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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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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十六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国分裂。
——斯大林，于雅尔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导致了革命对西欧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 6年中，他们经常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许多人还因逃难、作苦力或被监禁而不得不离开家园。平民中被打死的达100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则达1500多万。这一伤亡数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数字的两倍，所蒙受的物质损失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物质损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 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的家园，战争给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助机构将1200多万“难民”遣送回国，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想革命。
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对整个欧洲的占领同样是决定性的。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是一种由莫斯科指挥的、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争年代中，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
两个月后，即 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在这一宪章中，他们以理想主义的措词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第二个月，美国和苏联又签订了《美…苏租借协定》；这两个协约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6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他们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这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应该指出，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这一国际机构紧跟在军队的后面，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它已分发了主要源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会更严重。
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象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的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战争初期，他们确制定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宪章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于 1941年8月14日在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签署。它规定，战后的世界应没有贫穷和恐惧，在这个世界中，未经有关民族同意不能改变领土现状，每个民族自己决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国家的经济机会均等，解除侵略国的武装。不幸的是，人们没有为明确地、切合实际地应用这些理想主义的原则去解决等待着和平结局的各种问题而作出什么努力。1943年，在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和德黑兰召开的会议都主要致力于军事战略，战后问题只是偶然地、笼统地被提及。
到 1944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正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驱使庄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为了应付战略形势不利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判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顺地遵循克里姆林宫会时的方针。如果这些共产党人知道斯大林满不在乎地处置他们的国家，他们是否还会如此与人方便呢？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总之，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铁托当时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一味顺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 11月7日，丘吉尔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说：“依照我的看法，在为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而向苏联付出我们的代价之后，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动用英国军队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欧领导的皇家希腊政府。”明确地说，丘吉尔的问题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以使国家政权转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给提了出来，但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这一争端促成了一场最终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该地区。
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应许希腊进行选举和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样，丘吉尔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会，举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的、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其中包括萨哈林岛南部、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以及与中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引起战后重大冲突的一个原团是未能就保证西方进入首都柏林这一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
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他的军队已解放并实际占领了这一地区。此外，西方盟国和苏联早些时候已同意，在战争结束之前，每个大国应对其军队在作战过程中所经过的那些地区的政治发展实行监督。正如美国一位代表詹姆斯· F，贝尔纳斯后来所说的那样：“问题不是我们将让苏联人做什么，而是我们能说服苏联人去做什么。”
假定是这种情况，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协议在纸面上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边界，苏联将得到经过修订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寇松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划定的，但随后被忽视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的领土；对于这一点，雅尔塔会议原则上一致同意，但推迟了作出最后的、明确的决定的时间。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一种明白的政策声明即《关于已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在理论上驳斥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虑。这一宣言使三大强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能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证通过自由选举尽快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政府的临时政府机构。……”
从表面上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是不重要的。事实证明，《宣言》是毫无意义的，是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美国照字义解释了这一宣言——即可以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没有势力范围。美国可以自由接受这种主张，因为前一年 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但是，英国对《宣言》有矛盾情绪，原因是莫斯科协定使它能确保它在希腊的地位。不过，《宣言》是诱人的，因为如果照字义去实施这一宣言，那就会使英国有机会去重新获得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放弃的地位。
相反，斯大林坚持莫斯科协定，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部队时，他完全保持沉默。在雅尔塔谈判期间，他明确地向丘吉尔保证说，丘吉尔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希腊政策。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尊重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首要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惊又愤怒．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
这一关系重大的争端在 191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下一个三国会议上变得十分清楚。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告诉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美国真诚地希望苏联能与友好的国家为邻，但我们认为，它们应寻求人民的友谊，而不是寻求某一政府的友谊。因此，我们希望这些政府能代表人民。”如果贝尔纳斯未察觉到他的建议从根本上说是矛盾的，斯大林准备以其粗暴的坦率开导他说：“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这还是以后的事。虽然在雅尔塔的对话很坦率、谈判很艰难，但会议总的来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所达成的决议在当时也受到了欢迎，被认为是合理的、极有价值的。当时，人们并不象某些人后来所声称的那样认为斯大林已得到了一个“赠品”。相反，人们普遍地对雅尔塔会议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大同盟的顶峰。
三、联合国
战时同盟国的合作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而再次表现出来。 1944年秋，在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四大“发起国”——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一拟定了联合国宪章的最初草案。在1945年4月至6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结束时，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的宪章，大约4个月后，波兰也签署了这一宪章。到1964年年底时，联合国会员国已增加到115个（1965年3月减为114个，当时印度尼西亚退出了联合国）。新会员国中有些是战时的敌人或中立国，但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亚非会员国在1964年时共有59个，而在1945年的51个创始会员国中，亚非会员国只有13个。
同前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建立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妥善处理国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一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
维护和平的任务主要交给安全理事会执行。安理会由 11个理事国组成。其中5个是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其他6个是非常任理事国，经理事会推荐，由大会选出，任期两年。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以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因为人们已认识到，只有大国意见一致时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安理会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广泛权力。它可以采用诸如调解或仲裁之类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强行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如果这些措施解决不了问题，安理会还有权“通过海、陆、空部队来采取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所必需的行动”。为此，宪章规定成立一支由各会员国提供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治安部时。当冷战的破坏性影响使这一部队无法成立时，联合国在朝鲜、苏伊士和刚果危机期间便依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军事部队来进行干涉活动。
冷战大大减小了安理会的作用，因为苏联对所有使它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的重大问题都行使了否决权。由于安理会不能发挥作用，联合国大会能扮演比原先所预定的更重要的角色，因为 1950年，大会被授予以下权力：在安理会因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而不能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时，大会有权考虑安理会的事务。还应该指出，亚非国家的加入改变了大会中的均势。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派代表参加大会，但每国只有一个投票权。重要问题的决议必须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其他问题上，有简单多数票就够了。由于亚非国家已开始构成全体会员国中的绝对多数，因此，它们的观点显然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这一理事会制定了种种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的人提供较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患疟疾的人，拯救占儿童总数 40％的、不满一岁就已死去的婴儿，教育占世界成年人总数一半的、不会读书写字的文盲。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了许多专门机构，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动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国联一样，它在执行维持和平这一主要任务方面却成绩时好时坏。它通过提供保持友好关系的媒介，帮助防止了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国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克什米尔这些地区的战争。但是，它未能阻止朝鲜、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即“灌木林火”战争。在 1962年的极度危险的古巴危机中，联合国也没有举行任何磋商会议。尤其在欧洲大陆，联合国被证明几乎是软弱无力的。在那里，冷战扩大了共产党集团和非共产党集团之间的鸿沟，这一鸿沟最后宽到不可逾越的程度。因此，各大国自行其是，组织了相对抗的安全防卫体系，对每次危机都独自作出反应。同国联一样，联合国的主要困难在于：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台解决争端的机器，但却不能下令使用这台机器．
四、和平条约
联合国成立两个月后，日本投降，远东的战争结束了。这时，获胜的同盟国能专心致志地筹建和平。它们的外交部长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进行了长期谈判。最后于 1947年2月顶日在巴黎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强迫战败国赔款，限制它们的军队，重新划分它们的边界。意大利将多德卡尼斯群岛让与希腊，将萨扎尼岛割给阿尔巴尼亚，将几块小飞地让与法国，将威尼斯朱利亚割给南斯拉夫，意大利还失去了的里雅斯特地区——这一地区被建立为“自由区”。当最后提到的这项安排直到1954年仍不能实行时，意大利便并吞了这座由意大利人占优势的的里雅斯特城，而南斯拉夫则占领了“自由区”周围的农村地区。意属非洲殖民地被置于英国的暂时托管之下，它们的最终地位有待以后决定。
在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将它占领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领土归还给了这两个国家，但它得到了它在 1919年丢失给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从1812年到1918年曾为俄国所占有）和布科维纳北部地区（主要由乌克兰人居住）让给了苏联，但它收复了战争期间曾为匈牙利所侵占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在东欧，还有一些不包括在卫星国条约内的领土变更，如：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手中获得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喀尔巴阡…拉瑟尼亚地区，并得到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尽管苏联对这些波罗的海国家提出主权要求的理由是它们原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但西方列强仍不愿正式承认苏联对它们的并吞。
与这些卫星国条约的条款同样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外交上的争论，它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和冷战的来临。这次谈判的气氛完全不同于雅尔塔会议上的气氛，苏朕力求为轴心国的那些现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卫星国获得有利的条款，而西方列强则因类似的原因而捍卫意大利的利益。到条约签署时，意大利已被接受为西方的军事盟国，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则已成为苏联的忠顺的卫星国。这些条约也许会因为承认了东欧的新的共产党政权而为以后的人们所记得。战争期间，丘吉尔时常宣称、他决不允许苏联的势力范围向西扩展到北起什切青、南到的里雅斯特的一条线上。然而，正是西方列强在巴黎签订和约时同意苏联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这条线上。这样做时，它们承认了欧洲的一种新的均势——在这一均势中，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布达佩斯与布拉格和华沙一起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巴黎和柏林。
五、东、西方冲突的根源
同盟国在签署卫星国条约之后未能马上与其他敌国缔结相应的条约。过了几年之后，才同日本和奥地利达成和平协议，但与德国的和约仍未签订。调解的中止反映了东、西方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和。这种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的巨大的权力真空来予以解释。这些真空在政治领域同在物质世界中一样是不自然的、暂时的。很明显，战争一结束它们就注定要被填补。问题仅在于由谁来填补、如何填补。
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到权力关系的根本性的再调整。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再调整也是难以作出的、充满危险的，正如拿破仑战争后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权力关系再调整的进行变得更复杂、更危险。
在远东，由于美国在对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并毫不犹豫地在和平解决及战后事务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形势变得很单纯。在欧洲问题却复杂得多。美国对它在欧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绪，因为美国人历来讨厌在和平时期卷入旧世界的事务。这种厌恶在美国民众的立即“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中表露出来——其实，这个任务完成得很迅速，战后不出两年，美国军队已从 1200万人减为150万人。
美国的决策者们以为，由联合国处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恢复这类较大的问题会抵消他们从欧洲的突然撤离。他们还以为，战争结束时在已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建立的临时政权很快就会为自由选举后产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们预计，随着苏联在东欧居支配地位、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居支配地位、法国在西欧居支配地位，随着所有战时的同盟国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国，旧世界会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这些设想一个一个地都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安理会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陷于瘫痪状态。在东欧，没有出现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是出现了苏联控制下的、略加伪装的工具——“人民民主国家”。所预计的欧洲均势也被打破了，因为英国和法国虽在名义上仍有“大国”的称号，但实际上已不是苏联的对手。
当美国正在撤离欧洲时，苏联却正在使自己在其东欧保护区内处于稳固地位。苏联的目标是：扩张领土，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额赔款，以帮助补偿毁灭性的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在东欧建立能防止西方进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由于苏联努力追求这些目标，便与西方列强发生了直接的、愈来愈尖锐的冲突。西方列强拚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认为它们代表苏联地方总督，而不代表有关国家的人民。作为答复，苏联人一再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有关希腊右派恐怖主义的报道；在希腊，雅典战役之后的各届政府都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正如詹姆斯·贝尔纳斯所说的那样；“每当苏联人遇到使他们烦恼或使他们处于守势的问题，总是从希腊收集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报道，发动反攻，这是他们标准的工作程序”。
东、西方在德国的冲突更为严重，因为东、西方在那里下的赌注更大。战争的结束使德国没有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地方官员，在东部甚至连地方官员也没有，因为他们在不断推进的苏联红军到达之前就已逃走了。为了占领德国，同盟国将它分为四个占领区：东区（苏占区）、西北区（英占区）、南区（美占区）及与法国接壤的、较小的西南区（法占区）。柏林也同样被划为四个区，为确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就设在这座城市里。
当占领国面对管理德国的具体问题时，它们发现各自的目标和政策根本不同。苏联人要求巨额赔款，还想进行一场将他们的占领区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革命——如果可能，他们还希望这场革命能将整个德国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为此，他们赞成建立一个能促进其最终的共产化、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德国。同苏联人一样，法国人也决意要索取大笔赔款，但他们愿意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他们认为，松散的联邦对法国安全的威胁较小。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法国人一样赞成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反对法国人和苏联人。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条件苛刻的“摩根索计划”，该计划是由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把德国改变成一个工业结构大为缩小的田园式国家。尽管这一目标在当时很诱人，但最终还是被放弃了，因为这一目标无法实现，除非让大多数德国人挨饿。当美国和英国发现必须将大量的粮食运入其人口稠密的占领区时，经济上的现实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大批德国难民已从东德和日耳曼少数民族在那里生活了数世纪之久的中东欧各地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占领区。为了供养人数已剧增的全体居民，伦敦和华盛顿认识到必须扩大而不是压缩德国的工业生产。苏联人的反应自然是对此表示怀疑和不满。
围绕赔偿问题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先前，在 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已一致同意苏联应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款，主要的办法就是提取德国的国外资产，拆除苏联占领区内的工业设备和西方占领区内不为当地经济所需要的工业设备。苏联人立即着手拆除东德的工厂，将工厂设备运回本国，同时还拿走了德国工厂当时的产品；后一种做法是违背波茨坦协定的，这也是苏联人不愿让他人检查东德经济的原因。作为报复，美国人和英国人于1946年5月停止将他们占领区内的赔款交给苏联，并一再提高所允许的德国工业的水平。1946年12月，英国人和美国人又采取了下一个行动，将他们的占领区合并成一个经济“双占区”。
到 1947年初时，对德国实行的四国管理已经失败。为了解决冲突，四巨头会议于1947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美国人和英国人坚决主张对德国实行经济统一，法国人和苏联人则表示反对。经过6周徒劳无益的争论之后，会议宣布休会。会议的失败连同此时宣布的“杜鲁门主义”一起被有些人认为是冷战开始的标志。
六、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随即到来的冷战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 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对希腊内战的干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出现。重新爆发内战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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