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阅兵-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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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经周恩来推荐，考入广东航空学校学飞行。5月，他作为广东航空学校的优秀飞行学员，被派往苏联第三航空学校学习。1930年1月毕业后，在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服役，担任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长，团领航主任，准校军衔。
　　为了更多地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于1932年12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在这里，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毕业设计时，他成功地设计了1架侦察机和1台飞机发动机。虽然没有达到制造的水平，但还是受到了专家教授的表扬，并获得了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常乾坤在苏联再也坐不住了。他几次跑到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处，强烈要求回国参战报效祖国。直到次年3月，共产国际才批准他的请求。
　　任弼时找常乾坤谈话后，又亲自把他送到车站。他###异常，没来得及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踏上归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这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通过与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关系，抽调43名党员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修理。
　　常乾坤到迪化后，组织上准备让他到航空队当教官。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盛世才改变了对###的态度，不同意常乾坤等到航空队任教，原计划开办的第4期飞行班也不再招收###学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懂4国语言的军委航空局长与南苑飞行队（2）
后来，###中央决定在迪化办一个航空理论训练班，集训原准备进航空队第4期学习飞行的同志。常乾坤负责讲授飞行原理。他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除讲课外，他还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空中领航学》等教材。这些教材，不仅解决了当时教学的急需，也为日后空军创建航空学校，培养飞行技术人才提供了资料和教材。
　　1940年12月，常乾坤等奉命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办航空尚提不到议事日程，然而他从长远着眼，还是向###中央呈报了一份建议：可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以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
　　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很有远见卓识。
　　1941年2月，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等的建议和延安当时的条件，做出了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内称军委航空学校）的决定，校址选在延安以北的安塞县，并指定由常乾坤负责筹备工作。3月6日，常乾坤被任命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3月10日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有100多名学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常乾坤等人。
　　一天清晨，时任第18集团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对常乾坤说：“枣园来电话，叫你和王弼同志去，可能是商谈在东北办航校的事。”
　　常乾坤、王弼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早饭都顾不得吃，就急忙赶到枣园。
　　上午10时左右，常乾坤、王弼走进了任弼时的窑洞。
　　任弼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你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创办一所航空学校。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
　　常乾坤掩饰不了内心地激动：“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吃午饭时，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常乾坤、王弼：“这次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又亲切接见了常乾坤、王弼等人。
　　10月15日，常乾坤一行20余人起程赴东北时，周恩来亲自送行，并对常乾坤等人说：“你们是放出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
　　常乾坤等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的心情，告别延安，踏上了征途。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等终于到达冰天雪地的辽西阜新。
　　1946年3月1日，东北###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
　　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5月，航校转移牡丹江，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懂4国语言的军委航空局长与南苑飞行队（3）
常乾坤等历尽千辛万苦，3年被迫5次全校大搬迁，赤手空拳办航校——
　　没有飞机和航空器材，就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四处搜集、修理日伪军散留下来的破旧“家什”。
　　没有汽油，就试验或自制酒精代替发动机燃料。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接飞99式高级教练机。
　　转移时没有火车、汽车运输，就用牛马大车拉着破旧飞机转场……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克服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把航校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3年共培养出各类空勤人员560人。
　　1949年3月上旬，常乾坤、王弼奉命前往西柏坡汇报东北老航校的创办情况。
　　当毛泽东得知航校已培养出500多名空勤人员时，高兴得连声称赞：“了不起！了不起！”
　　周恩来也夸奖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
　　常乾坤汇报完航校走过的历程和现有飞机装备时，毛泽东又高兴地说了起来：“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听了毛泽东的话，常乾坤不禁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提到过的建立空军的事。当时，曾有人向毛泽东建议成立航空队，让苏联援助飞机。
　　毛泽东诙谐地回答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飞机要烧汽油，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仅仅过了3年，成立空军就摆上了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军委航空局。
　　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局正式宣告成立，开始办公。地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
　　军委航空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
　　6月2日左右，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召见常乾坤。
　　在简要询问了军委航空局的工作后，周恩来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罗瑞卿同志负责，来自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把力呢？”
　　常乾坤回答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队。”
　　周恩来听到常乾坤的肯定答复，非常高兴，让他“回去拟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并且一并嘱咐“要争取时间。”
　　返回后，常乾坤即着手组建战斗飞行队的工作。他让方华和邢海帆火速起程去东北老航校，考察、选调飞机、航材及空勤人员，同时学习战斗机驾驶技术。
　　6月4日，方华和邢海帆匆匆登上去东北的火车。到哈尔滨后，方华即去老航校牡丹江大队部办理相关手续，邢海帆则在哈尔滨招待所里等候。下旬，他们抵达长春市老航校校部，向校首长汇报了北平航空接收组入关以来工作情况，以及他们此行的使命和任务。　。。

懂4国语言的军委航空局长与南苑飞行队（4）
7月初，方华、邢海帆来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
　　老航校新成立的美国P—51“野马”战斗机训练队就设在这里。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的是驾驶“野马”战斗机起义的杨培光，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野马”战斗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修理，经试飞合格后，交付公主岭训练队，为成立战斗飞行队做准备。
　　方华和邢海帆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尽快掌握与恢复“野马”战斗机的飞行技术。方华过去只飞过苏联战斗机，美国战斗机从未飞过，必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虽是“野马”战斗机“老驭手”，但也有一段时间未飞行，也需要恢复技术，更负有帮助方华完成改装训练的任务。
　　到达公主岭第二天，方华和邢海帆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机场，进行恢复技术和改装训练。
　　方华跨入“野马”战斗机座舱实习，邢海帆为他详细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时，机场的正常飞行训练即将结束，空中最后1架飞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当方华刚跨出座舱，走下飞机，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全神贯注地观看最后1架飞机的着陆动作时，负责训练的杨培光没有注意到滑行道口有人，即开动停机线上的1架“野马”战斗机滑向滑行道口。
　　邢海帆还没有走下飞机，见状大声惊叫，但被轰鸣的发动机声所淹没，无济于事。顷刻之间，眼看着方华被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血溅跑道，惨不忍睹。
　　这次意外事故给新中国正在起步的航空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方华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红军、深受部属尊敬的好领导。他从小参加革命，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新疆学习飞行技术，历经磨难才回到延安，之后又参与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工作。
　　对方华的意外殉难，常乾坤深感悲痛，并决定邢海帆暂时留在公主岭，具体负责“野马”战斗机的飞行训练工作。
　　此时，常乾坤完成了成立北平战斗飞行队的报告，并于7月7日呈报中央军委。
　　8月15日，飞行队在南苑机场正式成立，队长徐兆文。这个职务原本是由方华兼任的。
　　8月下旬的一天，常乾坤带方槐（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油江（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等，参加聂荣臻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北平市均派领导参加。
　　聂荣臻传达了###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华北军区和北平市有关情况的汇报。
　　之后，聂荣臻把目光集中在常乾坤身上：“你们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懂4国语言的军委航空局长与南苑飞行队（5）
常乾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
　　聂荣臻听了十分高兴，要求常乾坤回去后很好地准备。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又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航空局的飞机、设备及飞行员的情况，参加受阅飞行有没有困难。他让常乾坤“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当晚，常乾坤在军委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局机关、华北军区航空处、南苑飞行队等单位领导出席。常乾坤传达了聂荣臻的指示，强调了受阅飞行的意义，讨论了受阅飞行的计划安排，明确了各单位的任务分工。他要求大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受阅飞行上来，积极、认真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中央军委一声令下，飞行队即能进行受阅飞行。
　　那时，作为一个军种，人民空军还没有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没有先例的受阅飞行，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空中受阅飞行，既要求飞行技术过得硬，更要求政治上纯洁可靠，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风险最大的关键问题。飞行队百分之八十多的空勤人员，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或是北平解放后报到的旧航空人员，要正视这个现实。常乾坤作为军委航空局的“第一责任人”，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费尽了心血。
　　没想到，这时又出了个意外情况。
　　飞行队成立后没几天，徐兆文在进行训练时，因飞机故障跳伞，双脚被高粱茬子扎伤，短期难以痊愈。
　　常乾坤急忙致电邢海帆，速返北平，越快越好。
　　邢海帆接到电报，预感到飞行队又出了事，不敢耽搁，三言两语交代完工作，就急匆匆赶往沈阳东塔机场，驾驶1架修好的“野马”战斗机飞赴北平。
　　当邢海帆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坪上停放着各型飞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感到很振奋。仅仅两个月时间，南苑机场就今非昔比，只是物是人非，一同北上的方华意外殉难，又不禁让他增添了几多伤感。
　　南苑飞行队的起步真是“难”哟！
　　邢海帆刚在队部坐下，常乾坤就匆匆赶到了。
　　飞行队还未展翅蓝天，就损失了他两员领兵大将，这让常乾坤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北平防空任务艰苦，开国阅兵时间临近，飞行队不能再出意外了，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邢海帆身上。
　　常乾坤向邢海帆了解东北之行的情况，当面宣布了军委航空局的决定：“鉴于徐兆文跳伞受伤，短期不能伤愈，组织上决定由你代理飞行队队长，同时担任受阅飞行总领队。”常乾坤要求邢海帆迅速挑起飞行队长的担子，抓紧抓好飞行队的训练和战备值班，做好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准备工作。
　　飞行队临阵易将，常乾坤多少有些不放心。他经常亲临南苑机场，指导、检查飞行训练，还主持了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的沙盘作业，将飞机按受阅飞行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掌握判断、修正偏差的要领，然后进行空中预练和预演。
　　10月1日凌晨5时，受阅飞行员进入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
　　常乾坤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飞行中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
　　16时，受阅总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军区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中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
　　1个月后，即11月11日，人民空军在北京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同时撤销。
　　常乾坤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
　　1951年3月，常乾坤担任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员，主要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1973年5月20日，常乾坤因病逝世，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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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受阅飞机“带弹飞行”的历史真相（1）
开国大典定在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返航了。
　　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防御方案——
　　防空部队如何部署？
　　首长安全如何保护？
　　###队伍如何疏散？
　　等等。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对此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具体，设想了各种可能的实施方案。
　　比如，如果受阅时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至少需要一个小时，随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所有这些方案，都绘制了详尽的作战地图，并且进行了演练。
　　为保证受阅飞机编队的正常飞行，北平的上空当天处于净空的状态。除受阅的飞机外，不准任何飞机使用北平的空中航线。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在机场值班待命，随时可以升空作战。
　　由于当时没有雷达监视报警系统，军委航空局不得不在华北地区和所在已经解放的地方，派出专人建立对空监察哨，组成肉眼防空通信网。一旦有情况，便把各地的情报传递到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地面指挥部。核定情报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尽管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对北平的防空，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天上、地上也都部署到位，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
　　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得知，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
　　两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飞行员分别是：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左僚机飞行员阎磊。

揭开受阅飞机“带弹飞行”的历史真相（2）
两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分别是：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
　　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阎磊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们4个人的共同心声：“这在当时的空中受阅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为了保证受阅安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带弹通过检阅台，而他们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带弹受阅飞行”，是方槐出的“点子”，他当时在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担任处长职务，具体负责制定受阅飞行计划。50年后，方老揭开了“带弹受阅飞行”的历史真相。方老回忆说——
　　当时的飞机都在东北，都在东北老航校里头。在那里恢复技术，在那里培养新的飞行员。也是够忙的，够紧张的。
　　成立于3年前的东北老航校，是我军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飞行训练基地，堪称中国空军的摇篮。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飞行人员几乎都出自这所学校。由于当时航校已经没有多余的飞机，我只好从航校调来了机务人员，对南苑机场的旧飞机进行改造、维修。
　　起义来的飞机里头，有几架是比较好的，飞的时间不多。有的是时限到了的，得更换器材，甚至是更换主要部分。这就要求机务人员多吃点苦头，加快维修的速度。
　　经过抢修试飞，最终能够参加编队飞行的，有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轰炸机，3架C…46运输机，两架教练机和1架联络机，一共17架。
　　飞机虽然已经确定下来，但我却依然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就这么几架飞机，又要阅兵，又要值班，又要防空值班。我咋个安排计划嘛？反正是够困难的。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北平的防空安全，而为了能够参加受阅编队飞行，他们不得不动用这仅有的17架飞机。
　　当时，这个阅兵和战斗值班的矛盾确实很大。要值班，要防空。这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万一敌机来空袭，怎么办？
　　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后，向聂总（荣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个计划让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吃惊。我跟聂总说，要不就搞两架带弹的，带弹空中受阅，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按照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往往是不携带实弹的。带弹飞行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南苑飞行队的飞机性能并不十分稳定，都是缴获的嘛。
　　聂总当时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放置弹药，以防意外空袭。他说，这是个政治飞行，不是一般的，要是出了事故，你这个小家伙吃不了，我也受不了，不好交代哟。他说这个事情时讲得很紧张，我也感受到了他心里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决心不好下哩。
　　带弹飞行的方案，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然而，这是一个十分绝密的计划。对于这件事情，除了当年带弹飞行的4名飞行员外，飞行队的其他人员包括队长邢海帆都不知道，知情的也就六七个人。4名飞行员，聂总、常局长，还有就是我。周总理是不是知道？聂总没有说。
　　第一次我提出带弹时，在座的有好几个人，可最后到底带没带，哪几架带了，这几个人就不知道了。直到若干年后，带弹的事才逐渐浮出了水面。
　　方槐原名赖芳槐，1917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西于都——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地方，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1934年随红一方面长征，曾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为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飞行大队长，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他是受阅飞行梯队第6分队分队长兼长机，驾驶美国L…5“步哨”联络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一字之别，是大有讲究的。
　　简单地说，“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
　　子弹与炸弹完全是两码事。
　　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两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受阅飞机“带子弹”而未“挂炸弹”，可见决策者还是心有余悸的，防止“万一”，又怕“万一”。
　　那天，阎磊、赵大海完成受阅任务后，即爬升到12000英尺（约3700千米），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受阅任务完成，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着落。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领头雁”（1）
参加开国大典的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在这些人当中，第5分队分队长兼长机刘善本堪称“领头雁”。
　　1946年6月26日，即将接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的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驾机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先例。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架飞机、近百人驾机起义。周恩来多次称赞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带头人”。
　　刘善本，1915年1月25日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泊庄（今属昌乐县）。1932年秋，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35年，高中毕业后，面对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局，他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考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第8期学习飞行，开始学驱逐科，后改学轰炸，是同期飞行学员中的优等生。
　　航校原址设在杭州笕桥，七七事变后由杭州经洛阳、南昌等地，辗转到昆明。1938年毕业后，刘善本调到驻成都的国民党空军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大队——第8大队任飞行员。尽管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日军飞机在成都狂轰滥炸，然而第8大队却没有接到一次作战任务，经常驾着飞机跑警报。
　　刘善本抗日有志，却报国无门，苦闷到了极点！
　　1943年，刘善本被选送美国道格拉斯航空学校，学习驾驶B—24型轰炸机技术。两年后，他驾驶B—24型轰炸机，横渡大西洋，踏上回国征途。在途经卡拉奇时，接到了国民党当局要他们“就地待命”的指令，而且一“待”就是几个月，新飞机躺在露天停机坪上，风吹日晒雨淋，致使机身锈蚀斑斑。
　　到了“家门口”，却不让回“家”；日本鬼子在“咱家里”肆意侵害，却不让军人回“家”杀敌打鬼子，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刘善本百思不得其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刘善本万分###，幻想着用自己的飞行技术为祖国的和平建设效力了。恰在这时，他接到了“火速回国”的指令，便随空军第8大队由卡拉奇转场上海大场机场。
　　空军第8大队是借抗日之名组建起来的“拳头”部队。然而，抗战八年来，或常年在中国大西北备战，或远涉大洋前往美国训练，从未与日军交过手。如此养兵备战，刘善本心里始终有一个谜团。
　　刘善本踏上熟悉的国土，看到的不是和平建国的景象，而是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准备内战的紧张气氛。空军飞机不断地从四川、武汉等地把军队紧急空运北平，美国军舰在帮助国民党把大批军队运往东北，直觉告诉他：内战在即。
　　到上海后不久的一天，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来到空军第8大队，给全体空勤人员训话：“我们有40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美国还给了我们几百架作战飞机，三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领头雁”（2）
啊，原来如此！
　　刘善本心中的谜底揭开了：当民族敌人的刺刀架在脖子上时，国民党把他们阻在祖国大门之外，名为“留着建国用”，实际上是保存实力，留着打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他说：“八年抗战，人民涂炭，现在美蒋又要把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我堂堂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人民效死于抗击侵略者的疆场之上，却要被人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投掷炸弹，杀害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我决不干！”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善本决定驾机起义，飞向延安。
　　机会很快来了。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下令第8大队将驻昆明美军移交的无线电器材限6月23日前空运成都。刘善本参加了这次飞行，他决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