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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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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崇祯对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以诚相待之心，这是性格使然。对文官集团的厌恶及对军人集团的防备猜疑，伴随了他的一生。袁崇焕比较不幸，身为文官，却又是军人集团首脑。其实只要想一想崇祯上位后不用孙承宗就可以知道，他对军人集团的魁首是有其戒心的。在巨大的尊宠背后，是极高的期望值，而当这个期望值不能实现时，本就有疑心的崇祯一定会迁怒于人，这是必然之事。
袁崇焕一生精明，当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宁远任辽东大帅时，他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此时他也肯定想到了前两任熊廷弼与孙承宗的下场，于是对崇祯说：“我制辽没问题，但怕身后有谗言，此次出关，万一背后有暗箭谗言伤人，足以坏事。”崇祯表示这个问题不会发生，袁崇焕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崇祯采纳大学士刘鸿训的建议，给了袁崇焕尚方宝剑。
精明一生的袁崇焕，却不知道，这一次他拿不是尚方宝剑，而是烫手炸药，古往今来，君臣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权力的重心走向，一般来说，臣子如果权力过大，难以控制，君主就会起忌惮之心，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官至极品，也不敢轻易的接这把剑，何况是他？由此一事，可看出，袁只是军事天才，但还没有练成政治动物。
拿了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果然没辜负这把威力无穷的利器，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不服管的毛文龙。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明史·袁崇焕传》）这是直接导致崇祯对袁崇焕产生最大的信任危机的导火索，也造成了令崇祯牵怒的事由。
毛文龙是辽东大将，当年臣服于王化贞，与熊廷弼交恶。辽东失守后，他从海上逃回，杀死满清在镇江的守将，盘踞在皮岛（今天的海洋岛），在王化贞的宣传鼓动下，当时明廷认为是奇功一件。皮岛东北临朝鲜，北临满清国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天启以来，明廷对其颇为倚重，毛文龙因此也就水涨船高，“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而且从战略上考虑，毛文龙以海岛为基地，以游击战术出击，确实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
因为山高皇帝远，毛文龙开始不受管制，贪功，冒饷，还经常做走私生意。袁崇焕对他早有不满，到任后开始统一建制，设监司机构，以挟制毛文龙，毛文龙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削减自己势力而制定的政策，也同样深为不满，甚至有抗拒行为。袁崇焕要他解甲归田，交还军政大权，毛不从，于是，袁崇焕就做了一个非常过激的行为，他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上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了毛文龙，用崇祯给的尚方宝剑，杀了他。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个人情绪似乎占了很大比重，其实是有些过激与不必要的。毛文龙雄踞海上多年，其实颇有建树，而他一死，苦心经营的局面为之惨淡，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先后被后金占领，明几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区。毛文龙部下尚可喜，耿精忠也先后作乱，而后降清，成为满清对抗明廷重要的军事力量。但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毛文龙的死，震惊了皇帝，“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明史稿》）在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崇祯迫于形势，虽未有不满表态，甚至还给了奖励，但内心，对袁崇焕已经极为不满，甚至惊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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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7）
这是因为毛文龙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功劳极大，名声亦佳，更重要的，他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主，现在袁崇焕杀他，没经过皇帝，而且还在杀他之后一个月才报告的，当时朝中对此颇有非议。
就是在这个心理基础上，其后出现的一件事，更让崇祯完全丧失了信心。
这个事就是“议和”。
有明一朝，这两个字对任何臣子君主来说，都是烫手山芋，“议和”代表着大汉天下的妥协，代表着绥靖政策，代表着明朝天子的让步，所以尽管议和在当时是一个最可行之路，但是，却无人敢公开以此事作为解决问题的渠道。这个禁忌，一直持续到崇祯死，仍没打破。
所以，尽管明屡战屡败，但基于天子的威严与帝国的尊严，“诸将罔敢议战守。”但在这个形势下，袁崇焕却主动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议战守，自崇焕始。”（《明史·袁崇焕传》）而最难得的，此事皇太极也很支持。这是因为当时努尔哈赤刚死，后金内部的权利之争如火如荼，皇太极地位不稳，所以对议和之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甚至同意了袁崇焕提出的要求，先除帝号，恢复称汗，并愿意由明朝皇帝正式任命。他甚至还给明朝边关守将和皇帝本人写信，以示诚意。
此事若成，绝对有利于边关形势，亦有利于民生民计，不过，“议和”一事一经提出，立刻遭到士大夫体系的攻击，袁崇焕迫于压力，也不敢多言。他对崇祯曾经小心地建议：“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崇祯表面上赞同，但是对于袁竟然与皇太极有私下往来，心中十分猜疑。
与熊廷弼、孙承宗等人相比，袁崇焕更是不太走运，他精明防护，不想让自己陷入党争之中，但却无意间得罪了一个人，那就是皇帝。
崇祯三年十月，皇太祖率精骑十万，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远防线，突然绕道袭击察哈尔入长城，攻占遵化。袁崇焕急忙调遣军队，赶在后金之前到达通州。后金军改道西犯京师，崇祯十分恐惧，急召袁崇焕勤王，袁崇焕来的也真快，迅速赶到北京广渠门外扎营，军马已经十分疲劳，袁崇焕要军队入城休息，崇焕没有答应。
此时的形势，和十四年后吴三桂的勤王极为接近，只不过，十四年后的勤王军队迟迟不到，而这一次，则是袁崇焕及时赶到，死守京师。双方交战，互有伤亡，在祖大寿等名将的指挥下，清军讨不到便宜，但袁家军队因为来得匆忙，人数不多，袁崇焕的打法是以守为主，小股部队作战，等各地勤王大军到来，一举包围攻之。皇太极冒险行进，已经陷入孤军奋战的兵法大忌中，如此围打，胜算极大。
但崇祯对袁崇焕此时已经有了忌惮之心，不让大军入城，其实是心中有了惧意。而城内，倒袁之声突起，京都百姓和一些无知官员见袁崇焕对清军只作阵地战，不作大规模出击，颇有怨言，有人还指出，袁崇焕戍边，竟导致敌大军压境，自然是袁守疆有过，于是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明史·袁崇焕传》）那些提意见的人，不知在当年熊廷弼被冤杀的时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估计和那些“主战派”阁臣也是一个嫡系里的人，否则论调怎么能如此接近？而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这个形势，派兵士在京郊大举烧杀，北京城中有很多官员在外面有房产，于是，这些人跑到崇祯那里，袁崇焕最恐惧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在他的背后谗言四起，皇帝的耳朵越来越软，可惜，他在城外苦战，对此竟一无所知。
用兵高手皇太极同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情报机关，这个机关的头子范文程了解到北京形势，设下了一个著名的“反间计”。这个反间计的整个过程就是创造一个两军和谈的机会，让随行的监军太监以“蒋干盗书”的形势无意间听到袁崇焕与皇太极暗中勾结的“内幕”，《明史》对此有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这个计策来自于中国小说《三国演义》，出此主意的是汉人范文程，应该说瞎子都看得出其中的问题，但是对于眼不瞎心瞎的朱由检来说，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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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8）
太监监军是明朝治军最大的弊端，历史证明，只有有太监参与，军队鲜有不出现问题的，可惜，因为杀太监出名的崇祯也玩了这一阴招。于是，这几个太监果然不负众望，他们听到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之后，第一个反应是震惊，第二个反应是兴奋，因为发现了一个可以立大功的阴谋事件！原来袁崇焕是间谍，回到京师这个消息马上密报给崇祯。
反间计成功了，崇祯竟然信了！与其说是崇祯信了，还不如说崇祯正想找个借口清算袁崇焕，这次终于来了，于是事实真伪，他甚至懒得再查，何况袁崇焕有与敌和议的事实，有书信，有证据，有舆论支持，有民意呼应，于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就这样具备了足够的条件产生。就在袁崇焕还在京城外面为大明江山拼死抵抗时，一直好谋无断的崇祯这时很迅速地下定了决心，他急召回了袁崇焕，不等袁崇焕明白出了什么事，马上将其缉拿入狱。一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未时，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内阁、六部、九卿、科道、大理寺、都察院、锦衣卫等各衙门官员，以议和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前、坚请入城等罪名对袁崇焕处以极刑，磔立决，籍没家产，妻孥流徙两千里，而这一切，由捉捕到定罪，由国家功臣，帝国元勋到成为千古罪人，最后处斩，不过九个月时间。
崇祯的心，这时似乎比野兽更狠，他把自己因挫败感而带来的恐惧心理全部发泄在当年的这位帝国功臣上了。居然判了凌迟罪。凌迟，又称千刀万剐，这是最残酷的刑罚，几个月前，他要剐的人这个人为了他险些丢掉性命，几个月后，他如此回报。
崇祯对袁崇焕的恨其实是在期望值过高时，发现无法实现目标后的一种畸形心理反应，但这只是外因。在内里，崇祯其实对文官集团是非常厌恶的，因为他虽然经常用暴力手段对付这些人，但依然根本无法控制住局面，他总是一而再而三的有种被他们欺骗的感觉，却只能倚仗他们来行事。而在这些人中，袁崇焕崇高的地位与威信，还有那种淡定从容的姿态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肯定是深深刺激了他灵魂深处非常阴暗的地方。崇祯用袁崇焕是因为爱其才，但他杀他时，是否也是因为恨其能？这个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在一个明显的莫须有的罪名面前，以如此极其极端的手段对付一个曾经有功于国家的人，崇祯的行事，比当年残杀岳飞的宋高宗过分得更多。这说明他的心态已经处于一种需要看心理医生的非常不正常的状态下了。
袁崇焕在临死前却依然做了一件对得起朱由检的事，他手下的第一大将祖大寿因为主帅被捉而一时激愤，叛出了山海关，袁崇焕在狱中写了一封信，劝他回头。祖大寿回师山海关，继续与清作战，而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竟然放过了他。祖大寿的回头对明室的贡献是极大的，他回来，不是因为崇祯的天威有多可怕，而是他要打胜仗，救当年提拔自己的袁督师，他甚至提出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获大帅一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袁崇焕的信救不了自己的命，他老师孙承宗跑回来执掌大局据理力争也无益于事。他还是如期被杀了，除了他在外面打仗的兄弟们和老师孙承宗外，朝中没有几个人为他说话，明朝阁臣的道德底线，在经过长达近几十年的党争斗法后，已经跌到了最低。即使有识之士，也没有人对此发表一句不同的意见。而对袁崇焕最痛苦的事，不是死，而是成为汉奸，成为帝国最卑劣最下流的公敌，这种名誉上的彻底损坏，是中国历史上最极致的迫害。迫害狂朱由检，在这个时候终于发挥了他最有天分的表演。他竟然允许京城百姓论价购买，吃掉这位公敌的肉，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幕爆发了，不明真相的愚民们，在押送袁崇焕处死的途中，他们竟然真的在凌迟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吃人了，“咬穿肚腹，直达内脏”。（《明史·袁崇焕传》）民众们就这样吃掉了这个曾为了保卫他们而令满清敌人心惊肉跳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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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9）
袁崇焕死的时候不知道天空是否会下起六月雪，或是降下一片阴霾？他心里又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也许，当这个命令下来时，他就已经死了，是心死了，被吃也不被吃对他来讲，都不重要了 他已经在九个月前被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与心死相比，肉身的痛苦并不是最重要的。
从成长的经历上看，袁崇焕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与熊廷弼的刚烈和孙承宗的固执相比，他更变通。也因此，他可以在魏阉时期确保平安，虚与委蛇，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让崇祯对之充分信任，也没有像熊廷弼和孙承宗一样，多次成为文官集团攻击的目标，可惜的是，他毕竟不政治动物，他是军人，不是政客，最后死在暗箭之下，不是敌人多厉害，而是自己太不擅长“揣摸君意”。他不了解崇祯这个偏执狂，所以送了命。
袁崇焕死了，最应该下地狱的人依然苟活着，而其他留下来的人，都被吓破了胆。“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上这样说，但这本明史，不是明人所著，而是清人所著，朱由检的子孙们始终没有给袁大帅平反。直到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清王朝颁行《太宗文皇帝实录》，详细记载了皇太极在南苑密设反间计、纵杨太监归明等细节，至此被掩埋五十三年的沉冤才得以真相大白。又过了一百年，乾隆皇帝披阅《明史》，发现袁崇焕的冤案，感慨万分，他找来军机大臣，如此吩咐：“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磬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为可悯。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细查明，遇便复奏。”一年后（一七八三年，即乾隆四十八年）广东巡抚尚安复奏：“遵旨访查，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柄，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候补。”袁崇焕一生都在于清人为敌，但最后为他平反并妥善安排他与熊廷弼后人的，竟是清人，这是个巨大的讽刺，也是一个令人永远心痛的结局。
袁崇焕死了，“边事益无人”的局面迫使崇祯不得不将一个人重新请出来，他就是孙承宗。
孙承宗重新执掌大局，其间他做的第一件善事，是说服崇祯不要降罪于因袁大帅死而行为失常的诸将领们，于是，祖大寿在老上级的庇护下，终于得以免死。而后祖大寿带领军队退到大凌河口，成为十年间明廷对抗清军抵抗力最强也是最得力的将领，与这次的侥幸逃脱君王之剑，有直接关系。此后，孙承宗还督师山海关，重整旗鼓，竟然将皇太极击退，取得了继“宁锦大捷”之后的著名的“遵永大捷”。
后人看历史，多认为，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孙承宗之贡献与能力犹在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之上，可惜的是，他生错了时代，他所效忠的皇帝虽然一心效仿太祖，但却有太祖之毒而没有太祖之能。在辽东军事自袁崇焕被杀后终于重新走上正轨之后，孙承宗没想到来自于背后的暗箭又来了。因为长山口战役的失利，政敌们开始诬陷孙承宗无能，阁臣们要求将他撤职的奏折接踵而来。孙承宗知道，历史又要重演了。他开始上书要求辞职，与那个主动要求督战山海关的壮士相比，此时的孙承宗想必已经心灰意冷了吧？再加上之前目睹好友熊廷弼的冤死，弟子袁崇焕的被残杀，之后爱将祖大寿的叛变投敌，作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他已经很难再有精力与意志继续他的卫国大业了。崇祯竟然也答应了他辞职的要求。辞去职务后，阁臣们仍然不肯放过他，最后他连官职等没了。在故里闲住了七年，每年都有人提出重新启用他，但崇祯一律不准。
崇祯十一年，清军绕道进入长城，进攻保定。对于皇太极来说，这是一个彻底清算的日子，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因伤死在孙承宗、袁崇焕的手底下的，而保定的高阳，就是孙承宗的家乡。孙承宗在这里赋闲离职已经多年了。
世间已无袁崇焕（10）
史书上记载，孙承宗率全家拒守，最后城破被执，因为不屈服被活活勒死，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自尽的，死时“望阙叩头，投缳而死。”（《明史·孙承宗传》）那一年，他七十六岁，与他一起死的，还有全家子孙十七人。
孙承宗死了，在辽东三帅里，他比熊廷弼、袁崇焕幸运，他是死在了敌人的手里，而不是等到敌人退后再被自己人清算的。
至此，朱由校、朱由检哥俩，还有明朝自张居正死后道德水准低下至极点的阁臣们，一道配合着完成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人都无法完成的使命，他们毁掉了明室的长城，杀死了满清王朝最大的敌人，当孙承宗最后被勒死的时候，复仇者皇太极应该会大笑吧。只是这笑也是否会带有几分苦涩？
如果把历史可以重来，我们设想一下，要是这些名将都是在皇太极手下，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皇太极是采取重用汉人的形式来治汉人的，而最难得的是，他一生似乎没有杀过一个汉人降将。他情报机关的头子范文程就是汉人，当然他也不是只搞情报工作这么简单，此人乃范仲淹之后代，智计过人，在皇太极手底下，权倾一时，备受重用，终其一生，没有经过暗箭折磨。而在他的帮助下，很多汉人最后都投了降，这些投降的人中，皇太极为了招降祖大寿费的功夫最大，祖大寿曾经几次背信弃义假借投降暗算过他，但是他均不以为意，祖大寿的家人落在他手中数年之久，均以优待，当祖大寿终于真的投降时，他又力排重议，委以重任，而祖大寿等降将竟然都能得以善终。
这是皇太极的用人之道，与崇祯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袁崇焕死于崇祯二年，熊廷弼死于他之前，孙承宗死于他之后，但论影响，似乎以他的死最为深远。他死后的影响波及时间之长，直至明亡，未能消散。这影响并不仅仅一句“边事益无人矣”就能概括的。袁崇焕在当时被世人称为“袁长城”。他死了，明朝的长城从此名存实亡，终于到后来十数年的时间只剩了一座山海关——明朝天下的最后屏障。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结局，袁崇焕死于各路军队勤王之时，而他的死，如同一记闷棍，打醒了所有的梦中人。他死了，不是死一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彻底的埋葬了一种精神。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袁大帅那样的人了。辽东三帅的悲剧，使以后所有的将领都不会再重蹈覆辙。事实上，辽东三帅之后，越来越多的领兵之人都走上了以个人利益至上的军阀之路，而崇祯的多疑、偏执、变态亦达到极致，他不再相信任何人，甚至后来还沿袭了天启年间太监监军的那一套，君臣之间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就这样降到了极点。在那以后，崇祯手底下依然有过杨嗣昌、孙传庭、左良玉、熊文灿、卢象升、祖大寿、曹文诏等名将，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军事才能无法与辽东三帅相比，人格与品性更是相去甚远，所以在崇祯快要完的时候，几乎没有几个武将决心为他殉葬，投降成了一件大趋势，——大的流行趋势。明朝后期还出现了一位与袁崇焕可有一比的军事天才洪承畴，可是，松山一败后，他选择的也是投降，至此，明朝已经无人了。
在所有众将的投降中，有一个人的投降影响了很多人，就是祖大寿。祖大寿的投降对当时明将的震动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忠勇之人，为袁督师请命时不惜生死，后来守一座孤城可以被困长达十年不降，但是，他降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是降，是心死了，对朱家天下，再也没有了希望。
而在这些人中受其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十几年后与袁大帅一样，又赶到北京来勤王的吴三桂了。因为祖大寿是吴三桂的亲舅舅，当他向北京城赶的时候，他可曾想过惨遭凌辱的袁大帅的名字？可曾又会想起，他的英雄舅舅为了报答袁督师的那份情意曾有过怎样的铁骨柔情，最后又走了怎样的归宿？而这一切，又将会对他的思想产生如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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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11）
在用人、财政、军事这三个事情上，崇祯连续的下了三盘臭棋之后，发现他最后倚仗的，就只有勤王这个选择了。然而与阁臣的对立，让崇祯成了孤家寡人；与军人之间的对立，使他发现自己根本调不动勤王的军队。无人勤王，这将成为崇祯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悲剧。
两个机会的错失（1）
其实崇祯为了勤王，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凡有能力勤王的军队，比如当时的吴三桂、左良玉、唐通、刘泽清、刘良佐、马士英等人，他统统加官晋爵，甚至他还想办法给这些军队增加军饷。当然，他的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就是逼迫阁臣捐款，这个办法效果甚微，大家到这个时候纷纷哭穷，百官、皇亲、国戚、宦官加起来捐了不过二十万两，这也怪不得众人，在这个事上崇祯一毛不拔，皇上都如此，别人当然不会太卖力了。在钱财的问题上，崇祯表现的出奇的吝啬，经常犯他爷爷万历才有的毛病，这也是个怪事，都死到临头了，他还在想拿别人的钱买自己的命，此人的智商不是个低能解释的了。
崇祯对一生恨尽阁臣，但唯独没有提及军阀，说明他对勤王之师还是有所倚重的。但他却不知道，其实勤王对他来说，不过是个梦话，悲剧早已发生，相对于阁臣与他的对立外，军人和他早已离心。其实早在辽东三帅相继被清算以后，已经不会有多少人肯为他效忠，崇祯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但在这最后抉择之前，明王朝曾有过两次重要的机会，如果选择正确，也可能会有转机。但是却这两个机会却都葬送在崇祯的手中了。在面对这两个机会时，崇祯的性格缺点与君臣之间的无形对立更加激化，干脆成为摆在桌面上的事情了。
一次是南迁。南迁是在李自成大军压境之后，力图把首都迁往南京以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南京是当年太祖发迹之地，后来又被成祖定为“陪都”，是明王朝又一个根据地。崇祯最早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在位之时，当时忧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曾私下秘密与这位首辅商议过南迁之议，并叮嘱其不得向外泄露，但后来，这一机密还是传到了懿安皇后（天启皇后张氏）口中，这位嫂子对崇祯的皇后周氏坚决表示了反对之意。因为尊敬这位嫂子的意见，崇祯虽然对泄密行为大怒，但也不敢再提此事。以崇祯的性格，当然也会怀疑周延儒与此事有关，后来周延儒被杀，很难说明此事是否也是其理由之一。
此时周延儒已死，北京危急，南迁之事又再提起。这次提起的是左中允李明睿，崇祯十七年（一###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崇祯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李趁机提出“南迁”之意，崇祯再次表示赞同。
就崇祯来讲，他内心是赞成南迁的。因为对于明室来说，南京本来就是陪都，明成祖时期南京就已经设立了具体而微的中央机构，俨然一个小朝廷。延续至今，明朝几代天子，都对南京情有独钟，南京之繁华，也优于其他城市，许多名人都驻留南京，比如当时著名的秦淮八艳，江左三大家都在这一带活动。而最重要的是，因为长江中下游还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环伺，南京比北京安全的多。但迁都之事，涉及宗庙陵寝，祖宗章法，崇祯刚愎自用，却也不敢在此事上太过冒进。于是他迫切需要六部大臣支持，但兹事体大，崇祯又极擅长做推卸责任、翻脸无情之事，六部大臣哪个敢开这个口承担这个可能会招来非议的决定？于是，正月十九上朝，当崇祯提出这一建议，并放出若不能如此则愿亲自出征以决一战的烟雾弹时，群臣先是诧异，接着纷纷表示“愿意代君出征”，南迁之事，无人赞同。崇祯无奈，只得放下此议。
这是在明亡之前，崇祯与群臣之间一次的无形的较量。由这一刻开始，死要命子活受罪的崇祯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其实在国家危难之时，迁都也不是不可为之事，历史上也多有先例，可惜的是，崇祯竟然为了面子任由这个机会白白的流失。而阁臣对于他的手段目的了解的一清二楚，他想听的话已经没人愿意说，其根本原因在于，没人敢替他担这个责任。
但群臣中既然有人放了话要代君出征，那就对不起，真要有人代君出征了。只不过，这位名叫李建泰的官员代君出征后还没有到达李自成攻打的山西，太原就陷落了。
两个机会的错失（2）
此后崇祯一直思议南迁之事，但此事却遭到内阁大臣的反对，反对者最烈者为曾经成功扳倒过周延儒的内阁首辅陈演，甚至以辞官相威胁。在这种涉及祖宗庙器的大事上，崇祯不敢太过擅专，直至三月，南迁时机已过，崇祯虽有此意，但也无法再做决定。此人也真是狠人，他索性不但自己不走，干脆连太子、家人也全部留下了，只不过他这一狠，成全了后来的满清王朝，让人家不费什么力就顺利接管了大明王朝的一切，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顾之忧。而嫡子落陷，更导致后来的南明王朝在王位继承人上暧昧不定，最后形成派系倾轧。这一时机的丧失，是崇祯不智之充分体现。
除南迁外，明朝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议和。这个想法也是崇祯早在两年前就有的，当时是崇祯十五年，洪承畴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就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这一决定得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支持久，他向皇帝坦明：两线作战决无体力。他于是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反复商议，但此事不知如何又走漏了风声音，朝中其他大臣得知，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对此的反应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暗里却写手诏给陈新甲，郑重警诫：这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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