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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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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人中间,惯窃奥霍京特别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奥霍京是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夜店里长大,活到三十岁也没有见过一个道德比警察更高尚的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在盗贼群中厮混,却又天赋滑稽的才能,招人喜爱。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帮忙,同时却又嘲笑自己,嘲笑法官,嘲笑监狱,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而且嘲笑神的律法。另一个是相貌英俊的费多罗夫,他带领一伙匪徒劫掠一个年老的官吏,并把他打死。费多罗夫出身农民,他父亲的房屋被人家非法霸占,他自己后来当了兵,在军队里因为爱上军官的情妇而吃尽了苦。这人天生活泼热情,到处寻欢作乐。在他的心目中,天下没有一个人会克制欲望,放弃享乐。他也从来不知道,人生在世除了享乐还有其他目的。聂赫留朵夫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都禀赋优异,只是缺少教养,以致畸形发展,犹如植物无人照管就会疯长,变成畸形一样。他还看见过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人,他们的麻木迟钝和表面残酷使人望而生畏,但他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就是意大利犯罪学派所谓的“犯罪型”。他只觉得他个人讨厌他们,就象他讨厌监狱外面那些穿礼服、佩肩章的男人和全身饰满花边的女人一样。
  这样,为什么上述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坐牢,而另一些同他们一样的人却自由自在,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审判?这就是聂赫留朵夫所关心的第四类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想从书本上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他就把凡是同这问题有关的书都买来。他买了龙勃罗梭、嘉罗法洛、费利、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德①的著作,用心阅读,但越读越感到失望。有些人研究学问,目的不是在学术方面做点什么事,例如写作、辩论、教书等等,而是在寻找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的答案,但结果往往失望。聂赫留朵夫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学术给他解答了成千个同刑法有关的深奥问题,可就是没有解答他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他问: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把另一些人关押起来,加以虐待、鞭挞、流放、杀害,而他们自己其实跟被他们虐待、鞭挞、杀害的人毫无区别?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回答他的却是各种各样的议论:人有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能不能用头盖骨测定法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犯罪型”?遗传在犯罪中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天生道德败坏的人?究竟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疯狂?什么是退化?什么是气质?气候、食物、愚昧、摹仿、催眠、情欲对犯罪有什么影响?什么是社会?社会有哪些责任?等等,等等。
  
  ①关于龙勃罗梭和塔尔德,请参看本书第一部第二十一章脚注。嘉罗法洛(生于1852年)和费利都是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的信徒。李斯特(1789—1846)是德国经济学家。摩德斯莱(1835—1918)是英国心理学家。
  这些议论使聂赫留朵夫想起一个放学回家的男孩曾怎样回答他的问题。聂赫留朵夫问他有没有学会拼法。男孩回答说:“学会了。”“好,那么你拼一下‘爪子’这个词。”“什么‘爪子’?是狗爪子吗?”那个男孩就这样狡猾地回答他。在那些学术著作里,聂赫留朵夫为他的主要问题所找到的,也就是这种反问式答案。
  那些书里有许多聪明、深奥、有趣的见解,但就是没有回答他的主要问题:凭什么有些人可以惩罚另一些人?不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所有的议论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替惩罚作辩解,认为惩罚必不可少,这是天经地义。聂赫留朵夫看了很多书,但断断续续,这样他就把找不到答案归咎于钻研不足,希望以后能找到答案。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还不能肯定近来越来越频繁地盘旋在头脑里的那个答案①。
  
  ①指前面第二十七章结尾提出的那个答案:“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义行为,或者有犯法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三十一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预定七月五日出发。聂赫留朵夫准备在那天跟她一起走。动身前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进城来,同弟弟再见一面。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比弟弟大十岁。他的成长多少受到她的影响。他小时候,姐姐很喜欢他。后来,在她快出嫁时,他们特别谈得来,简直象同龄人那样投契,虽然她已是个二十五岁的姑娘,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当时她爱上弟弟的朋友尼科连卡,后来尼科连卡死了。姐弟俩都爱尼科连卡,因为他们都具备四海一家的博爱精神。
  后来他们俩都堕落了:他到军队里服务,沾染了不良习气;她嫁了人,但她只在肉体上爱丈夫,而她的丈夫对她同弟弟以前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切不仅不喜爱,甚至不理解他们的感情,还把她原来作为生活目标的追求道德完善和为人们服务的志向,说成纯属虚荣心作怪,想在人家面前出风头。
  娜塔丽雅的丈夫拉戈任斯基没有名望,也没有产业,但是个手腕灵活的官场老手。他周旋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随机应变,左右逢源,尽量利用此时此地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派。不过,他在司法界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主要是依靠某种能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他在国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年纪已经不很轻了。他使年纪也不算太轻的姑娘娜塔丽雅爱上他,几乎违背她母亲的心意同她结了婚。她母亲认为这门亲事不是门当户对。聂赫留朵夫憎恨姐夫,虽然竭力克制这种情绪,避免想到这一点。聂赫留朵夫所以对姐夫反感,是因为姐夫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刚愎自用。不过,他对他反感的主要原因,还是姐姐居然会那么热烈、自私、从肉体上爱上这个精神贫乏的人,并且为了讨好他而摒弃自己的一切美德。聂赫留朵夫每次想到,娜塔丽雅就是这个浑身汗毛、秃头发亮而刚愎自用的人的妻子,心里就很痛苦。他甚至对这个人的孩子都按捺不住心头的嫌恶。每次听说娜塔丽雅要生孩子,他就会产生一种痛惜的感情,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身上又传染到了什么脏东西。
  拉戈任斯基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这次没有带来。他们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套最好的房间。娜塔丽雅立刻乘车到娘家去,但在那里没有碰到弟弟。阿格拉斐娜告诉她,弟弟已搬到一个带有家具的公寓里。娜塔丽雅到那里去找他。在光线昏暗、恶臭难闻、白天也点着灯的走廊里,一个肮脏的茶房告诉她,公爵不在家。
  娜塔丽雅想到弟弟房间里,给他留一张字条。茶房就领她去。
  娜塔丽雅走进他的两个小房间,仔细观看了一下。她处处都看到她所熟悉的那种整齐清洁,但同时发觉房间里的陈设简朴得使她吃惊。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那个镶有铜狗的吸墨纸床,还有几个文件夹、一些纸张和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和一本法文的塔尔德的著作,书里还夹着一把她所熟悉的弯曲大象牙刀。
  她在桌子旁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务必到她那里去一次,而且今天就去。她对眼前的景象摇摇头,就回旅馆了。
  娜塔丽雅现在关心弟弟的两件事:一件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城里听到的,那里对此事议论纷纷;另一件是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事也尽人皆知,而且被许多人看作危险的政治行为。他要同卡秋莎结婚,娜塔丽雅一方面有点高兴。她欣赏这种果断行为,因为看到了她出嫁前他们姐弟俩的本来面目,但一想到弟弟竟然要同这样一个下贱的女人结婚,又感到不寒而栗。后面这种感情要强烈得多,她决定竭力去影响他,劝阻他,虽然知道这是极其困难的。
  至于他打算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件事她并不怎么关心。但丈夫对此却十分愤慨,要她劝阻弟弟。拉戈任斯基说,这种行为是轻举妄动,自我欣赏;它没有任何意思,只能被认为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把土地交给农民,租金也归农民使用,这究竟有什么意思?”他说。“要是他真想这样做,他尽可以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这样还说得过去。总之,这种行为近乎精神失常,”拉戈任斯基说,心里已经在考虑聂赫留朵夫需要有个监护人。他要妻子务必同弟弟认真诚谈他这个古怪的意图。
三十二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有姐姐的字条,就立刻坐车去找她。这时已是黄昏。拉戈任斯基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娜塔丽雅独自迎接弟弟。她穿一件小腰身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一个红花结,蓬蓬松松的乌黑头发梳成时髦的款式。她竭力打扮得年轻漂亮,显然是要讨年龄相同的丈夫的欢心。她一看见弟弟,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向他走去,绸连衣裙的下摆发出窸窣的响声。他们接吻,笑眯眯地对视了一下,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姿态神秘而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感情真挚。接着他们开始交谈,他们的话就不那么真挚了。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没有再见过面。
  “你胖了,显得更年轻了,”弟弟说。
  姐姐高兴得嘴唇都皱起来。
  “你可瘦了。”
  “那么,姐夫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他一夜没睡。”
  他们有许多话要说,但一句也没有说,倒是他们的眼神说出丁他们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到你那里去过了。”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房子太大,我住在那里觉得孤独、寂寞。如今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把东西统统拿去吧,就是那些家具什么的。”
  “是的,阿格拉斐娜对我说了,我到那里去过,那太感谢你了。不过……”
  这当儿,旅馆茶房送来一套银茶具。
  茶房摆茶具的时候,姐弟俩没有说话。娜塔丽雅坐到茶几后面的圈椅上,默默地斟茶。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
  “哦,我说,德米特里,我全知道了,”娜塔丽雅瞟了他一眼,断然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经历了那种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过自新吗?”
  娜塔丽雅说。
  他挺直身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双臂没有搁在什么地方,留神听她说话,竭力好好领会她的意思,好好回答她的话。他最近一次同玛丝洛娃见面,情绪很好,心里仍充满宁静的快乐,看见什么人都很高兴。
  “我不要她改过自新,我只要我自己改过自新,”他回答说。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不结婚也有别的办法。”
  “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到了那里就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幸福,”娜塔丽雅说。
  “我并不要个人的幸福。”
  “那当然,但她要是有心肠的话,也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本来就不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
  “生活怎么样?”
  “生活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聂赫留朵夫说,瞅着她那张还很好看、只是眼角和嘴边已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明白,”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记起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想。无数童年的回忆交织在心头,唤起了他对她的亲切感情。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象平时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膛,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脸上浮着微笑,他的眼镜、秃头和黑胡子都闪闪发亮。
  “您好,您好!”他装腔作势地说。
  (虽然拉戈任斯基婚后最初一段时期,他们竭力不拘礼节,相互用“你”称呼,但后来还是恢复用“您”。)
  他们握了握手。拉戈任斯基轻快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
  “我不妨碍你们谈话吗?”
  “不,我说话,做事,从来不瞒着什么人。”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毛茸茸的手,一听见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气,他对姐夫的情意顿时消失了。
  “是啊,我们在谈他的打算,”娜塔丽雅说。“给你倒一杯吗?”她拿起茶壶,添上说。
  “好的。那么究竟有什么打算哪?”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犯了罪,”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您不仅仅陪送她,还有别的打算。”
  “是的,只要她愿意,我还打算同她结婚。”
  “原来如此!要是您不嫌烦的话,您给我解释解释您的动机。我不了解您的动机。”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她堕落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想不出恰当的措词,不由得生自己的气。“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她却受到惩罚。”
  “既然她受到惩罚,那就不会没有罪。”
  “她完全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情绪激动地把这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是的,这是审判长疏忽了,弄得陪审员在答复时考虑不周。不过,这种情况还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枢密院已经把上诉驳回了。”
  “枢密院驳回了,这就说明上诉理由不足,”拉戈任斯基说,显然人云亦云地认为法庭口头陈述的结果就是真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要是法庭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得上告皇上。”
  “已经上告了,但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会向司法部查问,司法部会向枢密院查问,枢密院会重述它的裁定。这样,无罪的人还不是照样将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向枢密院查问,”拉戈任斯基倨傲地笑着说,“司法部会向法庭直接吊卷,如果发现错误,就会加以纠正;第二,无罪的人从来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也是极少见的例外。凡是受惩罚的,总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不慌不忙,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可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抱着反感说,“我相信,被法庭判刑的人,大部分是无罪的。”
  “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无罪就是没有任何罪。例如这个被控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根本没有罪;还有我最近认识一个农民,被控犯杀人罪,其实他没有杀过人,什么罪也没有;还有母子两人被控犯纵火罪,其实那场火是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一点被定罪。”
  “是的,审判错误一向有的,将来也还会有,这一点不消说。人类的机关不可能十全十美。”
  “再说,有大量犯人并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环境里成长的,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对不起,您这话可没有道理。做贼的个个都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又露出那种若无其事、自命不凡和略带轻蔑的微笑,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不,他们不知道。人家对他们说:别偷东西,可是他们明白,工厂老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盗窃他们的劳动,政府和政府官员用收税的方式不断地盗窃他们的财物。”
  “这是无政府主义理论,”拉戈任斯基平静地说,对内弟的话下了断语。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但我说的都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政府在盗窃他们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地主掠夺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一直在盗窃他们的东西。后来,他们在被盗窃的土地上捡了一些树枝当柴烧,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牢里,硬说他们是贼。但他们知道,做贼的不是他们而是从他们手里盗窃土地的人,因此,让被盗窃的东西物归原主,是他们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您的话我不明白,即使明白,也不能同意。土地非成为私有财产不可。要是您把土地分给大家,”拉戈任斯基说,断定聂赫留朵夫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平分全部土地,而平分土地是很愚蠢的,他可以轻易驳倒这种理论,“要是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明天它又会转到勤劳能干的人手里。”
  “谁也不打算把土地平分,但土地不应该成为谁的私有财产,不应该成为买卖或者租佃的对象。”
  “私有财产权是人类天赋的。没有私有财产权,耕种土地就会毫无兴致。一旦消灭私有财产权,我们就会回到蛮荒时代,”拉戈任斯基振振有词地说,重复着维护私有财产权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驳不倒的,中心意思就是,土地的占有欲就是土地必须私有的标志。
  “正好相反,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土地才不会象现在这样荒废。现在地主霸占土地,就象狗占马槽一样,自己不会种,又不让会种的人种。”
  “您听我说,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这简直是发疯!难道我们今天能消灭土地私有制吗?我知道这是您长期以来心心念念的一个问题。但恕我直说一句……”拉戈任斯基说到这里脸色发白,声音发抖,显然这问题打中了他的要害。“我要奉劝您在着手处理这问题以前,先好好考虑一番。”
  “您说的是我的个人问题吗?”
  “是的。我认为我们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应该承担由这种地位产生的责任,应该维护我们的生活水平,那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并且必须传给子孙后代的。”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拉戈任斯基不让对方打断他的话,继续说,“我说这话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们。我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过了。而且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将来也不会过穷日子。因此,老实说,我反对您考虑不周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我是从原则出发不能同意您的见解。我劝您多考虑考虑,读点书……”
  “哦,我的事您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自己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聂赫留朵夫说,他脸色发白,同时觉得双手发凉,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停下话头,喝起茶来。
三十三
  “哦,孩子们好吗?”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争论结束,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象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的不愉快谈话结束了。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她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谈话,她就讲起那件刚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身亡,他母亲失去这个独子悲痛极了。
  拉戈任斯基表示不赞成把决斗致死排除在普通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批驳。于是原来意见分歧的题目重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坚持各人的观点,谴责对方的想法。
  拉戈任斯基觉得,聂赫留朵夫谴责他,蔑视他的全部工作。他想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谈姐夫干预他土地方面的事而使他恼火(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他的事的),他感到愤恨的是,那些显然荒谬和罪恶的事,这个目光短浅的人却自认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那么,这类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
  “法院会判处决斗中的一方服苦役,就象普通的杀人犯那样。”
  聂赫留朵夫又双手发凉,他情绪激动地讲起来。
  “嘿,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法院活动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罗,”聂赫留朵夫说。
  “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维护阶级利益。照我看来,法院只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现存的有利于我们阶级的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拉戈任斯基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一般认为法院是另有使命的。”
  “我看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法院的唯一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第一,说政治犯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一般人,这我不能同意。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品德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同样堕落,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教派信徒个个都品德高尚,意志坚强……”
  不过,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不许别人打岔,因此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只管自己讲下去。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说法院的宗旨在于维持现存制度,这我也不能同意。法院有法院的宗旨,那就是要么改造……”
  “关在监狱里改造,真是太好了,”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去掉威胁社会生存的道德败坏分子和兽性难驯的家伙,”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
  “问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既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种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是有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学坏样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不愁衣食而又被迫无所事事,并且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①,这又有什么意思?……”
  
  ①指流放。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人家是害怕的。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了。”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
  拉戈任斯基又不听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得把人杀掉?还是象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象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可我就参与了这工作,”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发抖地说。
  “我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而言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干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难道那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他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便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邪恶的感情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三十四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要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又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事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①,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开始过新生活。别了,旧生活,永别了。百感交集,但理不出一个头绪。”
  
  ①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姐夫吵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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