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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治国:中华新文明的崛起-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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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儒者觉得“仁义”的一个参照物就是西方的自由和民权，尽管他们并不懂得其中的确切含义。徐继畬说：“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第一位清帝国驻外公使郭嵩焘的英国观感是，那边的法治社会“公理日伸”，基督教“劝人之善”，“乡绅”（议员）公议政事，国王尊以崇礼。――英国成了儒者向往的“礼仪之邦”，他们私下主张引进西学来排拒“大盗”与“乡愿”，消除礼崩乐坏以解救儒家。
然而，在君主专制之下，即使儒者也只能无可奈何，只能在儒学内部挖潜思想资源。所以，郑观应等人因袭了黄宗羲的思想，认为君主应当“视己为天下之人役”，把自己看作民众的公仆，为天下民众服务。谭嗣同则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而且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儒者旁征博引，从黄宗羲上追孔老夫子，而且不遗余力，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2）
1891年，33岁的康有为开始在广州设馆招徒，以“万木草堂”推介自己心中“大同世界”的理想。初时不太出名，只有19名学生，惨淡度日，到了后来名气大了，就有了最为著名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讲学可算是惊世骇俗，就是以自撰的两本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宣讲内容，不仅讲解孔子、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还给学生传授一些西洋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原理及中外史学。
康有为的胆量来自于他日常饱读的欧美、日本杂书。《新学伪经考》就是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将东汉以降所有儒家恭奉的传统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儒学源自荀子，“孟学绝而孔学亦衰”。――此说彻底解构了传统儒学，从气势上震慑了那些以正统学派自居的儒学名宿，多少动摇了守旧派多年来“恪守祖训”的信念，给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开辟了一条新路。《孔子改制考》凭借的是孔子《公羊春秋》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的“大同”思想，鼓吹托古改制以改造儒学，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末王”，认为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必将经过三个阶段，也就是“据乱世”（君主专制时代）、“开平世”（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民主共和时代的“大同世界”）。而且他认为，“据乱世”只有经过变法维新才能进入“开平世”，最终达到“大同世界”。
上述两书是康有为变法前影响最大的著作，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谋求改制变法的理论著述。披的是经学外衣，挂的是孔圣招牌，以孔子著而不述的微言大义来颠覆孔门后学的各种旁门杂说，无非是想减轻一点非圣无法的压力。康有为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然而，他所谓的“变”，只不过是温和的“渐变”，而不是凌厉的“骤变”。而且为了变法，他一度收起了“开议院”、“兴民权”的旗帜，认为尊崇皇权，依靠皇帝才可以推行变法。
不过，“民主”、“民权”已成了那个时代朝野之间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郭嵩焘1878年5月19日的日记写道：“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同一时期的黄遵宪在其所著的《日本国志》记述：“近日民心渐染西法，竟有倡民权自由之说者……百姓执此说以要君，遂联名上书，环阙陈诉，请开国会而伸民权。”
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之际，正是《马关条约》签订之时。他带头鼓动各省举人1300多名联名上书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论述了“富国”、“养民”、“教民”等具体措施的万言书，要求变法图强。虽然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借口，不敢接受万言书，没有达到上书皇帝的目的，但此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上书、参政议政的先例。――这就是近代史上名噪一时的“公车上书”。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变通风气，在官员中的影响力卓著。此外，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下，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等中央和地方官员的鼎力支持。康有为亲自撰写《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已陷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洞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的危局之中，唯有变法才能民族图存。不久，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并出版了《强学报》，南北遥相呼应一时壮观。――维新之风渐开且再难遏抑。
1898年，在光绪皇帝以及一些得力的大臣支持下，康有为联合了许多有志之士，开始了维新变法。然而，新政仅维持了百日左右，便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封杀，光绪被囚，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染法场，康有为师徒数人事先获知消息，走避使馆，先后逃往海外。此后，康有为在日本组织了保皇会，后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仍然鼓吹“君主立宪”，驳斥民主革命。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曾说“新朝必变前朝之法”；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又说中国之危在于尽弃国粹，思想日趋倒退，前后判若两人。终其一生，始终赞美君主立宪而痛斥民主共和，虽然他自己解释说“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但已经没人相信他了，因为没有了道德上的优势。张勋复辟时，康有为或许是一时不甘寂寞积极为之筹谋，彻底蜕变成了“复辟的祖师”。 。。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3）
康有为另外还撰有《人类公理》书稿，但在戊戌变法时期一直没有发表，而且书稿秘不示人，只“私下对梁启超、陈千秋等讲授”，改写妥当之后就成了《大同书》。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认为，“公羊三世”里的“太平世”就是大同世界，是人类“至善至美”的理想世界。这一世界摆脱了乱世的各种“苦道”。社会上致人犯罪的政治经济根源消失了，人性也将可以充分伸展。从而，社会就可以达到“治之刑措”，以至于“太平之世不立刑”。除了“大同世界”，也极力推崇“天赋人权”，民众还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几乎是旷古未闻，也招来许多迂腐儒生的叫骂，譬如“无父无君”，“明则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纷纷要求朝廷将该书查禁毁版。变法维新时，康氏宏论并无大碍，而失败之后，此书也被查禁。
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自许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著有代表作《仁学》，但思想与康有为分野悬殊。谭氏从孔子“仁者爱人”和墨子“兼爱”思想精神出发，大声疾呼国人冲决人世间种种网罗，挺身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变法图存，故其《仁学》堪称中国19世纪末的人权宣言。他认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记》大同之象焉。”
与谭氏同时代的文廷式也认为，“君权无限几于无法”，并对民主共和的近代欧美政治体制深表礼赞。朝野之间的文化人吁请变法图强，几乎同声相求。易鼐在其《中国易以弱为强说》文中主张，“天下之大权，当公之于天下，不可柄之一人。”稍后，梁启超在辛亥前后明确地将“民权共和”与御侮救国视为珠联璧合之利器，亦即思想文化上的维新启蒙与现实社会中的救亡图存只有表里如一，才能所向披靡。“所谓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梁启超：民权、君宪与民治
梁启超既是才气纵横的思想者，又是灵通善变的活动家。有人曾经评价说，康有为极端自负，而且“太有成见”，事事以圣人自居；而梁启超则富于感情而“太无成见”，性格类似于孔老夫子所说的狷狂之人。也有人不吝溢美之词，称之为政治斗士、思想导师、舆论巨擘、学界鸿儒。
1895年，他参与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致力于变法维新运动。――这是他政治运动的始点。主办《中外纪闻》，梁启超、麦孟华并列为报纸主笔，鼓吹富国强兵之道，养民教民之法，另外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史地、风情等，为变法维新煽动舆论。报纸每期刊有的言论，多出自梁启超之手。撰文每每含情，流注于笔端，汪洋恣肆，游走八荒，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强学会成立后，梁启超出任书记员。1896年8月9日，《时务报》正式在上海面世，他担任主笔，所著《变法通议》等政论名噪一时。其所开创的时务文体，亦文亦白，文采飞扬，纵横捭阖，流畅至极，一时风靡全国，引领舆论之先，为五四时代学者争相模仿的样板。
1897年底，梁启超受聘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与谭嗣同一起组织了南学会，办《湘报》、《湘学新报》等刊，鼓吹变法思想，将荀子以下的汉唐宋明清儒家学者，抨击得体无完肤。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督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维新失败后，追随康有为逃亡日本，“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初编《清议报》，继而再编《新民丛报》，与革命党人纵论国内政局，秉持立宪保皇主张而与同盟会大开笔战，单枪匹马，独力抵挡革命派的轮番上阵。此一阶段，言辞激越，开口“破坏主义”，闭口武力排满。1903年以后转趋温和。1907年创办政闻社，后被清廷查禁。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政治立场也随政局而完全改变，加入共和党，然后与民主统一党合并组成了进步党。1912年9月，担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这是他投身政党政治的开始。再到后来，梁启超游走于政府之间，历任袁世凯政府币制局总裁，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以及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六年从政跳转，深感徒劳无功。晚年全身致力于学术研究，蜗居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4）
梁启超以“善变”著称，思想也极其驳杂。早年追随康党，主张渐进改良，维新立宪保皇；戊戌变法以后，时而君主立宪，时而民主共和，突然掉头开明专制，转身又反对帝制复辟，身处舆论风头浪尖，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流质多变”。然而，变法前后，思想上连贯不断的主线是他的民权思想。
1840年以后，皇权专制至上的清帝国并未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醒悟，然而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却已开始寻求政治文化的转型。历史转折的时代，梁启超深有感触：“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民权和民主本来就是舶来品，虽然说法不一，实际上也就是民主一回事，是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梁启超紧密追随康有为，也以“公羊三世说”为蓝本，将西方民权论、进化论与春秋公羊学糅合一番，提出“三世六别说”，与康有为相合。认为社会由“多君为政之世”，推进到“一君为政之世”，再演变到“君民为政之世”，此中如同潮流，不可阻挡。显然，梁启超借助民权说来策动戊戌维新，要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更为在理。不过后来避居日本，视野开阔，大概觉得可笑，不再做自欺欺人之论。
自宋明理学以后，迂腐的儒者拘泥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教条，认为“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民权击中了君主专制的致命之处。国家政体不外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两类。梁启超分析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在他看来，中国最宜实行君主立宪，而且简洁明了，改动不大，设议院即可。
梁启超认为，“设立议院的好处在于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梁启超心目中的君主立宪制就是国民政治。要想限制君主的权力，只有用民权；要想限制官吏的权力，也得靠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分离。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就是“君民共主”。兴民权就必须开民智，倡自由才能去奴性，“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据他的眼光看来，“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开民智”的最好办法就是遍设学堂，培养人才。同时，梁启超觉得，仅仅开民智并不够，还必须“开绅智”，广兴学会，提高绅士的智慧；而且不可或缺的还有“开官智”，以设立“课吏馆”为起点，因为官吏“胸中未曾有地球之形状，未曾有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愚昧之极，遑论胜任本职。
梁启超阐述民权之后，进而抨击专制。“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深刻剖析历代专制君主“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君主不过独夫民贼而已，因此“夺得其公产以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原主人者谁？即国民是也……但使能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则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高擎的民权大旗之旁，梁启超攻击专制甚为得力，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时当甲午战后，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波高潮伴随着攻击专制的思潮而来到。戊戌变法时，梁启超心目中的君主立宪还非常模糊，只是凭着信念追随康有为，深受其影响而已。
1898年亡命日本后，梁启超的眼界顿时开阔，在中西方思想的碰撞中，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窠臼，君主立宪思想也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当时的日本一时汇聚了中国政学两界的翘楚，可谓藏龙卧虎。先行者们纷纷结社成党，势力最大者，一派为主张渐进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两派虽有共同的敌人，但仍不乏激烈论战，或许也是争夺未来中国政治的道统。梁启超的思想难免深受砥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1901年6月撰写《立宪法议》，一针见血地点破立宪与民权的关系：“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5）
旅日期间，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倡言“破坏”，鼓吹排满，推翻清廷的专制统治，只为确立立宪制的政府。然而，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表明了他的心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认为中国不仅没有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君主立宪也无法立刻实行，只能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
梁启超曾经精神抖擞地撰文向君主专制开火，一度极其崇尚民治，因为康有为说过，“为治者，官之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变法言治民，吾之变法先言民自治。”然而康梁两人都主张君主立宪。――改良派固然可为伸张民权而疾呼，但未曾触动君主权威，民权思想难免不会彻底。梁启超可以算是较早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的人物。显然，其源头可追溯到黄宗羲《原君》中所阐述的“君为民害”论、“民主君客”论和“万民忧乐”论。不过，后世学者尤其是新儒家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已经殊异于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等等旧民本思想，因而将其抬升到了“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高度――所谓“新民本”思想。不过，梁启超的确评价过黄宗羲“最有影响于近代者，则《明夷待访录》也”。
中国历来就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传统，康有为、梁启超也难以脱俗。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梁启超“今欲改良民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康梁等人都提倡过小说，要用小说来纠正国民吸鸦片、考八股、缠小脚的恶俗。得知日本明治维新时也曾经利用过小说后，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单独列为一部，与“文学”并列，并且提出“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康梁等人对小说的评价有了重要的突破，认为小说可以成为民众的“教科书”，能够起到经史所起不到的“教化”作用。经史的作用是“治国平天下”，康梁认为小说也可“治国平天下”，它可以将经史所载之“道”，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那些看不懂经史的人接受，这就是小说的功能。――梁启超等人视文学为工具，把文学当作政治传声筒的观念，极大地拖累了后来数十年的文学观。
孙中山：政治是“众人之事”
“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莽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孙中山
1830年代之后，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等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但却被国民视为海外奇谈，甚至异端邪说。整整70年后，始被主流文化认同。――这一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们察勘西方政治的成果，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影响。
1840年代之后，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四大条约为始点，国家存亡危机日甚一日，传统文化已经捉襟见肘，国人的自卑心态愈来愈深，只有外借西方思想资源。鸦片战争刺激了魏源、徐继畲等人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中法战争则激发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立宪议论，甲午战争又催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改良的尝试，八国联军入侵更使孙中山高擎“民权共和”的大旗，提出了民权共和国的方案。――民权思想变迁的轨迹从改良推进到了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时，康梁等人逃亡海外，汇聚到日本，秉持着他们一贯的立宪保皇宣传。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积聚在日本。改良与革命两派时常辩驳，展开笔战。清政府则被迫推行所谓的清末新政（1901－1911）――宪政民主。20世纪开端的中国，三方力量此消彼长，他们之间的角逐大致构成了清末民初的政治氛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6）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筹定宪法大纲，向宪政迈进；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走议会民主之路。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不过，政治考察报告、立宪奏章、变法建议，乃至章程、法律，都是梁启超等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代笔的。
1905年，梁启超仍然还在推动他的君主立宪；1907年10月，他领衔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是中国政党史上的重要一笔。时人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各种组织以及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是自由度很大的时期，公民社会已见雏形。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各省咨议局联手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起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奏请速开国会。――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然而，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却仍然扭捏作态，坚持要到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宣布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稍纵即逝。
1911年，清政府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要收回各省的路权，而铁路公司和筑路权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无疑侵犯到了广大民众的权益。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触发众怒；而政府手中没钱，要借外债，顿时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群众保路运动汹涌而起，一举点燃了清帝国覆没的导火线。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毕竟在海外生活多年，他设计的宪法，除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以外，还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两种权力，可算是别具特色的五权分立。现代中国把所有权与行使权进行区分并付诸实践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他的五权宪法设计时就坚持“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原则。人民的“权”就是权力的所有权，亦即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种权力；政府的“能”是指“权能”，即权力的行使权，分别为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权力，由五个机关独立行使。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民生民权。在孙中山看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对象是全体国民，而方式只是管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强调“民心就是立国之本”，并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纲领。可以说，孙中山的人本主义思想最基本的内涵包括了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核心是“重民”，民众被视为政治的根本。然而，人本主义思想虽然包括民有、民享的成分，却缺失“民治”的成分；虽然也有民权思想的意味，却没有践行民权的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他下过一个论断：民国今后是否安全必须看民权是否发达。他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标志。什么是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什么是人民最重要的权利呢？“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孙中山认为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可惜的是，他的论断虽然明智，却也未能找出一个周全的政治方略，而是对国民进行民主训练――“训政”，为后来国民党的###提供了可乘之机。
出乎预料的是，清政府的《大清新刑律》并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废弃，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汇聚了各省的立宪派、旧官僚和政客，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大局妥协退让，临时政府权力很快便被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随后就任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3月11日，临时参议院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抨击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抛弃了法治，不顾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选择以暴力回击暴力，“二次革命”随之爆发。“二次革命”给了袁世凯叛乱的口实，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解散，议员资格也被剥夺，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既然没有了国会和反对党制衡，也就失去了制度约束，干脆复辟帝制登上了梦寐已久的皇帝宝座。
可以说，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本身就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并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如此。要改变此种状况，固然需要开民智，更需要开官智。否则，高谈阔论的所谓自由、民主、法治就永远只能是水中月或镜中花。
1924年，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的陆海军大元帅府就镇压过广州商团的所谓暴乱。国民政府1928年统一全国后，法治进程并未因此而改变，国民党在立法、司法等领域全面推行“党化”，社会生活各领域也随之“党化”，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然承袭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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