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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的智慧传奇:兵法故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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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哺育了我国古今一代代爱国将士，造就了一支支威武雄壮之师，过去，它曾为华夏子孙造福，今后，它还将继续为华夏子孙和全人类造福。这里还需一提的是近代由爱国将领指挥的杀敌兵器抗击法国侵略军的非凡功绩。1884年8月，甲申中法马江海战中，法舰全歼马江水师后，于25日通过世称“双龟守户、五虎把门”的闽口咽喉——长门要塞时，坚守金牌山炮台的右汛营游击（或称管带）杨金宝率部伏守山坳，眼看法舰就要逃之夭夭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毅然下令早已瞄准好敌舰的大炮开炮，其中一发炮弹不偏不斜命中敌旗舰，法军中将司令孤拔当即中弹身亡（也有说他死于1885年6月）。弹痕累累的敌舰遂驶向澎湖，孤拔等人埋葬于马公岛。据说，击毙孤拔的那门大炮口有点缺，后被清廷赐封为“缺嘴将军”，以掩盖神炮手杨金宝的英名和功劳②。
本书在古代兵法故事的后面穿插了一些现代战例故事，主要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经验。它们对我们理解和分析古代兵法故事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缺乏深入系统的学习研究，所以选的不多。近读孔见主编的《毛泽东兵法十三篇》感触颇丰，他做了一件极大的好事。英国学者巴特曼说：“毛泽东的战争哲学，如同他以前的战争胜利者的战争哲学一样，也是来源于对战争的分析。毛泽东的寻根究底、洞察一切的头脑很容易习惯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方法，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就是来自他那具有上述两种特征的头脑和他在战场上获得的经验。”当然，这虽然不能完全概括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却说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古代兵法天然的内在联系和深厚的血乳之情。
最后，我要向大力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同志、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们是：赵长安、杨川平、计红军、郭韶峰、张炳然、西世良、王金相、王金祜、郝宏丽、明明、湘平、张小苏、马永宏、陈红梅、苏永庆、李新生、童童、丁丁等。
注释：①见《毛泽东文史古籍批语录》一书第257页
②见《文史资料》六十六辑第160…170页
计小为
2004年12月8日于北京寓所
2006年6月27日修改于寓所
。。
附录一：
几多勇士强渡大渡河①
我国史学界，曾就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人数问题开展过讨论。传统的说法是“十七勇士”，但有人持不同意见。《历史研究》编辑部就此写信请教当年直接指挥这场战斗的杨得志同志，杨回信说：“当时凭借仅有的一只船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连长熊尚林带队，过九人，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带队，又过九人，我是第三船过去的。第一、二船过去的同志，在我迫击炮、机关枪火力掩护配合下，抢占了对岸有利地形，打退了驻守江岸敌人的反扑……控制了渡口，为全团过河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把奋勇队十七位同志称为勇士，若把当时的营长孙继先同志算进去，称十八勇士也没有错。”（《历史研究》1982年第四期）同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首缅怀孙继先的诗，诗文下面有个“注”，说：“济南军区原顾问孙继先是红军老战士，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曾带领十七勇士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我国第一个火箭基地首任司令员，为发展我国尖端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究竟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呢？关键是营长孙继先算不算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之一。上述引文中，均有“十七勇士”一语，但从全文的精神来看，并不是说仅仅有“十七勇士”，恰恰相反，我认为今天作为历史考证，将当年立下汗马功劳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们永载史册，应该说是十八勇士更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强渡大渡河是十八人不是十七人。因为，红军是“分两次强渡”才成功的，第一船九人，第二船九人，共十八人。是这十八人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率先冒着枪林弹雨和滚滚恶浪强渡天险大渡河，控制了渡口，他们的壮举，对全军胜利渡河起了关键作用。这十八位英雄，个个都是奋勇杀敌的好汉，我们应该如实地将十八勇士载入青史，才更真实。
第二、不能因为孙继先是营长，是干部，就否认他是勇士。红军中官兵一致，同甘共苦，遇
到困难和险情干部（共产党员）总是身先士卒，带头前进，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当年官兵并肩强渡大渡河就是一个生动事例。第一船有连长熊尚林，第二船有营长孙继先，熊、孙二人都是干部、指挥员。既然连长算勇士之一，为什么营长就不算呢？为什么要抹杀营长的功绩和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呢？这里用的“勇士”一词，不能认为仅仅是指战士，而是指名垂青史的功臣，是光荣和英雄的同义语。从这个意思来讲，“十八勇士说”比“十七勇士说”更准确、科学。
第三、包括孙继先在内的十八勇士，当年都没有正式授予荣誉称号，仅是在战斗间隙开过总结授奖大会，为表彰率先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名同志，上级发给他们每人一套列宁式服装，以资奖励。当时总共发了二十套列宁式的服装，这十八位同志（包括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在内）都受到了奖励和表彰，后人在记述他们的业绩时从未提到过二十位同志。所以，“十八勇士”之说法较为妥善和适宜。
注释：①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主办《社会科学研究》九一年第七期（现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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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1）
试评《三十六计新编》①
随着深化改革，商品经济所带来的激烈竞争，使许多人对古代兵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学习和研究古代兵书，并著书立说，或者希望能从中找到智谋的启迪和获胜的经验，或者希望更多的人从事古代军事学的研究。例如，齐光的《孙子兵法评注》和《孙吴兵法注释》，李世俊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李炳彦的《三十六计新编》、《说三国、话权谋》等等。这些书籍对宣传和介绍古代兵法，结合现代的经营管理、人际关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外国人也在努力钻研《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据说，在现代战争中，许多国家的部队曾经企图运用孙子兵法来指挥战争，尽管结果并不美妙②
由于大批介绍和讲解古代兵法的新书的问世，就使我国古老的军事理论学和谋略学迈进了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进入了商业、人际交往、青少年教育和思想工作的各个方面，成为社会科学战线上一个新潮流，使古代兵法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这里只就李炳彦同志的《三十六计新编》谈一谈粗浅的体会，抛砖引玉，以求共鸣。
一、此书美在“古为今用”
《三十六计新编》经过作者李炳彦的编篡、搜集、整理，把《三十六计》这本用《易经》的阴阳变理，推演成兵法的各种对立关系的相互转化，带有占卜吉凶的封建迷信色彩的旧兵书，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之变得通俗易懂。这对普及古典军事谋略学，开阔人们的眼界都很有益处。
“三十六计”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当时叫“三十六策”：“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檀公（道济），南朝宋国名将。他为收复河南失地，率宋军攻打北魏，与魏军三十余战，大半皆胜。后因粮草断绝，不得已而撤退。当时，宋军上下人心惶惶，檀道济命士兵乘夜“唱筹量沙”，并将所剩不多的粮米散布于沙滩上，迷惑敌人。魏军天明追来，以为宋军粮米绰绰有余，不再去追赶，宋军因而全师而还。由于檀道济能征善战，又有如此妙计，便有了“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之说。以后，几经演变，集四字立为名目，把三十六凑成实数，又附着于兵法之上，便成了今天的样子。
李炳彦的这本小册子，美在哪里呢？我认为美在古为今用这一点上。他通过新解三十六计，宣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例如，在解释“围魏救赵”和“李代桃僵”这两个计策时，都引用了公元前354年齐魏桂陵之战的例子。但是，在前一个计策里，他着重解释齐国大军事家孙膑乘魏军回救魏都大梁时，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在桂陵（今山东荷泽）伏击魏军的军事思想。结合我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例，宣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在后一个计策里，则侧重从孙膑善于运用运筹学原理分配兵力，使齐军在每一个局部作战的力量上均占优势。从而，打败魏军赢得胜利。
在解释“隔岸观火”、“混水摸鱼”和“偷梁换柱”的计策时，他都举出古代著名战役袁、曹官渡之战和吴、魏赤壁之战来说明。这就告诉我们，在战争中计谋的运用不是简单、孤立的，而是复杂的，一环扣一环，一计接一计，缺一不可。在赤壁大战中，吴蜀两国还设下了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从而彻底打败了强大的魏军，使不可一世的曹操一蹶不振。这些计谋的使用，好比下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当然，智谋的运用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还有就是指挥员的正确决心和正确部署。因此，李炳彦在解释：“漫天过海”、“借刀杀人”等计谋时，都引用了二次大战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进攻苏联而惨败的战例。在解释“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时，引用了苏军武装入侵阿富汗的战例，从而，有力地说明了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必胜，反动的侵略的战争必败的道理。二次大战前夕，希特勒虽然用计除掉了苏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八名高级将领，侵占了苏联的大片领土，但是，到头来仍未逃脱失败的可耻下场。在德军入侵莫斯科和苏军反攻柏林时，都出现了“强弩之末，已无突击力量”的情况。德军错失良机，一举被歼；苏军有备无患，乘胜追击，直搗柏林。作者结合现代战例，古为今用，宣传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光辉的军事思想。总之，李炳彦在新解三十六计过程中，在古为今用方面做出了辛勤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效果，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当然，美中也有不足，不足在哪里呢？
二、“推陈出新”不足
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根本方针。《三十六计新编》的美中不足，主要表现在推陈出新不够。例如，在解释“空城计”中，作者只引用了古代战例，未结合现代战例，这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错觉，好像这是非诸葛亮莫属似的。其实不然，粟裕在回忆井冈山战争时，讲到毛泽东为保卫黄洋界设下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空城（山）计”。粟裕还按京剧《空城计》的调子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援兵，你上得山来我别无敬；我准备了红米南瓜、南瓜红米犒赏你的众三军。你来，来，来！我毛泽东在黄洋界上把驾等，等候你到此谈谈心！” 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现代战争中“空城计”的典型战例，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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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2）
又如，对“关门捉贼”的“贼兵”的解释，作者沿用旧的说法，“古人讲贼兵，多指那些行动诡诈、突然来袭、出没无常的游击分队。”其实，古人讲“贼”兵，大多是指“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贼”，是把农民起义军称“流寇”或“贼兵”。在一本污蔑太平天国革命的《贼情汇篡》一书中，这样写道：“‘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定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游击分队与游击队是一个意思，这是现代战争用语，是新兵种。在我国抗日战争中，许多游击队、游击分队和小队，神秘莫测地出入敌后打击敌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从电影《战火中的青春》、《节振国》和《平原游击队》中，都看到了游击队的作用和贡献，对此作者只字未提。又如，对古代秦将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降卒一事，亦未进行批判。这不能不说是推陈出新的某种不足吧！
一位美前国防部长助理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中，开门见山地说；“图书馆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痛苦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的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又岂止于此。被一些军事家视为旁门左道的游击战，在中国完全变了模样。他还说：“遍查打上了毛氏鲜明烙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一不有毛泽东所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的胎记。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战争史上所有的游击战争，无论从承担的重负、起到的作用和规模的巨大等皆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外国军事家对我国的无价之宝——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些独到的精辟见解，难道对我们不是很好的启发吗？
注释：
①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主办《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现稍有改动）。
②见一九九一年二月十日《参考消息》
③一九五八年《文摘旬刊》合订本p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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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关于“十六字诀”的产生和形成
一、由陈毅同志起草的朱德同志在“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指出：“根据敌我强弱悬殊和农村分散环境，提出了经过百战磨练的游击战术。我可引用一九二九年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面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是毛泽东同志概括我军最初战斗经验作出的总结，……”
五十年代初期，陈毅同志在题为《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一文中说：“讲到战略战术问题：毛主席主张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要根据我军当面的敌我情况作具体分析，来进行新的建设与新的创造，……。毛主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面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实际，进行了伟大的思想创造，解决了以弱小的红军而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最困难的革命课题。我们回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指出十六字诀，提出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对付敌人，……。这些有系统的科学的战略、战术主张，在井冈山时代即能够正确地提出，当然是为一般军事家所梦想不到的。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言军事，除军事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为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人民革命问题，加以具体的理论地考察，这样就透入本质，而能进行军事思想的创造。”
一九七八年，谭震林同志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中说：“毛主席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就是在井冈山斗争这样特定的条件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著名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就是“鉴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总结和丰富起来的。”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他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概括总结了从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二九年春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第一次把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用文字形式报告了党中央。信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毛泽东同志的上述亲笔文字，是迄今所见到的我军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十六字诀最早最完整的文字记载，后来所有引用十六字诀著述，都是以此为蓝本。朱德、陈毅同志都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概括我军最初战斗经验所作出的总结。”（参见一九八二年《党史研究》第六期第67…69页。）
二、1928年1月，毛泽东同志曾召集并主持遂川、万安两县党的联席会议，当听取张世熙（江西万安人，曾任中共万安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党的六大代表，1930年牺牲于南昌）在他的报告中说到当时“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因此相持半月，敌军无可奈何”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希望万安同志很好运用‘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少我攻，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准备与反动派作战。”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也曾把“十六字诀”写了进去，并将它们写进井冈山斗争的总结报告中。其中，“敌来”改为“敌进”，“敌走”改为“敌退”，“敌少我攻”改为“敌疲我打”。（参见董志英著：《毛泽东轶事》一书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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