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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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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说，同志们，权力会毁了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奉劝你们把党的机关干部，特别是那些头头脑脑，重新下放到工厂去开机器，这一劝告也是正确的。”
茨韦塔耶夫在座位上幸灾乐祸地叫喊：“对！让他们去闻闻汽油味，办公室都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啦。”
没有人答理他。大家都在等着，看杜巴瓦还会说些什么。
“我们再次声明，中央的政策将把国家引向毁灭。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要不了多久，财政和工业就会崩溃，农民就会给我们致命性的打击。除此而外，中央和你们这些支持中央的人在制造党的分裂……”
大厅里犹如爆炸了一颗手榴弹。暴风雨般的怒吼声向杜巴瓦直扑过去。愤怒的叫喊如同皮鞭抽打在杜巴瓦脸上：“可耻！”
“打倒分裂派！”
“不许血口喷人！”
喧闹声静止下来后，杜巴瓦结束了他的发言：“是的，说这些话，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我无非是讲讲真实情况。你们肯定会找我们算帐，我也无所畏惧，大不了再去当钳工。我在前线打过仗，没做孬种，现在你们也吓不倒我。”
他当胸捶了自己一拳，决定“拂袖而去”，临了，他高喊道：“十月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万岁！打倒机关老爷和官僚！”
杜巴瓦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下了讲台，这嘲笑声使他极为沮丧。如果大家气得暴跳如雷，他倒是会满意的。可是，现在却是讥笑他，就像讥笑一个唱歌走调砸了锅的演员一样。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执行主席说。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我不发言了。”
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的男低音：“我来说几句！”
杜巴瓦一听潘克拉托夫说话的声音，就知道了他现在的情绪。这个码头工人只有在受到什么人严重侮辱的时候，才用这种声音说话。杜巴瓦忧郁地看着这个身材高大、微微驼背的人快步走向主席台，心里感到沉重和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他想起昨天在索洛缅卡区和老朋友们聚会，大家都苦口婆心地劝他脱离反对派。当时同他在一起的有茨韦塔耶夫和什科连科。聚会的地点就在托卡列夫家里。在场的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亚、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他们说了很多希望恢复团结的话，杜巴瓦根本听不进去，始终一言不发。大家谈得正热烈，他和茨韦塔耶夫却扬长而去，表示不愿意承认错误。什科连科当时没有走，现在他又拒绝发言。“真是个没骨气的知识分子！
一定是让他们争取过去了。”杜巴瓦愤愤地想。在这场斗争中，他这样不顾一切，恣意妄为，已经使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他同扎尔基的多年友谊也破裂了，因为扎尔基在常委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他们的分歧更加严重，杜巴瓦就不跟扎尔基说话了。他有好几回看见扎尔基到他家来找他的妻子安娜。他和安娜结婚已经一年了，两个人各有各的房间。安娜不同意杜巴瓦的观点，他们的夫妻关系比较紧张，而且正在日益恶化，杜巴瓦认为，关系恶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扎尔基最近成了她的常客。这倒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因为他已经同扎尔基绝了交，可是安娜却仍然同扎尔基保持着友谊，所以十分恼火。后来他把这话对安娜说了，两个人大吵了一场，关系就越发紧张了。这次杜巴瓦离家，跟安娜连招呼也没有打，就到这里来了。
他的回忆被潘克拉托夫的声音所打断，潘克拉托夫开始发言了。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把这三个字说得清楚而有力。他走上了主席台，站在台口上。“同志们！我们进行激烈的辩论，今天是第九天了。各个支部通宵达旦地开会，我们看见了许多东西，也听到了许多东西。现在，城里的辩论已接近尾声。
我们这里的会议，再召开一次也要结束了。枝节问题我们放到一边去，它们无关大局。我想讲讲主要的东西。昨天我们讨论了中央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反对派的四十六个成员去年九月向中央递交了他们著名的声明，这个声明成了从工人反对派残余到民主集中派的一切敌对集团和派别的反党旗帜。这些形形式式的集团和派别是由托洛茨基和他的信徒们领导的。显然，杜巴瓦深入钻研过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党中央和多数派把国家引向毁灭，而他们则是被派来的救世主。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的发言不像是我们的战友，不像是革命战士，不像是和我们共同斗争的阶级弟兄。他们的发言是充满敌意的、嚣张的、恶毒的和诽谤性的。是的，同志们，是诽谤性的！他们把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党内专横制度的拥护者，说成是出卖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污蔑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士，也就是说，污蔑那些培育和锻炼了俄国共产党的人，那些在沙皇监牢里受尽了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同国际上的孟什维主义、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无情斗争的人。他们污蔑这些人，说这些人是党的官僚主义的化身，是一个大权独揽的、类似于‘党内贵族’的特殊阶层。除了敌人，谁还能说出这种话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分子该做些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揪哇，砸呀，斫哪。他们中有些人说走了嘴，泄漏了天机。尤列涅娃信里谈到了这一点。这场斗争表明，在我们的队伍中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随时准备破坏党的统一，践踏党的纪律，每当党遇到困难，他们就兴风作浪，瓦解党的组织。让我们来揭开反对派的真面目吧。
“难道党中央在决议里没有指出我们的某些组织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过多的集中？难道十二月五日没有作出关于工人民主权利的决定？都有过，而且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党内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剩下要做的，只是在统一的党的家庭内部进行讨论，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把事业推向前进。
“托洛茨基做了些什么呢？就在他投票赞成他完全同意的那个决议作出的第二天，他越过中央，直接向党员群众发出了他那份臭名昭著的声明。接着，党内所有的反对派便疯狂地向党中央开火。本来应该扎扎实实地讨论我们经济工作和党内生活中的问题，现在却打起了党内战争。托洛茨基企图把青年武装起来，把他们当枪使，反对老一辈革命家。他想破坏新老两代人牢不可破的团结。他和他的追随者竭力诽谤中央和革命老战士。党内多数同志对这种空前的、搞突然袭击的反党行径十分愤慨，向反对派展开了无情的全面反击。于是他们便污蔑我们压制他们。可谁相信这些鬼话呢？
“我们基辅现有的托派宣传鼓动家不下四十名。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哈尔科夫来的一大帮，还有两个来自彼得格勒。
这些人我们全都让他们讲话。我相信，不论到哪个支部，他们不会错过造谣中伤的机会，杜巴瓦、舒姆斯基，还有另外几个过去的干部都不属本地组织，按规定他们无权参加各区和市的代表会议，但是我们还是给他们发了代表证。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遭到多数人的尖锐的、毫不留情的谴责，那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请听听他们给别人起的那个污辱性的绰号‘机关老爷’吧。里面包含了多少仇恨！难道党和党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
他们对青年说：‘瞧那些机关，它们是你们的敌人，朝它们开火吧。’“这叫什么话？这种话只能出自颓废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口，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之口。
“请大家说说看，假如有人恰恰在部队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出来挑唆年轻的红军战士，叫他们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司令部，我们管这些人叫什么呢？
“又比方说，我今天当钳工，在托洛茨基看来，我还可以算是个‘好人’，要是我明天当上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是‘官僚’，成了‘机关老爷’了。这叫什么逻辑！
“你们是不是明白，托洛茨基派进行这种诽谤，会落个什么下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我们的各级党委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的司令部。我们把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派到那里去工作，并且决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他们的威望。”
潘克拉托夫喘了一口气，抬手擦去前额上的汗珠。
“反对派要求结派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党内不受拘束地结帮结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们要把我们的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这意味着，今天党作出一项决议，明天某一个团伙便可以要求废除这项决议。争论又随之而至。到那时候，我们全都成了一群糊涂虫。
“我们党是一个行动的党。既然作出了决议，所有党员都应该贯彻执行。只能如此。否则，我们不可能成为一支不可动摇的力量。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同意结派自由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反对派拢络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高校的青年。托洛茨基称他们是晴雨表，是党的基石。
可是我们这儿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党的基石是老一辈革命近卫军，是机床旁边的工人。
“反对派里有图夫塔、茨韦塔耶夫，还有阿法纳西耶夫这样一些人。图夫塔是因为官僚主义不久前被撤职的，茨韦塔耶夫那套‘民主’在索洛缅卡区是出了名的，阿法纳西耶夫则因为在波多拉区搞强迫命令和压制民主三次被省委撤销职务。反对派一方面起劲地叫喊争取民主，一方面又网罗这样一批人，同志们，这岂非咄咄怪事？
“固然，反对派里也有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可事实毕竟是：那些因为工作方法问题受过党批评处分的人，都纠合在一起向党进行斗争了。这是一幅什么情景呢？杜巴瓦、舒姆斯基带领被他们蒙蔽的工人打头阵，他们的侧翼则是昨天还是官僚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今天却在猛烈攻击官僚主义的图夫塔之流。谁能相信他们呢？
“托洛茨基成了反对派的旗帜。我们听到他们千万次地重复：‘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他是打败了反革命势力的胜利者’，‘他是党的最早的领袖’等等。
“他们逼得我们非谈这个问题不可，那我们就一劳永逸地把托洛茨基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彻底弄清楚。反对派讲到十月起义的时候，很少提到列宁同志的名字，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也不提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水兵、士兵更不在话下。他们只有一个人——托洛茨基。
“反对派企图以托洛茨基偷偷取代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列宁，取代我们的党，而托洛茨基是一九一七年才加入多数派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目的仍然没有变：为了派别斗争的利益，为了蒙蔽不了解我党历史的人，把这些人拉到他们一边去。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在所不惜。
“对反对派来说，在国内战争中，无论是列宁，还是党，还是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的千百万战士，都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个人——托洛茨基。这也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是亲身参加了斗争的见证人，我们知道谁是胜利的领袖。是党和党的领袖列宁，是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领导无产阶级战胜了敌人，是我们红军战斗员和指挥员战胜了敌人。这伟大的胜利是用劳动人民的儿女的鲜血换来的，而不是某个人取得的。”潘克拉托夫的话声调高昂，铿锵有力，他讲到这里，暂停了一下。
全场对他的这些话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是奔腾的洪流，汹涌澎湃，来势迅猛，仿佛正在吞没堤岸。
杜巴瓦不止一次听到这洪流的咆哮。这些日子他参加支部会和区代表会议，总是被这洪流席卷而去。他领教过它的威力。过去，当他和大家并肩前进的时候，他的心、他的身子曾经是这不可阻挡的洪流中的一滴。如今他和他的一小撮同党却逆潮流而动，过去引起他内心共鸣的东西，如今向他猛扑过来，把他扔到了浅滩上。潘克拉托夫讲的话，每个字都在他心里引起病态的反响。他真恨不得这样讲话的是他杜巴瓦，而不是这个从第聂伯河畔来的码头工人。瞧他那么结实，表里都是一块整料，不是他杜巴瓦那种裂成两半的、正在失去立足之地的货色。潘克拉托夫又在接着说下去：“至于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东西，还是让老布尔什维克们来介绍吧。年轻人对此知之不多。现在既然用他的名字同党对抗，那我们就必须了解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了解他是怎样反复无常，经常从一个营垒跳到另一个营垒的。党应该了解，是谁把各个少数派纠集在一起，组织八月联盟来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些事都要写成书印出来。托洛茨基既然成为分裂的组织者，我们就要摘下他的桂冠，还他以昨日的和今日的本来面目。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斗争表现不错，所以党委他以重任。党为他树立了威望，对他高度信任。如果说这个人曾经是个英雄，那也是在他同我们步伐一致的时候。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不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他摇摇摆摆地总是走曲线，无论是布列斯特和约谈判，还是有关职工会的争论，或者这次向党发动空前规模的进攻，都是如此。
“同反对派的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使青年们在思想上更加坚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在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反对派里那些患有歇斯底里恐慌症的先生们预言，明天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定要破产。我们的未来会证明这种预言究竟有多大价值。
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同志，比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同志，派去看车床，而让杜巴瓦这样的把反党活动当做英雄行为的失灵的晴雨表占据老同志的岗位。不行，同志们，我们不能这样做。老布尔什维克是要有人接班的，但是，绝不能让一有风吹草动就向党的路线猖狂进攻的人来接替他们。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老一代和青年一代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他们是一个整体，如同人的肌体一样。
正是在团结中才体现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坚定性。同志们，前进，迎着困难，迈向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列宁的旗帜下，同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全场向他热烈鼓掌。会场上许多人站了起来。自发地唱起了无产阶级庄严的国际歌。
第二天，图夫塔那里聚集了十来个人。杜巴瓦说：“我跟什科连科今天就动身回哈尔科夫去。我们在这儿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你们尽量不要散伙。咱们只有等待时局发生变化了。很明显，全俄党代表会议一定会批判咱们，不过，我认为，还不至于马上采取迫害行动。多数派决定在工作中再考验考验咱们。现在，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再搞公开斗争，就会被开除出党，这可不合咱们的行动计划。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难以预料。就这样吧，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杜巴瓦站起来要走。
细身材、薄嘴唇的斯塔罗韦罗夫也站了起来，咬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德米特里，我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大会的决议咱们不一定服从？”
茨韦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形式上还得服从，要不，你就别想要党证了。咱们看看刮什么风再说，现在散会吧。”
图夫塔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一下。什科连科愁眉不展，脸色苍白，因为老是失眠，眼圈发黑。他一直靠窗坐着，苦苦地啃着指甲。一听茨韦塔耶夫最后这几句话，他突然把手放下，朝在场的人转过身来。
“我反对来这一套。”他生气地粗声说。“我个人认为，大会的决议我们必须服从。我们已经申述了自己的观点，大会的决议我们应该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他。
“我也是这个意思。”他咬嘴咬舌地说。
杜巴瓦狠狠地盯住什科连科，咬着牙，非常露骨地挖苦他说：“悉听尊便，根本没人管你。你还有机会到省党代会上去‘忏悔’呢。”
什科连科跳了起来。
“你这是什么话，德米特里，老实说，你这话只能让人反感，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把手往外一挥，对他说：“你只能走这条路了。快认罪去吧，现在还不晚。”
杜巴瓦同图夫塔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他走后，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接着也走了。
一九二四年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来到了。整个一月份，冰雪覆盖着祖国大地，天气异常寒冷，月中又刮起暴风，大雪下个不停。
西南的铁路线全被大雪封住了。人们和这无情的天灾展开了斗争。除雪车的螺旋转子钻进高大的雪堆，为火车开路。
因为天冷风大，结上冰的电报线断了不少，十二条线路只有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线还畅通无阻。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一边抄录，一边想：“大概又是清除积雪的通知。”外面狂风呼啸，卷起团团白雪，向玻璃窗上打来。老报务员觉得好像有人在敲窗户。他转过头去，不由得欣赏起玻璃窗上那美丽的霜花来。霜花的图案有枝有叶，精巧别致，是任何巧手都刻不出来的。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Ｈ”，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Ｈ”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Ｈ”。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ＥＨXＨ”（“列宁”）。
机器还在啪嗒啪嗒地响着。老报务员刚才偶然碰到的那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又看了一遍最后那两个字：“列宁”。怎么？……列宁？……他把电报纸拿远一些，看着电报的全文，瞪大眼睛看了好一会儿，于是，他干这一行三十二年以来，第一次不相信自己亲手抄的电文了。
他把电文反复看了三次，看来看去还是那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从座上跳了起来，抓起卷曲着的纸条，两眼紧紧盯着它。他不敢相信的消息还是被这段两米长的纸条证实了！他把煞白的脸转向两个女同事。她们听到了他的惊叫：“列宁逝世了！”
这个惊人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溜出了报务室，像狂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车站，冲到暴风雪里，在铁路线和交叉点上旋绕着，又随着一股寒冷的气流钻进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里。
机车库里的一号修车地沟上停着一台机车，小修队的工人正在修理它。波利托夫斯基老头亲自下到地沟里，钻到自己这台机车的肚子底下，把有毛病的地方指给钳工们看。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正在把压弯了的炉条锤平。勃鲁扎克钳住炉箅子，放在砧子上，阿尔焦姆一锤一锤地锤打着。
勃鲁扎克这几年老多了。他经历过的一切在他额上刻下了很深的皱纹，两鬓白了，背也驼了，一双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流露出一副忧伤的神情。
机车库的门半开着，射进一线光亮，一个人从外面跑了进来，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清这个人是谁。铁锤敲打的声音淹没了他的第一声叫喊。但是，当他跑到在机车旁边干活的人们跟前时，阿尔焦姆举起的锤子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锤子慢慢地从阿尔焦姆肩上滑下来，他轻轻地把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焦姆听到来人报告的这个惊人消息，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抓住了他的皮外套。
那个人满身是雪，大口喘着气，用低沉而又悲痛的声音重复了一遍：“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因为这回他没有叫喊，阿尔焦姆才听明白这个可怕的消息，同时也看清了那个人的脸，原来是党组织的书记。
工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地听着这个名闻世界的人逝世的消息。
大门旁边，有一台机车吼叫起来，大家都打了一个寒战。
接着，车站尽头的一台机车也吼叫起来，随后又是一台……
发电厂的汽笛也应和着机车那强有力的、充满不安的吼声，像炮弹飞啸一样发出了尖叫。一列客车正准备开往基辅，它那快速、漂亮的Ｃ型机车敲响了铜钟，清脆响亮的钟声盖过了其他声音。
在舍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司机弄清了鸣笛的原因，又细听了一会儿，然后，也缓缓地举起手，抓住小链子，拉开了汽笛的阀门。这倒把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以后他再也不能开车了，但是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链子。机车的吼叫声，吓得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们慌张地从柔软的沙发上跳了起来。
机车库里的人越聚越多。人们从各个门里走进来。当机车库已经挤满了人的时候，在哀痛而肃静的气氛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讲话的是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我们党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位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教育她同敌人进行毫不妥协斗争的人跟我们永别了……党和阶级的领袖的逝世应该是一种召唤，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加入我们的队伍……”
奏起了哀乐。几百个人都脱下了帽子。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的阿尔焦姆突然感到喉咙哽住了，宽厚有力的肩膀也颤抖起来。
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似乎要被参加会议的人群挤倒了。外面是刺骨的严寒，门旁的两棵云杉覆盖着冰雪，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炉子烧得呼呼直响，六百个人聚集在这里，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往常的嘈杂声、说笑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子喑哑了。谈话的声音都很低。几百双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聚集在这里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水手，他们那位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狂风巨浪卷走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矮壮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轻轻摇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这已经够了。大厅里渐渐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压抑。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他宣布了一件事，这种事在追悼会上宣布是很少见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感到惊奇。他说：“三十七位工人同志署名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大会予以讨论。”接着，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挨个往下念，每念一个就停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西罗坚科继续往下念，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始终同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都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像叫化子，两腿一伸了事。说实在的，革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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