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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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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民族主义磨坊的制粉用谷物。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写道：“在政治方面，印度的民族主义已由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强。……新印度所信奉的民族主义伟大人物的一览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尔达布、罗姆达斯、古鲁·戈文德·辛格、西瓦吉、提普·苏丹和占西的拉尼；在这些名字的旁边，是华盛顿、加富尔、马志尼、俾斯麦、科苏特、埃米特和巴涅尔。”西方的独立运动和印度的独立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以下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成员在“独立日”（ 1950年1月26日）所发的誓言的节录中，可找到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美国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国民大会党誓言
我们认为，拥有自由、享有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占有生活必需品，以致可以有充分机会发展——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我们还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政府使一个民族丧失这些权利，并压迫他们，那末，这个民族就有改变它或废除它的进一步的权利。
拉姆·莫汉·罗伊以他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他曾设宴庆祝巴黎的 1830年革命，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社会改革的强烈兴趣。基本上，正是因为他发起了反对寡妇殉葬的运动，英国政府才禁止殉节风俗。罗伊还为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而工作，帮助创办了英语学校和报纸。后来许多杰出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就是在与罗伊有联系的著名的加尔各答印度教学院首次接触到新的学说。
在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领袖当中，有三个人尤其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印度商人达达布黑·挪罗齐（ 1825…1917年），他在伦敦住过多年，事实上，1892年时，还经自由党提名当选为下议院议员。挪罗齐强调了印度的财富外流到英国这一情况，设法任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英属印度的财政管理。另一个杰出的领袖是血G。拉那德（1842…1901年），他因为担任法官而被取消进入政界的资格，所以，他倾全力于社会、经济改革。在仔细研究了印度的问题之后，他下结论说，最大的需要是在英国的赞助下达到迅速的工业化，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拉那德的信徒是G · K · 戈卡莱（ 1866 — 1915年），他也主要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作为立法会议的成员，他提出了 “ 没有代表席位就不纳税 ” 的口号，他每年关于帝国预算的演说迫使当局多次减税和进行财政改革。
所有这些人在他们接受英国的统治、仅仅试图获得某些让步的意义上说，都是“温和派”。因此，他们进行合作，支持于 1885年建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这一团体所提出的目标是要为“印度仍然完全不适于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机构这一主张”提供“一个无可辩驳的回答”。但是，这种对议会制政体的渴望决不是与对英国的真心实意的忠诚不相容的。曾三次担任国大党主席的挪罗齐在一次主席致辞中宣布：
喂，那么，我们这次开会的宗旨是什么呢？……我简单地提个问题：这个大会是进行煽动、促成反对英国政府的叛乱的场所（众人喊道：“不对，不对。”），还是英国政府的稳定的基础中的另一块铺石呢（众人喊道：“是的，是的。”）？只能有一个回答，你们已经给了。……让我们家男子汉一样直言不讳，宣布我们忠于脊骨（欢呼声），宣布我们了解英国的统治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宣布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英国所给予我们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使我们从黑暗转入光明，并教给我们以新的一课：国王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为国王而存在。这新的一课，我们是仅仅靠自由的英国文明之光、在亚洲专利主人的黑暗中学到的（响亮的欢呼声）。
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是大不列颠的赞赏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 1890年以后，这些“温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领导的极端派的挑战。提拉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斗者，试图把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的运动改变为人民群众的运动。这一点解释了他对印度教的许多社会习俗的武断的支持，他甚至于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和支持童婚。但同时，他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以及没有性别差别的自由的义务教育而奋斗。提拉克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报刊编辑，使他的报纸《狮报》成为宣传和教育的强有力的机构。他以诸如“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得到它”之类的口号在全国赢得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促使不满情绪增长；这一点帮助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激起印度的战斗精神。后一个事件特别振奋人心，被看作是对西方占优势这一断言的一个实际的、明显的驳斥。此时，印度政府于19O5年通过了一条法令，把孟加拉划分成两个省：拥有1800万穆斯林和1200万印度教徒的新的东孟加拉与拥有4200万印度教徒和1200万穆斯林的剩余的孟加拉。政府的公开声称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为原先的省太大了，恒河以东的地区已被忽视。但是，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似乎是，英国人通过把孟加拉划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占优势的两部分，正在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问题使全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团结起来。他们以口号“自治”即英帝国范围以内的自治和“抵制外货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来十分有效地与政府作斗争。大批的学生担任商店的纠察，妇女们首次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出现在纠察的行列里。由于孟加拉问题所激起的强烈感情，激进派能控制印度国大党1906年的大会，能获得赞成“自治”和“抵制外货运动”的多数投票。有些民族主义者更进一步，学习爱尔兰和俄国的地下组织的榜样和方法，采取恐怖主义行动。仅仅孟加拉，1906至1917年间，就发生168起暴行，夺去了61人的生命。
这一民族主义运动虽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在赛义德·艾哈迈德歼爵士的领导下，穆斯林多半置身于印度国大党之外。他们预见到，如果国大党的实现代议制政体的要求得到满足，穆斯林就会作为永久的少数派而遭受恶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和战斗精神也使穆斯林惊恐，尤其是从一些最热情的印度教爱国者称穆斯林为“外国人”以后。为了自卫，穆斯林组织了穆斯林联盟，它同印度国大党一样，每年举行大会。英国人自然欢迎和支持穆斯林联盟作为反对国大党的一个平衡力。但是，穆斯林联盟的存在基本上不是由于英国人的诡计，而是由于许多民族主义领袖如提拉克把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复兴印度教的基础上的错误。例如，母牛保护会的组成无疑帮助了民族主义运动，但它使穆斯林印度人疏远，因为穆斯林印度人自然对他们在一个由印度教控制的印度中的前途感到忧惧。
其时，恐怖主义传播开来，甚至“温和派”也愈益不满起来，这种情况使英国政府确信作某种让步是必需的。因此， 1909年，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勋爵和总督明托勋爵提出了所谓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这些方案规定，在很高的财产资格、收入资格或教育资格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为数极少的一群印度选民应该选举省总督的立法会议的多数成员，并应该选举印度总督的立法会议的少数成员。在立法会议中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留着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穆斯林的代表席位受到相当大的重压。例如，要成为一个有选举权的人，穆斯林在年收入达3，000卢比时须交纳所得税，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达300，000卢比时才交纳所得税。此外，甚至在民选议员占多数的地方，如在省议会中，英国政府能够并准备着制服任何反对。因而，这些改革的目的决不是引进责任政府制。相反，它们的意图是允许存在代议制政府的一个成分，而把全部权力和最后决定留在英国人手中。莫利本人在上议院的辩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
如果能够说改革的这一重要章节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一种议会体制在印度的建立，那么至少我，会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在论及这一类的体制时，有三种人我们必须加以考察。极端派怀有某一天他们将把我们赶出印度的无法实现的梦想。……第二种人不抱有这类希望，但期望获得殖民地种类和殖民地式样的自主或自治。而第三种人所要求的仅仅是获准享有我们管理下的合作。
我认为，改革的作用在于改革以来、现在和将来都会使希望获得殖民地自治的第二种人投入到满足于获准享有正当的、完全的合作的第三种人中间去。
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已恢复对国大党的控制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通过了一项表示“对改革计划深深地、普遍地满意”的决议。 1911年，他们得到进一步的安抚，因为这年英国人又作了另外几个让步，包括取消分裂孟加拉的不得人心的法令、释放某些政治犯以及提供大笔教育专款。因而，虽然个别的恐怖主义行动仍偶尔发生，但印度在1910至1914年间是比较平静的。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仅限于知识分子中间。诚然，国大党在它于 1885年建立之后的25年中已有了显著发展。它的全体成员来自英属印度各地而不是如在原先情况下来自孟加拉和西海岸少数城市。不过，事实仍旧是，它几乎只是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些人更熟悉的是约翰 · 斯图尔特 · 穆勒、赫伯特 · 斯宾塞和查尔斯 · 达尔文，而不是他们在乡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满和愿望。很自然，在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这一鸿沟继续存在到战后时期才由莫汉达斯 · 甘地越过。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人民的实质上的宗教观点，他宣传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他已给了它们以政治含意的宗教概念（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七、结论
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全然不同于它对俄国或中东的影响。在俄国的情况下，西方施加了决定性的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但是，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强大的、独立的。另一方面，近东在经济和军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过，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设法将它的独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反，印度在遇世纪后期和 19世纪期间被英国彻底地征服。英国的统治在孟加拉维持了差不多二个世纪，在旁遮普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因而，西方对印度的影响比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更直接、更全面。印度人没有挑拣欧洲文明中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权。他们不喜欢的某些东西被强加于他们，而他们赞赏的、希望采纳的另外一些东西则被拒绝给予他们。
在西方的军事技术方面可找到一个例子；印度人同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及日本人一样，很想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事实上，印度王公聘用欧洲冒险家训练他们的军队，因此，从前混乱的封建队列让位于有纪律的部队。例如，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建立了一支同央国人的军队一样训练有素并在火炮使用方面占优势的军队。最后，英国人取胜，不是由于纯粹的军事因素，而是由于他们的更大的经济资源、由于他们的与印度统治者中间的分裂形成鲜明对照的团结。一旦英国人取胜，印度人就不再能跟上西方的军事技术。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在军队方面上升到某一等级之上，完全不准印度人拥有炮兵部队和空军部队。因而，在这一军事领域以与其他非欧洲民族恰好相同的方法起程的印度人不得不由于西方的征服而遵循一种不同的模式。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其他领域——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情况也是如此；结果，印度比亚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区更无选择地承受西方的影响。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十六章
中国和日本
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历史学家，也掌握着远东近代历史的线索。
——费正清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中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是由于各种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是，远东明确地说是欧亚大陆上距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象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它们较之印度在更东和更北面。或许远东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地理上的孤立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却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潜在的第五纵队可让欧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 17世纪中已被无情地消灭，中日两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也被硬性削减，从而阻止了中、日国内同印度一样的人数颇多的商人阶级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商人同外国公司的联系多于同本国政府的联系。
因此，远东这两个国家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严格监督下的、仅仅是断断续续的贸易之中。但到 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万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这冲击并不象在印度那样势不可挡；在印度，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几乎没有机会对外国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挑挑拣拣。但是，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已改变的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另一方面，中国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一、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正是这一明显地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的社会。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首次开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继葡萄牙人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也是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出现了俄罗斯人，他们最从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人侵者亲近（见第四章第四节）。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和欧洲人一无所知方面。他们几乎不知道欧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问津。关于欧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笼统地将他们称为“长鼻子蛮族”。他们认为不需要任何欧洲产品；这一点，乾隆皇帝在1793年给乔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费苦心地加以阐明（见第九章第三节所引）。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 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诸海洋。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不应忘记，英国人到 19世纪中叶几乎已开始相信有一种在世界各地经商的神圣权力，并认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国家自由贸易是不合自然规律、应受谴责的。
促使中、英两国交战的直接问题是鸦片贸易。 17世纪，欧洲水手将吸鸦片的恶习传入中国，这一恶习便从各港口迅速蔓延开来。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商品很少感兴趣。但现在，鸦片市场完全改变了贸易差额，而对英国人有利。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但这一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以致中国官员接受贿赂，允许走私。到1833年时，这一罪恶的贸易已达年值1500万美元。
当中国人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即通常所称的鸦片战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人。林则徐查封了 2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当众予以销毁。这一举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与英国战舰的冲突21839年11月，战争爆发了。以后的战争过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毫无希望的军事劣势。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和数千人便能随意占领一个又一个港口。中国人英勇作战，他们的守卫队常常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是，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16至17世纪，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已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比阿兹特克人的技术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北京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的长长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按照《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英国领事可以居留于这些港口，英国商人也可以在此租借土地，用于居住和经商。中国还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 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若要变动这一关税，须经双方同意。这一条款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治权，因而控制了中国的国家岁入。此外，第二年缔结了一个补充条约，承认英国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权；条约还包括一项最惠国条款，保证英国人享有中国在将来准予其他国家享受的任何附加特权。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条款最终将导致一种复杂局面：外国居住区和租界遍及全国各地，它们全都成为外国政府管辖下的外国城市。
《南京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欧洲人感到很失望，因为通商口岸的开放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大的贸易扩张。他们认为，补救的办法是获得更多的租界。曼彻斯特商会声称：“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直到买卖权扩展到我们现在所局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人却认为，这些条约承认的特权太多，因此经常不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此外，当时欧洲商人和许多声名狼藉的冒险家成群结队地来到通商口岸，这在中国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 1841年，广东地区张贴了一张布告，以强有力的措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在向“难以对付的野蛮的狗和羊”提出抗议之后，布告反问道：“尽管你们已侵入我们的内河……，但你们有什么本领？……除你们的船是坚固的，炮火是猛烈的，火箭是强大的以外，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本领吗？”然后，布告威胁外国人说，假如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结果将是最为可怕的。“如果我们不彻底消灭你们这些猪、狗的话，我们就不是顶天立地的勇敢的中国人。……我们一定要杀了你们，砍掉你们的脑袋，烧死你们。”
由于双方存在着这样的情绪， 1856年再次爆发战争就毫不奇怪了。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当北京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时，英国人轰炸了广东。法国人以一位法国牧师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次战争。英国人的行动因印度爆发兵变而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是，当援兵一到，英法联军如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一样不可抗拒。1858年6月，中国人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但他们拒绝执行条款，拖延正式批准的时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进攻，1860年占领了首都，迫使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又开放了沿海和内地的几个通商口岸，再次明确并扩大了治外法权，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公使馆和在全国各地建立基督教传教团。人们应该回想起，也正是在这时，俄国人趁中国危难之际，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阿穆尔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见第十三章第三节）
中国遭受的第三次失败是最为耻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有能力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达到其他东方国家当时所不能达到的水平之后，日本这时便迫使朝鲜接受一些内容不十分明确的要求。传统上，朝鲜人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他们还定期向日本纳贡。因此， 1894年，当朝鲜为镇压起义请求援助、中国为此向那里派遣一支小部队时，日本人的一支海军分遣队也登陆了。两支军队发生冲突，1894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又轻易地被击溃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再开放四丁通商口岸。欧洲某些强国对在中国出现一个新的租界竞争对手极为不满。因此，俄国、法国和德国联合提出将战略要地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的要求，日本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战争给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在受轻视的、配备以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而且，早几年，欧洲列强趁中国衰弱之际，吞并了传统上承认北京宗主权的边远地区。俄国侵占了阿穆尔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时还占领了中亚伊犁河地区。法国和英国分别占领了印度支那和缅甸，日本在朝鲜战胜中国、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接着又于 1910年完全吞并了这个国家。除获得这些领土外，西方国家还将中国本身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的政治和经济最高权力得到承认。这样，云南和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广东、长江流域和两者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满洲、山东和福建分别成为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中国 19世纪末的状况同奥斯曼帝国的状况大致相同。正如欧洲列强并吞土耳其从前的从属地区即外多瑙河地区、俄国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样，这些列强也并存了中国从前的从属地区如印度支那、缅甸、朝鲜和阿穆尔河流域。而且，西方对中国帝国其余省份的控制比对奥斯曼帝国其余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广泛。欧洲的炮舰可在中国的内河上巡逻，而土耳其人却控制着他们的海峡。当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享有治外法权时，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宗主权的侵犯从未达到他们在中国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对中国人的宗主权的侵犯程度，一般说来，欧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国，不过这一控制在中国更直接、更广泛。另一方面，中国又不象印度那样被彻底征服和受外国人的直接统治。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时中国无防御能力已变得十分明显，不止一个强国对这个国家感兴趣，因此，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英国19世纪早期在印度所享有并利用的那种行动自由权。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慢慢地、勉强地试图首先在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次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在政治领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军事影响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是中国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这个计划被批准后， 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国人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这一事件反映出 19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奇异的差别。中国总督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这种担心决不是没有道理的。统治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虽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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