全国进入全面建设时期。
　　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会上徐飞狐提出了关于裁军、整编的问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均出席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徐飞狐发表了《关于现阶段我国的根本任务》的讲话，指出：现阶段我们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解决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和工业的建设，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但是当今我国的国情和不稳定的周边环境，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不是一支人多、落后又没有战斗力的部队。
　　根据发展经济和增强军队战斗力双向增长的需要，经过研究，全国陆军保持125万左右（不包括东北）是一个合理的数目。对于裁军方案。徐飞狐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一、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
　　二、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由中央规定统一时间，统一征兵、统一训练、统一装备、统一分配到各军区各部队；
　　三、整编之后，全国军队取消军一级建制和旅一级建制，统一为集团军――师――团――营――连――排――班。其中师级以上（含师级）军官的任命必需经过中央军事委员会。
　　四、全国分为若干个军区，各部队分军区进驻驻地，各军区司令每两年对调一次。全国军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由中央统一供给，各部队无权向驻地所在地方要求供给物资。
　　五、政治上实行军、政分离，凡担任地方职务的，一律不准担任军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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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进行小组研究，五天后进行合议研究。
　　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徐飞狐代表大会表态：“此军事结束，建设开始，若不开诚布公，协调内部刷新政治，以慰全国人民望治之殷切，则恐中华民国将为本党所牺牲，而我辈亦将成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徐飞狐把中国过去内战连绵不断的原因归结为“军政不分，军人干预政治，且各霸一方，导致形成各自利益集团。而为了各自利益，只好斥之武力了。”
　　针对徐飞狐的这番表态，有读者问道：“新任政府是如何改正这个问题的？”
　　徐飞狐“不经意”的向他们透露了关于整军、裁军的方案。没想到第二天就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舆论及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北京，集中到了这次的裁军会议上。
　　《中央日报》评论说，若这次裁军会议可以顺利进行的话，将使中国迅速走出内战的阴影，为中国迅速走向富国强兵之路扫清障碍。《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东京日报》……各世界的报纸均用大量的版面来介绍中国的这次军事制度改革，并发表了各自的评论。一时间吸引眼球无数。
　　这种效果正是徐飞狐所想要的。因为，徐飞狐看到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人在会上并不怎么积极，他们根本就不想裁军、整编而是想扩军和占地盘。若不给他们一些压力的话，说不定他们会全力进行破坏的，这样一来，为了达到统一，中央就不得不用武力来解决问题，那就又陷入了内战。所以徐飞狐让媒体也参与了进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也参与进这个大讨论中。
　　照目前的形势看来，谁反对裁军、整军，谁就是想发动内战，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任何人都会认真考虑的。
　　一月十六日，裁军、整编会议继续招开。原则上都表示同意，并通过，只是在具体细节上有些分歧，定不下来。如原一、二、三、四集团军各军裁撤后的各自具体编制如何，地方部队的编制问题，各部队的指挥官任命及驻地如何划分等细节性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不相让，争持不下。
　　原来的部队中，以徐飞狐的第一集团军人数最多，冯玉祥第二、李宗仁次之、阎锡山的人数最少。但到了真要分的时候就都想少裁人，多让其手下当官。徐飞狐先让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方案，结果当然是被其他人否决了；然后李宗仁、阎锡山均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结果也被其他人否决。
　　最后经过徐飞狐提议，各部队按现有人数的比例划分最后保留数额，即：
　　徐飞狐的第一集团军裁军后保留三十五万人；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裁军后保留三十万人；
　　李宗仁的第三团军裁军后保留二十五万人；
　　阎锡山的第四集团军裁军后保二十万人；
　　其他地方部队裁军后保留十五万人。
　　各军区由各部队部人数的比例进驻。也就是说，每一个军区都由上边五部分的人员组成，比如广州军区，现需二十五个团的建制，则由第一集团军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七个团；第二集团军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六团；第三集团军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五个团；第四集团军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四个团；地方部队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三个团。而到军区后，再以团为单位编建师级建制，这样一来，个人对于各部队的影响就小了，部队就可以正式国家化了，彻底消灭以前的军队“私人化”。
　　虽然他们还有不愿，但又拿不出什么好方法，所以只好同意。
　　至于怎么留强去弱，检验部队的训练情况，徐飞狐提议进行全国性的军队大比武，对军队进行负重行军、强行军、夜战、近战、射击、战术配合……等各方面进行比赛，实行淘汰制，评委由各方代表所组成。
　　最后一至通过，会议决定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到四月二十五日，为期三个月。前一月为大比武时间，中间一个月为裁军时间，最后一个月是按次序、有步骤地整编阶段。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队国有化”运动开始了。
　　经过讨论，全国暂分为十大军区，分别是：
　　成都军区、昆明军区、武汉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兰州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和新疆军区。
　　在各军区司令长官的人选上，经过激烈的争论，针对各部队实际情况，最后终于通过了。并以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任命：
　　孙良诚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石友三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张治中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刘峙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白崇禧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傅作义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黄旭初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顾祝同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薛岳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李志伟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这个军区，人人都认为是去受罪，都不想去，在徐飞狐提出李志伟时，竟然出奇的一致通过。）
　　由于政治委员的作用，并不被其他人所重视，所以在此人选上并没有同徐飞狐唱反调的，结果，徐飞狐顺利地把一大批思想工作有经验的人员送到了各军区。
　　在中高级将领会议上，徐飞狐对他们说：“我们的部队爱成批地涌来涌去，勇气很好，但是缺乏有智术的动作”“如果被人家的大炮和机关枪射击的时候，损失就太大了，因此，现在我们要教育战斗员，三、五成群的战斗，一个、两个的去战斗。”随即徐飞狐提出了“三三制”和“一点两面”的战术，并号召各军区以此为内容展开大练兵活动。
　　所谓“三三制”是指：在步兵班内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在班长的指挥下，以疏散、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
　　“一点两面”的战术是指：集中兵力在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在主攻点上要“采取狭窄的战斗正面和纵深的战斗配备”，使主攻点的部队像尖刀和钻头一样，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发展。
　　至此，全国军队开始大规模整编。
　　按徐飞狐的布置，陈东在五中全会上提交了《关于中华民国发放公有土地、扶植自耕农实施方案的草案》和《关于实行耕着有其田条例草案》。对公有和私有土地进行改革。
　　对于公有土地的发放，其主要内容为：
　　一、发放范围：原则上以耕地为限，包括大部分水田，田地及鱼池、牧地、农舍基地及所配属之水池、水道。在全国出租的公有耕地中，除有关水土保持和公营事业机关生产上必须保留者外，均列入发放范围。
　　二、发放对象：以原承租公地之现耕农为主要对象。如该现耕农户籍规定不合或不愿承领时，则另行审择发放，其顺序规定为：1、承租公地之现耕农；2、雇农；3、耕地不足之佃农；4、耕地不足之半自耕农；5、无土地耕作之原土地关系人，需要土地耕作者；6、转业为农者。
　　三、发放面积：以耕地种类的原则、等级的高低，农户耕作能力的大小，以及维持一家六口生活需要等条件，为审定发放之依据。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四、发放地价：原则上不超过市价。采取分年付款的办法。1、地价数额为发放土地全年正产物收获问题的倍；2、全部地价分10年平均摊还，不付利息；3、每年于收获季节，分两次缴付摊还之地价；4、若地目变更，应即照变更地目改正地价；5、缴付地价，按实物计算。
　　五、保障与限制：由主管生产机关举办各种生产贷款，在经济上予以扶助；严格限制发放耕地转移及不自任耕作。
　　对于私有土地，政府强行征收的地主土地，按公地发放的原则，出售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与此同时，政府付给出售多余耕地的地主七成实物债券和三成公营事业公司股票，各种债券10年还清，年息百分之四。
　　对于土地改革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政府”不能负担太重；二是保证地主的基本生活；三是不能养成国民不劳而获与不费而获的心理。也就是“一个原则，两个办法”。所谓“一个原则”，即“彻底消灭租佃制度达到全面的土地改革”。所谓“两个办法”，即“地主三倾以上的土地，强行依法征收。地主三倾以下的土地，由政府贷款佃农鼓励其自由购买”。“一方面用直接的方法实施耕者有其田，一方面用间接的方法达到耕者有其田”。
　　这场“土地改革”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农民阶级的不满，调整了农民与地主、政府的关系，农村土地所有权发生改变，将会把封建势力基本上消灭。这些都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地主阶级也通过政府征收多余土地，把土地转变为资金，纷纷投资工商业，使中国的工业发展有了资金来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赵子文也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华民国财政、金融的改革方案的草案》。改革方案分为“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等方面。
　　整顿税务方面：国民政府收回关税主权（关于收回关税的谈判已基本完成），提高税率；整顿盐税，将盐务机构纳入中央财政部，增加税收；实行统税，凡工业品出厂，国家一次收出厂税，各地不得再行以其他名义收取。
　　控制金融方面：政府设立中央银行，负责经营国库，发行钞票和公债等。在融资方面，以间接融资为主导，政府通过推行低利率政策，为重点产业提供大量成本低廉的资金，保证企业在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等方面对资金的需求。
　　币制改革方面：建议从1927年5月1日起，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定为“龙币”。此后，所有完粮纳税，公私款收付，一律使用龙币。国家做出硬性规定，所有白银都要在限期内到银行兑换成龙币（此举可使国家限制白银外流，并掌握大量白银，还有利于商品交流和经济的发展）。
　　此三个议案经过几天的小组讨论，最终在大会上以全票通过。期间，徐飞狐奔走于各小组之间参与讨论，并把旅行政策的好处，和不旅行的坏处向各代表一一陈述，对于几个还用上了吓唬手段才得以通过。
　　注：之所以采取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其主要原因是：
　　一、推行低利率政策，使龙币的贴现率和贷款利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种低利率政策及各种限制因素的作用，将直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融资成本较小，刺激企业以更强的投资来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低利率政策，使大银行之间不可能依靠利率竞争机制取得经营优势，不得不将业务重点放在多吸收存款、扩大贷款，提供充分服务方面，从而为金融机构的稳定经营和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二、证券市场因刚起步，受多种因素制约，极不发达。在利率和内外市场分割的双重限制下，证券市场发展阻力大，发育迟缓。
　　三、企业自有资金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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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几天我需要到外地去学习，估计在本月30号左右才能回来，所以提前几天把这个发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但希望大家不要老是催我，因为最近我确实有点儿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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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一月二十五日，徐飞狐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宣布，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为院长。中央研究院成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共九个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聘请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为研究员。如：侯德榜、李四光、茅以升、郭沫若、鲁迅等。这样，初步形成了一支科学研究队伍，中央研究院成为了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
　　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又是喜讯不断，先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戈达德将应邀于近日来华讲学及进行学术交流；而德、意、苏三国各自援华的人员和企业代表团将于下月中旬抵达。各国的空军战机和其他武器则先期到达。这连续的喜讯使徐飞狐几日的烦恼一扫而光。
　　为了就会这些科学家，徐飞狐还专门恶补了一下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和有关科学家的背景，以备不时之需。
　　爱因斯坦是一个热爱民主的伟大科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拥有德国国籍的犹太人。自从1922年德国开始大范围的仇视、迫害犹太人之后，爱因斯坦的大半精力就放在了如何解救这些苦难的同胞这方面了。为此他转而开始大力支持以前一直反对的“犹太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