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心理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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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时候，为了防止*在睡眠时*，他睡觉时总会戴一个*弹力护身。然而，护身非但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让他的*出现了向下弯曲的变化。不幸的是，这名患者的姓碰巧是“Bent”，而且还有一个绰号“小火车头”，这一切让他常常想起儿时被*问题困扰的情形，从而变得对*深感不安，以至于出现了心因性阳痿。他也因此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能的家伙。
　　1999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尼古拉斯？克里斯顿费尔德、大卫？菲利普和劳拉？格琳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显示即便是姓名的首字母缩写也会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12＇研究团队利用电子词典找出了所有用三个字母组成的英语单词。随后他们对整个清单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其中特别正面的词汇＇比如ACE（能手）、HUG（拥抱）、JOY（高兴）＇和特别负面的词汇＇比如PIG（猪）、BUM（屁股）、DIE（死）＇。接着他们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证明的电子数据库，分别查看了首字母缩写比较“正面”和首字母缩写比较“负面”的人的死亡年龄。在排除了种族、死亡年份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具有“正面”首字母缩写的男士平均比一般人多活了四年半，而具有“负面”首字母缩写的男士则比一般人少活了三年左右。具有“正面”首字母缩写的女士平均寿命比一般人多了三年，但具有“负面”首字母缩写的女士却没有遭遇负面效应。在探讨这种效应背后的可能机制时，研究人员表示，首字母缩写比较“负面”的人可能对自己的评价不是很高，而且可能需要忍受周围人的嘲笑以及其他一些负面的反应。另外一个事实也佐证了这个观点，那就是首字母缩写比较“负面”的人更有可能因自杀和意外等心理因素死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5）
不过，姓名比较罕见和首字母缩写比较“负面”的人也并不总是与犹豫和绝望相伴。另外一组研究人员率先对克里斯顿费尔德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在一篇名为《字母组合决定论？》的文章中，来自波莫纳学院的斯蒂利安？莫里森和加利？史密斯对最初的实验使用的统计方法提出了批评，他们使用了自认为更为复杂的分析方法，但并没有得出同样的结论。＇13＇
　　此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基尔福学院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泽亨哈夫特也主张，名字与众不同还有几个潜在的好处呢。＇14＇他表示，名字比较常见的人最常抱怨的一件事就是有太多的人跟自己重名了。塞缪尔？高德温也持同样的观点。当听说一个朋友要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约翰”时，他马上就表示反对：“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叫约翰？你也不看看，无论是姓汤姆的、迪克的，还是姓哈利的，他们都叫约翰！”　泽亨哈夫特还指出，不同寻常的名字更容易让别人记住，他还拿几个著名的运动员做例子，说他们之所以那么出名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个性的名字，或者名字至少是原因之一。就像《纽约邮报》的体育新闻记者在谈到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投手维达？布鲁时所说的：“美国人很快就记住了这个名字。维达？布鲁！维达？布鲁这个名字就像芭比？鲁斯、泰？科布和左撇子格鲁夫一样顺口，一样好记。”
　　为了以更实际的方式探讨不寻常名字的潜在正面效应，泽亨哈夫特从《社交界名人录》（被誉为“全国上流社会最佳指南”）中随机选了2000个人，并找出了其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名字，列出了一个218人的清单。随后，泽亨哈夫特又从同样的2000人中随机选出了218个人作为对照组，这些人的名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接下来，他查阅了《名人录》（该书收录了“各个领域最为杰出的男女”名单），想看看这些名字常见或罕见的人是否也名列其中。在泽亨哈夫特选出的436个人中，共有30人出现在了《名人录》里，其中有23人来自于《社交界名人录》中的“罕见名字”组，只有7人来自于“常见名字”组。简而言之，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一个不寻常的名字或许会对你的职业发展有利。
　　在有关名字对生活影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的关注点并不仅仅局限于名字是否常见。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布雷特？佩勒姆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项著名的研究，结果显示我们的名字或许会影响到我们所选择的居住城镇、职业发展道路和结婚对象，甚至还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政治倾向，比如支持哪个政党。＇15＇
　　佩勒姆查阅了美国人口普查的大量资料，结果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名叫佛罗伦斯的人住在佛罗里达州，很多名叫乔治的人住在乔治亚州，在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分别有很多名叫肯尼斯和维吉尔的人。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团队查阅了6600万美国人的社会安全死亡记录，这些人都死在以“圣”字开头的城市里，比如圣安妮、圣路易斯，等等。他们同样看到了佩勒姆发现的奇特现象，有很多名叫海伦的人住在圣海伦市，很多查尔斯住在圣查尔斯市，很多托马斯住在圣托马斯市，诸如此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种效应并不是因父母以出生地为孩子取名造成的，而是因为有很多人主动选择了到含有他们名字的城市或城镇定居。　。　想看书来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6）
那么，同样的效应是否会影响人们对结婚对象的选择呢？人们会不会更有可能与姓氏首字母和自己相同的人结为夫妻呢？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佩勒姆和他的同事们查阅了1823～1965年期间的15000多份结婚记录。＇16＇结果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姓氏首字母相同的夫妻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预期。研究人员担心这种效应可能是同族婚配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特定族群的成员更有可能彼此结为夫妻，所以姓氏的首字母是相同的），于是重新做了一次研究，不过这次他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美国最常见的五种姓氏上：史密斯、约翰逊、威廉、琼斯和布朗。首次研究中看到的现象再一次出现了，比如说，姓史密斯的人更有可能跟另外一个史密斯结婚，而不是琼斯或威廉；而姓琼斯的人也更有可能对另一个琼斯说“我愿意”，而不是布朗或约翰逊。
　　佩勒姆的研究并不仅限于人们的姓名与他们选择的居住地点、死亡地点和结婚对象之间的关系。他还对姓名可能对职业选择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在线搜索了美国牙医（Dentist）协会和美国律师（Lawyer）协会的记录，结果发现很多牙医的姓氏都是以“Den”三个字母开头的，而不是“Law”。反过来，在律师当中，姓氏以“Law”三个字母开头的比例要比“Den”高得多。五金和屋顶修缮公司老板的资料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情况。研究团队利用雅虎的网络黄页搜到了美国最大的20个城市里所有的五金（Hardware）和屋顶修缮（Roofing）公司，并查看了这些公司老板的姓或名的首字母是不是“H”或“R”。结果显示，五金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H”打头，比如说哈里斯（Harris）五金公司　；而屋顶修缮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R”打头，比如说瑞希德（Rashid’s）屋顶修缮公司。在佩勒姆看来，这种效应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政治领域。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姓氏以“B”打头的选民特别喜欢把选票投给布什（Bush），而姓氏以“G”打头的选民更有可能支持戈尔（Gore）。在一篇名为《为什么苏西会在海边卖贝壳：隐藏的自我中心和人生的重大决策》（Why　Susi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　Implicit　Egoti*　and　Major　Life　Decisions）的论文中，佩勒姆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他说我们或许不应该对这些效应大惊小怪，“那只不过表示我们都会被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所吸引罢了”。
　　佩勒姆的研究的确非常有趣，但除此以外，也至少为困扰心理学家数十年的一种效应做出了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姓氏的含义通常是和其所选择的职业相匹配的？
　　1975年，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苏分校的劳伦斯？凯斯勒收集了一份200多人的名单，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都是跟他们的姓氏相关的。＇17＇凯斯勒的名单中包括一位姓贝斯（Bass，意为“低音”）的水底考古学家、一位姓布瑞勒夫（Breedlove，意为“培养爱情”）的婚姻关系顾问、一位姓迪尤（Due，意为“应付款”）的税务专家、一位研究女性外阴疾病的姓海曼（Hyman，与意为“处女膜”的Hymen一词非常接近）的医生，以及一位研究亲子教育压力的姓马姆帕沃尔（Mumpower，意为“妈妈的力量”）的心理学家。20世纪90年代晚期，《新科学家》杂志请读者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类似例子寄给杂志社，结果收获颇丰。读者提供的名单中包括音乐教师彼特（Beat，意为“拍子”）小姐和夏普（Sharp，意为“升半音的”）先生；英国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弗勒德（Flood，意为“水灾”）、福斯特（Frost，意为“霜冻”）、桑德克利夫（Thundercliffe，意为“雷崖”）和怀瑟罗尔（Weatherall，意为“气象”）；*顾问路斯特（Lust，意为“色欲”）；肺炎专家皮特？阿丘（Atchoo，意为“打喷嚏的声音”）；律师劳里斯（Lawless，意为“无法无天的”）和林奇（Lynch，意为“私刑”）；私人侦探怀尔和泰宾（Wyre　&　Tapping，意为“窃听电话”）；精神病院院长麦克纳特（McNutt，意为“喧闹的”）博士。在所有这些姓名中，我最喜欢的是《学生海岸指南》的作者约翰？费什（Fish，意为“鱼”）和苏珊？费什。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7）
佩勒姆的研究显示，出现上述情况可能并不只是巧合，而是因为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朝跟他们的姓名相关的职业发展。作为一名姓怀斯曼（Wiseman，意为“聪明人”）的心理学教授，我实在没有资格去质疑这种理论。
　　隐藏的说客
　　我们一出生就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名字都会陪伴他们一生。然而，其他一些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因素却要更为隐蔽一些。有时候，可能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简短的一段音乐或者报纸上的新闻标题。
　　事实上，要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感觉和行为方式并不需要大费周折。最近，全球最知名的学术出版物之一《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刊出了两项研究成果，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完美的阐释。
　　第一项研究是由纽约大学的约翰？巴格和他的同事们共同进行的。他们请参与者将一些打乱顺序的单词重新排列成语意连贯的句子。＇18＇一半的参与者拿到的是一些与老年人有关的单词，比如说“man’s　was　skin　the　wrinkled”（连成句子后为“The　man’s　skin　was　wrinkled。”，意为“这个男人的皮肤满是皱纹。”）。另一半参与者拿到的也是同样的一组单词，只是把与老年人相关的单词换成了一个与年长无关的单词，比如说“man’s　was　skin　the　*ooth”　（连成句子后为“The　man’s　skin　was　*ooth。”，意为“这个男人的皮肤很光滑。”）。参与者把拿到的单词组成句子后，实验者会对他们表示感谢，然后指引他们去搭乘最近的电梯。参与者会觉得实验已经结束了。事实上，实验最重要的部分才刚刚开始。第二位实验者此时正拿着秒表坐在走廊里。一看到参与者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这名实验者就会按下秒表，开始计算参与者穿过走廊走到电梯口所需的时间。结果发现，在刚才的实验中拿到与老年人相关词汇的人花得时间要明显多于排列句子时未看到与年长相关词汇的人。仅仅让“wrinkled”　（满是皱纹的）、“grey”　（花白的）、“bingo”（老年人常玩的宾果游戏）和“Florida”（退休后的老年人喜欢居住的佛罗里达州）之类的字眼在脑海中停留几分钟就能够完全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在不知不觉中，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单词就“增加”了他们的岁数，结果他们就变得连走路都像老年人一样缓慢了。
　　荷兰尼美根大学的艾波？狄克斯特霍伊斯和艾德？凡？尼蓬伯格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他们请一些参与者花5分钟的时间写下几个句子，描述一下足球流氓的典型行为、生活方式和外貌；同时让另外一些参与者以同样的方式记下教授的典型特征。＇19＇随后研究人员会请每名参与者回答棋盘游戏中随机给出的40个问题，比如“孟加拉国的首都是哪里”、“1990年的足球世界杯是在哪个国家举办的”。那些花费了五分钟时间思索足球流氓特征的人回答对了46％的问题，而那些思索教授特征的人回答对了60％。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参与者正确回答问题的能力就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原因仅仅在于他们花了几分钟时间思索足球流氓或者教授的刻板印象。
　　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人为操控特点非常明显的实验室内得出的，那么，在现实世界中，同样的效应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吗？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8）
美国人每年在餐厅里给付的小费总额高达260亿美元。你可能会认为给付小费的多少取决于餐厅所提供食物、饮料和服务的质量，但在全球范围内的酒吧和餐厅内进行的秘密研究显示，真正能够决定小费多少的是一些隐性因素。心情好坏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用餐者的心情非常愉悦，通常给付的小费也比较可观。在一项研究中，法国餐厅的服务生被要求在给客人呈上账单的同时附上一张卡片。＇20＇卡片的一半内容是当地一家夜总会的广告，另一半则是一则小笑话：
　　一个爱斯基摩人已经在电影院门口等了许久，可依然看不到女朋友的身影。此时，外面已经变得越来越冷了。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打着哆嗦的爱斯基摩人开始恼火起来，并从大衣里面拿出了一个温度计。接下来他大声说道：“如果她在气温降到15°之前还不出现，我可就真走了！”
　　那些看到这个笑话的顾客都给逗乐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给付小费时也变得慷慨多了。研究人员已经反复衡量过心情和小费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服务生在账单底部画上一个笑脸或者写上一句“谢谢您”，或者面对顾客时露出明显的笑容，他们都会得到更多的小费。＇21＇当外面阳光明媚时，甚至当服务生告诉他们外面阳光明媚时，人们都会给付较多的小费。＇22＇其他一些研究还发现，如果服务生以名字而非姓氏介绍自己或者称呼客人，小费的数额也会大幅攀升。＇23＇
　　此外，触摸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在一篇名为《点金术：轻微触摸对餐厅小费的影响》的文章中，艾普瑞尔？克拉斯克解释说，她对两名女服务员进行了培训，教她们在给客人呈上账单的时候触摸客人的手掌或肩膀秒钟。＇24＇结果显示，与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况相比，这两种短暂的触摸都会让客人多付一些小费，相对而言，轻触手掌的效果要比轻拍肩膀更好一些。
　　多给服务生或者酒吧招待一点儿小费是一回事，可是这种微妙的效应也能够让人们付出大笔的金钱吗？
　　20世纪90年代，来自德克萨斯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查尔斯？阿雷尼和大卫？基姆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他们在市区的一家酒品专卖店有计划地改变所播放的音乐。＇25＇半数的顾客听到的是古典音乐，比如莫扎特、门德尔松和肖邦的曲子；还有半数的顾客听到的是流行音乐，其中包括弗利特伍德？迈克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主唱罗伯特？普兰特以及拉什乐队的歌曲。研究人员把自己乔装成了清点存货的店内助理，借此观察顾客的各种行为，比如他们从酒架上拿下了多少瓶酒、他们是否阅读酒品的标签，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买了多少瓶酒。观察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播放的音乐类型并不会影响人们在酒窖里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影响人们从酒架上所取下酒品的数量，甚至不会影响人们购买酒品的数量，但的确会对顾客行为的一个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所买酒品的价格。当播放古典音乐时，人们所选酒品的价格平均而言要比播放流行音乐时高出三倍。研究人员相信，听到古典音乐会让人们下意识地感觉自己变得高尚起来，从而促使他们去选购更为昂贵的酒品。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类似的微妙刺激对人的影响甚至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9）
社会学家罗格斯（吉米，而不是肯尼）对1400多首乡村音乐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乡村音乐的歌词通常描述的都是消极的生活经历，其中包括暗恋、酗酒、财务困境、绝望、宿命论、怨恨和贫困。＇26＇20世纪90年代中期，韦恩州立大学的斯蒂文？斯达克和奥本大学的吉姆？冈拉克想知道持续接触悲观的主题会不会让人更容易自杀。＇27＇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49个地区的自杀率和乡村音乐在全国性电台播放的数量。在排除了贫困、离婚和持有枪支等几个因素后，研究人员的确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电台播放的乡村音乐数量越多，自杀率就会越高。
　　这个研究结果可能听起来比较牵强，而且也有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了质疑。＇28＇不过，其基本前提却已经被诸多的研究所证实：大众传媒的确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自杀决定，有关“维特效应”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774年，约翰？冯？歌德出版了一本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书中，一位名叫维特的少年爱上了一位已订婚的女士。维特无法面对与心上人难相厮守的残酷现实，最终选择了饮弹自尽。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本书的风头实在是太盛了，并引发了一系列模仿维特自杀的案件，结果导致该书在几个欧洲国家被禁止出版。1974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决定研究一下媒体有关自杀事件的报道会不会引发现代版的“维特效应”。＇29＇他首先查看了1947～1968年期间美国各地的自杀统计数据，结果发现，平均而言，每一桩成为头条新闻的自杀事件都至少与其他60起自杀事件有关。此外，后续事件中的自杀方式也大都与媒体报导中描述的方式相同或相似，媒体报道自杀事件的深度和广度也直接与后续自杀事件的数量相关。平均来说，在媒体披露自杀事件后的两周内，当地的自杀人数会增加30％左右，如果媒体报道的是名人自杀事件，这个比例还会更高。菲利普计算后得出，1962年8月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香消玉殒，全国的自杀率因此上升了近12％。在菲利普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至少还有40篇科学论文谈到了这个话题，这促使某些国家出台了大众传媒指导意见，迫使记者不要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自杀事件，也不要在报道中详细描述人们自杀所使用的方法。＇30＇
　　菲利普的另一部分研究工作调查了电视上播放的拳击比赛和谋杀案发案率之间的关系。他仔细分析了美国各地每日的谋杀案发案率，结果显示，在电视上播放有名人参加的重量级拳击比赛一周后，谋杀案的发案率通常都会增加。此外，不仅拳击比赛的收视率与谋杀案的发案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拳击手的种族背景也和谋杀案中的受害者密切相关。菲利普发现，如果一名白人拳击手被打败了，被谋杀的白人数量就会增加，但黑人受害者的数量没有改变。反过来，如果一名黑人拳击手被打败了，被谋杀的黑人数量就会增加，但白人受害者的数量没有改变。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感受在不知不觉中都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名字影响了我们对自我的评价和对职业的选择。仅仅读一个句子就能影响我们对自身年龄的感觉和对常识的记忆。一个轻轻的微笑或轻微的触摸就能决定我们在酒吧和餐厅会给服务生多少小费。商店里播放的音乐会偷偷地溜进我们的脑海，并影响我们花钱的数量。那么，类似的奇怪“说客”是否也会影响我们看待他人的方式呢？比如说，它们会不会影响我们投票支持哪位政治人物，或者判断别人是否有罪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10）
以身高赢得选票
　　几千年前，与身材高大的人在一起无疑有进化上的优势，因为他们的体型在采集食物和对付敌人时都非常有利。虽然身高如今早已没有了任何体型上的优势，但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在我们的脑海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把个头高的人跟成功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虽然是错误的，但却很有说服力，而且其影响力波及到很多方面。
　　心理学家莱斯利？马特尔和亨利？比勒曾让大学生针对不同身高的人评估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诸多特质。＇31＇他们在《身高与污名》一书中阐述了实验的结果。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大家普遍觉得身高不足五英尺五的男人比较不正面，不够安全，不够阳刚，不太可能取得太大的成绩，而且能力也相对有限。就连我们使用的语言也反映出了身高的价值所在。我们会将自己特别看重的人称为“大人物”，还会说我们很“景仰”他们。当我们没钱的时候，就会说现金“短缺”了。
　　即便是在爱情和婚姻的世界里，身高也是至关重要的。利物浦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敦巴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4000多名健康波兰男子的数据，这些人在1983～1989年期间都接受了强制健康检查。＇32＇他们发现，至今没有孩子的男性身高要比至少有一个孩子的男性矮3厘米左右。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男性。敦巴相信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婚姻市场的，当时的单身男性相对较少，所以女性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婚配与身高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是全世界范围内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人类学家托马斯？格莱格到巴西中部的热带雨林里跟当地的梅希纳库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33＇即便是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身高也显得非常重要。在梅希纳库族群里，高个子被认为很有吸引力，而且被尊称为“wekepei”。身材矮小的人会被人看不起，被蔑称为“peritsi”，这个词与表示*的“itsi”是押韵的。相对而言，占有身高优势的Wekepei更有可能比较富有，掌握权力，参与重要的仪式，也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格莱格发现，身材较高的男性更有可能接触到较多的女性，在梅希纳库族群里，个子最高的三个男人交往过的女性数量竟然和个子最矮的七个男人完全相同。
　　那么，身高对于职业也同样重要吗？看起来应该如此。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发现高个儿销售员的业绩要好于海拔相对较低的同事；1980年展开的一项调查也发现，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身高不低于六英尺。《应用心理学期刊》最近的调查也显示，在职场上，每一英寸身高都是至关重要的。＇34＇盖恩斯维尔城佛罗里达大学的管理学教授蒂莫西？贾奇和他的同事丹尼尔？凯博分析了来自四项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对调研对象的成长历程进行了长期追踪，并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个性、身高、智力和收入。贾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身高和收入的关系上，结果发现身高比平均水平每多出一英寸，就相当于每年的收入多出了789美元。假设有两名同事能力相当，但第一个人的身高为6英尺，第二个人的身高仅为5英尺6英寸，那么前者每年就将比后者多赚4734美元。假设两者的职业生涯都延续30年，高个子就要比自己的矮个子同事多赚数十万美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4章下定决心——决策心理学（11）
研究人员也对身高在政界的作用给予了关注。在43位美国总统中，只有五位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上次选出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的总统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了（1896年，身高仅为5英尺7英寸的威廉？麦金利当选为美国总统，被媒体戏称为“小男孩”）。多数总统的身高都要比平均水平多出几英寸。罗纳德？里根身高6英1英寸，老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的身高则都为6英尺2英寸。也有证据显示，有些候选人认识到了身高对于选民的重要性，所以巧妙地采取措施以充分利用身高上的优势。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辩论上，老乔治？布什握着迈克尔？杜卡克斯的手表示欢迎时刻意停留了很长时间，这显然是布什选举团队的经理精心策划的结果，目的就是让选民看清楚布什要比杜卡克斯高出不少。
　　从心理学上看，地位与身高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仅会认为个头儿高的人更有能耐，而且还会觉得有能耐的人个头儿也会更高一些。如果发现好莱坞明星的身高竟然低于平均水平，很多人都会感到非常惊讶，而这就是原因所在。比如说，达斯汀？霍夫曼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麦当娜的身高也仅仅为5英尺4英寸。网站（副标题：“在好莱坞矮人国里，使用内增高鞋垫的矮子称王”）致力于揭示名人的真实身高，所以经常会派一些已知身高的人去跟名人合影，以此准确地知晓名人的身高数据。作家拉尔夫？凯耶斯在《你的人生高度》一书中对很多演员体形不够高大的原因进行了推测。凯耶斯认为，比较矮小的人需要向别人展现自己强壮的一面，所以培养出了非常强烈的个性，希望能借此克服身高上的劣势。
　　身高与地位之间的这种关系带来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一个人外在的地位改变了，人们对其身高的感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昆士兰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威尔逊是第一个通过科学实验探讨这一奇特现象的科学家。＇35＇威尔逊分别向几组学生介绍了一名学者，并请大家评估他的身高。在学生不知情的前提下，威尔逊每次都会改变介绍的方式。他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说这个人也是他们的同学，到了第二个班级时他说这个人是一名讲师。再后来这个人就变成了副教授，最后一次介绍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教授。学生们对这个人身高的感知也随着他身份的改变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当他们把这个人看作学生时，他们觉得他的身高大约是5英尺8英寸。然而，仅仅把他说成是讲师就让他的身高增加了1英寸左右。把他提升为副教授后，这个人的身高在学生们的眼中就又增加了1英寸。在他迅速被提升为教授后，学生们竟然觉得他差不多有6英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