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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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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富人并不都是值得羡慕的对象，有数据表示，财富与幸福和快乐并不成绝对的正比。从终极目标上讲，人们羡慕的是快乐和幸福的人，而不是绝对的有钱人。王石作为富人，对自己的财富选择了最快乐的处理方式。他不缺钱，同时又很快乐，这是王石显得最时尚的地方。
王石的朋友秦朔曾经和他聊到如今房地产行业里很多做策划的人，赚了不少的钱，问王石有没有想过也去尝试一下，王石说：“我退休后还愁这个？既然你是一棵摇钱树，就没必要为自己将来的财务发愁。”在财富观上，王石把自己定位成摇钱树，而不是一个守财奴。他曾经可以做一个地道的老板，可以把万科变成王氏企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做了一个高级打工者。这是王石的潇洒，也是他的聪明。在这种前提下，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在于他的个人价值，而不是财富的累积量。做一个地主时尚还是做一个才子时尚？答案不言而喻。
对于王石的“有闲”，大概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如果不是有闲，他大概也不会有时尚人物这个头衔。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爱好总是伴随着时间耗费的奢侈成本，换另一个企业家，断然不敢有这样的洒脱。但王石的有闲，不是做了寓公，也不是待在办公室发呆。他的“有闲”，是一种主动性甚强的“有闲”。我不妨列一份某年某月王石的行程表：
1日，办公室上班；
2日，10：45从深圳赴香港与华润高层会晤；晚上从香港飞新西兰奥克兰；
3日～7日，新西兰商旅；
8日，10：05从奥克兰飞香港；晚抵香港；
9日，中城联盟万科人力资源开放日开班讲话；
10日，9：30从深圳飞北京；下午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晚上赴北大出席教师节活动；
11日，10：40从北京飞郑州；当天从郑州乘车赴林县；
12日～13日，林县飞伞；13日返回郑州；
14日，从郑州乘车赴西安；拜会陕西省有关领导；
15日，9：00从西安飞沈阳；下午乘机赴平壤；
16～18日，北朝鲜考察；
18日，下午抵达沈阳；当天返回深圳；
20日，上午出席公司欢乐足球赛和足球联赛；晚上出席集团深圳庆祝活动；
21日，上午9：30从深圳飞北京；下午接受《金融时报》专访；
22日，上午接受《时尚》、《东方卫视》专访；下午出席公司媒体新闻发布会；晚上出席企业家庆典中国会晚宴；
23日，出席公司北京庆典论坛及晚宴；
24日，上午10：10乘机赴巴黎，进行为期15日的法国、北欧考察活动。
稍微总结一下能够看得出来，王石并没有闲着，但他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时间的确屈指可数，没有一副为企业鞠躬尽瘁的模样，他更多是在做一些外围的工作：采访、接见客人、出席各类活动。而且在这些密集的安排中，他仍然要抽出一天去飞伞，显得很放松。
但万科又的确是在良性地运作着，股票节节飙升。王石说自己现在几乎一年只有1/3的时间在深圳，但每次回去，坐到自己的办公椅里，面对企业的大小事务，决然不会有一点陌生感。王石的“有闲”，是一种放风筝式的悠闲状态，是一个企业家收放自如的良好弹性。王石在企业具体事务的“有闲”，为他个人爱好的“不闲”提供了最大的时间和空间。但一直有人对他这么有闲报以怀疑，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含辛茹苦、奉献，工作时间最大限度地超过8小时，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企业家最好的诠释。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讲求的正是以量求胜。王石的做法，恰好逆习惯而行，所以不断有人认为他的“闲”要么是大权旁落，要么是万科股份结构松散，没有极权大股东的压力或者根本是王石个人股份太低而没有太大压力所致。王石对这种问题向来嗤之以鼻：“真是荒唐。如果我像那些在公司有50％或者以上股权的人，我会玩得更爽。只有那些死待在公司，公司还做不好的人，才会说这种话，因为他们水平不够。我认为我对公司最负责的就是自己玩得好，公司也做得好。这就是水平，绝对与股票多少没有关系。企业家绝对不能把结果当成了手段，结果当然是‘把企业搞好’，可是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了手段，把搞好企业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生活目标，所以工作就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也有说法认为王石这么“闲”是没有责任心的表现，对公司股东不负责，对家庭不负责。王石回答得很无奈：“只有中国记者不断质问我，你攀登珠峰是不是对股东不负责？中国有一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那岂止对股东不负责，对父母、老婆、孩子、朋友都不负责。你们看我像不负责的人吗？其实大家都错了，‘父母在，不远游’后面还有一句：‘游者必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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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时尚（3）
工作不是“游者有方”的王石的全部生活，他这么想也这么做到了，这几乎是所有打工一族的梦想。工作如果是一个人的全部，注定了他（她）生活的匆忙而没有质量，只有辛劳生活，没有品质生活。王石对时尚生活的贡献，是他以自身的例子提供了一个范例，起码，是提供了一个目标：工作从无闲到有闲，给生活留出其他内容的空间。
也许应该说说王石的办公室。王石的办公室显得比一般的办公室要凌乱一些，大概是东西太多太杂，工作人员也无法清理整齐。王石的一些户外用品摊摆在地上，办公桌上除了电脑、书，还有摄影包，林林总总，如果每一样东西每天可以占用王石1～2小时的时间，那么他真的整天都可以很充实。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书，大凡企业家办公室的书架，要么是管理书籍，要么干脆是些文件夹，王石的书架上更多的是一些小说和随笔类的书，乍眼一看，以为是某家庭或某文学爱好者的书籍摆放处。王石曾经在网上列出自己的购书清单：（1）《中日居住文化》；（2）《房龙讲述地理的故事》；（3）《城市经济学》；（4）《建筑的故事》；（5）《支持型经济》；（6）《社会学与人类学》；（7）《现代社会学伦理》；（8）《风险社会》；（9）《世界风险社会》；（10）《美国同情心的悲剧》；（11）《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12）《破坏性的一代》；（13）《权利的成本》；（14）《控诉帝国》；（15）《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16）《死亡文化史》；（17）《郑和研究百年论文》；（18）《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这是2004年8月王石在北京万圣书园的购买记录，在这些书中，他首先选择看了《中日居住文化》、《风险社会》、《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和《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然后他推荐别人看的是《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
有一年，他与深圳的一群媒体老总到法国考察，那是一次几乎等同于休闲旅游的所谓考察，大家心情放松，尽情享受欧洲的阳光，一路聊着天。那种状态对王石来说是最放松的，和一群自己行业外的人在一起，可以天南地北地聊天，可以不过大脑地说笑。那次王石说了很多话，他和同行的人尽情地说自己以前看过的外国文学，列出长串的书目，媒体的人都很惊诧，一个浸泡在商业圈里的人怎么可能读过那么多的书？而且是极为文学性的书，没有一种浪漫的心境，没有一种文艺的心思，是没有耐心把那些书读完的。王石告诉他们，这些书都是在很年少的时候就看了。
后来经王石的推荐，大家一起去了科西嘉岛，这是王石很心仪的一个岛。他告诉同行的人，因为这是拿破仑的故乡，拿破仑是王石很欣赏的一个历史人物；而更重要的是，梅里美笔下的高龙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王石告诉他们，“那个故事写得真好啊，读起来像潺潺的溪水。”
我问王石：“把一种阅读的感觉比喻成潺潺溪水，你不觉得你还是很有文艺青年的小情怀？”
他说：“一点点吧。”
2000年，美国人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曾经定位一类人为BOBOS（波波族）：高学历背景，激进的实验精神，反叛传统，“认真地玩乐”，以及最核心的素质——运用知识将创意和热情转化为产品。波波族的一个“BO”是布尔乔亚，另一个“BO”是波希米亚，布鲁克斯描述的BOBOS喝卡布其诺，衣着轻松，驾驶SUR越野车，喜欢去人迹罕至的地方进行充满内涵的苦难旅行，读亚里士多德，管理着公司。钱也许是工作的副产品，可以讲黄色笑话，但绝不能说种族笑话。——这显然是王石的写照。2003年，当BOBOS概念进入中国时，媒体对应美国著名的波波族——甲骨文公司的总裁，美洲杯帆船赛冠军拉里·埃里森，将王石称为中国最典型的波波族。王石与拉里·埃里森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掌管一家著名大公司，个人生活超乎想象地丰富多彩。大卫·布鲁克斯在《天堂里的波波族》里写道：“一个成功的咖啡馆老板得到的尊敬，要超过拥有6个大超市的商业巨头。”——王石显然深谙此道，在文化内涵的丰富和金钱累积的单薄之间，他要的是前者的综合价值。
用一个概念去定位一群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牵强，王石个人经历自有西方作者难以概括到的成分。对于中国人而言，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都缺乏历史的渊源和生存的土壤，但正因为这一点，王石的突破就显得更有价值。
王石从不理会什么波波族的划分，他给自己的贴牌是“中产阶级”。王石的定义是：专业上是社会的主干力量，物质上基本满足，生活安定，然后在此基础上追求愉悦身心的爱好，诸如读书、体育等。
王石到深圳后拿到的第一笔工资用来买了一台比较昂贵的照相机。这是他等待了多年的一样物品，当时他犹豫了一下，是买洗衣机还是相机？前者他也很需要，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相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前前后后买了很多相机，技术参数上也越来越专业化。同样的例子在他青年时也有过，当年从部队复员，领到了100多元复员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时髦青年王石就拿着这笔巨款去买了一台照相机和一个放大器，全数花光。父母亲知道后，咬牙心疼了半天，甚至觉得儿子是不是在部队憋坏了。
《王石这个人》：时尚（4）
如今在王石的个人论坛上，但凡他上传自己的游记时，一定是照片比文字多。所以万科的公关部决定2006年给王石举办一个个人影展，“不然那么多好照片真的是浪费了。”
在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这三个概念里，王石把自己归为哪一类？他思考良久的答案是“三者兼而有之”，但如果一定要他选，他会选择理想主义者。
王石一定觉得仅仅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够的，当他面对工作的点滴细节时，他必须拿出现实主义者的手段和头脑，因为企业“不是那么好做的”。但当他面对自己的生活，他又情不自禁释放出几分浪漫主义的情怀，毕竟王石是一个从比较顺利的环境下走过来的人，他还 没有到为了生存和发展让自己的内心完全坚硬起来的地步，在他的心境里，依然有着很温暖和柔软的部分。
如果非要拿时尚和传统作为对立面的话，王石会坚定地告诉你：我是个传统的人。
1999年在采访他的时候，我曾问及他对婚姻的看法，他的回答很简洁：“我非常传统，我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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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朋友（1）
多少个夜晚
我听到大海的轻涛细浪
拍打柔和的海滩，
抒出了一阵阵温情的软声款语。
仿佛从消逝的岁月里
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掠过我的记忆的脑海
发出袅袅不断的回音。
……
——节选自《海涛》 （意大利 夸西莫多）
王石有一个朋友，和王石一起登了不少雪山，也许因为年岁相当，聊起天也很投缘，虽然很少见面，但很多公众场合一见面，都有相逢一笑的感觉：“就知道你在这里！”不过两人见面最多的时候还是在登雪山过程中，两个人在登山过程中互相打气，在登顶后一起庆祝狂欢，交情自是简单而深厚。一次山友们组织探险活动，活动费用要求很高：20万。王石和其他队员的费用属于企业赞助部分，但这个朋友不是常规的队员，必须自己承担所有费用。碰巧这个朋友那阶段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算一算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打算放弃了，但实在是一次难逢的机会，又心有不甘。过了几天，王石告诉他：“我叫了几个朋友，凑了15万，要不你自己出个5万？”——这个朋友后来只用两个字总结了他的感想：“仗义。”
有人评价王石：第一次见到的他是什么样的感觉，无论事隔多年，再见依然是什么样的感觉。
王石的不变与恒定，注定了他的朋友只可能是小范围的，但一定是长久的。他和香港的刘元申、广州的曾昭科长达20多年的友谊，让他觉得是人生的幸事，直到今天，这两个大他许多的挚友依然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交一如当年。王石曾经说，年轻的时候自己交的朋友都是比自己大的，到自己年纪也大了，交的朋友却越来越小了。但共同的就是朋友跟自己的相处都远离了商业环境里的硝烟，这是他最享受的一点。
万捷就是年纪比王石小的朋友。万捷认识王石的时候23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从北京印刷学院毕业分配到深圳一家中日合资的印刷厂工作。万科当年和香港一家公司一起投资了一家电分厂，电分是印刷过程里很重要的环节，当时的这家电分厂在深圳已经做得很大，但电分的专业人才当时很少，王石就想把万捷从中日合资的厂子里挖过来。万捷拒绝了，他对王石说，自己所在的工厂里厂长、很多技术员都是日本人，他们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他希望把这些技术学到手；就算现在到了王石的厂，也要面临日本人的竞争，那自己在市场必败无疑，这样也辜负了王石的美意。王石听了万捷的话，当即也就同意了他的想法。
虽然以前就在一些公共场合认识了，但正式的接触这还是第一次 ，这第一次的正式交往，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王石的眼里，和万捷一批的人，都流于浮躁，要么进了政府，要么去了广告公司，都急着为自己划一块地盘。以万捷的能干，完全可以拉出一摊自己的业务，但他选择了实干和踏实的作风，在王石眼里，这是一个年轻人最难能可贵的品质。而万捷对王石也是满怀欣赏，对于一个在深圳的改革大潮里沉浮的年轻人，眼中的 企业风起云涌，花开花落，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激励。万科企业的作风，万科的管理，在万捷看来，是深圳企业群里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他当时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自己所在印刷厂的总经理岩井，这是一个特别严于律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人，他一共带了万捷7年，感情深厚；而另一个人就是王石，他把王石当成了自己学习的榜样。
过了好几年，王石对万捷说：“你不用过来了，你应该自己出来做自己的公司，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王石是真心觉得万捷是个可以独创江山的人才，把这样的人才招揽旗下虽然好，却也着实浪费了一个英才。
1995年，万捷果然自己做了公司，就是今天著名的雅昌印刷的前身。万捷一展所长，将自己的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很快在深圳成了小有名气的企业。这个时候 ，王石又动了和万捷合作的念头，也许总有一种英雄相惜的心态，怎么都希望有一次合作；也许真的是当时业务的需要，反正王石就找到万捷，希望自己的印刷厂和万捷的雅昌印刷厂合并，双方各作价一半，各占50％的股份。万捷再次拒绝了王石，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双方照旧合并，但雅昌占90％股份，万科只占10％。
这简直和王石的方案有天壤之别！但王石听了万捷的想法，竟蓦然有一丝兴奋，万捷的聪明让他在一瞬间超越了生意场的得失感，他觉得自己真是没有看错万捷：“小子在行！”但他转念就有些气愤：“小子，你抓住我的弱点，你太狠了吧？”王石是个明白人，他很明白自己的印刷厂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和万捷合作其实是变相挽救一下这家印刷厂的命运，提出5﹕5的股份比例，当然是他的侥幸心理，从商场变数来说，也是他的胆识和手段。但万捷在行业里潜心多年，多少也能揣摩王石的心理，更何况对于行业的状况，他心里明镜似的，王石的印刷厂正日薄西山，而自己正朝晖兴隆，节节高升之时，所以他也有足够的胆量提出9﹕1的股份比例。
王石答应了，虽然觉得有点难受，毕竟他赢惯了，这么委屈接受一个方案，虽然从生意原则上说没任何问题，却让他自尊心难受。但合作终究还是没有做成，因为王石的厂是合资厂，香港的股东死活不愿意把厂卖给万捷，因为香港方在广州、珠海等地都投资有印刷厂，万捷是他们最大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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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朋友（2）
王石对万捷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万捷，这事别弄了，香港方的人太操蛋了！”
从此两人的关系就比较冷了，毕竟热闹了很久的事，最终却没有谈成，彼此的心里都有些别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各自公司的事情本来就繁杂，两人几乎就没什么来往。
直到1998年，万捷因为公司的事操劳过度，生病住了医院。王石那时正准备出发去登山，听说万捷住院，王石自己去了医院看望他。万捷很意外，他和王石已经很久没见面了，中间又隔着那层不愉快，他没想到王石会到医院看自己。
两人在病房里不经意地聊着天。王石告诉万捷自己要去登山了，那时王石刚开始登山。万捷很吃惊，说：“那不是很危险吗？为什么要去从事这样的运动？”王石笑了，说：“我不登就不危险了吗？人过马路时还有可能被车撞到呢，到公园还有可能碰到打劫的给一刀呢。”王石有些调侃地说，万捷乐了。一笑泯恩仇，以前的事就这么过去了。王石临走时告诉万捷，自己登山，是希望挑战自己，希望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身体，给自己的生活一个平衡。“万捷，多想想事业的目的是什么，你才多大年纪就生这么重的病，还不得不住院。多注意自己身体！”
万捷后来告诉王石，自己对那次医院的见面，一直记得很深。万捷的雅昌现在已经发展成全国一流的印刷企业，王石一直很得意自己当时对万捷的慧眼，他说：“你看万捷，现在做许多艺术家的印刷业务，和画家和摄影师打交道，没有艺术涵养是做不来这个工作的。他当时精益求精的态度，我就知道，万捷终成大器！”
我曾经采访一位企业家，一家烟草生产厂的总经理，他感慨自己其实早就没朋友了，人坐高位，视野宽了，却离人群越来越远，正常朋友间的人际交往早就消失殆尽。他很感怀：以前和朋友喝喝酒，串个门，为孩子的事互相拍拍肩的感觉早就没了，以前周围都是朋友，现在周围都是手下、是合作伙伴，脸上都写了“工作”两字。特别是同行之间，更是没有任何交道，大家都穿了戒备的战衣，很难敞开心扉。
我曾经很赞同这个企业家说的话，人到高处，内心的孤独总是难以排遣，特别是当生活和工作完全合二为一的时候，工作的棱角总是伤害到生活的圆润，朋友自然就少了。而王石却很幸运，他有棱有角，性格分明，却依然在同行业里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个是李星，一个是冯仑。
李星被王石形容成一个偶像级的人，武生型的英俊长相，幽默，有才华，阳光地赚着钱，每到一个地方都受人欢迎。在安逸之都成都做着房地产，成功而悠闲。
李星和万捷一样，都比王石小十来岁，但两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万捷有着自己坚定的想法，而且想定了一个方向绝不回头；李星就随和很多，在沟通上是一个更容易的人。当年他曾经热衷炒股票，王石朝他泼冷水：“炒股票啊？不就靠运气吗？谁能保证运气能长久啊？你看着吧，炒完股票就该炒房地产了，炒完房地产就该炒期货了，炒完期货就该炒古玩了。”
往后几年的风潮印证了王石这看似随口的一句话，李星对王石真是欣赏得不行，他开玩笑说：“幸好听你的了，你看四五年前买的字画，现在不知道涨了多少呢。”
李星是经自己手下的介绍认识王石的，这个手下也在万科工作过，王石对自己以前的手下的原则是“不拒绝正当的要求”，所以当手下告诉他现在的老板李星想见他，王石立即就答应了。甫一见面，王石就感觉到了李星的有趣，李星和王石一样，都做过军人，而且亲身经历过中越反击战，碰巧王石对中国近代战争和现代战争很感兴趣，比如中越边境战争、朝鲜战争等。他特别希望能接触到参加过这些战争的军人，听他们说自己的经历感受，碰巧李星又是这么一个风趣健谈的人，王石如遇知音。
当时民营企业都流行避税，李星和王石探讨过这个问题。王石给李星说了自己的看法：“要交税。你要是为了避税，每年为了搞掂税管员，伺候他的钱都不是小数。再则，税局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换了，上面还有林林总总的官员，你不但要上供钱，还得有精力陪他们，吃、喝，陪出国。可是，如果你交税的话，区里会保护你，谁要找你麻烦，就得砸了区长的饭碗。”
李星现在就是成都的纳税大户。王石觉得自己很乐意给这样的小兄弟一些自己的经验，他是从一些曲折的路走过来的，明白有一个人的指点和盲目地去闯是多么的不同。
其实李星和王石在情趣方面大不相同，王石比较喜欢洋派的东西，而李星喜欢古玩，喜欢字画，骨子里是个传统老派的人；王石严肃，不苟言笑，李星到哪儿都笑声一片，随和亲切；王石乐意吃西餐，出国一定不肯吃中餐，李星则嗜辣，一旦出国简直是煎熬，非吃中餐不可。即便是这么的不一样，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也不妨碍王石每次到成都，一定首先拉上李星吃一顿。
有些朋友就是这样，即便不常见面，但相见后却没有陌生感。王石和李星是这样，和冯仑也是这样。
冯仑是王石的好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的那句“学习万科好榜样”被媒体广为引用。在行业的聚会上，见到王石的同时就有可能见到冯仑，见到冯仑的同时就有可能见到王石。王石说，他和冯仑还有河南建业的胡葆森，是地产界的“三剑客”，王石说这话的时候，表情里没有任何要谦虚的意思。
《王石这个人》：朋友（3）
冯仑与王石的见面很有戏剧色彩。1993年，万科已经很有名气，经历了1988年的股份制改造，万科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里面，是一匹年轻的骏马。冯仑带着自己的三个合伙人，其中有今天在商场同样名声显赫的潘石屹，一起拜访了王石，说是要取经。王石说那段时间正是他最忙的时候，于是安排了1个小时和来自海南的这四个年轻合伙人见面。
仅有的1小时，冯仑滔滔不绝地说了50分钟，按照王石的回忆，冯仑的讲话大致如下：第一，“秀才造船三年不成”，我们一帮秀才到了海南创业，成功了，赚了2000万，这个数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是小数字；第二，我们赚钱是证明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并不爱钱，所以我们四个人不分家，各25％，分钱不分家；第三，我们现在碰到了历史上很好的机会，我们要像酵母菌一样在全国膨胀起来；第四，和万科合作，因为万科有知名度，咱们如果联合起来，将会很有意义。
冯仑是学者出身，原本是研究所的研究员，搞体制改革的研究，对社会学、政治学都很精通，后来和潘石屹等人一起下海经商。冯仑早年在牟其中身边工作，王石对冯仑的第一印象是“身上有牟其中的影子”，就是有创意，有胆识，天马行空。
待冯仑洋洋洒洒把话说完，王石看了看表说：“不好意思，只有10分钟了。那，我说两句？”——轮到王石洋洋洒洒了，王石用10分钟说了几点：第一，赚钱而不爱钱是圣人，我相信你冯仑是圣人，但是你不能要求万科的人都是圣人。一般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要求是圣人，只能要求是君子。从君子的角度，财产不分人与人之间就有问题，必须要先进行产权界定，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明明大家都想要钱，完了还要说大家不爱钱，不要说君子成不了，还是小人。什么是小人？不爱钱却偷钱，这是小人。所以一定要产权界定清楚，不要你我不分，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建议；第二，要像酵母经营一样发酵开来的话，其实很难和万科合作。万科正在搞减法，和万科合作先要弄清楚你是做什么的，万科只往房地产的专业化方向发展；第三，做企业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没有什么捷径，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没有什么酵母式的经营。
这是王石和冯仑的第一次见面，很有意思。王石本来准备摆一下矜持，但在冯仑的滔滔刺激下，居然也在10分钟内把自己的想法倾泻而出。这样的场面很像夫子们坐而论道，语言是彼此交锋的最有效工具。事实上，冯仑和王石都属于善于表达自己的人，两人相遇，必然精彩。
王石今天回忆起当年的这一段，颇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些让他很提神的瞬间即便只是在回忆中依然有闪光的地方，所以他有些逗趣地说：“唉，10来年前，还是不够圆滑，一下就把人家给挡回去了。”他觉得自己有什么说什么的性格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可实在没办法，他改不了，也没打算改。
第一次见面后，冯仑就没了音信，和王石也没再联系了。王石觉得是自己生硬的话把冯仑一众人给得罪了。然后两人互相都有些淡忘了，毕竟商旅生涯忙碌而烦琐，人的记忆却总是有限。
3年后的一天，王石的电话响了：“王石吗？我是冯仑。”王石很吃惊：“冯仑啊，你在哪里？”冯仑说：“我在北京。”冯仑接着说：“你在哪里？公司有些事情想请教你，我过来拜访一下你吧。”王石想都没想：“我飞过来！”——王石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他把自己的热情归结为是虚荣心的关系。事隔多年，冯仑再次找上门，王石觉得自己很受重视，而且几年的时间证明当年对冯仑说的话发生了作用，如此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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