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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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时显得自以为是、残忍无情。不过，约翰的任务只是重新设计公司的客户期刊——《全球扫描》（Globescan）的美术风格。他不应该为西格尔公司臭名昭著的行为负什么责任，他该说的，已经向公司类客户的股东作出了说明。　　　　　
　　后来约翰说，“真实投资”其实是“那些正在寻找天使的异乡无业游民的诱饵”。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人真是无业游民吗？那个从窗户里头吓他一跳的人，倒还真是一个游荡者、一个特立独行的家伙、一个来自另一时代的人、一个政治流放者。不过，如果“无业游民”这个词的意思不止是流浪的话，那么他真是一个游民：不羁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仇恨权威，把恶意破坏当作乐趣和生计来热爱。把这些过时的东西揉到一起，你还是得不到准确的形象，因为老式游民——摇摆不定、无家可归、全世界大工会（one…big…union）＇　1905年，200多名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人士聚集在芝加哥，成立了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的目标是以产业为单位，组织起一个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大工会，他们的著名口号是：one　big　union。＇的拥护者——是资本主义的敌人，而路易斯·罗塞托却是哥伦比亚大学商业学院的硕士，专业是营销和融资，业余时间对“干草市场暴乱”＇　1886年，美国的工人联盟开始了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5月4日，干草市场广场发生工人和警察的争斗。爆炸声中，一名警察当场死亡，7名受伤，数天后相继死去。8名工人被带往法庭，分别被判处死刑和监禁。　　　　　
　　＇有所研究，还大量阅读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多年以后，当两人的合作给约翰带来国际性声誉和深深的私人怨愤时，他仍然记得他俩的第一次见面，那是他一生中最有趣的一次交谈之一。　　　　　
　　路易斯是《全球扫描》的编辑，他独自完成拼版工作，在微电脑这一新工业中他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就这一点而言，他继承了深度创新的传统。他父亲曾是默根特勒莱诺排铸机公司（Mergenthaler　Linotype）的职员。这家公司的创建者，默根特勒（Ottmar　Mergenthaler），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自动排铸机。莱诺排铸使得报业发生革命性变化。20世纪50年代，路易斯的父亲参与了第一台电子照相排版机Linotron的开发。当路易斯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时，排字印刷已经从闹哄哄的印刷厂转移到出版社的生产部，甚至直接进入小型出版社的编辑部。　　　　　
　　路易斯恰好具备了利用这一传统的有利条件。由于天性好奇和固执，他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固性格，也不会轻易屈服于他人意志。他在长岛郊区的大颈镇长大，邻居多是富人、犹太人，政治上主张自由主义。而路易斯是意大利人，家庭也很保守。当他1967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向往“民主社会”的学生们正试图关闭大学，而他则宣称自己支持尼克松。那一年警方和校园革命者发生了争斗，警察打了学生，连同旁观者。路易斯·罗塞托看着哥伦比亚大学的危机一步步发展，自己则完全投入政治学研究，他沿着保守主义的血脉一直向外延伸，最终到达最纤细的毛细血管。在那里，右翼的流放者——自由主义，和左翼的流放者——无政府主义者，两者混和到一起。有很短一段时间，他是哥伦比亚青年共和党的主席，但很不受欢迎，因为他是一个头发蓬松的反战捣蛋鬼，和这个党的主流完全脱节。最终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投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杂志——《废除主义者》（Abolitionist），这个杂志要废除的是政府。路易斯站在齐腰高的桌子上，在活版机器的背面弄上热腾腾的浆糊。他知道，排字印刷技术的进步，除了给排版工人带来舒适和方便，还有其他意义。他知道，廉价的印刷术是反抗的工具，但这个反抗并非他的同伴想到的那种反抗。《纽约时报》将路易斯视为新型激进分子的代表，把他做成封面人物。在这篇报道文章里，路易斯反复重申自由意志论者的口号：“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的国家正在对你做什么。”　　　　　
　　从左的幻想中醒悟，这已是陈词滥调，不过在这10年的转折期，路易斯受到一个不那么招摇的潮流的影响：从右的幻想中醒悟。毕竟，右翼看起来的确是正在失去革命的那一派。当商业力量与反正统文化的思潮达成和解，仇恨罗斯福、反对新政的思潮，以及小城市商人都走到了尽头，你一定想知道，那些想要继续老派共和形象、如此不合时宜的人们到底会遭遇什么。这些人包括粗俗的、像传奇故事一样类型化的个人主义者；被所得税剥夺了财富积累权、野心勃勃的明日权贵们；属于1968年（属于尼克松总统）的聪明男青年和女青年们（他们的活动空间被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和共和党的价格管制弄得所剩无几）。没有人知道，那些不惧风险的创业理想还会不会回来。而里根总统还要10年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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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从零开始（2）　　　　　　　
　　路易斯关于政府应被废止的观点并不受人欢迎。本科一毕业，他就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但在出名之前，他认定自己不会给无趣的美国公司干活。接着是水门事件。这可是件激动人心的新闻。社会冲突往往给特殊天才打开了大门。就在电视直播听证会的时候，路易斯逮着这个机会逃离了日后进公司的生活轨道。素材就在面前，他花两个月写出一本小说。这个粗糙简陋的小说名为《接管》（takeover），故事的背景是尼克松的一次政治反击，里面有一个关于性的场景，有一出追逐戏，还宣讲了一大堆政治理念。　　　　　
　　1973年12月，年轻的小说家来到他父母在长岛的房子，等着书商的召唤。当时没什么人愿意购买这个书稿。气温为华氏31度，还下着雨。午夜时分，所有的树枝都覆盖着一英寸厚的冰雪。他躲在被窝里，听着柔弱树枝被雪压断的吱呀声。他似乎注定要走上公司职员的职业道路。第二天早上，他看到一个冰冻的世界，遍地断树残枝。电话铃响了，一个叫斯图尔特（Lyle　Stuart）的小书商同意给他出书。稿费微不足道，在该书出版之前尼克松已经辞职，一切笑话烟消云散。不过这已无关紧要，路易斯已经有了间谍般的伪装，有了面对公众的装束。而且，在进入和离开这个国家时，在入关表单的职业栏上他可以填点东西了，现在他是一个作家了。　　　　　
　　有10年时间，路易斯靠一些零碎工作维持生存：为杂志写故事、做做木工。他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但总能赚到足够的钱。他的运气出奇地好，总是出现在冲突地区，并马上遇到混乱局势。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勇敢的人根本无需为吃饭发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到了罗马，协助索里纳斯（Piernico　Solinas）拍电影，并替这位副导演写了一本关于《暴君卡里古拉》（Caligula）拍摄过程的书。《暴君卡里古拉》是一个大型晴色片，编剧是郭尔·维达尔（Gore　Vidal），导演是无政府主义者、涩情导演丁度·布拉斯（Tinto　Brass），该片由鲍勃·古辛（Bob　Guccione）出资拍摄。《暴君卡里古拉》投拍时正是性革命的颠峰时期，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著名导演为表达姿态，会让演员在戏中做出种种出格的涩情动作。他们写的书《极至涩情》（Ultimate　Porno）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所谓的权威只是一个幻像，那些确定无疑的等级制度其实很容易被充满自信和冲劲的个人所劫持。这是一个值得牢记的教训。　　　　　
　　路易斯似乎对即将爆发的革命具有一种奇特的预见力。在光辉道路派（Shining　Path）＇　秘鲁革命组织，从事游击战和暴力恐怖行动。　　　　　
　　＇起义之初，他来到秘鲁。在泰米尔（Tamil）叛乱爆发时，他到了斯里兰卡。在“红色旅”（Red　Brigades）进行爆炸和绑架时，他来到了意大利。他并非有意追逐骚乱，但他从不胆怯，好奇心又强。在阿富汗做自由记者时，他报道了反苏联的伊斯兰圣战游击队（Mujahideen）如何使用美国提供的防空导弹扭转战局，这是世界上关于这个内容的最早报道之一。在适当的高科技工具帮助下，一群穷困破败的游击队员把世界第二大超级帝国弄得进退两难。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回想一下也让人深受鼓舞。当时，路易斯是和一帮非专业战士从巴基斯坦徒步走到战争前线的。　　　　　
　　最后，他在阿姆斯特丹安定下来。那里物价便宜，交通方便，其他条件也很舒适。尽管路易斯原则上反对荷兰的类社会主义福利系统，但他特别喜欢荷兰大都市闻名遐尔的宽容的生活氛围，在咖啡馆里大麻可以公开出售。他的父亲生于意大利，因此他也可以称自己有权在欧洲工作和生活。　　　　　
　　和约翰·普朗奇特一样，路易斯也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真实投资公司的广告。在俯瞰塞纳河的办公室里，约翰为客户期刊设计徽标，而路易斯则每两周一次从阿姆斯特丹飞过来，从全球各种媒体上挑选新闻故事，并撰写社论，其目的是打消真实投资的客户所持有的狭隘偏见。比尔·西格尔喜欢强调国际投资的价值；当世界经济正经历如此激动人心的变动时，美国人没必要把金钱闲置在国内证券上。　　　　　
　　有一天，路易斯在安茹河岸边碰到一个端庄漂亮的女人，她正经过公司的办公室。就那么擦身而过，其实不太可能留下印象，但他的确留意到这个女人。“我身上的确有种引人注目的东西，”简·梅特卡福（Jane　Metcalfe）后来回忆道，“我从来不会不留痕迹地经过。”　　　　　
　　没多久，她又遇见了路易斯，那是一次聚会，他们都坐在地板上，从一种麻醉剂管子造的烟斗里抽大麻。她很快对路易斯有了好感。这人嗓音柔软，但语气却坚定有力。他周游过世界，又有自己的主见。他的看法不是报纸评论里的那种陈词滥调。但更重要的是，他似乎对社会压力具有某种免疫力。他沿着自己画的路线图前进，这正是她早已立下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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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从零开始（3）　　　　　　　
　　在圣路易岛的时髦美国人中，简·梅特卡福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有钱人的后裔。“她的爷爷拥有一条铁路，”一个仰慕者在她离开很久以后回忆道，“她父亲是一个普林斯顿人，拥有一家银行。”不过，这些描述都有问题。在简出生时，梅特卡福家族已经衰落。简年轻的时候，她母亲一直待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而她父亲又是一个生活奢侈的人。她是由忠心的奶妈带大的，住房和伙食就是这个好人的大部分收入。不过，简天生自信活泼，在路易斯维尔学院（Louisville　Collegiate）——肯塔基州的精英中学，她获得了奖学金。在学校穿校服，下了课穿白色网球服，这就解决了服装问题。简是班长，还出任曲棍球队队长。她在路易斯维尔的朋友大多认为，她日后会离开这个城市，在外面镀一层金，获得一点社会资本，然后就会回到城里嫁给一个有钱人。不过，她却在科罗拉多大学拿了一个政治学学位，然后去了巴黎，并且拒绝回老家。　　　　　
　　她铁了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另一方面，路易斯维尔当地的价值观某种程度上和巴黎的价值观差别不大。人们奇怪的是，这个漂亮大方、勇于为任何事付出、有着富人后代传言的女人，为什么和那个离经叛道、职业混乱、不名一文的男人走到了一起。简的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朋友曾直言不讳地对她说，路易斯身上具有一个终生失败者的所有特征。“你可以找到比他好得多的男人！”但简没有这种俗套想法，她迷恋路易斯，不计较这些东西，或者她更多地想着，激情就是快乐。　　　　　
　　和其他人一样，简也是看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后才来到位于安茹河岸37号的大楼工作的。很快她就往返于巴黎和日内瓦，运送资金，她的工作是负责一定数量的确认函件。最初她仰慕西格尔，认为这人挺有魅力。“他的想法非常全球化。”后来她说。在寄给比尔·西格尔的客户的信件上，简签上自己的名字。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收到了您寄来的款项。”“款项已经汇到您的账户里。”不过，她知道，像第二句这样的声明有时候是假的。卷入业务越多，她越发担忧。她知道事情的结局会很糟糕。简最后离开了，在一家酒店供应商那里做了一名销售人员，这时她24岁。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在《全球扫描》的一篇社论里，路易斯·罗塞托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罗纳德·里根总统，因为他大幅增加军费开支，造成赤字，这是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经济政策。与这类政策为敌的路易斯，会本能地跳出来表示反对。但真实投资服务所面对的那些蠢材客户，却是保守主义的良民，里根是他们心中的英雄。但路易斯把《全球扫描》当成了一个宣扬自由经济的独立发行的手册，而不是什么商业印刷物。这种越来越直接的揭露，将惹恼的不仅仅是比尔·西格尔，还有更重要的敌人。社论激起了强烈的抗议。比尔和路易斯相互咆哮几分钟后，路易斯被炒了鱿鱼。约翰·普朗奇特也在同一时间离开了真实投资，回到美国。　　　　　
　　这是1985年。35岁的路易斯即将进入这样的年纪：世界巡游的生活方式似乎将持续一辈子，年轻气盛的流浪会变成习惯性的无家可归。在离开真实投资后，他选择了两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行动方向。他买了一张去南非的票，那是他一直想要去的地方。这看起来很能体现他的个性，另一个举动却不那么独特，他应聘了一个正当工作，为Ink　Taalservice编辑技术性文档。这是阿姆斯特丹一家小型翻译和技术类出版社。Ink给了他一个录用通知。路易斯请他们给予几个星期的考虑时间，然后飞往开普敦。　　　　　
　　南非当时的状况非常紧急，黑人居住的半自治区发生了暴力冲突。但路易斯沿着海岸开车，从开普敦一直到德班，沿途带上他看到的所有徒步旅行者，这个租来的小车简直成了一辆公共汽车。有时候每个椅子都坐满了人。搭便车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组织者，他们向路易斯解释俄罗斯战胜美国的必然性。搭便车的还有黑人士兵，他们刚从安哥拉回来，T恤上写着“我杀死了恐怖分子”。可能是他的外国人身份压倒了他的白人身份，也可能是他对社会压力和暗示具有天然免疫力，总之他在凶险中安然无恙，换了更加敏感的人，肯定会吓个半死。当然，也可能仅仅是运气帮了忙，政治仇恨的浪潮在他身边绕了个圈但没有走得更近。不管出自什么原因，路易斯觉得危机中的南非其实非常好玩。人们友好热情，自由地表达意见。乡间景色美丽，城市看起来也很安静。城乡之交的波西米亚生活，他曾经经历过，也是自由懒散，不被打扰。他待了三个礼拜，盘算着自己要不要回欧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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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信念如同福祉（1）　　　　　　　
　　在媒体上看到的南非报道，和他亲身经历的南非存在巨大差别，这让他印象深刻。在Ceskei有色人种居住区，路易斯来到靠近印度洋的圣约翰港小镇，它在约翰内斯堡的正南方，曾是一个旅游胜地。不过由于它当时属于一个名义上独立的黑人共和国，所以也没有游人喜欢去。大部分白人都逃了。路易斯开着车一路向前，有时候就他一个人。一群小孩从侧面跑来，每人都把紧握的拳头变成张开的手掌，反复做这个动作。他怀疑这是某种政治暗号或在乞讨。镇子四分五裂，但非常舒服。印度洋很温暖，啤酒便宜。后来他知道，小孩作出那些手势是向他兜售一种南非烟——一种不可思议的烟草，只要几分钱。这一切慢慢渗入路易斯的脑中，他开始思考，到底要不要留在那里继续晃荡？总有办法能弄点钱生存下来，比如给外面写写关于革命的新闻报道。　　　　　
　　他开车去了离小镇几公里远的一个地方，有个白人在那里有间小农舍，满屋子的现代电器，还有高科技立体声设备。路易斯到那儿时，这个男人正飘飘欲仙，他把一块砖掏空，做成了一个烟斗。　　　　　
　　路易斯告诉这个毒品贩子，伊丽莎白港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建议他随身携带一把枪。但路易斯却把这话当成耳旁风，一路开到圣约翰港，还带着一大帮搭便车的乘客，从没受到什么犯罪分子的侵犯。毒品贩子对这个房产经纪人的话嗤之以鼻。他说，自己离家时从不锁房门，犯不着带什么枪。“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相信这种伪劣故事。”他一边说，一边抽着大麻。　　　　　
　　路易斯并不羡慕这个家伙，但他知道，在这种半灾难半天堂的边缘地带，你可以获得很多自由，尤其当你对大部分人当作真事的想当然观点毫不在意时。毒品贩子在紧张局势中过着轻松生活，这意味着某种最终成就，也是这条路的尽头。第二天早上醒来，路易斯决定回阿姆斯特丹。许多年后，当他违反某些微小的商业伦理，从同事或合伙人那里看到惊诧表情时（当然他很少留意这种表情），他会感叹道，他们的视野怎么如此狭窄，他们干吗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呢！　　　　　
　　第二章　信念如同福祉　　　　　
　　他一生都在追求一种自由、民主、受大众欢迎的媒体……他们没有办公室，没有收入，也没有人为那一长串账单付账……他俩坚信事情很快就会有进展，这信念如同随身的福祉，这信念也让他们有理由赢得朋友的帮助。　　　　　
　　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往往在故事开头就父母双亡或被剥夺了继承权，商人则是被炒了鱿鱼。路易斯·罗塞托在Ink的新工作，本是撰写Fokker　100的资料，这是一种新型双引擎喷气式城际飞机。不过他刚在公司露面，Fokker计划就给取消了。路易斯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当初他在荷兰自我学习时，阿姆斯特单五花八门的公共服务为他提供了生活保障；现在，荷兰严格的劳动法又一次帮了他的忙：老板若要随便开除全职雇员，不可能不受损失。要解雇路易斯，Ink得赔偿一笔费用。他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哄”着公司的电脑打印机，让它规规矩矩地打出东西来。在桌面出版软件诞生之前，这是一项谁都头疼的艰巨任务。　　　　　
　　出生于荷兰代夫特市的彼得·鲁顿（Peter　Rutten）是一个深色头发、喜爱思考的作家。他正忙着为荷兰防洪控制系统的计算机编写说明书，看到路易斯对工作的那种热情和投入，他都惊呆了。这些工具即将过时，谁会真正关心打印的效果，关心出来的字体、字号是否每一个都准确无误呢？但路易斯的脑袋总在想着打印机，他那种专注简直是非理性的，好像在和谁较劲一样。　　　　　
　　开始鲁顿以为这就是美国人的特点，是一种工作伦理，如果他实现自己的梦想，移民到美国，肯定会看到同样的人。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路易斯不懒，他也不代表那种雄心勃勃的人，也不特别在意老板的评价。他的目标完全不同：他认为廉价的出版机制将改变世界。　　　　　
　　其他人根本弄不清路易斯所说的这种革命是什么意思。鲁顿惊讶地发现，他的新朋友对荷兰年青人中那些标准进步思潮没什么感觉。比如，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遭到欧洲各地的抗议谴责，关于这个国家的悲惨前景已经成为某种常识。但路易斯嘲笑鲁顿，说他真可怜，接受的观点都是二手货。路易斯说，南非不同种族之间存在一个友好感情的蓄水池，这个国家的未来并不像媒体描绘的那样黯淡。路易斯讨厌主流媒体，认为它们的劳动产品（他就这么称呼）是残次品。南非并非处于末日边缘。　　　　　
　　鲁顿无法赞同这样的观点，但他也感到路易斯的想法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仿佛置身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或保守思想的外面。他们俩常常一起待到很晚，鲁顿也跟着路易斯学“巫术”，掌握如何控制那些桀骜不逊的打印机。在其他人离开办公室后，他俩把废旧易拉罐当球玩，在运河沿岸烟雾缭绕的酒吧里沉溺于政治争论。鲁顿逐渐开始认同路易斯的信念——新闻将采取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这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想法，尤其对这个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荷兰人来说。因为荷兰的报纸和杂志都是小机构，由小团体控制，这种发展速度不可能吸引天才人物加入。欧洲一直经历某种衰退，穿越国界的电话花费不不菲，小孩子穿的夹克纽扣上写着“没有未来”。也许，他们在Ink学习使用的桌面电脑，真的能改变世界。至少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欢◇迎◇访◇问◇。◇　　
第10节：信念如同福祉（2）　　　　　　　
　　路易斯整个星期都在阿姆斯特丹，扑在新工作上。但每周五晚七点左右，他会开车去巴黎，行程600公里，一般在午夜前到达。如果简和朋友吃饭没回，路易斯会在外面的院子里，趴在他那台老标致汽车里睡觉，简回来就叫醒他。两人的关系仍然不怎么明确，因为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而她也从不缺有趣的朋友。不过，一旦他们碰面，通常都会整宿待在一起，在破晓时睡觉，到黄昏时起床。　　　　　
　　对简来说，法国首都的魅力正在逐渐消退。她曾在自己精致小巧的公寓遭到两次抢劫，而手头的工作好像也没什么前途。在路易斯的多次邀请下，1988年春天她决定到阿姆斯特丹试一试。最初她想在时尚业工作，不过荷兰时尚业那笨拙的剪裁、单调的颜色让她很郁闷。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路易斯说他需要一个帮手。　　　　　
　　在Ink，路易斯已不再负责打印机。几个月前，老板贾普·范德米尔（Jaap　van　der　Meer）要他去编辑一本公司杂志，名称是《电脑和翻译》（puter　and　Translation）。Ink希望这本杂志能促进翻译软件和服务的销售。其实，公司本可以用更少的钱雇两个销售员，让他们专做欧洲大客户的说服工作。当路易斯提出这个建议时，老板要他闭嘴，让他把编辑工作干下去。　　　　　
　　经常有人想办杂志，这是一种狂热。路易斯的任务本是办一本关于机器翻译的杂志，不过，这显然很荒谬，因为当时机器翻译并不存在。在杂志第一期的第一页，贾普·范德米尔对读者宣称：“机器翻译工具即将突入商业市场。”在同一期杂志第5页上，路易斯登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作者是一位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文章论证说，机器翻译不但不会马上突入商业市场，而且在技术上仍是不可行的，在10年或更长时间里也许都无法实现。这样一来，路易斯只得自己寻找社论方向。他一生都在追求一种自由、民主、受大众欢迎的媒体，与这种狂热一致，他认定，日后最重要的发明，不是在自动翻译领域，而是在文字处理、语音识别、排字、页面设计和印刷方面。很快他争取到上头的许可，将杂志改名。《电脑和翻译》变成了《语言技术》（Language　Technology）。这个名字用了一年。它的意思很确切，但不够炫目。很快路易斯把名字改成了《电词》（Electric　Word）。　　　　　
　　路易斯不仅报道和推广这些技术，他也是最早使用这些技术的人。他的杂志就是在自己的台式电脑上完成的。美术设计是麦克斯·基斯曼（Max　Kisman），路易斯非常欣赏他为阿姆斯特丹跳舞俱乐部设计的海报，在路易斯面谈过的美编中也只有基斯曼愿意在一个完全数码化的环境中工作。所有的版面设计都在电脑上完成，即使到了印刷前的最后一分钟，路易斯也可以改稿。他还经常骑自行车去制作经理的公寓，制作经理常常工作到深夜，在屏幕上修改单词或句子。　　　　　
　　这本杂志有很多印刷错误，这是因为资源太贫乏，截稿期过于紧张。不过，和当时的主流出版模式不同，这是另一种出版流程和规则，既新式又老套。《语言技术》和《电词》是在台式电脑上迅速而自动生产出来的，在美术设计师背后，是路易斯一眨不眨的眼睛。这是电子出版风格的一次预演，它同时也是对旧时代的一次回眸。在那个时代，一个印刷工人也许会拖着他的印刷机来到广场，在人声汹涌的选举潮中，抛出自己的海报，对当权者发出声讨。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弱势力量也可以创造自己的杂志。　　　　　
　　由于最初定位于促销，所以《语言技术》并没想到拉广告。但路易斯一直认为，假如这本杂志可以赚钱，他的地位才可能更稳固。简的工作就是卖广告，但她从来没有收到过《语言技术》或《电词》的支票，这只是给她提供一个学习机会罢了。　　　　　
　　作为一本杂志的编辑，路易斯的才华和能量逐渐释放出来。简也乐于看到，他那古怪的脾气，现在被人们视为某种天才特质。杂志里的文章提到许多技术专家，路易斯从来不会把他们仅仅视作消息来源或吸引读者的有趣人物。这些人是他眼中的先锋，而且是一些秘密的先锋，因为他们不仅在一般人视野之外，而且他们的想法隐藏在大部分人感到畏惧的机器中。他们的言行方式、衣着风格、娱乐趣味，记者和大众读物作家都不感兴趣。在《语言技术》和《电词》中，路易斯希望突出这些新式精英的力量。　　　　　
　　这其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工程师并不关心什么世界命运、历史使命，那只能事后总结，他们的乐趣在于迎接技术挑战。除了聪明才智和影响力方面突出，这群人不太可能成为什么潮流先锋。但另一方面，路易斯的哲学也并非凭空捏造。15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特德·内尔森（Ted　Nelson）的开创性宣言——《电脑解放》（puter　Lib）发表于1974年。特德是一个发明家和雄辩家，他将计算机技术呈现为一种解放性社会力量。特德的口号包括“计算机权力归于人民”，“现在你能够并且必须理解计算机”。在13年的时间里，特德的小册子卖出了5万本，大多数读者是计算机人员，他们懂得并支持特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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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信念如同福祉（3）　　　　　　　
　　特德·内尔森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谁，他和他们关系密切。在一次简短的政治讨论中，特德引用一则民意测验数字说，纽约登记的自由党员中有50％是计算机专业人士。　　　　　
　　“持这种政治观点的人大多是独善其身的天才，他们在学校里感到窒息，不合时宜的蠢才把他们挡在了后面。”他写道，“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