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全球通史-第7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二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法国由于农业与工业较平衡，受影响最小；这个国家的失业人数从未超过85万，不过，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农村地区相当大的未充分就业的人数（东欧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工人离开城市，回到已人口过剩的村庄，与他们的亲属共患难）。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成千上万的男人，甚至还有些女人，从东岸到西岸来来回回地“偷乘火车”，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为无别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则离开了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干旱尘暴区，前往加利福尼亚，正如约翰·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所描写的那样。
在英国，由于在整个 20世纪20年代中长期存在着失业，这时的形势变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在几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痛苦地将他们无目的的生活称作 “ 活地狱般的生活 ” 。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希望，变得听天由命起来： “ 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彩中奖的机会多些 ” 。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失望情绪更为严重，局势也更为紧张；所有这些最终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也许最悲惨的是东欧农民群众的命运。虽然他们以往一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但 1939年对一个颇能代表东南欧的地区 —— 南斯拉夫德里纳地区所作的调查报告揭示， 219279个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没有床，54。3％的家庭没有任何种类的厕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为地板。从人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希腊的婴儿死亡率（一年每一千个活产婴儿的死亡数）分别是183、144和99，而德国、英国、荷兰的婴儿死亡率分别是66、55和37。
政治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即便是资源丰富、有着政治稳定这一传统的美国，在这些年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思想和骚动：由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专家政治 —— 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成农业上的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主张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要求丰厚养老金的《汤森计划》；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等等。政治动乱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193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
这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发展大体上与美国相同。这两个国家虽然都遭到了政治风暴的袭击，但设法在其传统制度的范围内经受住了风暴。英国工党于 1929年6月开始执政，但它几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 “ 失业救济金 ” 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公司正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并拒绝考虑新的贷款，除非英国政府采取某些节约措施。 1931年8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屈服于这些压力，同意解散他的工党政府，领导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事实证明，这一政府与劳合·乔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联合政府一样，仅仅是为托利党的统治装门面，因为保守党人在内阁中仍占多数。虽然新政府的组成是为了挽救英镑，但它立刻放弃了金本位制，于是一英镑的价值从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采取的保护关税和对帝国成员国采取的限额优惠贸易待遇是与过去的又一决裂。三年后，年老多病的麦克唐纳辞职，让位于斯坦利·鲍德温，因此，英国这些年实际上是在保守党的统治下渡过的，虽然联合政府名义上依然存在。
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左派在 1932年的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爱德华·赫里欧如在1924年那样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内阁。这 — 次，这个左派内阁同样因不断增多的财政困难而逐渐遭到破坏。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如何对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赫里欧仅执政了 6个月，随后的其他4位总理也在短期内相继让位。1933年12月，最后的较量随着斯塔维斯基丑闻的败露而到来；斯塔维斯基是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公民，他伙同一家地方当铺发行欺骗性债券，据谣传，许多重要的官员和政界人物与此案有牵连。极右翼团体趁机在街上挑起骚乱，企图推翻共和国本身。尽管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的确迫使内阁于1934年2月辞职。一些保守党内阁相继执政，但没有一届内阁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决定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大萧条也直接地、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种种政治事件的进程。 1919年，随着《魏玛宪法》的正式通过，这里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在第一年中，这个新共和国除要对付君主主义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乱外，还得对付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和鲁尔的起义。动乱持续到1923年，这时，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因赔款纠纷占领了鲁尔。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席卷全国，消灭了各阶层的储蓄金。只是由于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议定和法意从鲁尔的撤军，德国才终于开始安定下来。在以后几年中，德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并加入国际联盟，它的经济也因美国的大量贷款而不断好转。
大萧条给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使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失业，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人赫尔曼·米勒总理领导，而总统则由年迈保守的战争英雄保尔·冯·兴登堡担任。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阁一样，德国的米勒内阁也因如何解决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争论而逐渐遭到破坏。左派赞成增加失业救济，右派则坚持削减经费和平衡预算。后者的方针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因为赤字财政的基本原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被制定出来。 1930年3月，米勒内阁被迫辞职，从那时起，德国由中间派和右派的政党统治。
起先，海因里希·布吕宁组织了一个联合政府，布吕宁是中央党的一位冷酷、严厉但却聪明、正直的成员，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谊。这位好心的爱国者的悲剧在于他为德国的民主政体挖掘了坟墓。由于缺乏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向宪法第 48条求助；该条款授权总统在紧急时刻颁布各种法令，这些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遭到国民议会多数票的明确否决。实际上，国民议会的确曾投票反对最初的紧急法令，但布吕宁通过说服兴登堡解散国民议会、下令于193O年9月举行新的选举进行了反击。布吕宁预计中间派和右派的各种政党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使他能以正规的议会方式治理这个国家。然而，选举却表明希特勒的国社党已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力量在兴起。
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位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由于缺乏才能，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 5年悲惨的生活 —— 这是据他自己说的，似乎言过其实了。他的悲惨境遇 —— 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 —— 连同毫无疑问的职业上的失败一起，有助于解释他这时所获得的热烈的信仰：仇恨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憎恶议会制政体，蔑视富裕的资产阶级及其“颓废的”文化。希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在那里，于 1914年进巴伐利亚团服役。虽然他在战争中作战勇敢，曾三次负伤并荣获令人羡慕的铁十字勋章，但显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因为尽管他专心服役，却也只升到下士为止。然而，在军队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军事训练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别方向的能力。
战争结束后，希特勒转而猛烈反对新魏玛共和国。“我认为现在的德国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国际猪圈。” 1919年，他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还详细说明了战败的德国怎样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君主”。“种族纯净”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关键：“一个在种族被毒化的时代里致力于培养其最优秀的种族成分的国家，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君主。”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 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000张选票，即占总票数的18。3％。这些似雪片般飞来的选票并非来自工人，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30年得到的席位比1928年时还多13席。希特勒这时正从在猛烈的经济风暴中拼命寻找避难所的各种中产阶级分子那里得到他新发现的支持。
纳粹党的政治纲领为小职员和破产的商人提供了安慰和希望。它要求废除不劳所得和“利息奴役制”、使所有托拉斯国有化、对大企业实行分红制、对高利贷者和好商处以死刑。同时，它还向所有爱国的德国人保证要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要迫害犹太人；犹太人不但被污蔑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而且被污蔑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强调指出，希特勒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应却极小。大萧条是使他的政治命运起变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人们感觉到这一政纲的全部影响以前，希特勒被大多数德国人看作是一个爱高谈阔论而又毫无危害的狂热者；而当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失业时，他便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爱戴的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提供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
由于 1930年9月的选举，纳粹党使其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从12人增加到107人，从而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大政党。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逐渐破坏了德国的议会制政体，因为它不但剥夺了布吕宁所渴望的中间派…右派联盟的多数票，而且剥夺了曾在米勒领导下执政的中间派…左派联盟的多数票。因而，布吕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得依靠总统的法令来制定所有必需的法规。他对兴登堡的依赖程度在他提出分散东普鲁斯地产的法规时得到了征实；兴登堡总统本人就是一个容克地主，他坚决反对这一法规，并迫使布吕宁于1932年6月辞职。
新任总理是弗朗茨·冯·巴本，名义上是中央党的成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反动贵族，被人们恰当地描绘为“一个文雅、仁慈、温和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聪明绝顶的笨蛋”。他所领导的那个软弱的联合政府仅得到国民议会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于 1932年7月举行新的选举，希望加强他的地位。然而，纳粹党却成为最大的获胜者：他们的选票猛增到13799000张，即占总票数的87。4％，他们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这些进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间派的各政党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与1930年相比，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位加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这时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在与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权。“你提出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兴登堡问道。希特勒回答说：“我就是要求得到与墨索里尼在进军罗马后所行使的同样的权力。”兴登堡拒绝了，对这个他所称呼为“波希米亚下士”的人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议会制政体这时已行不通．既然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会加入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举行另一次选举，企图打破这一僵局。这欢，纳粹党人丢失了200万张选票和在国民议会中的34个席位，使他们的议员人数减少到
196人。虽然他们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但他们不再能假装成未来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确，纳粹党领导人突然感到恐慌。希特勒的副手约瑟夫 · 戈培尔在 1932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组织极为消沉。缺少资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好几个小时。显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来，说道：‘如果党一旦崩溃，我就立即开枪自杀。’可怕的威胁，极端的沮丧。”
不到两个月后，这位想要自杀的人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一惊人转变的一个原因在于德国工商企业界领导人这时给了纳粹党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纳粹党崩溃，这几百万张选票可能转到左派手中。 1月4日，希特勒会见了科隆的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从那时起，戈培尔所抱怨的“缺乏资金”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另一原因在于当时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阴谋诡计的泥淖。兴登堡这时已年老体衰，每天只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几个小时。他被说服解除了巴本的职务，任命库特·冯·施莱谢尔来接替巴本；施莱谢尔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莱谢尔决定试用蛊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对工资和救济的削减，恢复了分割东普鲁斯地产的计划，并通过政府制定的农业法规着手调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润。地主和商人都满腔仇恨地指责他，并把兴登堡拉了过去。施莱谢尔很易受到伤害，其原因与布吕宁和巴本先前易受伤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国会中组成多数。 1933年1月28日，施莱谢尔被迫辞职，两天后，希特勒成为一个由民族党人和纳粹党人组成的联合内阁的总理。
6个月内，希特勒就已根据他关于种族和领导权的思想，将整个德国组织起来。3月5日，继前所未有的宣传和恐怖主义运动之后，一个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纳粹党人得到了288席和550万张选票，但它们仍然只占总票数的
44％。当议员们聚会时，希特勒宣布共产党人的席位无效，然后，与天主教中央党做成一笔交易，由后者给予他足够的票数，于1933年3月23日通过《授权法》。《授权法》给了他长达4年的以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力。但到1933年夏时，他已在实际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国人生活中所有独立的成分 —— 工会、学校、教会、政党、交流媒介、司法系统和联邦各州。早在 1933年4月22日，戈培尔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元首的权力在内阁中完全占支配地位。将不再有投票。元首个人决定一切。所有这一切的取得比我们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希特勒就这样成为德国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断自夸的那样，是通过法律上的合法手段当上德国主人的。大萧条使他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决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对手们的缺乏远见——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为反对派联合起来。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时候，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为一体，由他一人掌握。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迹诺时代的国际形势作比较后说道：
我察看了当今的世界，并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作了对比，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威胁的态度。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影响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准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 1931年7月，在胡佛总统的倡议下，各强国同意延缓偿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这种延缓偿付表明，在协约国间的种种债务和赔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尽管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这种联系。第二年夏天，在洛桑会议上，各强国虽然不是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完全取消了德国的战争赔款。同时，结束了对美国的战争债务的支付，虽然在以后几年中作过几次象征性的支付。因此，赔款和战争债务这一棘手的老问题终于被大萧条释放出来的经济风暴扫除了。
经济风暴的另一影响是使地方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在总崩溃的大潮流中，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 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通常公认的民族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减军备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地重整军备的计划。始于 1932年8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O个月，但与经济会议一样没有成效。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来重整军备。事实证明，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因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的计划，才迅速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国家摆脱经济萧条，是因为他在其国家的备战方面做得最彻底。此外，大萧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和伴随而来的失业给人们以极大的伤害，因此，各地民众都欢迎新的工作，哪怕是军工厂里的工作。很可能没有一项措施能象给绝望的失业者以工作的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一样，使希特勒为其人民所爱戴。
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必然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有某种理由；“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了与此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明显的出路是扩张，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大萧条除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同样地、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思想起了使“穷”国的人民团结起来、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它还为那种公开宣布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的正当理由。实际上，即使在“富”国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这些理论解释，为随之而来的侵略进行辩护。甚至连一些不愿轻信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时候也不得不因国内的紧迫问题而对侵略行径视而不见。 20世纪30年代中，公然违犯《国联盟约》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西方领导人首先须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
引起张伯伦于 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势力的结合就是这样。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势力完全破坏了已于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这不是和平。这是 20年的休战。
—— 福煦元帅， 1919年
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繁荣、稳定与和解的几年；20世纪30年代则是萧条、危机和战争的10年。20年代的和解在欧洲是以法国联盟体系为基础，在远东则是以华盛顿会议的协定为基础，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这两个地区的现状。这一目标在20世纪20年代中得到实现，但在随后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决定性地颠倒过来。德国和日本的新领导人决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土和约，并有办法、有决心这样做。他们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和惊人的侵略行径急剧地改变了势力均衡。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劳无益地企图向现状挑战的唯一的修正主义国家；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也给修正主义运动增添了力量，导致了一个全新的力量布局，由于英国、法国及其欧洲大陆盟国坚持维护现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变现状，因五年计划而变得强大的苏联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发展起来了，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响解释了20世30年代一再发生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满洲
第一个重大的侵略行动是日本作出的，因为它要实现其获取大陆领土这一蕴藏已久的野心。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错过的良机，日本人早些时候已迅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太费力地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在山东半岛上的特权。不过，他们的全部野心表现在 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些条款若得到实现，就会把中国改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日本远征军在英国和美国军队于1920年撤离西伯利亚后继续留在该地是其大陆野心的又一表现。
日本人的这些愿望多半未得到满足。“二十一条”被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警告，他说，美国不会承认任何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条约。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确保住了从前的德属岛屿，但只是作为三级托管地而不是作为地道的领地。威尔逊总统拚命反对日本对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山东的要求。作为妥协，日本被准许“暂时”占有这座半岛，但日本退一步承认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这片领土归还中国，“只保留‘以往一向’授与德国的经济特权”。
在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会议上，日本正式放弃了它也许仍怀有的领土野心。与会九国签订了《九国公约》（ 1922年2月6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在这个会议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还签订了《四国条约》（1921年12月13日）；通过这一条约，他们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岛屿领地”上的权利，通过协商解决今后的一切争端。此外，经过美国的积极调解，日本同意将山东归还给中国并从西伯利亚撤军；这两个诺言于
1922年被履行。
在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对外冒险之后，日本这时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1923年大地震的善后问题和引起骚动的投票问题。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三的地区，造成了16万人的重大伤亡和价值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投票问题引起了骚乱和政治动乱，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选制，将选民从300万人增加到1400万人为止。
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经济问题。日本同美国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大大繁荣起来。 1914年至1920年间，对外贸易的价值增加了近4倍，即从12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不过，这一繁荣的分布情况很糟，因为经济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的财阀（Zaibatsu；Zai意为富豪，batSS意为集团）手中。 “ 财阀 ” 是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组成的大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称；这四家大企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单的五分之一。占总人口一半的农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穷困不堪。他们中只有 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5英亩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不到3英亩。城市工人则遭受着食品价格高、工资低、工会没有自由的痛苦。由于投机商将物价抬得很高，1918年爆发了米粮暴动，使政府必须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
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国内市场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日本工业主要依靠外国市场销售产品；这种依赖在大萧条到来时带来了灾难。 1929年至1931年间，对外贸易减少了近50％。农民以往靠养蚕来增补微薄的收入，这时因向萧条中的美国出口的丝织品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受到严重伤害。城市工人也相应地遭受着失业的痛苦。
军队领导人和其他拥护扩张领上的人这时能颇有说服力地争辩说，依赖外国市场是日本处于困境的根源。日本应征服一个使日本能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军方代言人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鼓吹这一学说，但大萧条�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