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是旅行:背包十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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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11点　30分，出租车在京通快速路上飞奔。仪表盘上的时速很容易就跨过　100公里。可再快又能怎样？空旷而冷漠的北京城如同参透悲喜的佛祖，冷眼看着茫茫苍生。是，再快又能怎样？不过是手心里的孙悟空。
　　春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看了我的个人网站，对我在欧洲累计　80天的旅行产生了浓厚兴趣，想要把我的文字和图片出版。于是那个夏天，在结束了第五份工作之后，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我的全部才华去设计自己的第一本书。从封面到封底，一共　256页，每一页都尽可能精益求精。我发现当人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灵感的火花就会随时迸发。我也发现平常大大咧咧的自己，竟然还是个完美主义者，会把文章反复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背包十年书名想了很久，从“一路狂奔”到“我走我路”。当脑海中闪现出“我把欧洲塞进背包”时，我激动了一整天，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编辑老师，她也觉得很棒。
　　9月，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当我把还冒着热气的新书捧在手里的时候，开心得像个刚分得糖果的小孩。“背包”出版后我接连在北京和天津的几所高校做了讲座，主题是“自由与梦想”。印象最深的是在母校南开大学的那次，当我把　PPT放到最后一页时，投影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英文单词——　“Dream　&　Freedom”。我对着麦克风轻轻地说了声谢谢，随后就听到如潮的掌声。我的眼睛红了，鼻子酸了，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后来出版社在王府井书店组织了一次签售，那一天也被奇怪地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段。上半段我很兴奋，签名、接受采访，而下半段却感到莫名失落。我一个人来到三里屯，心中只感到一阵空茫。这种空茫的压力首先来自父母，虽然他们给了我绝对的自由，但我却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另一种压力来自经济，书的版税只能维持几个月的生计。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坚持？还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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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欧洲，因为有了　CCTV的名片
2005　年1月法国，戛纳
　　戛纳老城依山势而建，已经有　600多年历史。一条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至山顶，路不宽，两旁是高低错落的民居。厚重的木门没几扇开启着，各家的窗户却开得交相辉映。阳台上有大簇大簇鲜花，各种颜色，各种大小，各种芬芳，仿佛一场比拼艳丽晚装的名媛社交会。
　　路旁的老式路灯早已丧失最初的照明功能，像是闲坐路边的老人，用自己的花白胡须告诉旅行者，老城的年龄已然不轻。
　　看到一家新古董店。所谓新古董，是指生产时间不长，却又把时间要素换算成价值的商品。店里的每件商品除了标注价格，还有生产时间。比如一只　1940年的碟子，售价　20欧元；一包　1965年出厂的蜡烛，售价　欧元；一张　1970年的老唱片，售价　150欧元。进门时，会有铃声通知主人有顾客光临。店主安然看报，并不理睬。偶尔让他抬头招呼的，都是一些相熟的老主顾。多年经验让店主知道，游客大多把它的小店当成博物馆，真正形成稳定利润流的还是那些几乎每天照面的左邻右舍。
　　新古董店旁有一条小巷，半米宽，随着山势忽高忽低，忽正忽斜，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通往何处。对未知的好奇向来是每个旅行者的通病，非要看到常规路线外的风景。不过奇迹与背包十年危险总是结伴而行，好在我们大多乐观，愿意相信自己每把手气都还不错。
　　巷子的尽头是个鱼市，有各种新鲜的地中海活鱼叫卖。刚打的大海鱼，躺在冰块上大口大口吸气。鱼市旁是水果摊、蔬菜摊，买菜的大多是当地老人。
　　市场周围有几个咖啡馆。走进其中一家，老板说他是超级球迷，曾随法国队到上海看比赛。所以咖啡馆看上去更像个足球酒吧，挂满俱乐部队旗和大牌球星球衣。他说喜欢　AC米兰，这也是我喜欢的球队，曾在圣西罗主场看过　AC的比赛，因而和老板聊得投机。咖啡馆里差不多都是买菜后来这里歇脚的老人，彼此微笑着招呼，一杯咖啡，两块点心，几句闲聊。生活好像不过如此，也好像应该如此。
　　早晨侍弄鲜花，去市场买菜，走累了，喝一杯。路上遇见熟人，交换彼此近况。下午去小店淘宝，晚上和老伴吃自制的烛光晚餐，放年轻时常听的唱片，心情也就会格外好。
　　老人有自己的圈子，阳台上盛开的鲜花是他们交流的语言，他们也有自己的骄傲，紧闭的大门并不对游客开放。老路灯、老唱片、老街、老店和这些安享晚年的老人共同构建了一个安静平和的生活圈。除了羡慕还能剩下什么，无论对老城还是老人。
　　没想到那么快又回到欧洲，而这次我的身份是　CCTV2的出镜记者。
　　《我把欧洲塞进背包》出版后，我整理了一份简历，打算到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旅游节目毛遂自荐。这是在三里屯独自喝酒的那个晚上想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继续旅行，又能让父母放心，知道我有了一份稳定工作。
　　那档节目叫做“旅游风向标”，他们策划的“由零开始”系列报道从零海拔的崇明岛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我每天晚上都追看。在节目最后一集，当主持人韩冬终于看到珠峰时，他哭得像个孩子，他想的一定是那几个月的路途艰辛。这种感觉走过长路的人都能感知，于是我也被他的感动所感动。
　　我是那种有想法就要去实践的人，于是跑到梅地亚中心的《生活》栏目组问人家是否要人。可工作人员告诉我《旅游方向标》下属于《为您服务》，他给我指点方向，告诉我《旅游方向标》就在马路对面。
　　接待我的是栏目组的一位编导老师，他说制片人去西藏拍片了，收下我的简历后就让我回家等通知。面试过的人都知道，回家等通知基本等于没戏，于是也没抱什么希望。
　　几天后，我竟然接到栏目组打来的电话，让我写一个去欧洲拍摄大型旅游节目的策划案。我一听，有门儿了。
　　几年之后，我和一位已经很熟的编导老师闲聊，他跟我说，当年正是他接待的我，觉得这个小孩儿还不错，于是推荐给了制片人。真是罪过，我那天的记忆已完全被忐忑的心情稀释。感谢孟老师，如果你把我的简历扔进垃圾箱，我的人生可能就会拐到另一个方向了。
　　很快我就获得了出差机会，和编导小叶去法国戛纳采访购物节。那次旅行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和法国旅游局的齐勇姐有了第一次合作。正是她后来对我的几次帮助让我最终走上第二章艰难的旅行路背包十年了职业旅行者的道路。
　　抵达法国后，一辆黑色奔驰商务车载着我和小叶从尼斯机场开往戛纳。我们住在超豪华的酒店里，每晚的法餐漫长到天荒地老。白天或者乘直升机俯瞰蔚蓝海岸，或者在戛纳老城自在游走。每天晚上在戛纳电影宫都会有顶级品牌的时装秀，我的位置就在第一排，　Dior、Hugo　Boss、Salvatore　Ferragamo，新一季的时尚气息就在我面前风起云涌。
　　但我心中清楚地知道，我能坐在第一排是因为那张印着　CCTV的名片，否则，我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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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后该怎么办
2005年　6月德国，纽伦堡
　　早上九点半约了纽伦堡旅游局的吉尔克先生在酒店大堂见面。由于时差作祟，才早上七点我就再也睡不着。还有两个多小时，小叶一定还在睡觉。
　　一个人下楼，酒店旁是个咖啡馆，浓香的咖啡混着烤面包的香味儿，暖洋洋地溢到街上。透过咖啡店的窗子，看到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老先生在看报纸，系红格子围裙的金发女招待忙忙碌碌。这是德国小城的又一个普通早晨。
　　从酒店所在的小街向右转，我看到一座塔楼。砖红色塔身，尖角塔顶。纽伦堡作为纳粹重要的战争策源地，“二战”后期被苏联空军炸得只剩下碎砖烂瓦和尸体。眼前这座中世纪建筑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简直是苏联飞行员的耻辱。
　　我朝塔楼走去。路边有个停车场，停满奔驰宝马，都是二手待售车。车窗上贴着售价和联系电话，　3000多欧元一辆宝马，　4000多欧元一辆奔驰，便宜得让我情不自禁地在脑子里策划走私路线。
　　塔楼旁有个麦当劳，我习惯比较世界各地巨无霸套餐的售价。经济学有个巨无霸指数，是说各地物价通常与当地巨无霸套餐价格成正比。一条小河从塔楼旁流过。看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7点　50分，时间还早，八点半再往回走都来得及，于是沿着小河朝老城走去。
　　老城位于纽伦堡城市中心，商业街、鱼市、餐馆、酒吧、教堂、市政厅，一个都不少。水果摊出摊最早，卖洗净的草莓，　10个一盒的小包装，看上去新鲜可口。一摸口袋，发现出门时没带钱。
　　继续往前，走到一个三角形广场，广场上铺满正方形的青灰色石砖，湿湿的，不知是前夜下过雨还是人工洒的水，感觉空气中水汽充沛。四周是带烟囱的三层楼房，灰白色墙面，棕黑色尖顶。每家窗前都旋转着一个色彩斑斓的风车。风车的鲜艳色彩和黑白背景的搭配让我产生了拍照的念头。这时才意识到也没带相机。并且同时发现，口袋里除了一个没有信号只能当手表使用的手机外，什么都没有。
　　此时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八点半。
　　远远看到那个塔楼，还没走到跟前我就发现好像什么不对劲儿。那条小河不见了，围着塔楼绕了一圈，麦当劳也失踪了。
　　我竟然迷路了！
　　迷路也没什么大不了，找人问呗。
　　问的第一个人是位老先生。对不起，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第二次问的是位年轻女孩。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第三次则是个看上去不忙又会讲英文的先生。什么？你说的是哪个塔楼？那样的塔楼老城里还有许多。
　　我忘了酒店名称，只记得第一个字母是　M，后面还跟着*个字母，是一家三星酒店。这点儿线索让我在鼓足勇气拦下一辆出租车后（打算回来到付）嗯啊了半天也没说清楚究竟要去哪里。
　　已经九点了，这下我真慌了。
　　看到一家卖纪念品的小店刚好开门。
　　对不起，我迷路了，能借我地图看一下吗？
　　店主很热心，我想是我的可怜相发挥了作用。他马上找出一张市区地图，问我，有酒店名片吗？我说没有。
　　记得酒店的名字吗？我摇摇头，又说，　M开头，　Ma*ala？　Ma*alan？　Manila（马尼拉）　？
　　老板乐了，接口说，那是菲律宾的首都。店主从城市地名列表里面找到一长串　M打头的，让我看到底是哪个。
　　就是那个，　Maxmillan！
　　9点　25分，看到小叶在酒店门口抽烟。他笑着问我，自己玩儿去了，也不叫我？
　　我甩掉一头汗水，拍着他的肩膀（实际是扶着），说，好啊，明天早晨带你去老城转转。
　　对我来说，每次对未知城市的探索都像冒险一样充满刺激。但没有任何旅行者无所不知，也就无法避免旅行中的各种失误和错误。如果是一个人旅行，当错误出现时，我想的是如何解决问题，甚至还会觉得兴奋。可如果和同伴在一起，我就会觉得内疚，会尽可能事先想得周全一点儿，可这样也就少了那种无知者无畏的自由。这应该是我喜欢一个人旅行的原因吧。
　　虽然我自觉方向感十分强大，但就像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所以迷路对旅行者来说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普通。迷路时千万不能慌张，要动脑筋想办法，最后总能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后来《旅游风向标》精简编制，和我同时去的一个新加坡编导也离开了。不过很快我就找到了第七份工作，在一家电视公司做节目策划。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老板和全国各地电视台台长在饭桌上聊出的节目创意变成具体方案和制作流程。核心创意、节目模式、时长、主持人、公司背景，写多了都是一个套路。　2005年超女正火，老板就想弄一个比超女更火的节目。这让我无法胜任。心里想的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去下一个国家下一个城市旅行。一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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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府井乞讨
2005年7月中国，北京
　　到王府井时大概10点左右，星期六的早上10点，人潮汹涌。
　　没有刻意装扮，牛仔裤、T恤衫，都是平常穿的衣服。仅有的两样道具是我的背包和一张A4纸，纸上用中文和英文写着：我需要钱继续旅行，I　need　money　to　continue　my　trip。
　　通往新天地的地下通道中有个拐角，坐在那里并不妨碍别人走路。来往的行人很多，购物或者看电影。大多是生活在这座庞大城市中的白领、骨干、精英。几乎没有人注意我身前的纸上写了什么。他们的眼神在我身上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一闪而过，不会为眼前这突然出现的乞讨者浪费任何脑细胞和表情。
　　大家走着我坐着，这静动之间的对比显然在保安眼里更加明显。他走到我跟前，神色傲慢地说，干什么的？这里不许乞讨。
　　第二个地点在横穿长安街的地下通道。这里人流量更大，许多是第一次到伟大首都旅行的外地游客。我用眼神和每一个出现的人无声交流。奇怪的是，许多人看到我主动迎上去的眼神会马上不自然地避开，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
　　最后的地点是在王府井书店门前，讽刺的是，半年之前，我刚在这里签售。来来往往的更多是周末来买书的家长和孩子。第一次被人围观，同时这规模不大的围观引来了更多的关注。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喜欢看热闹的。
　　一个拿着相机戴着墨镜的肥胖男人在远处拍我，我用手挡住脸，然后对他说，五块五块。
　　我在中午时离开。给钱的有上年纪的老夫妇，有带着孩子的母亲，有来旅游的哥们儿，有年轻时尚的女孩。
　　在国外旅行时经常看到路边的街头艺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赚钱不是目的，而是要体验不同的人生历程。惭愧的是，我并没有任何才艺展示。如果有机会，希望可以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街头艺人。想象中，或者是躺在金色棺木中的木乃伊，或者是穿着黑衣的蝙蝠侠，又或者是在街上坐着马桶看报纸。我觉得旅行者和街头艺人之间有着相通的本质。街头艺人粉墨登场，对他们来说，处处都是舞台。而旅行者虽然素面朝天，可对我们来说，处处都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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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需要的只是决心
2005年　11月越南，会安
　　会安长得像丽江或者阳朔的越南表兄。本来只是一个宁静村落，可由于山水好看而被背包客们发现，他们的到来让这里的酒吧、餐馆开得鳞次栉比，很快就变成河内至西贡（现名：胡志明）长途旅行中必须经停的一站。
　　会安有一些特色小店，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比如灯笼店，各种颜色的灯笼挂在店铺门口，一打眼就能让心情热第二章艰难的旅行路背包十年闹起来。还有裁缝店，可以为游客定制奥黛。奥黛相当于越南女人的“旗袍”，紧身高领，可穿在那些五大三粗的西方女孩身上就不见了那种窈窕美感。最多的是画坊，许多画师现场作画，看起来不过唯手熟耳。不过他们的画很有越南特色，他们画各种人的背影：打坐和尚的背影，沙漠行者的背影，戴斗笠的越南女人的背影。
　　一条小河穿城而过，几只木船在河水中漂漂荡荡。河边有座三层小楼，是个餐馆，叫做灯塔屋。如果囫囵着看，灯塔屋圆圆胖胖，长得更像个谷仓。我和小美走上三楼，选了一个可以把河水、古镇、灯笼店尽收眼底的位置。服务生捧上菜单，细声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面容谦卑，带着微笑。
　　点餐后小美拿出她的牛皮本子，开始在本子上画画。这是她在旅行中一直做的事情，那个本子已经快被长长短短的线条涂满。她画墙壁上吸饱鲜血的蚊子，画越南街头一晃而过的摩托车，画卫生间里的马桶，画龇牙爆眼叼着烟卷的魔鬼。有的极其写实，有的又极其抽象。
　　小美画画的时候，她的世界就被刀枪不入地隔离了，那种专心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控制。她运笔极快，局部线条凌乱可总体看来却异常干净，好像那画纸上早已有了底稿，她只是把半成品填充完整。当我知道小美从未上过任何美术课程的时候，我明白这就是所谓天赋。
　　有时她也会在画的空白处记录下所思所想的零碎文字。
　　“从河内到顺化的路上，店铺和招牌都用管灯照明，到处都是白色管灯。　”
　　“旅行时爱做奇怪的梦，我们此刻路过了大概发过洪水的地方。　”
　　“我几乎什么都不能看见，依稀的远处的微弱的白光消失之后，就只愿意抬头看星了。　”
　　“我们从顺化到会安了，沿路的风景让我不能相信这里是越南。无法形容的色彩和大自然近乎完美地结合。　”
　　“灯塔屋不大，但是我喜欢它对客人的宠爱。这样的小幸福让我在会安一站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留下难忘的美丽印象。　”
　　她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一直笑着。在我看来，小美的笑一直很美。
　　2005年　8月，离开那家制作公司后我再次处于无业状态。主要收入来源是给一些节目制作公司写节目策划案，写广告脚本，一个案子给个　500、1000，一个月写三四个，生活能继续，却不富裕。我还给杂志、报纸撰写旅游稿件，当然只有去新的地方才有东西可写。所以我必须旅行，这真是个完美的借口。而且只有在旅行中，我才能感到自己是自己。
　　小美是我曾经的同事。在我去越南之前的那个星期我跟她说起我的行程，她说，带我走。两天就办好了加急签证。其实旅行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需要的只是一个决心。
　　我喜欢和有天赋的人一起旅行，那是在路途之外，另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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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贡看到上海的影子
2005年　11月越南，胡志明
　　从会安开往西贡的长途巴士上。
　　从地图上看，越南的国土形状像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两个大头是河内和西贡这两座巨型城市，它们几乎担当了越南的所有重量。而两座城市之间则通过一条像扁担一样的狭长通道连接。
　　司机说晚上七点就能到达西贡，可是已经过了七点半，大巴仍在和看不到尽头的海岸线赛跑。天黑得悄无声息，高速路上还没开路灯，这让我的听觉代替视觉变得灵敏起来，可听到的唯一声响只是发动机高速转动时发出的噪音。
　　关于西贡，你能想到什么？
　　我想到了《情人》，这是高中时看的电影。学校附近有家叫做黑森林的录像厅，当时放的也不是完整影片，而是十几部电影的集锦。《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本能》，都是*电影，每部电影只用几个镜头交代背景，随后直奔主题。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西贡。高大的殖民地建筑，戴着斗笠在街头穿梭的越南人，被晒得黝黑的皮肤，炽热的空气，阴暗潮湿的房间，缓慢转动的吊扇，透过扇叶明灭交错的阳光，上下翻动的光滑肉体。全部是快速剪切的特写镜头，看不清人脸，却能看清光线照耀下的肌肤和渗出的汗水。还有呻吟，那让十几岁的高中生呼吸停滞的呻吟。
　　大巴车驶出高速公路，我看到加油站、街道、行人、店铺，还有城市的轮廓。摩托车几乎占据了所有车道，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车窗外的色彩越来越丰富，殖民地建筑被霓虹勾勒出边缘，再被追光映射，更显其高大。每个建筑都顶着巨大的广告牌，佳能、索尼、　LG，它们的流光溢进西贡河，把河水染成了油彩。几艘大船停泊在岸边，都已被重新装潢成豪华餐厅。船上音箱里放出流行音乐，那声音被夜风送到耳边。奇怪，我怎么在西贡看到了上海的影子？
　　西贡的夜色让人*。不过对我来说，这种*并不陌生。第一次是在夜色中抵达丽江古城，溪水、酒肆、红灯笼让我误以为闯入了世外桃源；第二次是在夜色中抵达爱丁堡，高大嶙峋的哥特式建筑像极了蒂姆　·伯顿的电影布景。
　　我觉得这种*效果是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对即将抵达城市充满期待，已经为它加分。其次，在抵达前一直在黑暗中赶路，突然看到各种明亮的光，人就像从后台走到舞台中心，会受宠若惊般被感动。再次，白天时，阳光暴露出城市的本来面目，而夜晚的灯光却巧妙地把璀璨突出，把粗陋隐藏。
　　如果你不想对一座城市失望，一定要在夜色中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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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十年战地记者与赤裸女孩
2005年　11月越南，胡志明
　　西贡的中央邮局是个印度*时代留下的庞然大物。高大拱形屋顶，正中悬挂着胡志明同志的头像，他仍高居神坛，接受四方朝拜。现在这座城市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更多人只记得那个殖民时代的名字——西贡。
　　从这里寄出一张明信片几乎是每个旅行者都要完成的仪式，坐在大厅中央的暗红色木椅上，把密密麻麻的思念写在明信片背面。小美认真地写着，她的诚意因为空白处被逐渐填满而显而易见。
　　越南向来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先是被法国殖民，随后又被日本和美国侵略，这些都让这个“东方人”满身伤痛。尤其是　4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更像是往那羸弱的身体上泼了一勺滚油，让他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越南战争博物馆位于西贡三区。门外有书贩兜售各种与越战有关的小说，比如《野战排》、《老兵*》等。书贩并不固定于某处摆摊，而是把所有书摞在一起扛在肩上，远远看去，就像身负重物的杂技演员在时刻左右着平衡。
　　展厅的第一部分被奉献给战地记者，挂满他们拍的照片以及他们自己的照片。比如美国人山姆，他是《瞭望》周刊的记者。越战时他和一队美国兵被越南游击队包围，突围时他冲在最前面，却和游击队员狭路相逢。山姆的头上和身上多处中弹，在他倒下的最后一刻，给同伴发出了撤退的信号。工作证上的山姆年轻英俊，很像老版《超人》的饰演者里弗。
　　战地记者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职业。他们像士兵一样冲在最前面，可手中握着的却不是枪炮，而是钢笔和相机。越战中，一共有　76名战地记者死在战场之上，他们来自交战双方。虽然他们拍摄的照片拥有各自的立场和视角，但摆在一起，就完成了对战争的客观描述。这就像在观看一场辩论比赛，观众的观点随着正反双方的阐述而兼听则明。
　　我在展室内走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一张图片一张图片地仔细浏览。
　　一个美国兵在给另一个大兵进行人工呼吸。旁边的注释说：他的努力最终失败。
　　一个双手被反绑的越南女人，一柄刺刀抵着她的头。旁边的注释说：她正在被审问越共的下落。
　　一个奔跑的小女孩，浑身*，她的身后是燃油弹爆炸后升腾起的黑云。这张照片十分著名，被世界各大媒体头条刊发。也正是因为这个*的女孩，美国总统决定提前结束越战。
　　很难得，越战博物馆没有连篇累牍地控诉战争对自己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它的视角是战争带给全人类的共同伤害以及战争中所展示的真实人性。那最闪亮最阴霾的人性，坚强或者懦弱，镇定自若或者丧心病狂。在战争面前，没有赢家，没有胜利者，更没有人值得骄傲。
　　最后一个展厅展出的是一组当代越南儿童的绘画作品。放背包十年风筝的孩子、骑白鸽的孩子、跳舞的孩子，孩子们的眼中终于出现了缤纷的色彩。这也是整个博物馆唯一让我笑出声的地方。
　　出口旁的木桌上摆着几大本留言簿。各种语言，各种字体，写下的都是同一句话。我也用中文郑重写下：
　　愿世界和平。
　　去越南，我和小美从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南宁，又坐四个小时火车到了边境。从友谊关出境后一路乘巴士途经河内、顺化、会安到西贡，边走边玩，一共用了　12天时间。回程我们订的机票，可买完机票后，发现剩下的钱不够了。
　　最后两天我们制订了一个叫做　Finger　Crossing的计划，就是把食指和拇指交叉，保佑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
　　我们买的机票分两段，从西贡到河内，再从南宁到北京。最难的是从河内到南宁这段公路旅程。再次从友谊关回到中国后，我们发现剩下的钱已经不够坐大巴去机场了。不过幸运的是，碰到一辆到边境送客又不想空返的出租车。小美讨价还价后，以低于标准价　50多元的价格成交。
　　出租车抵达南宁国际机场后，我们掏空了口袋，一共找出　136块　3毛钱。当然最后那三毛钱人家没要。到机场时才刚下午五点，我们饿着肚子等到晚上　10点上了飞机。各自找空乘要了两份航餐，一边吃，一边看着对方的狼狈，同时笑起来。　Oh　Yeah！　Finger　Crossing计划成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旅行结束时把钱花到一分不剩了。我很享受这种山穷水尽后再柳暗花明的感觉。如果总是一帆风顺，那就变成旅行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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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睡觉边开车的“猛”司机
2006年　6月中国，青海
　　从五道梁开始，我的世界变得黑白颠倒天地倾覆。
　　我到了格尔木的武警招待所，在这里能找到常年跑青藏线的私车。
　　先由中间人和租车者谈好价钱，他们再把活儿外包给私车车主，同时从中抽取两三百元作为回扣。私车车主不能自己找活儿，因为中间人势力很大，如果被发现恐怕半年之内不会再有生意。这是当地的行规，有一些黑社会性质。
　　跟我一起拼车的都是来自深圳的驴友，他们三女一男，都比我年长，我叫他们大哥、大姐、红姐、张姐。和中间人谈好路线、时间、价钱，他打电话叫来一辆三星越野车。车主是个中年人，黑方的脸庞，看起来敦厚老实。
　　大姐坐在副驾驶位置，我和背包们躺在后座，其余三个人挤在中间那排。
　　从格尔木到拉萨大约　1000公里，沿途要经过可可西里、五背包十年道梁、沱沱河、雁石坪、唐古拉山口、那曲、当雄等地。地势逐渐升高，唐古拉山口海拔　5231米，是这一路的最高点，随后又逐渐走低，直到海拔大约　3700米的拉萨。
　　青藏公路是条优质国道，往来车辆不多。在很长时间内，青藏公路在视线中就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等边梯形。
　　我听到大姐在和司机聊天，开了几年车？老婆做什么的？家里有几个小孩？我们则用相机捕捉着车窗外的蓝天白云。天蓝得夸张，让其他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