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帝国雄关 楔子（1）
这是一个与一座城池有关的故事。一###四年，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大变局曾在这里揭开了序幕，而后上演的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个诡谲难测而又充满变数的时刻。任何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纠缠在这里的人和事，他们的命运和抉择、结局和悲欢，演绎着一段比小说还要好看的历史。
“马迹北阙，犬嗷西方，###数尽，日月无光。”
这是一个古老的谶言，出自于一部在民间颇有影响的占卜书——《推背图》。《推背图》相传写于唐代，书中此谶写的却是后世——一###四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情。
这句谶言写了三个王朝、三个人以及由此产生不同的三种命运。“马迹北阙”写的是当时大顺王朝的建立者李自成，预言中他正骑马向北京进发；“犬嗷西方”写的是李自成的战友张献忠，此时他在四川（古称西方）建立了以“西”命名的“大西政权”；而“###数尽”则写的是明王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是相加关系，意味着崇祯一朝只有十七年的寿命，“日月无光”同样是相加关系，日月相加为“明”，意味着大明就要灭亡。
谶言之下还有一段解语：“杨花落尽李花残，五色旗分自北来，太息金陵王气尽，一枝春色占长安。”
解语同样说明问题。李花残，意味着李家天下同样支撑不了多久，“五色旗分自北来”说的是当时的另一种势力——关外满清的五旗子弟，“金陵”是南京福王政权，气数已尽，“一枝春色”意味着清明时节，即清朝的建立。
古老的谶语写尽了一个特殊年代里无数人百转千回的命运。在这古老的谶语出现几百年后，无论是幸或是不幸，一切都被言中。
历史转到了公元一###四年的春天，适逢大明王朝成立的第二百七十六年。这一年的春天，气候并不温暖。对明王朝拥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那个人来说，死亡的气息正在这扑面的春意中料峭而来，不详之中，更有种难以平息的恐惧感觉。有恐惧之心的人就是谶语中被称为“###数尽”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光是他，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也同样有这种感受，恐惧来源于一个名字——李自成。
谶语中说李自成“马迹北阙”，没错，这一年的三月，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抵达北京城外。与此同时，在距京城几百里以外的关外，谶语中的“一枝春色”——由摄政王多尔衮领导的满清军队也准备开拔，这支人数并不多的军队此时已经羽翼日丰，狼行虎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无动于衷地看待这个人和他的能量。
当李自成的军队抵达北京城下时，距北京城三百多里外的山海关，还有一个谶语中没有提及的重要人物也带着几万子弟兵拥了进来，他就是大明帝国骁勇善战的吴三桂将军。这一次，他带来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私家军队——关宁铁骑。十几年前，吴三桂以二十骑闯入皇太极的大营，救出他被包围的父亲，此后，他威名大振，简直成为大明帝国最耀眼的明星。从皇帝往下，大家已经一致认为，在最危急的时候，明王朝的最后一线生机就掌握在他的手中。
此时的北京城内，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个明王朝最高的君主已经意识到他祖宗留下来的江山可能会在自己手中断送，但他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身上。于是，他纡尊降贵，不断发信给吴三桂，加封他为平西伯，封官晋爵后，下了一个几乎是同归于尽般的命令：要他弃宁远，不顾关外大敌满清的威胁，来京勤王。
宁远，距山海关二百里左右，也是明朝除山海关外离京师最近的辽东军事重镇。这是个曾经令明王朝最大的敌人——满清国痛心疾首的地方，曾经因为袁崇焕督师的存在，写下了满清王朝的前身——后金汗国——建国史上最痛心的时刻。后金汗国与明朝最大的一次败仗就发生在这里。老汗王努尔哈赤因此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放弃宁远，不但意味着放弃关外大量的土地，同时也放弃了当年“辽东三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辛苦开创的大好局面——固若金汤的宁锦防线。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帝国雄关 楔子（2）
明王朝乃至中国军事史上最杰出的将领有很多在宁远驻守过，吴三桂是最后一个，但他注定不会再有作为。曾经最有作为的袁督师，十年前的肉身已经被北京百姓吃光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起他。那个下令杀他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心里充满怨恨与恐慌，但唯独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与愧疚之心。
吴三桂的铁骑开始由宁远向山海关挺进，除了他的几万军队外，他还带来了宁远的军民数十万人。当吴三桂带着他的关宁铁骑向海关进发时，不知他会不会想起这些前辈的命运。他或许会，因为就在不久前，在明王朝与满清王朝似乎总也结束不了的战争中，他的恩师洪承畴降了，他的舅父祖大寿也降了，当时情形下明朝臣子不是战死、冤死，就是投降，，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由一###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出发，心情复杂的吴三桂军队行进并不迅速，日行只有数十里左右，这个速度对于行军中的队伍来说，无疑是很缓慢的。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保持着这样的速度，于三月十六日进入山海关。
山海关，这座自明朝修建起已经有了二百多年历史的名城，在当时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关”。这个名称的得来与明建都北京有重要关系，山海关与北京城相隔不过三百多公里，是京师的护翼，更是阻挡关外游牧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山海关的位置，仍可以看到，它的东面是如今的辽宁省。这一片地方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约四百里，过去称为辽东，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盘据地，也就是俗称的“关外势力”。而关内，则一马平川，直通华北，全部是汉民族的活动范围。由关外到关内，山海关就像一把巨锁，在从东北进入华北的要道上了保险。“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名也就由此而来。
山海关由明初的大将军徐达修建，后来经谭纶、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等明朝几代军事天才重修，由城里到城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套军事防御体系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由里面看，关城呈四方形，外用砖砌，四面均有关门，即东楼镇东，西楼迎恩，北楼威远，南楼望洋；城外设护城河，城南城北则是两座翼城；还有两座罗城，分为命名为东、西罗城，护城河则由其中穿过。山海关的东门面向辽东，是防御之重点。由东门开始，作为当年宁锦防线的最后一关，山海关与辽东整个军事防线形成一条锁链式的结构：出东门三十余里，是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今辽宁省绥中前所），前面还有一座护卫城名叫“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是“中后所城”（今辽宁绥中县城）。在山海关城东二里的欢喜岭上，还有一座用于军事瞭望的高地，名叫威远城。这套军事体系，为明王朝建立了几乎是坚不可摧的防线。
但此时，明王朝颁布的命令却是放弃这条防线所有的锁链延伸部分，退到最后的一个终端——山海关城，几代边关将士的战略积累优势，今日毁于一旦！
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大明王朝、大顺王朝、大清王朝，谶语中出现的这些人物，在一###四年的这个春天，他们的命运注定要被放在同一个舞台之上。当年写出《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能复生，相信他一定会写出更精彩的《三国演义》。
而在这个时候，率领关宁铁骑进驻山海关的吴三桂，无意间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神经末梢之上。在这座几代军事天才建造与维护的城池前，吴三桂没有想到，他和他的军队，不仅不是挽救明王朝最后的希望，反而要为建立历史上另外一个封建王朝提供便利。而这一切，竟然和上面的谶语如此惊人的吻合。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瞬间，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各方势力有着各异的命运和抉择。所有当时风云人物都将伴随这道曾经坚固如铁的帝国雄关，和这道谶语一起成为后世不朽的传说。
励志皇帝的另一面（1）
就在吴三桂带兵拥进山海关之时，崇祯皇帝朱由检正面临着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帝王来说，他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在山海关以外的辽东大地上，他的老对手满清军队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在山海关以内的中原大地上，流民李自成、张献忠势力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对付他们的人才却越来越少。对于这位年轻皇帝来说，山海关这座关城如同一道薄弱的门，门里门外，全是敌人，而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明王朝又出现了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人事危机与军事危机，内忧，外患，一并而来，并且来势凶猛。
在这个时候，崇祯的脑中一片混乱。不知这个时候他是否有这样的后悔：为何要我入皇家？
在历史上被称为明思宗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此时，三十五岁的他，已经做了整整十七年皇帝。十七年间，他处在“内忧外患”的大败局中，可能连一天好觉也没有睡过，自然也不可能有一天的快乐日子。
此人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同情的帝王。尽管他身上有很多招人烦的地方，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个体，崇祯在道德品行上，似乎完全符合明君的标签。
这个衡量标准就在于：崇祯首先是一个有梦想的皇帝。他的梦想，从一开始登上皇位到他最后的亡国时刻，基本上没有走样，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皇帝中，并不多见。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多的是开始有雄才大略但后来蜕化变质的例子，比如宋徽宗赵佶、隋炀帝杨广都是如此。但崇祯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有不变的梦想，直到最后，始终在为这个梦想奋斗不止，直至亡命，犹然不悔。
这是个有毅力、有血性、有志气的人，与他之前出现的祖父辈、兄长辈——明熹宗朱由校和明神宗朱翊钧——相比，作风迥异。终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着一个自己看来坚定如磐石的梦想——他想做个好皇帝。好皇帝的标准，就是带领他的全体臣民走向一条中兴的康庄大路，永葆太祖留下的万世江山。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而崇祯确实也是在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于是，我们看到，在明史资料记载中，崇祯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一生勤勉于行，励精图治，不好酒色，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孝子。这当然为崇祯博了很多同情分。
促成崇祯成为一个有梦想的皇帝的因素有很多。但内因在于他的哥哥——本朝上任皇帝的过于怯懦无为，致使本朝的军政大权，人事大权，财政大权甚至皇室安全的决定权全部落于太监之手。在崇祯十七岁登基以前，他过的是一种极度压抑的生活。我们很难在史料中看见他在这个时候的活动，因为那时的舞台并不属于他。真正的舞台给了他的，是在他十七岁那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突然的死去，让这个一直沉默着，低调着，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的弟弟突然拥有了机会，这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对本朝，对崇祯个人，都是如此。唯一在这个时刻大叹不幸的，可能就是天启一直宠爱、大权独揽的司礼太监魏忠贤了。
崇祯最博人同情的好名声和好运气来自于他十七岁登基之后的那段日子。在维护皇权的战斗中，他亦步亦趋，非常稳健的利用言官的作用，成功的扳倒了当时专权一时的朝中大阉魏忠贤，（注意这一点：我们发现，用言官说事，也是魏忠贤在前朝天启执政时对付东林党的主要方法，在明朝数次大规模的党争与权利斗争中，所有的招法都如出一辙，这成为文官集团互相攻击时一个特色，特别值得玩味，后来崇祯临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招法将再次出现。）魏忠贤专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败坏了整个朝纲，也破坏了国运，特别对于那些被魏阉打压了很多年的朝中所谓“清流”来说，崇祯的上台，无疑令人振奋无比。崇祯上台后，举国在一种幻梦般的氛围里，从那一天起，“明朝中兴”的梦想就根植在了群臣的心中。他们衷心拥护着这个年轻的皇帝，同样的，在这个类似于肥皂泡一样的精神寄托中，年轻人也看到了这个梦想绚丽的魅力。
txt小说上传分享
励志皇帝的另一面（2）
中兴之路，似乎指日可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人眼中，崇祯是很沉稳很英明的干掉了这个本朝最大的奸宦，但是，即使是朝中最聪明最有眼光的人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对于挽救整个明王朝的命运来说，其实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自明开朝以来，太监专权一时，再被新主干掉的事屡见不鲜，前朝已经有好多例子：比如刚刚下台的大太监冯保，早一点的刘谨，汪直，还有更早一点的曹吉祥等等。干掉他们的主子，无论是神宗，英宗，还是武宗，都谈不上是什么高明的君主。太监专权，真正的内因不在于太监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内阁制度的不合理。皇权在高度集权下的体制下的畸形发展，说到底了，这是个制度问题，不是太监个人能力来决定的。但是，明朝并没有这么思想前卫的臣子提出或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连前朝的第一中兴之臣张居正都不能。明朝的臣子，都清楚一件事：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皇权是不能撼动的。远有太祖临朝杀尽功臣的前事，近有建朝以来第一权臣张居正死后的其派系的迅速败落，都是臣子斗胆撼动皇权的样本。在这个大前提，群臣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在朝政腐败时，有一个明君出现。这种念想是有传染性的，不但臣子以此为真理，皇室成员更是如此。崇祯上台后，扳倒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厉害的太监魏忠贤，无疑是这种神话的人间体现。
魏忠贤的死，为一个新生的时代敲响了新的乐章。但死掉一个太监，对于整个衰微的国势来说，只是赢来了一个转机，形势并非已经完全乐观了。在这个时候，国家面临的那些压力与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合理解决，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崇祯并非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但因为年龄的关系，心理上他对此不会有太充足的认识。
随着历史向后发展，我们发现，崇祯曾经表现得坚忍刻苦雄才大略的面目开始走样了，在清算了魏忠贤以后，他的好运气或者好品性就基本上走到了头。
即使如此，这些也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好名声，连他的敌人都不愿意把更多过分的言词加在他的身上。可能是因为十七岁那年清算魏忠贤这件事过于大快人心，人们对这位屡犯错误又从未更改的皇帝寄予了太多的感情色彩，甚至在面对着他一而三再而三的做明显的蠢事时，依然没有太多的苛责。即使明亡之后，还有一种说法：“是亡国之人，但非亡国之君。”这是他评价自己的话，大家也都认可。
但是，历史同样有另一种说法来评价这件事。抛开这些溢美之词，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扳倒了魏忠贤以后，崇祯开始成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有关于他的行为评价，自这个阶段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极端。
在史官们笔下，这个人一方面是“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另一方面却又“用非其人，益以愤事” ，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最搞笑的是，他当年因清算巨宦魏忠贤而被世人称道，到后期却又“复信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明史》），使前后行事判若两人。
在他执政十七年里，明朝看不到一点中兴之路的政绩。曾经坚如磐石的中兴梦想真的成了一个虚幻的肥皂泡，在这个巨大的泡沫后，人们看到的不光是梦想的破碎，还有苦难的来临。在他的领导下，非但百姓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各级官吏更苦不堪言，被他迁怒撤职，或是当替罪羊杀掉、入狱、灭门的官吏数不胜数，其中被冤杀的占了大多数。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那些一度举双手欢迎他登上高位的清流们，发现自己这次依然跟错了主子。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杀掉了明朝唯一可以与满清抗衡的大将军袁崇焕，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并直接造成了辽东大片土地的流失。
励志皇帝的另一面（3）
历史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崇祯的面目越来越狰狞了。他成为了历史上最不值得同情的皇帝之一，这位幻梦少年，突然变成了昏君。与他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相比，崇祯虽然有些许好名声，但实际上做的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最倒霉的是，他还背上了亡国的罪名，这恰恰是他最怕的事。
几百年来，对崇祯的评价一直颇有争议。孰是孰非，探究这个问题对我们更有效的了解一###四年前后明王朝的命运至关重要，所以，作为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崇祯，他的衰亡之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规律，封建制度的高度集权化不断泯灭人性与理性，最后产生的恶果也直接导致了皇帝的孤家寡人之路。崇祯在登基以后面临的一切问题，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明王朝乃至中国封建王朝集权制度在高度膨胀后的必然归宿。崇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走运的皇帝的事实，揭示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悖论式的规律——愈要集权，愈要溃败。
有多少债可以重来（1）
十七岁的崇祯比较走运。他病歪歪的哥哥早早的死了，并在临死前做了一生中唯一做过一件好事：他没有让他宠爱了一生的魏忠贤公公有机会伤害到这位孝顺的弟弟，早早的立了弟弟为接班人，使崇祯的上位，完全合理合法，合乎一切法定继承标准。
崇祯又比较不走运，因为他有一个缺心眼到了极点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个人品德败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爷爷——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两个人留给他的，除了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皇权，还有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力偿还的巨债。
我们要想分析明白崇祯是怎样从一个有梦想的少年变成一个无德无能的昏君的，那就要先看一看，他在登基以后接过来的都是什么东西。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崇祯的爷爷，留给他的，是积重难返的土地与财政问题。自明神宗时起，明朝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这一切，与明神宗破坏本朝第一权臣，也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懂经济的内阁首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有直接关系。其实明朝能持续到崇祯这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没有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缓解土地兼并与税收问题，稳定了政府的财政，可能明室早就崩溃了。
神宗皇帝在他的老师兼帝国首脑张居正死后，出于对他个人的厌恶，任性的破坏了“一条鞭”法，设矿监税监，并且从我做起，鼓励以他为首的皇亲内侍兼并土地，最大的恶果不是增加了人民的赋税，而是破坏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土地政策，而对于财富的迷恋，也让神宗成为明朝开朝以来最贪婪的君主。他掠天下财富于一身，个人财富空前积累，但国家财富却残失殆尽；而且他又在皇位继承问题完全凭性子来，搞得上下不同心，君臣不同路，对国家的凝聚力的破坏无法估量。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比神宗更不走运。他留给亲弟弟的不但是更加溃烂的财政问题，还加上溃烂的人事，和近于溃烂的国土问题。
天启年间最初的问题不是来自宫廷的变乱，而是战事的紧张。辽东出现了几次大败战，丢掉了土地，也让以往人们并不重视的关外后金势力直趋而入，与明朝廷分庭抗礼。在这个形势下，比较不幸的是明朝内部又出现了几次大的党争，更有如火上加油。
党争的导火线是“三大案”。“三大案”分别为“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个案子发生在万历至天启初年，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崇祯无关，但对明朝整个朝政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三大案由此派出出来的问题，同样是万历与天启这两位皇帝留给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又一笔债务。
这三起案子源头在于明神宗朱翊钧在皇位继承权上的昏昧举动。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按照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这种争论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最后，终于还是以皇帝妥协为结束，是之为“国本之争”。
三大案就是在国本之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明神宗处理不好的家事，后来引发了极大后患。万历四十三年，先出现梃击案，这是针对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有意识的刺杀行动。一名叫张差的人进宫手持棍棒行凶，被当场抓获后由此牵连到了郑贵妃与福王朱常洵，朝中大臣对此事的态度分成两派，但因万历皇帝不愿深究，此事在几次廷审后不了了之。此后又现了红丸案，这是在万历死后、太子朱常洛刚刚继位后发生的事情，又是针对新皇帝朱常洛的行动。郑贵妃送给新皇帝几位美女，因耽于酒色，朱常洛病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结果这一粒红丸就要了这位短命皇帝的命，朱常洛死后，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暗中下的手，朝中再起纷争，但终于还是未揭明真相。再往后，又发生移宫案，主要是针对一手带大朱常洛长子——后来成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李选待（因为当时朱常洛有两个妃子，一在东宫，一在西宫，都姓李，故而这两人被称为东李西李，这位选侍是西李），朱常洛死后，这位西李不愿搬出正宫（即皇后有资格居住的乾清宫），想控制小皇帝，重新效仿当年郑贵妃专权旧事，由此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在东林党人的策划下，群臣逼朱由校将西李驱出乾清宫，移到了宫女居住的鸾宫。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有多少债可以重来（2）
这三大案的产生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神宗时期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暧昧不清和偏私情结，但真正卷进去的却是整个文官集团。在三大案中，文官集团绕着国本问题，后宫问题，皇权归属问题，与皇室中的各种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论激烈，斗争残酷，因东林党出力较大，成为党争中最大的派系。东林党人虽以清流自居，但在行事上仍然走党同伐异的路子，由此也为党争埋下了伏笔。这三大案之后，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形成了明显对立的格局，朝政内部围绕国本问题历经数年，始终斗争激烈。
从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唯恐臣子结党，后来杀功臣蓝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结党为由下的手，但他不曾料到，在他死后，党争依然是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到明朝晚期，营私结党已经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明朝的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是唯亲政治。党争的最直接后果，破坏了文臣内部正常运行的环境，甚至破坏了表面上的和谐。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党争削弱了文官集团的核心控制能力，而让皇权真正的落入到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的控制下。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给太监——这种后宫的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操纵一切变局的空间，因为真正亲近皇帝的人，不是铁骨铮铮的清流，而是他们。
后来魏忠贤当政后，三大案的翻案之风抬头，本来在这次国本之争中一直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天启帝此时已经由少年变成青年，突然间也“醒悟”，借三大案打击自己讨厌的文官势力。党争之战，再次掀起高潮。
天启对曾经维护了他利益的文官集团突然翻脸也是有原因的，即出于对政治的无兴趣，更是出自于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对复杂世事的本能的厌恶，及对党争之中乱哄哄的局面有意识的回避。天启信任魏忠贤，在某种程度是出于文官集团的深深厌烦。（这种厌恶与回避其实在崇祯身上也有，后面我们会提到。其实神宗也是如此，他后期如此的厌烦张居正，其实是厌烦整个文官集团，以至于最后竟然几十年不上朝。他们爷孙几人，尽管性格迥异，但在这一点竟然惊人地相似，这不能不体现出明朝政治中极为令人不安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他转向后宫深处，做木匠活去了。天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比万历还要低调，但这对于一个最高政治决策者来说，绝非好事，由此，大权旁落于司礼太监魏忠贤之手。在这时，党争的阵营出现了变化，几乎完全呈二元对立的状态——即，亲魏势力与反魏势力。这两大阵营的斗争成为明朝政治与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内容，内部的腐烂愈加深重。这种腐烂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各层面，甚至影响到了边关。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卷入了新一轮的争斗中，亲魏的将领步步高升，不亲魏的将领屡遭构陷，被构陷的人当中也包括当时最有能力的将领熊廷弼、孙承宗，后金势力乘虚而入，边关的溃败之势已经无可阻挡了。
崇祯上台后，除掉了大权在握的权奸，但是，这些历史留下的巨债，一个也没有因此卸掉。而这些债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债务链，直接导致整个国家的运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的问题中：一是土地被大量兼并，财富过度集中，由此派生出流民问题，这是他爷爷神宗留下的，二是连年征战，军费耗尽，而因为多年党争，无人抓经济，财政匮败，由此派生的军队长年欠饷问题，这是他哥哥熹宗留下来的。于是战事越来越紧，辽东前线的敌人越来越难消灭。三是，天灾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由此派生的是民力衰竭，资源匮尽问题。这是他上朝以后新出现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崇祯。当然，作为一个最高领袖，他当然要积极想办法解决。但崇祯不久就出现了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后来伴随了他一生，因为他发现，他唯一能倚仗的力量，就是明朝自建朝以来持续了多年的文官集团势力。而这种势力是他无力操纵的�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