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出局 透资(独家全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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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大跃眼里是个女人了。二是胡娅沁送给聂大跃一双劳保皮鞋，是只有矿上的职工才发的那种翻毛劳保皮鞋。这种劳保皮鞋外面是买不到的，在当时的城关镇，穿这种皮鞋是受人尊敬的。
　　显然是这双劳保皮鞋太具有象征意义了，令聂大跃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必须自己先开口的责任。这时候，连聂大跃的母亲都问：“这么好的鞋子是谁给你的？”聂大跃实话实说。母亲虽然还没有见过胡娅沁的面，但是就凭这双劳保皮鞋，就能够断定胡娅沁是个好姑娘，不仅现在是好姑娘，而且将来还一定是一个好儿媳妇。于是，母亲张罗着让聂大跃把胡娅沁带回来吃饭。等到饭吃完了，关系也就基本上挑明了。
　　那时候交通不如现在方便，胡娅沁大约一个月才能回矿上一次，于是聂大跃的母亲就经常让儿子带胡娅沁到家里来吃饭。理由是农机厂食堂伙食太差，你们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加强营养。
　　逢周末，母亲还极力挽留胡娅沁住在家里，好在那时候人不娇气，胡娅沁与聂小雨合睡一小床也凑合。刚开始胡娅沁还不是太愿意，再晚了也要聂大跃送她回农机厂宿舍，常常是星期六晚上送过去，星期天早上又接回来，最后弄得胡娅沁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只好留宿。
　　本来聂大跃和胡娅沁的关系是在健康发展的，但是由于突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差一点将他们的因缘断送。
　　那时候突然刮起了顶职风，就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只要提前退休，就可以由其子女中的一个顶职进去。这个风当时刮得非常凶，居然从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刮到小小的岳洲县。可怜天下父母心，一时间，很多本来年龄还没有到退休界限的父母，为了能使自己的子女进国营单位，纷纷提前退休。这股风对聂大跃影响不大，因为聂大跃的母亲在街道小厂糊火柴盒，父亲在搬运公司搞装卸，父母的单位都不如聂大跃的农机厂，白给都不进，根本就不存在顶职的问题，至于他的妹妹聂小雨，那时候刚刚上小学，还早着呢，想顶也不够年龄。但是，这件事情很快还是影响到了聂大跃，因为胡娅沁的母亲准备让她顶职。因为这时候国家对知识分子很重视，矿上承诺，即使她母亲提前退休，矿上也还是返聘她，返聘工资加退休工资并不低于原工资，等于是白给她女儿胡娅沁一个进矿上的名额，白给能不要吗？
　　聂大跃对于胡娅沁顶职的事情还是蛮高兴的，事情是明摆着的，矿上比农机厂好。聂大跃从小就知道矿上好。小时候他们家邻居有个亲戚是老雁窝的，后来被征收到矿上，神气得不得了，每次矿上的亲戚来县城，带上几个矿上职工食堂特有的又白又大的馒头，邻居家都要给聂大跃家送两个，聂大跃一个，聂小雨一个，兄妹俩几天都舍不得吃，看着就高兴。与胡娅沁搞上对象后，聂大跃父母在大杂院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每逢周末，母亲从外面买菜回来，总是一路谈笑风生，一路打招呼，告诉人家今天儿子的对象要来，所以要多买几个菜，并且从来都不忘记加上一句：她家住的远，在矿上，所以只好到我们家过礼拜。那时候，“矿上”就是一种身份，邻居们只要听说何家未来的儿媳妇是矿上的，立刻就另眼相看，不仅对胡娅沁另眼相看，对聂大跃全家都高看一眼。在这种情况下，聂大跃当然希望胡娅沁能顶职，只要顶职，胡娅沁就能从矿上家属变成矿上职工，对胡娅沁当然是好事情，况且，胡娅沁顶职之后，聂大跃自己也水涨船高，从矿上“家属的家属”直接变成“家属”。但是，聂大跃的母亲并不高兴。母亲说：是不是等结了婚才去顶职？
　　聂大跃觉得母亲很愚昧，顶职是能等的吗？再说结了婚还能顶职吗？
　　可母亲的愚昧不是没有道理的。
　　胡娅沁在农机厂的时候，几乎住到了聂大跃家，虽然那时候人规矩，生米并不能随便做成熟饭，但是相当于米已经下到了锅里面，只要点把火，煮成熟饭是早晚的事情。事实上，那时候聂大跃与胡娅沁之间亲热的举动还是有的，按照当时岳洲人的土话，“谈恋爱就是摸摸捏捏”。尽管胡娅沁天生发育不是很好，但即使是平坦的胸部，对当时的聂大跃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有一次他们在这种“摸摸捏捏”的过程中，聂大跃也表示怀疑过，虽然没有明说，但大意还是表达出来：怎么你没有*？胡娅沁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妈讲了，结婚以后就好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谈到“结婚”，可见，如果再发展下去，离“熟饭”还远吗？但是自从胡娅沁顶职回到矿上之后，就是第一个月来了一次，以后几乎没有再来过。
　　胡娅沁不来聂大跃就去。有时候是聂大跃自己想去的，有时候是他母亲催着他去的。
　　聂大跃是骑自行车去的。从城关到矿上，去的时候是上坡，很累，回来的时候虽然是下坡，但是如果天晚了就非常不安全。所以聂大跃是很希望像以前胡娅沁到他家一样，星期六下午去，星期天下午回来。但是胡家人对聂大跃的态度可比不上何家人对胡娅沁的态度，每次一吃过晚饭，胡娅沁母亲就催着聂大跃赶快上路，说天黑了不安全。听起来像是关心，但要是真关心为什么不留聂大跃住下呢？既然不能住下，那么聂大跃就只能早出晚归，这样，他和胡娅沁连拉一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了，而如果双方连拉一下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恋爱还叫恋爱吗？

高位出局　透资9（2）
聂大跃不傻，他感觉到了。
　　聂大跃就对胡娅沁说：“我们结婚吧。结了婚，我就可以星期六来，星期天再回去。”
　　胡娅沁不说话，淌眼泪。
　　“为什么？”聂大跃问。
　　胡娅沁还是不说话，继续淌眼泪，并伴随轻微的哽咽。
　　聂大跃再问。
　　胡娅沁说了：我父母希望你能考上大学。
　　这下轮到聂大跃不说话了。大学是那么好考的吗？聂大跃不是没有考过，回城之前，招生制度改革，聂大跃和胡娅沁都参加了高考，结果他们东方红人民公社那么多知识青年一个也没有考上，既然一个也都没有考上，怎么能要求聂大跃考上？这不是给聂大跃设计了一个他根本就无法逾越的障碍吗？
　　“如果考不上呢？”聂大跃问。
　　胡娅沁说：“不管考上考不上，先考了再说，起码要让我爸爸妈妈感觉你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吧。”
　　“好吧，”聂大跃说，“那我就试试。”
　　“不是试试，”胡娅沁说，“是争取考上，实在考不上是另外一回事。”
　　“那好吧。”聂大跃答应了。既然答应了，聂大跃就真的非常认真地复习起来。
　　在聂大跃认真复习的这些天里，他去矿上的次数明显少起来。许多年之后，回想起那一段时光，聂大跃对胡娅沁父母的要求既表示理解又觉得荒唐。表示理解的是：夫妻俩既然都是知识分子，就一个宝贝女儿，当然希望女婿也是一个大学生。觉得荒唐的是：就凭你们夫妇的态度和你女儿的条件，要是我聂大跃真的考上大学了，四年之后还会回头娶你女儿吗？聂大跃由此感悟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比较迂腐。
　　当时聂大跃和胡娅沁的感情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很显然，如果聂大跃考不上大学，胡娅沁十有*是不会嫁给他了，如果考上大学，他大概也不会再回头娶胡娅沁了。这就是说，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没有结婚的可能了。然而，事情往往就那么凑巧，这个时候，偏偏出现了第三种情况。
　　那一年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正好在岳洲开一个企业管理班，聂大跃虽然没有考上全日制大学，却考上了电视大学。
　　电视大学也是大学。胡娅沁父母没话说，同意他们结婚。
　　聂大跃当时想：这大概就是天意吧！
　　天意当初让他们结婚了，现在又打算让他们再离婚，看来天意也是随机应变的。
　　聂大跃和胡娅沁当初结婚以后的感情一直不是非常好，主要是长期不在一起。城关离矿上虽然只有几十里路，但是正因为只有几十里路，所以他们双方都没有探亲假，就老是处于实际分居状态。
　　三十几里路让胡娅沁跑是不合理的。那么就只有聂大跃跑。事实上，新婚期间的聂大跃道是经常去稀土矿的。但是骑自行车走三十里上坡到那里几乎把力气用得差不多了，加上在岳父岳母家不比自己家，一切都得小心谨慎，所以聂大跃的状态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差不多，疲软。男人一疲软了夫妻感情就危险了。特别是聂大跃对岳父岳母老是有一种畏惧心理，还不敢多来，来多了怕岳父岳母就会认为小伙子不好好上学，不求上进。本来就疲软，再加上不多来，这个婚姻能不危险嘛。
　　岳父岳母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情况也大抵如此。大学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尤其是这样。广播电视大学的特点是进门容易出门难，这一点聂大跃深有体会，以至于后来聂大跃在深圳自己当上老板后，在招聘人才时，他还偏重于招聘电视大学的毕业生，因为他知道，要把电视大学读出来，需要比普通大学更大的毅力。聂大跃自己当初就没有读下来。
　　没有读下来的聂大跃更觉得没有脸去见岳父岳母，没有脸去见岳父岳母就等于没有老婆了，因为老婆是跟岳父岳母住一起的。
　　一气之下，聂大跃上了火车，来到深圳。
　　聂大跃到了深圳之后才发现人才与文凭是两码事，至少在香港老板眼睛里是这样的。
　　聂大跃来到人才市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碰运气。但是他连电视大学的毕业证都没有拿到，这个运气也实在是太难碰了一点。正当他准备打道回俯的时候，运气来了，因为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明确写着“急招技术师傅”，聂大跃就是技术师傅，岳洲县农机厂的技术师傅。在岳洲，谁见到谁不是喊“师傅”呢？但是聂大跃的这个“师傅”与一般的师傅还不一样。聂大跃是真的有技术的。聂大跃虽然读书不行，但是干活不错，上中学的时候搞开门办学，那时候他就学会了车、钳、铆、焊、电，这一招在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曾经发挥过作用，回城到农机厂之后更是得到提升，做“技术师傅”绝对没有问题。
　　招聘人员对聂大跃进行了当场测试，顺利通过。
　　进了香港老板开的这间电话机厂之后，聂大跃很快就受到重用。香港老板姓黄，叫黄荣发。黄老板自己就是做技术工人出身的，对技术工人非常尊敬。事实上，当时在电话机厂帮着黄老板打理的那几个香港人也都是技术工人出身，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这些香港的技术工人叫“师傅”，别看听起来跟当时国内普遍称呼“张师傅李师傅”差不多，其实在香港“师傅”的地位相当高。在聂大跃来到这个厂之前，管理人员除了香港师傅外，就是国内的一些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厂里面被称做工程师，无论他们实际上有没有定工程师职称，反正都是叫“工程师”。在港资厂，工程师的地位低于“师傅”。没办法，不服不行，工程师的动手能力确实比“师傅”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高位出局　透资9（3）
在当时，生产电话机也能算得上是高科技，但是黄老板做的是来料加工业务，两头朝外，并不需要自己设计和计算，所以内地招聘来的大学生其实就是协助香港师傅管理，工程师的地位当然比“师傅”低。
　　香港师傅当时看不起大陆人，原因是大陆人技术太差。厂里面大学生也看不起香港人，原因是香港人没文化，连欧姆定律都不知道。黄老板一直想缓和这种矛盾，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聂大跃来了之后，这个矛盾才解开。
　　聂大跃来了之后把香港的师傅全部镇住了。聂大跃的动手能力比他们强。并且他还知道欧姆定律，知道公制与英制的相互换算。在黄老板眼睛里，他既是师傅，也是工程师。
　　黄老板请聂大跃吃饭，问：为什么你行他们不行？
　　“他们”指的是厂里的那些大学生。
　　聂大跃说：“你这里需要的是技术工人，不是工程师。”
　　黄老板瞪着大眼，没理解。
　　聂大跃进一步解释：“如果动手，把配件安装在一起，焊接上，技术工人比工程师强。”
　　这一下黄老板似乎听懂了，但很快又糊涂了，眼珠子转了一圈，说：“不对呀，我这里有你们大陆的很多技术工人呀，他们怎么也不行？”
　　聂大跃笑。黄老板问他笑什么。
　　聂大跃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技术工人，是农民，是农民就不是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一定是在城市里的，在工厂里的。”
　　聂大跃的话要是放在今天或许有点绝对了，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确实是这样的。技术工人首先是工人，如果连工人都不是，怎么能说是“技术工人”？而在当时，“工人”肯定是城市人，农村人不叫“工人”，叫“农民”。
　　黄老板琢磨了半天，问。“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城市的而是农村的呢？”
　　“看身份证。”聂大跃说。
　　“看身份证？”黄老板还是不理解，“身份证上面没有写着他原来是工人还是农民呀？”
　　聂大跃笑。
　　“你笑什么？”黄老板问。
　　“您看不出来，”聂大跃说，“但是我一看就知道。”
　　黄老板点点头，这下胜读十年书了。于是决定好钢用在刀刃上，立刻提拔聂大跃为主管，首先管人事。
　　在聂大跃当上主管之后，给胡娅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希望胡娅沁能跟他一起来深圳。
　　胡娅沁对聂大跃还是有感情的，事实上，任何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结发夫妻都是有感情基础的。胡娅沁后来还真的来的深圳，是请假来的，只呆了一个月就回去了。胡娅沁与聂大跃不一样，胡娅沁是矿上的人，舍不得轻易放弃这个好职业，再说胡娅沁感觉黄荣发的这个电话机厂比稀土矿差远了，连稀土矿的一个小车间都比不上，夫妻俩把一辈子的希望都押给它也太不理性了。于是胡娅沁到底还是回去了。回去以后的胡娅沁决定不辜负父母的殷切希望，继续埋头读书，终于获得了函授大学的大专文凭，也算是没有虚度年华。
　　取得大专文凭的胡娅沁并没有抛弃丈夫，但是也没有要孩子，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存在得不彻底，算是边缘状态吧，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让聂大跃有了自己的事业，很可能他们早就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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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出局　透资10（1）
聂大跃的机遇发生在1991年，深圳发行新股，凭身份证抽签，一个身份证只能购买一张申购表。聂大跃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一张表的中签机会太少了，于是他很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跟黄老板请假回去一次，理由是想老婆。
　　黄荣发是过来人，理解男人想老婆的滋味。于是劝聂大跃不要太死心眼，厂里面这么多打工妹，个个水灵，不如就近找一个做女朋友算了。黄荣发的意思大概是含蓄地说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不水灵，但是没有明说。聂大跃不说话，仍然说要回去，最后黄荣发只好答应他回岳洲探亲几日。
　　聂大跃因此就感到了资本家的人情味。在内地，无论是国营单位还是集体单位，“乱搞男女关系”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单位”的职能之一好像就是防止男女职工之间乱搞男女关系。因为国家的法律对“乱搞男女关系”好像还比较宽松，所以必须要单位这一环节来严防死守。那时候，如果像聂大跃这样在单位做一个主管，跟下面哪个女工有男女关系了，除非单位不知道，一旦知道，轻者行政处分，重则开除公职，要是赶上严打，送去劳改劳教也未必不可。所以，那时候的女孩子或者是女人甚至是自己的老婆，遇上这一类的事情，威胁男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闹到他单位去”。只要一说“闹到单位去”，男人马上就就范。现在倒好，作为“单位一把手”的黄荣发，竟然鼓动聂大跃在打工妹当中找一个相好的，聂大跃只能从正面理解，理解成是资本家的“人情味”。
　　聂大跃回去之后与父母和妹妹匆忙见了一面，丢下一些礼物，还没有让母亲看够，就赶到矿上，去见他的老婆胡娅沁。
　　聂大跃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是毕竟在深圳做了几年的主管，刚开始是主管人事，后来又管定单，现在更是管全面，而且他的半吊子电大管理专业和“师傅”般的动手能力，在黄荣发的港资厂居然得心应手，实际已经成为几百号人工厂的“二把手”。这些年不但赚了一些钱，而且自信心更增添不少，所以，再去见岳父岳母也没了往日的胆怯，相反，倒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慷慨。
　　见到夫人，却发现胡娅沁已经有了变化。而且是由外至内的彻底变化。
　　从外部看，胡娅沁架起了一副眼镜，很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从内部看，平坦的胸部上居然拱了起来。聂大跃非常惊喜，打开一看，原来拱起的不是乳房，而是海面垫子。尽管如此，看上去比以前好多了，倒是胡娅沁自己不好意思，说：“听说生了孩子就好了。”虽然不能肯定这话能当真，但聂大跃还是决定尝试一次，于是，他们共同努力，争取完成这项早就该完成的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任务。
　　大约是心中有底气的缘故，更有可能是现在交通发达了，聂大跃从城关到稀土矿有直达的中巴，不需要骑自行车，没有被累“疲软”，总之，这一次他与胡娅沁“配合”得相当成功。在“配合”过程中，聂大跃非但没有小心谨慎，而且故意弄出响声，恨不能让岳父岳母听清楚。
　　这是聂大跃结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理直气壮行使自己作为丈夫的权力，因此行使得彻底，行使的畅快淋漓。在这个过程中，聂大跃突然体味到为什么夫妻双方互称“配偶”了。原来意义在这里。配偶的关键字是“配”，*的“配”。
　　完成“配合”任务之后，聂大跃回到已经阔别多年的东方红人民公社。尽管人民公社早就撤消了，但是“东头”这个称呼依旧。聂大跃在火车站租了一辆小面包，直奔当年他插队的那个村。
　　聂大跃现在虽然算不上大款，但是算个“小款”绰绰有余。
　　村里面见聂大跃是包着车来的，见面之后又是烟又是酒又是糖，于是活也不做了，全部集中到队长家。按乡下的规矩，见面有份。
　　聂大跃说明来意。当然，他说的笼统，就说是要身份证办公司用，没有具体地说是要拿去抽签买股票。老队长见聂大跃专门孝敬给他的那一条香烟和两瓶烧酒，当场就掏出自己和老伴的身份证，递给聂大跃，说：“拿去，反正我要了也没有用。”
　　聂大跃接过来，又递上五十块钱。
　　“这是什么意思？”老队长问。好像有点不高兴，嫌聂大跃见外了。或者是假装嫌聂大跃见外。
　　“不是见外，”聂大跃说，“身份证您还是要有的，去乡里面补办一张，就说原来这个丢了，办一张六块钱。”
　　“那也用不了这多呀。”
　　“剩下的您老留着喝酒。”
　　村民见有利可图，奉贤踊跃，恨就恨消息突然，否则应该事先应该把亲戚朋友的身份证多收集一些，说不定还能发笔财。
　　当天下午，聂大跃就收集了一百多张，身上没敢一次带那么多钱，要不然还能再收一些。第二天在城关叫了以前的两个同学陪着来，直到把钱用光为止。
　　这几百张身份证后来全部参加抽签，为聂大跃带来了几十万的收益。其实当时他手中没有那么多的钱，还被迫卖掉一些中签表格，否则赚得更多。
　　人的思想其实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因为人的思想最容易受金钱的左右，身上的钱多了，思想就要发生变化。
　　有了钱之后，聂大跃就不满足于在黄荣发手下做“二把手”了，因为这是私营企业，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的距离太大，所以他想到了自己当老板。

高位出局　透资10（2）
干些什么呢？当老板其实太容易了，如果成立公司是当老板的标志，那么只要花上几千块钱，立马就有中介机构帮你实现愿望。如果说有间办公室就是当老板的标志，那更容易，连中介机构都可以免了，直接租房子买家具，自己给自己按一个老板台，当场就像大老板。其实也不仅是“像”，深圳还真有人这么做老板的。但是聂大跃要当的不是这样的老板，或许他是劳苦命，这样的老板他也做不了。
　　聂大跃当初的思想还局限在他那个圈子之内。
　　聂大跃找黄老板商量，希望自己开一个专门生产电话机塑料壳的工厂。
　　在聂大跃给黄荣发打工的这几年里面，中国的电信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在中国，电话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眨眼，仅仅几年就变成老百姓家的日常用品了。黄荣发原来那个完全是两头在外的电话机厂，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电话机生产企业。受着香港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深圳的企业与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不一样。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大企业是大而全，小企业是小而全，不仅各个生产环节一个不少，甚至连学校、医院、幼儿园都包括在内。深圳不是，深圳的企业不仅是“纯企业”，而且是协作型的，或者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深圳的大多数企业是相当于把内地的企业按每个车间每个工序分开，独立地建一个一个的工厂，分工合作，专业生产，以市场为纽带，以利益为中心，共同发展。很多年之后，中国的国企改革提出“化小核算单位，实行内部银行化管理”等等，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聂大跃找黄荣发商量，他自己开一个塑胶厂，专门为黄老板生产配套的塑料机壳。
　　聂大跃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谓恰倒好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生产的电话机老是遭到客户的投诉，主要原因就是出在机壳上。聂大跃曾经陪着黄荣发多次跟供货商交涉，但是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现在电话机产量激增，深圳生产的电话机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而且供应国外市场，一时间电话机塑料壳供不应求，于是塑胶厂对客户的投诉并不像以前那样上心。前段时间，聂大跃还曾经跟老板建议：不行我们自己上一个塑胶厂？老板考虑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因为老板自己不懂塑胶生产，特别是开模，需要用到点火花和线切割，老板更是一窍不通，如果硬着头皮上，将来这一块必须全部依靠聂大跃，对于老板来说，如果某一项业务完全依靠下面一个打工的，那将是相当危险的。黄荣发对于怎么开模不懂，但是对于怎么当老板他比聂大跃懂，所以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当聂大跃将自己开塑胶厂的想法告诉黄荣发之后，黄荣发问：你让我帮什么忙？
　　聂大跃说：第一是租用你那两跨厂房，租金用货款抵。
　　“没问题。”黄荣发说，“第二呢？”
　　“第二是我只能付注塑机一半的款，所以需要你担保一下。”聂大跃说。
　　黄老板没有说话，他在想。
　　“反正我的一切都是在你厂里面，跑不了。”聂大跃说。
　　“那也是有风险的呀。”黄老板说，“说‘跑’难听了。可要是你失败了呢？比如你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呢？那么我损失一点房租到无所谓，但是注塑机那一半的钱不是要我替你背着？”
　　“不会的。”聂大跃说，“您对我还不了解吗？没有把握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即使发生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还是我的损失比你大呀。”
　　“所以我说有风险的啦。”黄老板说。
　　“那您说怎么办吧。”聂大跃问。
　　黄荣发又不说话了。
　　聂大跃再问。
　　黄荣发说：“第一，你要用你的全部资产反担保，第二，厂房租金免了，我占百分之十股份。”
　　“反担保可以，”聂大跃说，“但是占股份不行。”
　　“为什么？”黄老板问。
　　“是你自己教我的。”
　　“我教你什么了？”
　　“你说过，”聂大跃说，“你说朋友宁可合用一个老婆，也不能合做一单生意。”
　　“哈哈哈哈…”黄荣发大笑，笑够了之后，黄老板问：“假如我不答应呢？”
　　这一次该聂大跃笑了。聂大跃笑得没有那么张扬。笑过之后，聂大跃说：“我马上辞职，找其他老板合作。”
　　“好！”黄荣发说，“我放心了。做老板就是要有信心有决心有原则，该让步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让步，该坚持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你已经具备了做老板的素质。你肯定会做的比我更好！”
　　在聂大跃创业最关键的时刻，黄老板支持了他。其实幸亏黄老板支持了他，如果黄老板没有支持他，聂大跃当初有可能放弃。因为恰好在哪个时候，胡娅沁告诉聂大跃：她怀孕了。另外他妹妹聂小雨高考达到大专分数线，如果要上本科，也需要一笔钱。要不是黄老板支持，聂大跃的钱可能用在其他地方了。
　　黄荣发不仅在关键的时刻支持了聂大跃，而且他关于聂大跃的预言十分正确。事实上，聂大跃很快就青出于蓝胜于蓝，到1995年前后，深圳电话生产已经进入微利阶段，聂大跃比黄老板早一步看清楚市场发生的微妙变化，率先转产搞起了VCD，就是杜治洪后来在联宜会上说的那个“安视”牌产品。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黄荣发的电话机生产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加上对回归之后的政策不放心，决定移民新加坡，干脆将整个工厂兑给聂大跃，使聂大跃第一次拥有了厂房属于自己的工厂。胡娅沁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与聂大跃离婚的，理由是她怀疑聂大跃在深圳有了别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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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出局　透资11（1）
虽然是胡娅沁首先提出的，但也未必不合聂大跃的心意。说实话，最后似乎是聂大跃占据了主动。
　　他们夫妻的关系相当一般。在聂大跃的眼睛里，他的老婆胡娅沁更是非常一般。不仅相貌一般，而且思想一般。不错，当初他们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是聂大跃主动的，但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并不代表聂大跃从骨子里喜欢胡娅沁这个人，加上当初胡娅沁头上罩着一个美丽的光环——“矿上”，更进一步调动了聂大跃及其全家的热情，现在，这个光环正日益失去往日的风采，加上聂大跃现在是深圳的大老板，本身光彩夺目，再耀眼的光环到他这里也不可能在显示当年的威力，所以，他现在对胡娅沁的认识也就回归真实了。即便如此，如果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岳父岳母不是设置那么多的障碍，不是那么伤害聂大跃的尊严，或者如果在聂大跃去深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