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国:中华新文明的崛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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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1）
管理治国，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古代中国曾经辉煌、也几度盛世，为什么人们看到的却是经常性的王朝演变、周期性的兴衰更替，而且到最后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近代中国各派思想相互激荡，各种力量交互登场，为什么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独立解放到再度实现伟大复兴？为什么西方工业化国家能够相继崛起，并在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安定的秩序？
　　对这些问题，人们从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在不同层次上、不同框架中分析、评断，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能否寻找一个统一的视角、综合的学科描述这些现象、解释人们困惑、解决相关问题呢？我们最终选择了对组织、任务和人都很关注的学科——管理学。因为我们发现，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所有这些兴衰、成败，都关系到组织、任务和人的交互作用，都不可回避管理——这个由实践产生理论、从经验走向科学的人类智慧结晶。
　　我们在管理学的框架内，把古代王朝、现代政党、民族国家都比作组织，把实现世代相传、推动民族复兴和确保长期先进都作为任务，把王朝、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看做组织领导人，内部有组织成员，外部是组织环境，用现代管理学来描述、解释这诸多现象。初始也有以企业代表组织、以企业负责人泛指组织领导者，把组织管理与企业管理相对接，在经济范畴内从企业组织的视角解读的计划。但是，当材料足够丰富、研究继续深入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一管理已不只是一个企业组织的普通管理问题，而是关于一切组织包括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乃至国家社会在内的“大管理”。
　　管理学科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不仅是面向企业、面向市场的，还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更是面向权力、面向国家的。当市场经济呼唤科学管理，现代国家讲求科学执政时，“管理治国”理念和“管理也是生产力”的论断一并成为引领时代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兴国之道。
　　基于“管理治国”理念，我们综合考察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建构了“三色管理”体系，即红色管理、黄色管理、蓝色管理。我们用“红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学科结合，写就《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是把中国共产党管理实践活动理论化、学科化的大胆尝试；用“黄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古代王朝的学科结合，写就《黄色管理——解析中国皇朝管理》，围绕古代中国皇帝及其皇朝进行管理学透视，因为黄色是中国古代皇家的特权颜色，由此我们称之为黄色管理；用“蓝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西方国家先进管理思想的学科结合，写就《蓝色管理——破解西方管理本源》，破解现代管理的本源思想（这些管理思想起源于西方国家并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进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把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有益的东西进行归纳总结后拿过来。
　　我们的本意不在梳理历史（党史、皇朝史、思想史），何况管理学的本义也不在此。　“三色管理”体系是以管理学科学理论为基础，用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重新解读历史：管理学的科学方法将是我们的分析工具，历史的演进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全新的思考角度让过去服务于未来。
　　“三色管理”立足管理学又不囿于管理学，指向管理而不局限于管理，不是以纯粹的合乎管理学的语言为表达约束，而是从历史中体悟管理和管理学的深意，做的是真正的“大管理”。
　　一定的管理理论体系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整个20世纪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的三种主张——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以便为我们的大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向度。
　　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这一主张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倾向仍然存在。事实上，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惯性是在血液里流淌的，学习外来经验不可能如同电脑更新数据一样把植根于自身传统的文化观念彻底覆盖，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深层原因。　txt小说上传分享

总序（2）
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其中尤有甚者，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认为中国100年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路；甚至主张“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事实上，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早已给我们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立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关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吸收和借鉴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毛泽东归纳为“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义论，到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90年代###提出的“###”，一直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大旗，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思想主潮。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复兴逐步实现的进程，既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也不能是复活旧学占统治地位的过程，而只能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是一个中华文明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复兴的过程。
　　历史的成功揭示了未来的方向，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同样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思想”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三色管理”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大道“红色管理”将是航灯，始终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古代帝王及皇朝管理的管理学透视“黄色管理”将是镜鉴，助推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对西方管理学本源的破解“蓝色管理”将是火花，激发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创业梦想。
　　在引领中国走向文明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价值理性的中国定位与工具理性的全球化视角结合起来。###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描绘过中国对世界未来的建设性蓝图，即构建一个以多元文明并存为基础的和谐世界。
　　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文明冲突仍然难以消弭，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仍然在竞争和冲突中前行，全球多元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公平竞争至今仍然是有待实现的愿望。只有理解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正在建构多极世界秩序的道路上、胸襟越来越开放、实力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复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个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明体的复兴，对于推进全球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有着实质性的作用。这个渊源古老的文明国家在精神上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艰难漂流之后，正对自己的文明传统生出越来越浓的兴趣，发出越来越强的自信。从本质上说，中国崛起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复兴进程中的精神故土有望焕发新的光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正是在中国文明伟大转变的时节登场的。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我们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由衷地被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力量鼓舞着、推动着，唯有更加努力地进行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使当代的先进管理思想与中国国情相融合、把管理学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有的管理资源相对接，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而大胆尝试、不懈探索。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色管理”体系正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
　　冯成平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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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　序
　　第一篇　　民生篇：民生而非民不聊生 8
　　一、儒家：教化为上 8
　　二、孔子：仁学招牌的杂货铺 13
　　三、老庄：清静无为之治 18
　　四、孟子：民贵君轻 21
　　五、荀子：重礼尊君，礼治法治 24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 28
　　七、商韩：尊君权，任法术 31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 34
　　九、教化为上――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底色 46
　　十、古希腊：导师的公民视角 50
　　十一、古罗马：国家是人民的事务 53
　　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 56
　　十三、西方：没有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 59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 65
　　第二篇　　财富篇：藏富于民，民富国强 72
　　一、官府与官商 72
　　二、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78
　　三、捍卫个人财产与宪政的先声 81
　　四、思想者眼中的私有财产 85
　　五、私有财产：从运动到革命 92
　　六、中国物权法的产生 96
　　第三篇　　法治篇：以法治国 101
　　一、先秦诸子的法治闪光 101
　　二、儒家人治传统的变异 105
　　三、法国大革命缔造的法治原则 109
　　四、宪法之下的政府标本 114
　　五、依法治国：口号与渐变 120
　　第四篇　　政制篇：分权均衡，遏制腐败 123
　　一、从封建分权到君主专制 123
　　二、波利比阿：利益集团与权力的平衡 127
　　三、三权分立：欧美的权力制衡传统 129
　　四、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135
　　五、权力架构的模糊 140
　　六、深圳的“三权试点” 145
　　七、另一种三权均衡 149
　　第五篇　　外交国防篇：来而不往非礼也 153
　　一、“中央帝国”心态与民族的集体自卑 153
　　二、外交中的党派渊源 156
　　三、周边国家与大国关系 157
　　四、经济外交与价值外交 161
　　第六篇　　文化篇：新文明的崛起 166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劣 166
　　二、西方政治文化的镜鉴 172
　　三、择善而从：新政治文化的视野 176
　　四、政治新文明的崛起 181
　　五、中国崛起是一种文化 186
　　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二　管理3＋1课题组
　　后记
　　

一、儒家：教化为上（1）
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萧公权
　　治国之道在于政权，而政权的管理，往往是取自某一个流派政治思想，然后再细化为切实的制度的。
　　周代一向被政治思想学者们视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起点，是因为学界一直有“古代文化至周而盛”的说法。周代的招牌挂了800多年，但中国政治思想显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其前的殷商时代已经有了雏形，而且还不仅仅是一点萌芽，否则这一朝一代就不可能延续那么几百年了，当时的国家管理虽然看起来有点简单，但恐怕也有一些制度可循的；不过，典籍失传，史料阙失，显然已经难以考证，只能有待于考古的发现来破解其中的奥秘。
　　中国文明曾经兴盛于黄河流域。距今2万年左右的宁夏大麦地史前岩画带就有了数量惊人的图画文字，其记述的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遗迹，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大致同时期的陶文符号以及后来的甲骨文一样具备了象形、会意、指事等古老文字的要素。――这大概是传说中的虞夏时代，但文字解读的困境使之湮灭于史书的记载。实际上，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基本定型的甲骨文字已经面世，算是进入了文明社会。到了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天子王室借重于自己的王族宗藩统领四方，他们被分封驻守在各地，逐渐形成了诸侯国。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周代最初倒像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形散而神聚。君权天授，所谓的“周天子”坐镇都城，而大大小小的诸侯小国则散落在四周，与古希腊的城邦没有什么两样，也像年代更后一点的神圣罗马帝国。周天子是最大、层级最高的封建领主，而那些诸侯国家原本就是分封出去的王公贵族。――这是西周时的大致形态。许倬云先生将这种封土建侯的形态称之为连锁网络，就像麦当劳连锁店一样。不过，因为周天子是先王的长子，是宗主，诸侯各国还有“尊王攘夷”的义务，朝贡的时候也有一套礼仪。诸侯各国在外驻扎久了也入乡随俗，有了各自的文化、风俗和传统，离都城较远的诸侯国更是如此。东周时，诸侯各国已经挣脱了周天子的束缚，语言和文字也有了不少变异。
　　周朝末年，王室已是强弩之末，诸侯悄然坐大。封建制度（封土建侯）行将崩溃，原先那一套维系人心保持秩序的风俗制度迅速动摇崩坏。――这就是儒家眼中“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之时。春秋与战国一共历经了500多年。到了战国时代，士族与平民之间横亘的阶层界限逐渐消失，贵族从政掌学的特权也转移到了平民。列国并存，雄霸相争；思想自由，学无禁忌。处士横议，流动频繁，竞相奔走于列国之间，兜售一己之论，捞取一官半职，企望权力俸禄名利双收。
　　天命民本、礼乐兵刑，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时代政治思想中的主旨。先秦诸子思想无论立说还是解释或阐述，都在其中，无一脱俗。萧公权先生1940年代初就曾断言，“先秦政治思想已具体于春秋战国之前，儒墨道法之学乃因袭而非创造”。孔子的政治思想以成王周公制度为蓝本，“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深入阐述一番之后自成一家之言，被其门徒以及历代读书人奉为至圣宗师。
　　满肚子的学问有没有用，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卖得出去，有没有哪个帝王诸侯肯出价买下来。――所谓“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是也。孔子秉持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理念，这就为后世全天下的读书人逢迎王权、待价而沽开了一个先例。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动身前往郑国，想找个官来做做，与学生走散之后，孤零零地站在城东门外，时人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听到弟子如实转述此言，一脸苦笑，点头称是，说“然哉然哉”。根据犹太学者萨义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而且身份业余的一个群体，怀抱治国理想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并不受人欢迎，甚至还是很遭排斥的，因为他的理念并不适合君主们称霸的梦想。如此说来，孔子倒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善于自嘲的知识分子。

一、儒家：教化为上（2）
君子政治：道德治国
　　孔子以师儒立教，诸子之学继之以起。――萧公权
　　先秦学术有百家九流之称，也有“百家争鸣”之说，但政治思想恐怕只有儒墨道法四个大家，而且足以代表晚周时代。儒墨道三家有殷商文化的背景，亦被称为“旧学”；而法家是后起的，与殷商文化关系不大，被称之为“新学”。儒家政治尤其重视所谓的礼仪，繁文缛节也不厌其烦，且以君子为主体，需要读书人“以德位兼备之身，收修齐治平之效”，颇有一点自诩的贵族色彩，荷锄躬耕的儒家弟子则被孔夫子暗地里斥为“小人”，似乎不足为取；而墨家多为平民身份，富于服务精神与实用技术，动手能力显然要比儒家强上许多。
　　儒墨两家，都看重治国者的品性，也就是道德品质，是“量贤而任事”的贤人政治，主张以德治国。所以像颜回这样彪炳千古的窝囊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除了时时紧跟着孔子安贫乐道以外，流传于后世的事迹几乎为零，也可能只懂得温良恭谨让之礼，对孔子亦步亦趋，因而被视之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也让孔老先生大大地夸耀了一番：“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像平时以勇武著称、最能干也最有名的子路那样喜欢顶撞和抬杠，招致了绵延千百年的粗野恶名。总的说来，儒家和墨家都属于“人治派”。
　　孔门的事迹都在《论语》中，虽然难免文过饰非，但多少还能找出一点真面目。众多的门徒和弟子轮番问答，衬托出了孔子的博学多识，嬉笑怒骂，毫不遮掩；而且都是口语，没有做作和虚伪。这就说明，圣贤也不过如此，只是后人把他们抬高了而已。
　　孔老先生的祖上做过官，后来家道中落，被迫迁到鲁国。从小孤苦伶仃，3岁丧父，17岁丧母。其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学”，但有没有拜师也是语焉不详，只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过那时候“从政掌学”已经不难了，而且“文武之道”散落到了民间。只要虚心好学又心有灵犀的话，也不难成就自己。孔子的青年时代经历坎坷，看仓库，喂牲口，在社会底层爬摸滚打，30岁终于混出了一点名气，开馆施教授徒，是谓“三十而立”。后来孔子想凭自己的名气去找一份工作，就去洛阳的周朝图书馆拜访老子，结果有没有碰上也难说；再去齐国游历，还是很失望，只好返回鲁国，编修诗书礼乐，教书育人。50岁以后，孔子时来运转了，本地执政大臣的高级幕僚抱着小猪登门请他出仕，他矜持了一番。此时，熟读《易经》的孔子就说了一句易经那样的玄奥话：“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出来做官。从中都宰到少司空，再到大司寇，终于有了为鲁国国君出谋划策的机会。做官的4年里，他平定了一场叛乱，干得应该还算是可以，几乎可以代行丞相之职发号施令了；而杀了少正卯这样一个鸟官之后，孔子旋即被国君冷落在一旁。文化人当然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于是挂冠而去，周游列国，另寻高就。走遍了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但足迹也没有迈出今山东、河南两省。除了在卫国、陈国做过短期小官之外，既有过换装逃跑的冒险，也差点饿死在陈、蔡之间。所以郑国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
　　墨子还没有孔子幸运，他没有可资炫耀的门第，擅长制造机械，属于能工巧匠之流，所以没有学术上的背景；但也有人推究，认为他可能曾受业于儒家，不过却反感儒家的礼仪太繁琐，而且因为礼节庞杂劳民伤财，自立一家之言。墨子力行节俭，行事朴素，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后来经常到鲁国，找上门去与儒者辩论，也喜欢周游列国，向诸侯自荐自己的治国之道，结果也像孔子那样终无所成，连连碰壁直到老死，连小官都捞不着。墨学彰显之后也开始广授门徒，几乎仰仗学费度日。萧公权先生就说过，墨子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孔子，而墨学也是平民化的孔学。区别虽然有，但其根本精神大体上还是相通的。
　　“法治派”实则出于君权扩张之需。其时，封建天下崩溃，天子被各地诸侯架空，维系社会的纲纪也宣告失效。权臣篡位，卿大夫欺君凌主；宗法败坏，士民阶层混乱相杂。尊君思想与法治思想于此发轫。尊君权任法术，成了皇权专制前夕颇为流行的思想，法家有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而商韩是代表。虽然各持己见，但都以刑法为准，明法饬令、严刑重罚、强国尊君。。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儒家：教化为上（3）
“无治派”则是道家老庄，他们或辞官退隐，或终身不仕，流传事迹非常之少；但其思想仍有殷商文化的背景，与儒墨两家相提并论。晚周“无道”之时，列国侵夺篡杀，贵族骄奢淫逸，苛政甚于猛虎，法令多如牛毛……老子深信世乱的根本，不在乎制度的好坏，而且制度本身“不足为治”。老庄的政治思想看似消极，其“无为”的政治哲学是怀疑政治的效用，肯定个人的价值，与人治、法治两派势不两立。“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庄崇尚清简之政治，讥斥仁义，厌弃法令，去智寡欲，不尚贤能，秉承自然无为的政治理想。
　　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其传播的范围各有大小，后世所获得的尊崇地位也有云泥之别，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交替出现，此消彼长。相互之间也各有渗透。总的说来，儒家思想最初还只是靠边站的角色而已，法家可资霸业，道家惠泽民生，先后被各国君主采纳，而儒家到了汉武帝时代才被董仲舒极力举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有了第一次复兴，奉为正统只是为了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后来又在宋朝再次复兴，绵延至明清两朝，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围剿一时，声势渐衰；上世纪40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倡导尊孔读经；上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今日国学翻身之际再度扬眉吐气。
　　儒家推崇的是贤人政治，或者说是君子政治，看重的是个人的德行，要的是国家的道德榜样，所以像颜回、公冶长以及南宫适那样亦步亦趋、谨小慎微、少言寡语、貌似老实巴交而且深谙“温良恭谨让”的道德先生都可以得到孔子的口头褒奖，这和当代所提倡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样，希望以此表率重塑社会，宣扬的就是一种教化功能。
　　柏拉图：精英治国
　　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几乎同时交相辉映的则是古希腊时代。古希腊之前，克里特文化与迈锡尼文化在多利安人的入侵之下衰亡了数百年，文字记载突然中断，文化也为之倒退，沉入了一个黑暗时代。因为缺乏文字记录，也没有遗存下来的实物，后世的人们只能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口耳相传或者虚构的史诗来推断其间的社会状态。――这有点类似中国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味道。毫无疑问，神话以及口头传说同样充斥在当时古希腊人的周围。
　　公元前800年，原本氏族或部落的村社所形成的城镇此时逐渐成了城邦，而且遍及了希腊全境。与此同时，贸易突然复兴（史学家也没有弄清其中的原因），希腊文字的发明使文字记录得以流传。当尚武的斯巴达人征服邻近的地区之后仍然保留着两位世袭国王――战争时则推选其中一名率军作战，平时则依靠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三大机构决策所有的事务――只对斯巴达公民实行直接民主而提防广大属民之时，主宰雅典的世袭贵族已经因为一个名叫梭伦的商人产生了新的民主原则，富人成了治理城邦的主角，而穷人也有了一定的否决权。
　　不过，梭伦的改革没能完全安抚世袭贵族和贫民阶层，雅典的民主被专制权力夺去，直到贵族克里斯梯尼联合贫民阶层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为止。此举在雅典催生了一个依地区而非氏族部落选举执政官的制度，改善之后最高权力归全体男性公民大会，而所有约占四分之三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仍然排除在外。――连希腊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觉得这种民主就等同于乌合之众。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混战了一场。之后，斯巴达在整个希腊建立了霸权专制。此后，几个城邦之间战争不断。到了公元前371…338年，希腊的所有城邦在军事和政治上均告衰落。实际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社会道德普遍堕落，城邦制度的弊端也暴露得相当彻底，比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小82岁的苏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觉得自己就应该像一只牛虻那样，毫不客气地针砭城邦之弊，担负起教化民众、改善他们灵魂的使命。不过，苏格拉底并没有著书立说，也没有留下什么可资宣扬的东西，倒是可以从他最卓越的弟子柏拉图那本西方最早的政治学著作《理想国》里看到一些影子，譬如道德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家首要的任务就是改善公民的灵魂，使他们有知识和教养，追求善；甚至同样也主张贤人政治或专家政治。　。。

一、儒家：教化为上（4）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工匠家庭，母亲是助产婆。因为家里有较为充裕的收入而不必为生计去教书，一生参加过两三次战役，也抽签担任过雅典议事会的成员。平时多半喜欢在大街上、闹市中以及朋友圈里侃侃而谈，话题颇多，也喜欢对雅典的政治弊端发发牢骚。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战败了的雅典紧接着又陷入了内讧，民主派别的执政者挟私报复，认定他对城邦有威胁，就找了一个“腐蚀青年，宣扬新神”的借口宣判了他的死刑，朋友们执意要安排他逃跑，他倒决定接受公众的判决，喝下一杯毒药后死去。――苏格拉底最终还是死在他自己认定的乌合之众的民主手中。
　　柏拉图的身世倒与孔子类似。望族后裔，年幼丧父，母亲改嫁。因为亲戚朋友的关系，他也有过参政的机会，但恩师居然被一个自诩为民主的派别处死，这使他觉得民主并不可靠，财富或者世袭的头衔都不能让人恰当地执政，而应该让那些受过最好的教育、拥有最卓越才智的哲学家来治国，这就是“哲学家治国”。柏拉图鼓吹的是精英治国论。既然要“以智治国”，像农民、工匠、商人等大多数人都应该由智力优越的人来“监护”，那么，最后的监护人就只有哲学家了。哲学家和军人阶层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不得有家庭，妻子和儿女一律公有。因为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与贪婪的根源，而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础，品性的堕落就是政治的败坏。不过，哲学家治国又需要由谁来监护呢？柏拉图自己也无法回答。所以，后人评价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只能是一个乌托邦。――柏拉图开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倒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比他清醒一点，成了西方政治学的开山鼻祖。
　　游民文化：儒家思想的致命空档
　　春秋时期和古希腊时代的政治思想在最早的源头上几乎都有类似的经验，那就是特别强调执政者的道德与品性，柏拉图还在乎治国者的超人智慧。不过，古希腊的智者家里都有商业贸易上的积蓄，大概没有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而像孔子这样的智者倒是开启了乞食于执政者的千年传统，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紧密依附于历代政权，并不耻于接受嗟来之食。到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