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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算-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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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不知在前面有没有提及过杨丰懋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Ａ，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系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他们不会，永远不。
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5月份到保密局的，6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7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秦时光”。然后在8月里，你母亲最重要的事情是和杨丰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婚礼。偌大一个南京城也许没有几个不知晓这场婚礼的，这场婚礼隆重、浩大得像一个战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战役。
我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还不够格。但从报纸上看，我知道杨丰懋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大富豪，在水西门拥有自己的豪华公寓。以后，你母亲就住在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会聚到那里，在那里变成文字，变成电波，传播出去。
这个杨丰懋，我后来曾在我们舞会上多次见识过，给我的印象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抽着粗壮的雪茄烟，神色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风度，也有水手的那种粗犷气概。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 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的一位官员。当时曾有不少爱国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它干的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个真老Ａ。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这方面的征兆，但我就这样想，而且从那后我把自己对老Ａ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给了杨和你母亲。直到半年多后，当我手上捧着真老Ａ的人头像时，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份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Ａ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暗算 第二十八掌（4）
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Ａ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形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Ａ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融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Ａ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装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装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绎成如此两人。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Ａ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传播，到处张贴。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Ａ擅长化装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夹生，那一定是回忆得不确切或者表达得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Ａ。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的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
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Ａ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Ａ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Ａ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只有变只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Ａ离开南京，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Ａ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
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老Ａ总算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07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的是不？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啰唆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和啰唆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走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有时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哦，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暗算 第二十八掌（5）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推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待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 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 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示着未来，我想我们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一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
“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儿，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
“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要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要让我们作出“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我和你母亲无权召开红楼会议，只有老Ａ或者代老Ａ才有权召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Ａ（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Ａ，有权召开红楼会议。
一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了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系的。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系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用扑克牌算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ＪＱＫ），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通知对方注意抄收电报。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以照着国际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但是谁让她做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得很多，甚至一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也许她要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可能又会有相反的愿望。这没办法的，有些事你永远不会知道正确答案，所以你对任何答案都不会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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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算 第二十九章（1）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抑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浑身地抽动了一下，一滴眼泪无声地滴在我衣襟上。过一会儿，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老Ａ下令，她必须把孩子做掉。
老Ａ！
老Ａ！！
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Ａ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我知道，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的，但在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Ａ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
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08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立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具体存在。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象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像避开了什么想象中的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另外，我刚说过，我觉得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没必要作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的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消息应该由你母亲来通知我，有时你母亲甚至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与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情了。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三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
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二十岁。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渺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气，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的风险和危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破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间谍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则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那确实是最现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八十岁不死的老人，我可以说是很罕见的，太少见了。
暗算 第二十九章（2）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拨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
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沦。
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这是杨董事长家，请问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随便敷衍两句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戛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什么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Ａ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下，说：
“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了明故宫，代老Ａ又这么说。
到了光华门，代老Ａ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系。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车子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多钟头，终于停在一栋别墅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绕来绕去地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屋里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盘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两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这天会上的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惧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Ａ就神色严重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 其中包括桂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七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律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Ａ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掉，冒最大的危险也要把他们干掉！杀人灭口。”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暗算 第二十九章（3）
“他们现在哪？”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敦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儿，在毛人凤手上。”代老Ａ说，“但据说很快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
代老Ａ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
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他插嘴说：“他们被捕了。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我感到很奇怪。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被录音！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正当我把烟刚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声，喉管就被割断了。但这足以引起我们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沓沓沓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
这时刚插嘴说“他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
“快跑——”
此时“沓沓”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来不及。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落在代老Ａ脸上。我说过，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我看见代老Ａ拔出手枪，朝外面传来喊话声的方向开了一枪，紧接着里里外外枪声和呼叫声四起。到这时，我反倒没有了刚才的惊慌，变得异常镇静，右手灵活地从后腰上摸出手枪，打开保险，朝窗外射击，一块玻璃我听出是被我的子弹击中咣当粉碎的。正当我准备瞄准再射时，跟我站一起的那位女同志突然踹我一脚，喊我：
“快！快撤！”
我随她指的方向看，那位刚才飞身灭灯的“眼镜”正在向我招手。我一个鱼跃，飞身扑到他脚下，看见他裤裆下有另外一双脚正在魔术般地缩短，像正在被墙体吞吃。不一会，那双脚不见了，露出一孔黑洞，“眼镜”用脚踢踢黑洞，对我说：
“快过来！快走！”
我顺势扑入黑洞（当时我躺在地上），开始慢慢地听不到枪声。
暗道出口在一条山涧的两块巨石缝里，很隐蔽。我不知在暗道里爬行了多久，反正出来时已听不见枪声，不知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还是战斗结束了。我从暗道出来，看见理发店的老头已在外面，他身边没有其他人。这说明我前面只有他一人，我看到的那双“魔术的脚”就是他的。他上前来拥抱了我，然后把头伸到洞子里侧耳听听，也许听到了什么，转身问我后面是谁。我说不知道。
过一会儿，后面的人出来了，是“一把刀”，就是那个红头发青年，我在第一次“红楼会议”上见过他。他躲过了这次劫难，但是……我说过，他很不幸，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不久牺牲了。后来除杀两个叛徒的任务是他完成的，因为“望远镜”就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
他出来后很久都没有人再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出来，又担心等久了出麻烦，所以我决定让老头和“一把刀”先走，我再等一会儿。令我吃惊的是，当我看他俩离去时，发现理发店老头的步态稳健自如，根本不是什么跛足……我突然对这位平常唯唯诺诺的老头肃然起敬起来。 。 想看书来
暗算 第二十九章（4）
他们刚走不久又出来一人，是那位女同志，她一出来就伏在我肩上呜呜大哭。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她，我想她也不会认识我，她这样子使我有点窘迫。我劝她一会儿后，把她扶到一块石头上坐了，然后像刚才理发店老头一样把头伸进洞子。
她问我：“你干吗？”
我说：“听听看，还有没有人出来？”
她一下哭起来，说：“没有了，不会有了……我刚进暗道他们就把门关死了，我一直在暗道口听他们战斗，直到断了枪声才走。”
我问：“有没有被捕的？”
她说：“听不出来。他们肯定都牺牲了。”
这是个魔鬼和天使握着手降临的晚上，仅仅在短暂的一阵子枪声中，我知道了什么是死，什么是生；生和死都是那么猝不及防，那么神秘不测。我感激上苍在如此危难中给我洞开一条逃生之路，但就这样我仍然要咒骂她夺走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的生命。我没有忘记，那天会议上总共有十一名同志，这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们牺牲了有七名同志。 如果加上在院子里向我们呼叫的那人，牺牲的就该是八人。但我不知他是不是牺牲了。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白胡须老头，也许不是。说真的，尽管只有一面之交，可我对这个白胡须老头总有种莫名的顾虑和怀疑，我忘不了他离开我们时露出的那道哆嗦的目光。如果说出卖我们的人肯定是在我们中间，我要说那一定是他——卑鄙的他！但谁也不知道这卑鄙者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么怀疑他也许是不公平的……
09
让我歇一歇，让我想一想。我确实老了，刚刚还在嘴边的话，一下不知跑到哪去了。人老了什么东西都跟着老了，包括我记得的事情也老了，老得随时可能消失无影。我曾经能够把关于你母亲的事牢记得都能背下来，可现在不行了，现在能掏出一半就不错了，还有一半不是我没有记得，而是从记得的记忆中消失了，死亡了，就像有些树枝从树上死掉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人老到我这年纪别说记住的东西要离开我，就连牙齿这么坚固的东西都要离开我——你看，这全是假牙。人的记忆就像河水，淌得越远流失得越多。我这河里的水真是越来越少了。说真的，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跟那个女同志分手回家的，那个晚上我说就像一道黑色屏障，不但把我们很多同志的生死隔开了，也把我的记忆隔开了，我甚至连以后好几天的事情都想不起了。
刚才我说人的记忆像河水，这是为了形容记忆的流失才这么说的。其实这说法是不对头的。如果我们肯定这种说法，那我们就得承认，我们的大脑是一台摄像机（又是放映机），将对过去发生的每分每秒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案。事实上我们大脑没有这么了不起，起码在记忆能力上，顶多是台高级的照相机而已。对过去来说，我们的大脑无异于一册影集，我们的回忆正是依靠“照片”来想象完成的，想象的自由和成功与否来自于摄下的照片的多少。现在我看见一张“照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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