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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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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汉化，这一点在皇太极以前的少数民族帝王眼中是很难被认可的事情。虽然也偶然有之，但是论汉化的彻底程度和坚持的时间之长，惟皇太极第一。
推行汉化使皇太极走上了与努尔哈赤完全不同的路。前者是开疆裂土的英雄，后者则成为宏图远谋的君主，前者想的是为自己的子孙建立一块属于自己家族的土地，后者则想的是万世江山一统天下。基于这点不同，两代皇帝所前进的方向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间，建国立业的信念相同，但实行的方法与准则迥异。按现代管理学来说，两者是定性与定量的不同。前者定性，后者定量，努尔哈赤受汉人欺侮多年，对汉人的仇恨形成了他生活的动力，攻城陷地，占领更大的土地，是他建国的根本，但到了皇太极那里，开始注意到人数、文化、生产、资源等等的差异，于是，由简单的定性到了更为精细的定量，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定量的基础上，皇太极开始改变了对汉人的态度。而这个改变是因为皇太极有更为远大的理想，虽然史书并未有太多的记载，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从元朝灭亡的基础上吸取了很多教训，同样的，从明朝的建国中也吸取了更为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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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汉化之路（3）
皇太极与父亲的不同体现最初体现在对“民”的认识上——这个“民”指的是汉民。努尔哈赤采取的少数民族通常的方法——“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这个把“民”当成“奴”的方法，其实和元朝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皇太极却把“民”当成了“民”而不是“奴”。在众多的少数民族君王中，皇太极可能是头一个有如此认识的人吧？他也有很多措施，比如说，对于被俘获后，不甘为奴私自逃出辽东的汉人百姓，努尔哈赤的方法是杀，皇太极则既往不咎，并颁布宽容的法令，努尔哈赤时代曾强迫汉人降民修筑工事，对他们如同奴隶一样的苛刻，惹得汉民苦不堪言，皇太极后来干脆废了这个制度。
对于君主来说，打仗需要武功，执政则是文治，两者都是一个技术活。而对执政者来说，这个技术体现在什么地方上呢？——还是制度。崇祯没有修正制度的能力，故而眼看着制度一点点溃烂，无能为力，李自成没有制定制度的能力，所以任何的行为都是盲目而无理性的，与他们相比，皇太极则有更高的技术水准。他的汉化推进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制度建设过程，这个制度建设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科学地分析形势。皇太极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制度建设的方向的。
那么皇太极是如何建制的呢？他本着汉化的大原则，其主要的着力点有三个方向——人事、民事、军事。
任何政府在建立制度时，都要考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用人制度，安民制度，军事制度，他们解决的是三个范畴的问题：吏治，稳定，国防。其实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皇太极与崇祯一样，都面临着这三大问题，崇祯穷其一生没有解决得了，但皇太极却不同。他在这三个问题融入了汉化的进程，由此确定了满清王朝的胜利基础。
在人事上，皇太极效仿汉朝，建立了内阁制度，由以往的八个贝勒分权制改为统一的集权制。这一点是与努尔哈赤时代有极大不同的创新。能够形成这一套中央集权的制度，与他所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有关。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努尔哈赤始终持敌视态度，皇太极则不同。内阁制度是两个汉人帮他建立的，一位是范文程，一位是宗完我。后者的出身比较有意思，他是奴隶出身，在努尔哈赤时代为满人做奴，但皇太极发现了他的才华，将他赎身出来，参加了考试，还给予了重用。于是，宗完我后来成了皇太极手底下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臣子。而他提出的内阁制度与明制基本相似，也是分为六部，各部除尚书外，还下设承政两人，一为蒙古人，一位满人，相当于明朝的各部侍郎。但这个人员组成是多民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挟挟制的体系。还有参政八人，官制与明朝比较接近，也设立了起监察作用的都察院。宗完我设立的制度虽与明廷相似，但起的作用却大相径庭。要知道满清在皇太极以前，其人事建制还是非常原始的，努尔哈赤在朝时，朝中大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能说上话的还有八大贝勒也就是八旗之主，根本谈不上人事制度。努尔哈赤死后，也没有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他确定的是八个旗主共同议事的制度。
皇太极刚即位之时，“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贝勒事事擎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从这段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即位之初，他的权力并不大，因为分支太多，他实际上的权力不过是一个占地盘比较大，拥着子卒比较多的旗主而已。内阁制度的完善则让他的权力一下子凝聚起来了。但这个内阁制度与明朝的有所不同，不容易产生腐化的“票拟”、“批朱”等分权制度，也没有司礼监这个中间机构，所以这就是让内阁制度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了，也让党争之祸没有了滋生的土壤。两者同为内阁制，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而在这个重新建立的人事制度中，还有一项重大的革新，就是汉人官员比例增加了，六部的阁主虽然还是满人八旗的旗主（当时的六部的头领分别是多尔衮、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但是每部中都有相当比例的汉族官员，这与努尔哈赤那时动不动就把汉人当成奴隶使的方法皆然不同。这些汉人官员只忠于皇太极一人，后来证明发挥的作用之大，决不在那些拥有重兵的旗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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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汉化之路（4）
在民事制度上，皇太极走得步子更大。他把游牧民族的生产模式改变了，强调以农业为本，开始了走上了农耕化为主要生产来源的汉化之路。我们知道，任何改朝换代的时刻，其最重要的改革都是先来自于经济制度上的。皇太极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以骑马为主的满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专勤南亩，以重本劳”，这是皇太极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方针，而在这个大方针的前提下，皇太极做的另一个了不起的事就是解放了大多数汉人奴隶。农奴制度是满清延续多年的制度，努尔哈赤时代仍然在使用，辽东的汉人对此多有不满，抵抗行为实有发生，也有很多汉人逃离土地，令田亩荒芜。皇太极即位后推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将汉人编入民居，由汉官管理，对于稳定辽东民事，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皇太极后来又效仿汉朝制定科举制度，实行考试入选的原则，门槛放得极宽，其考生范围扩大到汉人奴隶群，有很多汉人奴隶经过考试后成功“洗底”，与满人有同等的地位，比如宗完我。皇太极执政年代，奴隶制度基本上被农业生产所取代，满清由落后的奴隶社会走向较为发达的封建社会，这是汉化的功劳。
在军事制度上，皇太极则体现了极高的战略眼光，那就是重用汉人降将，建立了八旗汉军。
面对降臣，皇太极差不多是古往今来最仁慈的君主，他一生中招降的汉人降将之多，数不胜数。这些汉人降将，在皇太极眼中，不是贰臣，而是“明灯一盏”。皇太极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们，至死不渝。这些被招降的人中，有他的仇人，有他的死对头，也有屡次欺骗他辱骂他的人，但是皇太极做到一视同仁，只要你降了，要权给权，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兵给兵，而且决无一丝疑心。祖大寿、洪承畴、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李成栋，这些人在明朝天子脚下个个都是雄踞一方的人物，降到了满清后，皇太极依靠他们建立新八旗，他们依然还是雄主，没有满人汉人、私人恩怨的界限。皇太极的这份襟怀，放眼历史只有曹操堪与一比。而降将给他们的回报同样丰厚，汉人八旗的出现，令皇太极的兵力增加了近一倍，这些汉人能将，至少在皇太极生前，为攻打明廷尽心尽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起的作用极大，而且也很少有人出现过贰心。
皇太极不光在用人上有一套，在整个战略眼光上也有一套。当他发现山海关难以攻破时，他采取“战略包围”的方式来对抗明朝的“坚壁清野”，明朝自熊廷弼开始，就坚持以退为进，防守反击的打法，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都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忠实执行者。皇太极对付这一战略的方法就是先消灭周边的邻国，以形成合笼之势。于是，他利用几年的时间征服了朝鲜，令朝鲜成为其附属国，又远征蒙古，并令剽悍的蒙古林丹汗含恨死去，这样无论从北部，还是从水路，都对明朝实行了战略上的合围之势。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天聪三年也就是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山海关，从蒙古地区的喜峰口出发，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这一战历史上称为“入口战役”。此战的结果是，令袁崇焕措手不及，撤山海关守军仓促迎战，并令崇祯中了反间计，杀了这位卫国元勋。如果没有皇太极在战略上的远见，如果不是及早地征服了蒙古，这一战皇太极就不可能成功的逼近北京城下，不但使明朝丧失栋梁，而且给清军进攻明朝的心脏新开辟了一道战线。
皇太极在位十几年来，在人事、民事、军事等各项领域取得的成绩，是奠基性的。他用了十几年时间完成的汉化之路，其实也是将散漫的宗族势力并入制度轨道之路。这个制度的建立，不但充实了自己的国力，更重要的是征服了大多数汉人的心，所以，皇太极的定量分析是非常成功的。任何一种制度在建立的最初都有他的先进性，很幸运，在经过准确的定量分析后，皇太极成了先进制度的执行者。而这一切，不可能不会对他手下的第一能臣、也是他的族弟多尔衮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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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汉化之路（5）
对多尔衮来说，他对皇太极有种极为复杂的情绪。但所幸的是，这种情绪随着他与皇太极并肩作战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没有令他滑向一个非理性的领域里。
这里再回过头说一下多尔衮的事迹，可以令我们更好的了解满清政权内部的磨合情况。
多尔衮与皇太极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与努尔哈赤的其他儿子不同，多尔衮从小受老汗王喜爱，是因为他的母亲阿巴亥一直很得努尔哈赤的宠。不过，这位宠妃个人的品行有点问题，与努尔哈赤的二儿子代善有了极为暧昧的关系，后来一度失宠。但她也很有能力，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重新获得了老汗王的心，后来又被召回，甚至后来立为大妃。当时阿巴亥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已经步入年老色衰之列，仍能如此得宠，可见其人也非凡人。而努尔哈赤爱屋及乌，甚至有立储多尔衮之念。
不过，努尔哈赤一死，多尔衮母子的悲惨命运也就来临了。众贝勒要阿巴亥殉葬，否则将视为对父亲的不忠，这里面，带头的人就是皇太极。这个时候，多尔衮只有十四岁，既无势力，也无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生母被自己的兄弟们逼着自了尽。
阿巴亥殉葬，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谋杀，对她的嫉恨，在以皇太极为代表的众贝勒那里，已经存在已久了。对于多尔衮弟兄来说，这无疑是灭顶之灾。多尔衮从那时起就开始在艰难的环境里生活，时刻遭受冷眼与暗算，这是一个争权夺势的环境，虽然险恶，但也催人成长。在这其间，他与皇太极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并始终保持谦恭的姿态，逐步取得了皇太极的信任，他也学会了皇太极在处理事情、认识事情上的很多经验，皇太极对清室的重大贡献，除了在建国之外，就是培养了一个非常好的接班人。
但是，多尔衮长年在皇太极的身边，心情应该是非常压抑的，他不可能会忘记，就是这位给人感觉心胸宽广、温和友善的兄长，在当年逼死自己母亲时曾充当了多么冷酷无情的角色。而最让他痛苦的还是，他喜欢的女人大玉儿，现在就是皇太极的皇后。这两种压抑的情绪积压在多尔衮年轻的心中，他除了把这一腔怒火发泄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事中，可能没有别的选择。
回到前文，皇太极是伟大的君主，可惜死的太早。但他死了，清室没有死。因为他已经为清室选好了接班人，这个人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对他始终怀有复杂感情的弟弟，他成功的接过了自己的衣钵，没有因为少年受到的不公平，长期的压抑情绪而变得阴狠乖张、不可理喻，他不但学会了自己的治国方略，还拥有了其他贝勒未能拥有的责任感。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马上松了一口气，但对他来说，形势依然严峻。就在崇祯为了流民问题而烦恼时，多尔衮以极其专业的手法“做掉”了能和他竞争的济尔哈朗、阿济科等竞争对手，成为了当时满清最有势力的人。此时他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哥哥的大儿子豪格，一个在道义和实力上都完全有资格做满清皇帝的人。
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后以表面上的两败俱伤告终。因为双方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问题上各不相让，各自拥有的兵力马上就要火并，于是，为顾全大局，多尔衮提出了执衷的意见，立了六岁的皇太极之子福临为新君，年号顺治，作为缓解压力之策。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招数，表面上看来，谁也没有赢，但其实赢的人是多尔衮。因为这位皇帝的母亲，是他心仪已久也对他一往情深的孝庄皇太后——大玉儿，有了这位皇后的背后支持，多尔衮其实可以行使皇帝的权力。
成为摄政王后的多尔衮，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终于站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上，只有在这时，他才会由衷的对冷漠的哥哥产生敬意，因为该做的事情哥哥都已经做了，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用一以贯之的贯彻哥哥的施政纲令，以更稳妥的方式迎接这胜利果实。
一###四年，在多尔衮没来得及享受获取最高权力的快乐的时候，有人把果实送了过来。这个人就是吴三桂。
范文程战略（1）
在吴三桂粉墨登场的一个月以前，形势还没有如此明朗时，多尔衮就已经做过进攻的准备了。他下令修整军器，储备粮饷、马匹，但并不急于求成，他准备四月初旬“大举进讨”明朝。此时李自成与明廷打得正凶，多尔衮深知借力打力的道理，这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件事，今后，清室的对手已经换人了，不是明室，而是大顺政权。
多尔衮在当时对农民军有过幻想，他还曾秘密与农民军接触，想要联合伐明，但李自成对此毫无兴趣，不过两个月时间，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行进的速度太快了，几天就进入京师，几入无人之地，明军甚至没有一次像样的抵抗，就全军覆没了。
这个消息传到沈阳时，多尔衮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姿态，他马上做的事，是召回“军中诸葛”范文程，听一听智计多端的范先生的意见。
在满清的开国史上，范文程的地位至关重要。相传他是范仲淹后代，曾中过明朝的进士，后来主动投奔了清朝，有点“弃暗投明”的意思。范文程经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均得以重用，而范文程也确实为满清王朝立下赫赫功劳，杀死袁崇焕之计就是他出的，皇太极的汉化之路，他也是主要谋臣和推动者之一。他是汉人，但其地位尊崇，不在八旗之下，皇太极死后，范文程也是托孤重臣之一，多尔衮对他恩宠有加，不逊其兄。
范文程这时在盖州养病，虽在修养中，但他时刻关心着局势变化，对于两个月以来的形势了然于胸。北京失守的消息，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传到沈阳。多尔衮闻讯，迅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接到多尔衮召见时，不用多尔衮解释，范文程就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范文程认为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点：“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范文程的亲自领导下，满清的情报工作非常出色，几乎如亲眼见到一样，把北京城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范文程由此推断，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强大，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战略眼光。进入北京后，得志即猖狂，已经失去了天意、人心、民愿，不过是纸老虎。这个时候，要想统一全国，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范文程又反过来以此说明满清战略——“非安百姓不可”，得民心者得天下，此乃万世颠扑不灭之真理，崇祯不明此里，天下辄失，接替的李自成依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马上也要失去天下了，而此时得天下者，必是既明此理又能身体力行之人。
多尔衮召集诸臣开会，历时近四天，但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意见自然是范先生之言。与李自成、吴三桂、崇祯相比，多尔衮受皇太极言传身教，本身也是一个极有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清时历时三任首脑，均有非凡本领，此乃大幸事也，而最难得的是，他们对汉人的绝对信任，比汉政府更甚，这也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多尔衮赞同范先生观点，在这个鼓励下，范文程再下一个奏折，以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夫明之劲敌，唯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
这是范文程奏折上的一段话，今人看来，其中深意，值得后世人永为借鉴，这段奏折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而对于如何巩固政权，保护胜利果实，范文程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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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战略（2）
这个大的战略方针，比之李自成要高明十倍不止，如果说多尔衮尚有几分迷惘的话，范文程则是在理论上行动上给多尔衮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范文程提出的安民政策，也是皇太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说的是军风军纪，“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说的是于吏治与民事的方针，仍强调一个安字。而范文程更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他强调这是一个大决战的时机，成则兴，败则遗恨终生，这个说法极大的推动了多尔衮的信心。范文程更明确指出，山海关在这个大决战中的重要性，而如何避开山海关，直趋北京，也是取胜之关键。
多尔衮不是崇祯，对正确的意见他完全接受。范先生的奏折阅后，多尔衮果断决定，全国动员，征调兵马迅速集结。这是满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几乎是全民皆兵，后人称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四月七日，多尔衮召集众将，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八日，只有七岁的顺治皇帝福临驾临笃恭殿，并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之最大权限，军中之赏罚之事，均允许“俱便宜从事”。并赐给黄伞、皇马褂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
九日，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都臣服于多尔衮之下，齐聚一堂，奏乐行礼，祭天行拜。礼毕，放起了礼炮，炮声隆隆中，这个漫长的誓军仪式结束，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清世祖实录》）
从四月一日急召范文程入见，到四月九日全民皆兵杀赴前线，前后不足十天时间，由此可见，满清政府之高效、高能已达巅峰，而此次决战，全部的精英将领都出席了，这也说明多尔衮胆色过人，号召力惊人，胜负在此一举的决心同样强烈。
满清是幸运的，虽然死掉了一位政治强人，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并未被破坏，多尔衮在其兄皇太极死后，经过了与同族兄弟豪格的勾心斗角，终于得到了孝庄皇太后的支持，成功上位。他本人第一次独纲大梁的军事行动中，就表现得刚强勇武，颇有谋略，再加上内有孝庄皇太后坐镇，外有强兵良将，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多尔衮此时名为亲王，实为皇帝，军中威势，无人能敌，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多尔衮的大军从沈阳出发，穿越辽河平原，因为不知山海关情况，加上对吴三桂的忌惮，部队行军速度并不快，这与多尔衮的心态也有关，毕竟这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带兵的第一场大决战。过去，他是皇太极手下第一勇将，今天，兄长已逝，千斤重担，压于一身。李自成军队在人数上又有绝对优势，他的心中也有几分惶恐。
在这次随军东征的大部队中，前明降将洪承畴也在其中，洪承畴率明军与多尔衮征战多年，他们是老对手，如今是上下级，多尔衮于是问计与这位老对手，此去一战，胜算能有几何。
自松山一战后，被皇太极称为“明灯一盏”的洪承畴其实一直没有兵权，只是一个幕僚，但地位极为尊崇。多尔衮对其只称洪先生，不敢称其名。洪先生见这位代理帝王有一问，正好把自己多年来在崇祯那里不能实施的政见说给他听。
洪承畴说，流寇兵多，但军纪涣散，我军军纪严明，上下同心，此战不用拖的太久，一战即可决胜负，唯希望攻城陷地之后，能以范先生之意见为准则，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并且转告各府州县官员，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进城秋毫无犯。即使抗拒不服，攻下城池，可杀官吏，但要保百姓安全；而对于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
洪承畴再次分析起李自成之劣势，“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 他还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清世祖实录》）因而清军应在限定时日内，驱精兵速行追剿，至于攻打进京路线，他认为，避开吴三桂重兵把守的山海关，绕道蓟州、密云，则离京师最近。
范文程战略（3）
洪承畴与李自成征战多年，对李自成的用兵及为人深为清楚，多尔衮问计于他，自然也是问对了人。洪承畴的意见是对范文程意见的进一步延伸，对多尔衮同样重要，原本信心不是很足的他，这一次坚定了信心，大军按洪先生意见，直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当然，这条前进的军事道路，也是皇太极生前以武力硬生生的开辟出来的。
范文程、洪承畴都是汉人，又都降清，在历史上均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但从全局角度看，他们之降清，固然是受其自身处境影响，有其软弱妥协一面，却也并非大恶之事。他们两人都是极具战略眼光与儒家风范的政治家，深明政治领域、王朝兴衰的得失因果，因此，两人能以百姓为重，推行“仁者之师”的理论，对清军统帅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有他们之前，清军以屠城虐杀、侵扰百姓为乐事，但自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后，清军在这方面不断有所收敛，甚至推行怀柔政策，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特别是洪承畴提出的“官吏可诛，但要保百姓安全”的说法，体现出了这位降将对明室人民仍心存悲悯。后世人受正统思想影响，多将洪承畴塑造为欺君卖国、不仁不义的大反派，这是不以历史唯物观点看问题的原因。
与范、洪两位相比，事后也降了清的吴三桂并没有这样的悲悯之心。他对百姓，对君王，甚至对爱人，极少有“实行仁义”的理论和行动，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位。这并非性格迥异，而是因为成长环境不同，洪、范两人出身进士，十年寒窗苦读，受儒家正统思想熏染多年，尚有一些兼济天下的仁臣之志，也有封建臣子独有的道德底线，而吴三桂军人出身，一生奉行武力解决问题，信奉实力至上原则，其人实为军阀，而不是能臣，其道德底线要差得太多。此乃后话，且先按下不表。
受洪先生指点，多尔衮大军加快了进度，一###四年四月十五日凌晨，突然满清军中情治机关的头子范文程秘密求见多尔衮，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令多尔衮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坐镇山海关的前明名将吴三桂派来了使者，愿意归降清军，共同对付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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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兵还是投降？（1）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被掠之辱，铁了心，要与李自成一决雌雄。
后人提起这段历史，大都认为吴三桂之降是因为陈圆圆的缘故，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种是非关头面临国事的重大抉择，其实与女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妻子岂应关大计”，吴三桂决定宣战，还是基于个人利益，并非完全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缘故。还有研究者指出：“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李佐亭《吴三桂大传》）虽然各种说法不一，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陈圆圆只是一个导火索，吴三桂与李自成的矛盾，有没有陈圆圆都一样会发生。以吴三桂的个性和野心及出色的军事能力，他是不会甘于屈居李自成手下做一个奴隶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迟早的事情，但陈圆圆事件的出现，则令这些矛盾迅速激化，并使两人找到了交恶的理由。
李自成用兵也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他明知山海关的重要性，并没有及早提起重视，派来胁持山海关的，不过是降将唐通及屈屈八千兵马，吴三桂部还有四万人呢！而在这一点上，大将刘宗敏是当时唯一可以吴三桂抗衡的将军，但这位刘大帅一心忙于在京城追赃索银，狎妓玩乐，左拥右抱，李自成竟然也说不动他，他也没有采纳李岩之计对山海关多派兵力防范，令山海关轻易落入吴三桂手中。
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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